（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首先我們要了解不是渭北及全陝的革命形勢於我們不利，相反的革命危機的增長，群眾各種鬥爭廣泛的爆發，正是給我們的黨一個警覺，需要黨用布爾什維克的正確路線及工作精神去領導，來開展陝西的游擊運動，創造陝西新蘇區。但是，陝西的黨在執行開展渭北的游擊運動和創造渭北新蘇區的任務中，把敵人對於革命的壓迫圍剿，渭北的赤色區域完全忽視了，沒有把這一任務很注意的提到陝西全黨的面前。
渭北的特委也在這樣的精神之下，忽視了這一任務，同時又執行了右傾和左傾的路線，使得渭北革命運動受了嚴重的打擊。特委第一是對於創造蘇區的不了解，認為敵人進攻三原赤色區域是十分危險的事，所以便沒有有計劃的應付和衝破敵人圍剿的具體工作計劃和佈置，沒有把這一嚴重形勢，積極地提到渭北全黨以及工農勞苦群眾面前。
特委第二個［不］了解，認為在三原武字區徹底的解決了土地問題，便是衝破了敵人的圍剿，所以便形成了保守觀念，並沒有註意到再正確的解決了武字區的土地問題，敵人還是要從勞苦群眾手里奪的，不了解我們要保持武字區的土地革命的勝利只有更積極的去領導廣大群眾鬥爭，開展游擊運動之下才能完成。因此特委便［把］耀縣群眾的分糧領導忽視了，富平的交農運動放棄了，幾個城市工作都［很］［不］積極去建立，甚至於三原武字區周圍的工作都放鬆了。
特委第三個對於游擊運動的不了解，把游擊運動不能廣泛的開展，反而將游擊隊縮小到武字區內地來保護武字區。
在這幾個不了解的當中，我再來報告特委在執行開展渭北游擊運動創造渭北新蘇區下面做了些什麼工作。
特委在一個多月的當中，沒有到外縣去過，都是集中到武字區的，所以武字區不管黨的問題，群眾的問題，特委都是全體而且親自出馬的，即就一枝槍或者［一］粒子彈都要去管的，群眾開會特委也是去講演的，完全放棄了特委在政治上的集中領導，完全取消了三原縣委的作用。特委對這一問題也討論過，但是只是討論而已。在這裡我同汪烈同志爭鬥過，我提出的意見是特委完全成了雜務主任，武字區大小問題都影響得特委手忙腳亂，把一切政治領導都放棄了，這是工作上很大的損失。特委應當把秘書處和軍委建立到武字區，其他的機關建立在富平地方，這樣才能使特委冷靜的集中的執行他的領導作用。汪同志當時反對我的意見，特委工作不集中不是搬不搬而是特委本身領導的問題，為了集中領導武字區，一定不能移動的問題，最後我取消我的意見。
自渭北擴大會過後，特委沒有召集過全體執行委員會，只是開了幾次常委會。蒲城沒去過，富平沒去過，耀州也沒去過，所以對其他各地的工作我完全不了解。我記得蒲城來過一次人，富平祝三同志來過一次。我當時提出巡視的問題，傑夫同誌等十月革命紀念後再去。在一月當中特委對各地的工作完全是不清楚，最不好［的是］對耀縣一個消息也沒有。
我參加特委常委只開了一次常委會，後來汪烈同志自西安來參加了常委，我便擔任一個執委，特委書記是傑夫，組織是口口，軍事是汪烈，宣傳我還是不知道。
特委在這時期的工作中，沒有很好的分工，所以各科的工作都沒建立起來，每天最忙的是常委幾個同志，其他派來的人，大部分都沒有一定的工作，都是很閒的。
一月來特委積極領導三原的工作，三原的黨確實有了轉變，黨員發展了一倍以上，把許多富農路線的執行者從黨內洗刷了出去，各支大部分都改組了，都能在分配土地的當中積極的起領導作用。
特委對於政權問題，在常委會上決定改組以前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召集村代表會議來改組革命委員會，當時決定我擔任主席，重肖擔任土地，平章擔任財政，由我們三人組織黨團，重肖擔任書記。後來汪同志到三原又改換了，由三原當地的農民同志馬志舟擔任土地，鄭同志擔任軍事，鄭同志為黨團書記。起先決定在十月革命紀念節前二十天召集會議，當天因敵人來攻擊沒有召集起，又決定在十月革命節前十五天才開了會，選舉出主席團五人，委員五人，雖然這樣改選了，但是革命委員會還沒有執行他的政權的任務，事實上還是空的，主要的原因是沒有集中領導，各級委員會都沒有開會，一切法令只是土地法令頒布了，形成了怠工的狀態。這個責任當然是我負的，同時也是我對於政權機關不了解的錯誤。當時特委也提出我不集中領導，只做些零星小事情，但是這一嚴重問題黨團是沒有討論過，只開了一次黨團會，光討論了十月革命紀念節的問題，嚴格的說起來，革命委員［會］在這半月中沒有他的具體工作，只是改組了農民聯合會，劃分成十個分會，把許多富農分子開除去了，至於村蘇維埃以及鄉蘇維埃的組織根本就沒有討論過，黨也沒有註意到這個問題，所以有許多工作還是黨直接的領導，或是農聯分會的領導，一切的工作都極不統一。
在革命委員會領導之下的全體民眾約兩萬，村莊有一百多，土地有十五萬畝的樣子，群眾的組織農聯委員會約二千五百至三千，雇農工會已組織起的約七十人至一百人，已經成立他們的總會。他們提出了增工資十元，發一身棉衣服，同雇主吃一樣的飯，要被褥，請假不尋代工，不能隨便解僱的鬥爭綱領都執行了，婦女聯合會正在組織之中，已經成立了兩個分會十多個村會，約會員三百餘人。赤衛隊成立了十個大隊，人數約一千五百人。但有許多還不是自願的而是強迫的。少年先鋒隊約四百餘人，組織還不健全。兒童團只有一個村子成立了。團員約二十餘人。游擊隊最不好，只有—個中隊建立了起來，其他中隊正在整理，隊員約四五十人，武裝俱全，都是新式的。
分配土地的問題在執行的過程中犯了許多嚴重的問題：
第一，三原縣委企圖一開始便要平分一切土地，所有的土地，一概沒收平均分配。
第二，對於富農的土地不完全收沒，只收沒富農多餘的一部分，對富農的農產工具一概不動。
第三，多半都是照人口分配，使富農及富裕的農民占到很大的利益。
第四，分地沒有劃地界，只是口頭上說給你分多少，給他分多少。
第五，沒有提出雇農及貧農在分地中的優先權，及分最好最多的地。
第六，還沒有堅決的對外處的紅軍戰鬥員分到土地。
第七，分土地還沒有號召全體革命民眾討論，分土地只是農聯給他們執行。
雖然有以上這些錯誤，但是黨堅決的領導和執行了，已經分了的有一個分會，都在馬上分配之中，差不多每人都要得到十二畝至十五畝的樣子。在武字區全體群眾表現了分土地的積極性，差不多在街談巷議中都說的是怎樣分地的問題。在秋收後，大部分富農的糧食都分配了，所有富農及地主的租子完全不交納了，由農民自願的提出一小部分給革命委員會。在分地的過程中，表現了整個的黨對於土地領導的不夠，大部分的支部沒有討論土地法令，有些支部同志還以為和富農講條件，可以和平解決土地問題，結果便走上了調和或投降富農的路線，沒有認識殘酷的鬥爭。
特委在不了解游擊運動任務之下，對於游擊隊的問題執行嚴重的錯誤。
首先即是對游擊隊工作的怠工，一月多的當中，看不見游擊隊的行動，以至把游擊隊都沒有完全組織起來，在策略上採取了退守的路線，完全範圍到武字區以內，機械的了解游擊隊的組織原則，一定要組織三個中隊三面行動，不能很靈活集中與分散，多少槍支組織多少隊員，沒有配合一部分舊式武器，沒有著重隊員在政治上及軍事上的教育訓練，只是官僚式的領導。當敵進攻武字區最嚴重的時候，第一中隊便出發了，他沒有繞到敵人的側方或後方，沒有準備怎樣去進攻，怎樣去退卻。他們在馬額鎮住了兩天，在那里分糧，一點都沒有做準備敵人前來，以致被敵人襲擊了一次，損失了十四枝槍，死了五六個戰鬥員，一敗投［塗］地。第二［個］中隊組織起來後，始終在武字前區，今天住在這裡，明天住那裡，敵人來了他們早就跑了，以致引起群眾的反感。在這裡發生了幾個爭論：第—個是我同汪同志的爭論。首先是我得到敵人的消息，是三原駐軍民團從南來，胡三從東來，小蚯軍隊從北來的包圍的形勢。當時因為沒大隊長，我便在軍事上臨時指揮著。第一中隊出發到牛村，擾小坵村軍隊的後面（當時小坵軍隊住在馬額鎮），第二中隊在樓底坡對三原埋伏，我們同志來編起的一部分在中間策應。要是敵情嚴重不能取勝時，第一中隊由牛村退住照金，我同第二中隊由碑手要險亦退住照金會合後，再定策略，這是當晚我在軍事上的佈置。汪同志反對我是上山主義，同時因第二天敵情不是這樣也沒執行。在這裡汪同志根本不了解游擊隊在軍事上，一定要能進攻，亦要能退卻，當時要是游擊隊埋藏在武字區，敵人對武［字區］以嚴重的壓迫，即無法集合，到今天我還認為我在軍事上佈置是對的，是合於游擊進攻和退卻，集中和分散原則的。但是這一問題沒得到特委的解決，特委指出怎樣擾亂敵人，怎樣在軍事上把握整個游擊隊。
第二，當第一［個］中隊往馬額鎮一帶出發時，在策略上又和汪同誌發生爭論。汪同志一定要游擊隊在馬額鎮一帶游擊，不要去的很遠，準備敵進攻武字區時可以回來救應，我主張游擊隊繞到敵人的側面或後方去襲擊擾亂，要是候到敵人來進攻武字區便是退守策略，所以我主張游擊隊到牛村、讓牛村、高山槐一帶，那裡邊也有農聯的組織，有群眾鬥爭，離武字區約五十里，結果受汪同志的反對沒有執行，在馬額鎮附近住了兩日叫敵襲擊敗了。在這裡汪同志根本就沒有了解地形的利用，游擊隊猛烈的進攻行動，即是使的敵人不能集中進攻武字區，不一定要游擊隊來在武字區邊界來保武字區。全體特委同志都是認為把游擊隊整理的差不多了再行動，以致今天問題沒解決，明天問題未解決，怠慢其行動，不了解游擊隊只在行動中去加強，行動中去學習，去教育。再一個觀念就是要三個中隊三面行動，不了解必要時合而為一向北出動，分而為二東西行動，三面同時行動……等靈活動作，以致守株待兔地遭受可憐失敗。
十月革命紀念節的示威運動，黨在開渭北擴大會時，便已提出了，經過了一月多動員與鼓動，經過全黨長時期的準備工作，在革命委員會上，決定六號開講演會，七號遊行示威，八號遊藝，全體總動員。不幸五號白軍襲擊了一次，所以六號動員不廣泛，到會人數約一千三四百人，許多農聯分會都是派代表來參加，革命委員會著我代表出席，同時亦作了大會的主席，首先紀念了我們的死者，我致開會詞，其次有縣委書記代表、黨團代表、農聯代表、婦女代表，赤衛隊、先鋒隊、游擊隊、學生代表講演後，又自由講演、提案，通電五則，叫口號即整隊向后區民團示威，天晚即解散。七號到會人數約兩千多，由我主席，傑夫代表黨報告政治形勢，公開徵收黨員，三原互濟會代表講演，即整隊向西陽鎮（三原十餘里）示威遊行，列隊五餘里，晚散。八號開會遊藝，到會約幹餘人，由汪烈、建文及諸女同志搬演新劇等，這一次完全照我們黨的計劃執行了。第一個，表現革命委員會動員力量還是非常不夠。第二個，表現黨對於這一大會的具體工作絲毫沒準備，參加講演的代表都是臨時在大會場招人，以致演詞多無準備，鼓動非常之小。第三個，表現黨沒有準備在這三天大會中要做些什麼中心工作，以致茫無頭緒，完全由我個人包辦。第四，黨雖然發散了七千份以上的傳單，但是仍然表現出黨宣傳鼓動工作的不夠。第五，最主要的沒有準備敵人的圍剿，甚至對這一形勢都沒有提到群眾面前，好像已經沒有敵人了，會開完了，工作也完了，完全沒有了解敵人在十月革命紀念節後一定要積極的來進攻。第六，各方面還表現組織力量的薄弱，都非常的散漫，但是群眾高漲的情緒達到了極高點。
十一月九號敵人便三方面來圍剿，三原的軍隊兩連，保安隊四十餘人從南來進攻，當時南面的游擊中隊攜同赤衛隊正在進攻淡村的民團，軍隊便給了一大包圍，便將赤衛隊和游擊隊分散了，進到武字區的中心，胡三的民團從東面來，東面沒人抵抗。小坵的軍隊一百多人從北面來，我便同七八十個赤衛隊及未編的十餘個游擊隊與之接火，被軍隊完全擊散。在下午小坵又來一連住馬額鎮，一連住武字區北邊即實行圍剿。當時武字區群眾逃之一空，敵人在第二日即查東西兩條溝，槍決了幾個人。第三日又來燒了幾個同誌及群眾的房子，又打死了幾個人，並過新字區查剿。所有武字區群眾要受到進一步的驚慌，一部分都跑的很遠了。十一號晚又來一部分軍隊，在這時候游擊隊散了，同志完全逃跑了，特委也全體走了，我沒法公開和秘密了，便來西安，在今天得到消息，敵人還沒有走，其他詳細情形我也不十分了解。
在渭北開過擴大會後一月多的當中，敵人共總進攻了六次。第一次是調動了六縣的民團及三原的白軍一連，小坵白軍一連，因為敵人的指揮和動作不一致，都被我們的赤衛隊和游擊隊擾走了。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小坵的白軍來襲擊我們，我們完全沒有應付敵人，使武字后區群眾受到很大的損害。第四次是游擊隊失敗。第五次是三原駐軍一營及民團數十人進襲武字區中心，游擊隊沒有動作，使得白軍在幾個村堡中殺人放火。最後的一次便是十一月九日的進攻。在這幾次白軍的進攻當中，黨完全沒有註意到怎樣計劃去應付，也沒有在事變中檢討過經驗與教訓，甚至於傑夫同誌時常說反正是打不過敵人的，敵人來了只有溜的結論。
同時在討論衝破敵人圍剿的問題中，我和汪同志起爭論，我認為武字區土地革命徹底的勝利一定要在更廣泛群眾鬥爭開展條件之下，我們一定要注意武字區四周群眾工作的領導，只有這樣才能打擊敵人的圍剿。汪同志認為我是先開展工作後分地，工作不開展地便不能分，汪同志說武字區的分土地就是衝破敵人的圍剿，最終傑夫同志作了有爭論必要的結論。
肅反工作一月以來已有了轉變，糾正了過去的特務路線，大部分的反動分子以及白軍的密探富農等，都用著群眾路線去執行，而且群眾自己提出了監視富農的口號，不過這一工作還沒引起整個黨認為最中心的工作，尤其在黨內對於反革命陰謀執［行］的不夠。 （如“帝國”的問題僅決定開除黨籍），特委決定要馬上捕獲，但是在支書聯席會上，有同志一提出，開除黨籍、逐出境外的提議都沒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