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17、18兩日上午在計委科長以上乾部會上）
武昌會議決定大家都學習過了，這次調整一九五九年計劃的報告已經發下去了。計委準備從今天開始到六月二十日組織全體同志學習這一報告。
一九五九年計劃的內容很豐富，需要學習的東西很多。武昌會議時主席（按：指毛澤東主席。下同）在《黨內通訊》中指示學習兩本書。感到在我們的計劃工作和經濟生活中間產生許多新的問題，如果不很好的學習，就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去年提倡以虛帶實，這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問題。沒有先進的理論，就不能很好地指導我們的實際行動。去年大躍進，今年太緊張，到底是什麼問題？我們要搞一九六零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如果對這些問題沒有正確地回答，沒有正確地理解，是搞不好的。
今天我想結合黨組的討論，李（富春）主任所講的精神，根據同志們在學習中提出的問題和我過去想到的問題談一下。準備講心裡話，講真話。可能有講不對的地方，僅是同大家在一起學習一下。所謂“學問”，就是有學又有問，有爭又有論。如果承認有矛盾的存在，就會有爭論。爭論不是壞事，是好事。最近在委裡有不同意見，非常好，用不著大驚小怪，計委工作矛盾很多，如果沒有爭論，是假象。沒有爭論對於我們的工作是不利的。有些問題，不可能一下就爭論出哪個對哪個不對，要從實踐中來證明。要使我們的思想活潑些，否則，腦子搞空了。去年一年來，許多事情沒有很好理解，經過一段實踐後，腦子比較清楚一點。相當一個時間是“哲學的貧困”——腦子的貧乏。許多事情似信非信。
一九五九年計劃，我們搞得最早，從去年六月就開始了。從“八大”二次會議以後到現在整整一年了。一年來，計劃訂了好幾次。北戴河會議確定鋼產量為二幹五百至三千萬噸；計劃會議確定三千萬噸，下面報三千九百萬噸；武昌會議有些調整，確定為二千萬噸；上海會議定為一千八百萬噸，其中好鋼一千六百五十萬噸。經過訂貨會議，感到一千六百五十萬噸還有問題，回來後，李主任向我們佈置摸一下一千六百五十萬噸還有什麼問題，經過中央財經小組抓落實，到現在產生出這樣一個調整方案——鋼產量一千三百萬噸。這還不是正式修改計劃。正式計劃已經由人代會通過，再修改不好。實際上，發生了變動。按照第一、二季度訂貨會議的情況，加上對下半年的預計，並把原材料按落實的精神來分配，確定生產水平和基本建設項目。
基本建設項目以前是一千二百多項目，這是按一千八百萬噸（鋼）部署的。現在限額以上項目七百八十個，其他推遲、下馬。必須按現在的生產情況和原材料供應的可能縮短戰線。
根據這樣的安排，到年底，預計鐵能達到二千萬噸（如果達不到，就難以保證一千三百萬噸鋼）；好鋼一千三百萬噸（以後統計的時候，要分別好壞鋼）；鋼材九百萬噸。對其他主要品種也研究了一下，都有所調整。這只是作為一個預計。究竟能完成多少，要看下半年的努力，要看相互關係和平衡結果。
一九五九年計劃的編制和調整過程說明什麼呢？說明一九五九年計劃定得偏高，“偏高”——這是對外的說法，實際上是過高。由於過高，今年一月以來，在國民經濟中產生許多緊張情況。這些緊張情況，看起來好多是同我們的計劃過高有關係。
北戴河會議時，抓人民公社和台灣海峽問題，沒有更多地討論計劃問題。到武昌會議時，主席就發覺了，提出要從三千萬噸（鋼）減到二千萬噸（鋼）。記得那時還提出過十五年搞四億噸（鋼）的方案，主席一聽很驚疑，有什麼根據呢？因此，也沒有討論。武昌會議時，主席講的話非常透徹。回來後，作了小的調整，沒有大的變動。以後又到了上海會議，經過落實，比原來大有進步。
但是現在的落實指標，能不能有把握地說它是很可靠的呢？是否估計得太低了，是否太高了？這個問題還存在，有待於繼續研究。
我們原來的計劃訂得偏高或過高，我們有責任很好地從中總結經驗教訓，以保證從一九六零年起，把計劃工作逐步搞好。
因為每次的計劃是經過我們提上去的，是中央決定問題的根據。而我們的工作是有毛病的，我們綜合平衡工作沒有做好。
當然，也不能由於現在發生了問題而被嚇住，也不能恨天怨地。總的來說，這一段也是難免的。去年全黨辦工業，全黨抓計劃，又抓工業，又抓農業，事情很多。而經濟工作是比較複雜的，難免不發生問題。正如毛主席所講的，聰明人碰了釘子就會轉過來。事前諸葛亮是聖人，事後諸葛亮至少是賢人。因此，我們最大的勝利是所知道的這些失敗。如果全黨同志能夠從中學到東西，失敗就會變成勝利。我們是綜合機關，我們有責任也有可能敏感地認識到這些教訓。
為什麼我們的計劃搞得過高？
1．首先從思想方法來說，基本上是主觀同客觀的矛盾。過去講“主觀能動性”，但是主觀能動性不應超過客觀可能性。武昌會議上，主席講，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現實的，一種是虛假的。只有主觀能動性充分反映了客觀現實性，主觀同客觀才會一致。絕不能從主觀上想像：下個命令，要必然性聽我們的話，必須首先了解它，認識它，然後才能控制它，利用它。由此可見，主觀所以能動，正是由於它正確地認識了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可能。當這種可能在客觀上不存在的時候，那我們的主觀就“能動”不了。如果勉強的動，就成了盲動，盲動就造成了被動。被動就是被客觀必然性把我們箝制住了，陷入必然性的王國，這樣就沒有自由。
我們講思想解放，基本的一條是由必然的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主席講，自由和必然的關係，值得我們做計劃工作的同志很好的學習。鋼的指標由二千萬噸落到一千三百萬噸就證明了這一點，主觀設想的太大，沒有很好地進行綜合平衡，沒有把它當作一個客觀必然性來進行分析研究。對這一點，我們應當有勇氣負起這個責任，認識到底是什麼問題，然後回答問題。回答出問題，就是我們計劃工作的勝利。
計劃的調整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正如主席上次所講的，躍進的形勢要求我們做計劃工作的同志要多謀善斷，要留有餘地，不打無準備之戰，波浪式的前進；同時還提出善於觀察形勢，要當機立斷。這些問題都是對我們搞經濟工作的，也是對搞計劃工作的同志講的。事實上也是個批評。
過去我們的水平低，覺悟還不高。從北戴河會議起，主席一面鼓勵我們的干勁，另方面同我們的主觀片面性作鬥爭，曾經對我們寫的一篇文章提出了批評，認為我們對問題缺少研究，要求我們很好地研究工業。但是，事情過去就過去了，沒有了解這個問題的意義。武昌會議時要我們讀兩本書；計劃要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要調整比例關係；革命熱情、幹勁要和冷靜的科學分析結合起來。但是，我們覺悟得還不夠。上海會議也講工作方法問題，提出有了總路線沒有正確的工作方法，總路線是搞不好的。北京會議時又講了形而上學和辯證法問題，要求大家對問題鑽進去，充分揭露矛盾，分析矛盾，然後解決矛盾。我們應當根據主席的指示，要從思想方法上很好的分析和認識現在的緊張情況的根源，如何改善，這樣對於我們的工作很有幫助。
2．在我們的工作方法上，最大的缺點是在計劃工作上沒有貫徹群眾路線。這一點，在第一個五年做得不好，一九五八年從現像上來看是貫徹了群眾路線，從實際上來看，沒有貫徹。從計委來說，每次計劃的調整變動，時間很緊，來不及和下面一些同志談一談（首先是計委內部的同志），對於如何把大家的智慧組織和發揮出來，認識得不夠，大量的事情沒有看出來。最後難免“寡斷”。
同各部的聯繫也不那麼密切，有時找來，就是決定一下。聽一聽各部計劃司的同志的意見，做得不夠。這次搞一九六零年計劃準備同各部計劃司和省市計委掛鉤。閉門造車，很難把計劃搞得好。
主席曾提出，我們到底有沒有經驗，到底有沒有群眾路線？經驗不能說沒有，但是去年以來丟掉了。
只聽正面的話，不聽反面的話，只聽多數人的意見，對少數人的意見註意得不夠。從黨組來說，我感到對內部對外部在工作方法上是有缺點的。由於這一缺點，使得我們的腦子反映情況不那麼充分，矛盾不能明顯地暴露出來。搞計劃工作，如果沒有什麼矛盾，就沒有文章可作。矛盾是客觀存在。
計劃工作應該多謀善斷。怎樣才能多謀，沒有大家動腦子想，就談不到什麼多謀。沒有多謀，沒有暴露出問題就談不到善斷。怎樣斷法？主席常講，“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計委兼聽還不夠。凡是同國民經濟有關的情況都應該知道。過去對這一點在實踐中總是容易忘掉，體會不深。
至於說，計劃工作上的一些具體的業務方法，在這一時期也不注意了，什麼定額、計算，也不理采了。
3．除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問題而外，基本問題是沒有很好地學習馬列主義和毛主席的思想，比如《矛盾論》、《實踐論》等。
我們在一個時期裡，有些迴避矛盾，不那麼願意把矛盾揭開。現在看來，國民經濟計劃的平衡，就是把各方面的矛盾擺開。主席講，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沒有矛盾，生命就停止了。現在我們搞來搞去，生產中的矛盾很多，當前最大的問題是煤炭問題；基本建設中最大的問題是木材的問題；鋼材還不是最突出的問題，當然鋼材的品種問題也很大。要注意在什麼時候抓什麼樣的主要矛盾。以後我們有沒有可能逐步預見這些矛盾呢？是有可能的。只要很好地總結經驗，客觀規律不是不可認識的。
要實踐。主席很早就預見到搞三千萬噸（鋼）不行，搞二千萬噸，公佈一千八百萬噸，但是我們是事後諸葛亮。經過進一步實踐之後，才看到各種問題，才退了下來。退，事實上是前進，是壓縮空氣，達到真正反映客觀可能性。落實，因為原來是落空。要密切注意實踐。現在看，上半年的“時”不再來，下半年的機不可失。一九五九年已經過去了一半，下半年還剩兩個季度，要看三、四季度局勢的發展；如果認識得好，安排得當，局面可以轉變。否則，還會帶來損失。
要揭露矛盾分析問題，有了分析才會發現困難。我們的事業這樣大，不會沒有困難。談困難當然不是畏懼困難，不是洩氣，相反的，只有看到困難，才會產生千方百計。不能把一切成果都歸功於力氣。醫療有各種各樣方法，有氣功，但是光靠氣功不行，還要靠理療。而氣有鼓足乾勁的氣，也要有志氣。現在的大躍進，也是反映六億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志願，在計劃工作中，要考慮這一條件；另一方面也要考慮技術條件，要注意經濟中發生的新的問題。什麼叫平衡，就是考慮許多矛盾。根據這一教訓，注意“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上半年的“機”抓了一些丟了一些，下半年要很好地抓，如果不這樣就不能擺脫被動。
所以，離開了《矛盾論》、《實踐論》，違背了馬列主義和毛主席的思想。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時，主席講要尊重唯物論，要注意辯證法，這在實踐運用中，確實要有個過程。鋼的指標由二千萬噸落到一千三百萬噸就是一個認識過程。
4．計劃指標同總路線的關係。黨在毛主席領導下，經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和取得第一個五年經驗的基礎上，創造了一套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家喻戶曉。主席講，“鼓足乾勁，力爭上游”是意識形態，“多快好省”是經濟基本策略方針。在建設中，“多快好省”四個字是不能分割的。經過去年一年和今年半年的實踐，證明這是完全正確的，它表達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六億人民的願望。我們的建設應該搞得快一點，因為我們有許多好條件，有蘇聯的經驗和蘇聯的幫助。應該思想解放，破除迷信。過去就是迷信外國，迷信“洋”人“洋”物，什麼都是“洋”的好，凡是好的都是“洋”的，“土”的就不好。要破除迷信，英國、美國的速度不在話下。這一句話在群眾中起了很大的動員作用。
但是，在出現了成績的時候，不可能不鑽進些微生物，一些非無產階級的東西也不能不滋長。提倡解放思想，就把一些科學的東西也“放”了，一些合理的規章制度也給破了，產生了相當程度的浮誇。後來又刮起了“共產風”，不僅農村，城市也刮了。這個風不是無產階級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如“一平二調三收款”等。有些工廠的生產秩序很不好，出現了大量的廢品。過去破除了人與人之間的一些不合理的關係，但是正常的組織領導、經營管理、科學技術等，是不應隨便搞掉的。
群眾路線同集中領導相結合。有些單位，只有群眾路線，沒有集中領導。主席講，現在是半無政府的狀態，不受政府的約束，絕對自由。每個地方，每個企業都搞自己的規劃，不受制約。大家都自由，結果都沒有自由。搞大工業，不集中領導不一盤棋怎能行。
總路線不能動搖，什麼時候我們也不能說不要鼓足乾勁、力爭上游，而要少慢差費。要根據總路線的要求，結合現實的工作，加上一些可能的條件，才能找出一個正確的發展速度。
速度也是波浪式的。總的來說，生產是不斷增長的，各個年份條件不同，有高有低。整個國民經濟是互相銜接的，要有個比例關係，使每個環節相互適應。農業比較可以單幹，工業是不能單幹的，互為條件，不能抽像地想訂得越多就越好。具體指標的多少、高低，對於現實估計得如何，是關係到能否正確貫徹總路線的一個大問題。不要迷信地崇拜高指標。
總路線是正確的，它反映了現實，也反映了未來。這就是：（1）社會生產關係改變了；（2）生產大大提高了；（3） 一窮二白，但資源豐富，地大物博；（4）黨的領導，群眾的干勁；（5）中國的經驗和外國的經驗（包括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甚至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這一切都被一年的實踐所證明了的。但是這樣一個總路線並不能具體回答每一年干什麼，還是要注意既積極又可靠，既先進又現實。過去，只提先進，不那麼考慮可靠。到底可能不可能，這確實是我們計劃機關應該掌握的，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不可能全面地看到是否可能。
要特別注意對物質技術方面的研究分析加以集中地反映。既要考慮幹勁、積極性，又要考慮可靠，既要有熱，又要有冷。不要以為熱是積極的，冷就是消極的，兩方面要很好地結合起來。在我們計劃機關來說，就要特別注意“冷”字。共產黨員，誰還沒有熱呢？保守是主觀主義，估計不足，也是主觀主義。有時是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個苦頭。
要全面地考慮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一年來，對人的因素考慮很多，對物的因素考慮得不夠。 “事在人為”這個話是對的，但是“為”到什麼程度？在一定時期，有不同的情況不同的條件。在天津有個工廠的標語上寫“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它把重點放在“想”字上面了，我看應該放在做字上。見物不見人不對，但是見人不見物也不對。
高低不是抽象的，是具體地比較的結果。經濟數字百分之百地準不可能，低了高了都應該調整。總之，真正貫徹總路線，就必須很好地分析人的方面、物質技術方面的因素，然後得出一個判斷。只有把主觀能動性同客觀可能性結合起來，統一起來，而不是對立起來，這樣才會體現總路線的要求。偏廢了哪一方面，都會帶來損失。
5．怎樣使一九六〇年計劃的編制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
主席所講，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現實的，一種是虛假的。為了把計劃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必須很好地區別這兩種可能性，其界限就是看：是馬列主義的呢還是主觀主義的呢？虛假的可能性是主觀主義的而不是馬列主義的。
可能性，應該是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作綜合地研究。生產關係，是政治因素，要考慮到，如果沒有乾勁，沒有積極性，其他就談不到。在個體農民的條件下，生產積極性就不高，現在高了，因為再不是為地主勞動了。要看到下層基礎同上層建築的相互關係和相互作用。這是在學習政治經濟學當中所知道的。政治與經濟要結合，人與物要結合。人與物結合，物與物、人與人也要結合。我們談比例關係時，大多是談物與物的關係，這一個東西搞上去，必須把其他東西相應地搞上去，否則是不可能的。機器光考慮一種不行，還要配件配套；有了設備，還要有廠房；把機器裝到房子裡，還要考慮有燃料動力；蓋房子還要講究蓋在什麼地方（廠址選擇）；一個企業成了套，開動機器，還要考慮人的問題、技術問題。應當承認現在我們的技術水平比起資本主義大國還是很低的。我們要往上趕。過去我們在某些方面犯了毛病，偏重於下層建築，偏重於物質技術，算死賬，注意了物的方面，忽視了政治的作用。但是，反過來如果只注意了上層建築、政治因素，而不注意或忽略了物的方面，同樣要犯主觀主義錯誤。這兩種傾向都會在經濟上造成不利的後果。由於帝國主義還在周圍包圍著我們，要求我們的建設趕得快一點，如果客觀可能做到的，我們不去做，就犯保守主義的錯誤。如果超越了客觀可能，也是錯誤的。主席講，凡是經過主觀努力，能夠爭取到的，必然爭取；另一方面，搞得過火了，也會產生不利的後果。如基本建設戰線拉得這麼長，就要下馬，一九五六年時，規模還不像現在這樣大。一九五六年的主要錯誤是反冒進，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但是，另一方面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設和市場的安排，大體上沒有多大毛病。總的看來，調整是必要的。那時，主席講，我們的錢只有這麼多，材料只有這麼多，只有按照可能來辦事。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調整，一九五七年就不能積蓄力量，一九五八年躍進就困難。那時講：“上馬容易，下馬難。”上馬時，大家興高采烈；下馬，設備、房子停下來了，暫時變成了無效勞動，是不利的。而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六年還大，現在的基本建設規模比武昌會議時退下來了，但仍是一個很大的規模，由於層層加碼。按照計劃調整的情況來看，第二個五年如果能夠把現在的建設規模充分利用上，就意味著一九六二年三千萬噸鋼的水平。現在是個困難，到將來，不利的條件會轉化為有利的條件。一配起套、一蓋起房子，又可以上去了。總理講，我們的基本建設可分四步：1．下馬；2．稍息；3．慢步；4．保證一部分，必須快步。
要注意後果。有些後果我們還沒有預計到。要很好地分析。現在一是上馬，一是下馬，毛病不在於下馬，在於上馬。一九五六年可能有一部分不該下，但是相當一部分是該下的。勞動力方面，那時工人增加二百多萬，而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二千多萬，把農業方面的力量削弱了。在工業方面，勞動生產率下降了，技術水平下降了。某些產品的不足和市場的緊張，都同這些有關。準備減下一千萬人，不這樣就不能緩和市場供應。
計劃控制得不好，訂得大。過去是控制得過嚴，花多少錢都經過上面，可是一“放”，就搞了二千多萬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這樣，幾乎等於十幾個阿爾巴尼亞。盲目性很大，過之而無不及。對這一點如果認識得很深刻，就是個很大的勝利。經過實踐，一九六〇年可能鑽進去。過去打仗也是碰了多少年。
6． “唯條件論”問題。我們在分析物質技術條件時，曾提出了這一問題。本來這是個不成問題的問題。過去報上發表過這一類文章，叫反對“條件論”。政治是條件，經濟也是條件，我們搞計劃業務，只注意政治條件，不注意經濟條件，或只注意經濟條件，不注意政治條件都是不對的。反過來，如果否定“唯條件論”，是否可以搞“無條件論”呢？我看這是不對的。馬克思主義講究時間、地點、條件，這是不能修改的。有沒有脫離時間、條件而無條件存在的東西呢？現在還沒有想到。上次到天津去，同一個基層幹部談話，他總是先談幹勁如何，不敢提什麼條件，怕上面批評他。我說提吧，後來空氣就不同了，提出了一些問題。在同人家談話時，不要怕人家提條件，而是讓人家提，而且越提徹底沒有遺漏越好。
主席過去講，政治和經濟互為條件，不能把政治和經濟對立起來，一是基礎，一是上層建築。世界上任何事物（經濟也在內）的發展變化都是有條件的。要發展什麼，增加什麼，如果不講條件，就變成了主觀主義唯心主義。
在書記處討論一九五九年計劃時，總理也講到這一點，去年大躍進，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是許多同志不那麼注意考慮時間、地點、條件了。不能把五年辦的事情想在一年一下辦完。機械工業生產還要有個週期，大機器、小機器，分別製造三、四、五、八個月，而各方面要湊起來，相互適應，安排好，時間可以縮短，安排不好，時間就延長。技術工人的訓練，也要經過一定的時間。
7．計劃指標過高，是主觀主義的表現。記得在延安整頓三風時講，粗枝大葉是主觀主義的表現，而主觀主義是黨性不純的表現，對這一點應該嚴肅地認識。為什麼搞高了，基本上在以下三個方面，估計得不切合實際。
第一、對現有的生產能力估計得過高了，實際證明，沒有那麼多（冶金，機械等）。所以，在搞一九六〇年計劃時，每個局都要和部裡很好地研究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同時，對於能力也不要孤立地看，如冶煉能力，不能孤立地看高爐、平爐、轉爐的能力，也要看礦山、運輸、煉焦的能力怎樣。機械工業到底有多大能力，也要摸清。發電設備，當時有的同志說搞不了那麼多，而大多數同志講還是可能的，景林同志就有懷疑。每個局都應該敢於說行或不行，要針對客觀事實大膽講話，否則，我們的機關就沉默下去了。不能爭事先諸葛亮，但是如果暴露矛盾，把道理講清，可以爭取做到事後諸葛亮。
第二、對新增生產能力估計得過快。最初考慮百分之三十靠新增的生產能力，而第一個五年不過是百分之十左右。陳云同志講了這一點後，主席很感興趣。現在證明靠這麼多的新增能力是不行的。
第三、關於小土群。各部對小土群寄予很大的希望，現在看起來，“小土群”，全民辦工業，這樣幹下去，農民都來辦工業，資金、勞動力，手工業都搞過來，而國營企業又停工，就有很大的矛盾。
農業，去年確實大躍進，也確實豐收了。原來估計糧食七千多億斤，現在證明沒有那麼多，主席估計只有四千七百至四千八百億斤。要核實，由於高估，也造成了浪費。糧食收來後，三頓乾飯，放開肚皮吃。大辦鋼鐵時，糧食到處吃，到處丟。密植太多太密也浪費了一些種子。由於高估，“頂其虛名，而收實禍”。
有了這樣一個痛苦的經驗就會好了，主席講，富日子要當窮日子過。
必須從現在起注意明年農業問題。現在總理直接抓農業，準備多搞一點農業機械和化肥。整個農業在十年內分三段解決：四年小解決，七年中解決，十年大解決。農業並沒有過關。農業關不像我們想的那樣簡單。
工業的兩條腿走路和大中小不變，但是以大為綱。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以大工業為綱的。在考慮速度的時候，僅僅考慮小高爐是不行的。要注意不斷地平衡。去年的一千一百多萬噸鋼裡面，有三個組成部分：（1）主力還是大洋爐（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萬噸；（2）一九五八年新增的洋爐三百萬噸；（3）小土群二百多萬噸。今年土鋼的比重占得很小了。現在為了達到一千三百萬噸，要考慮如何把平轉爐提高上去；其次使轉爐和高爐過關。基本上靠現有能力。
在搞一九五九年計劃的當時，也有許多因素預料不到。第四季度是大搞鋼鐵的高潮，武昌會議是十二月底開的，實際情況到底怎樣？心中還沒有底。對於一千一百萬噸（鋼）沒有調查研究。當時也意識到一些新的問題，沒有時間進行研究。今年三月，重工局和統計局聯合整理了一個關於鋼鐵工業的資料。這次搞一九六〇年計劃時，希望把每個行業的情況都要摸一下：第一個五年如何，一九五八年如何。資料搞出來，可以互相通氣，暴露矛盾才能解決矛盾。這一點過去注意得不夠，現在要補課。
矛盾不能掩蓋，因此，在考慮明年計劃時，首先要下一番苦工夫把現有生產能力計算一下。現在安排的基本建設，大部分是為了明年，要把現有能力同明年新增能力合起來，來考慮明年的速度，盡可能做得比較準確些。各個行業裡，起決定作用的是重點企業。要搞得水落石出，避免虛假。有些同志設想，定得高一點達不到也不要緊。如果差得太遠，掉下來影響很大。
富春同志講，什麼叫大躍進？是否一定要翻一番？工業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速度就是大躍進。 （第一個五年的平均速度百分之十九點二）。
虛和實，只抽像地務虛不結合實際不行，要以虛帶實，以實務虛。 “虛”不要形成空虛，不切合實際。太虛，就形成了裡的“太虛幻境”，賈寶玉做夢，從無到有，從有到無，似真非真，真假難辨，似有似無。
能夠自我批評，把問題搞清，就是個很大的勝利。這是千百萬人的大事。要經過實踐。革命戰爭也是經過了幾十年，到“七大”才有了完整的經驗。有了經驗，戰爭的進展就快了；經濟建設也是這樣，有了經驗，就會走快的。
8．大躍進和按比例的發展問題。
大躍進基本上是好的。但出現許多新問題，發生了比例失調。這個問題，在武昌會議上就指出了在安排一九五九年計劃時注意調整比例關係。總的來說，大躍進同按比例不能對立起來。要大躍進必須按比例，不按比例就不能大躍進。
這一問題，實質上是速度和比例的關係。按總路線的要求，每年到底到增長多大的幅度？我們定第二個五年鋼的水平一千萬噸，五年計劃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完成了。但去年好鋼是八百萬噸（重工局說七百四十萬噸）。根據富春同志講，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速度就是大躍進。速度不能離開客觀基礎。根據八個多月來的情況看，我們沒有掌握到這個底，要逐步掌握到。
五八年是展開了大躍進的局面，全國人民確實鼓足了乾勁。如果加以具體分析，問題也確實不少，要更好的抓住問題的本質，很好的研究，可以回答些問題。這樣五八年的經驗，更加全面（正面與反面的）地吸取，以爭取今後既大躍進又按比例。
今年要調整比例，保證躍進，速度自然不像去年那樣高。不僅注意數量，而且注意質量。五八年把不合格的鋼刨除是七百四十萬噸，去年有些轉爐不轉。基本建設，按五八年躍進鋪開，就會是許多“克啷豬”老也長不大，要算一下這些“克啷豬”什麼時候能填滿。比例關係調整得好，失調可以逐漸縮小，否則會逐漸擴大。不能叫一個行業過分突出。
9．多快好省之間的矛盾問題。多快好省是個統一整體，當然也有矛盾。去年第四季度以來，產品質量相當地下降，特別是鋼鐵質量問題最大。就是說，只注意了多快，忽視了好省。鐵變不成鋼。鐵分三種，含硫不超過零點二是合格鐵，但國際標準沒有零點一以上的。但如這樣定，合格率更低了。同時，又有合用鐵，即零點三至零點四的鐵，到底能不能用？其他煤炭、水泥等產品質量也有些很不好的，出國後又退回，影響國際信譽。五月份以來，中央也大抓質量問題。當然質量也有些複雜技術問題，不是一下能解決的。總路線的多快好省是統一的，如果沒有好省，多快也不是真正的多快。有些單位只追求多快，似乎生產只是為了獻禮。基本建設項目，搞好多，究竟什麼時候能投入生產，不摸底。只要是好東西，成本大一點，一個頂一個。價廉物美，不能價不廉物又不美，寧可價不廉物要美。高爐小，風不多，焦炭用得多，鐵含硫高，就像人身得瘤病一樣的不得了。煉焦煤必須經過洗選。如果用的焦炭少，降低含硫，鐵的質量可提高。
多快好省關係到各個方面，如工業佈局的合理與否，也決定能不能多快好省。去年工業遍地開花，把原材料吃光了，勞動力、運輸力都佔用上。天天喊執行總路線，實際上執行一半甚至沒有執行。質量不好到底是不是多快好省？質量不好就是最大的浪費。地區分佈誰先誰後，應當有個排隊。我們就是這麼多材料，如果用得好，明年的項目都能投入了生產，迅速發揮作用；否則，不適應的多搞，許多項目都不能投入生產，實際上是又慢又差又費。以後，在設計上也要分清好壞，不能混在一塊。
體制也同多快好省有關係。條塊應該統一起來。兩放，有好的一面，但是也放了些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把原來好的東西也放掉了。體制下放，有積極作用，但是有些企業不一定全是地方性的，是為全國服務的。同時不僅中央往省下放，省又放到專區，專區放到縣，縣放到社。有些現象，同多快好省有矛盾。商業也下放了。
總路線是速度問題，也包括質量。
10．需要同可能問題，過去常講需要同可能，大躍進以來，“可能”講得少了。兩者都應該兼顧。只講可能不講需要是錯誤的，保守的，反過來，只講需要不講可能，也會犯盲目性的錯誤。
需要是無限的，無止境的，但是能滿足多大程度？要考慮可能，不能設想要多少就能搞多少。
要把需要同可能加以平衡。需要多少，最大需要多少？可能多少，最大可能多少？如果材料就這麼多，“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就不能保證最大需要。不能一步登天，走路要一步一步，這是常情。去年講：“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是主觀主義。聽數字也是聽高不聽低。熱情積極性是需要的，但是作為計劃機關就不能一個勁地跟著這樣熱下去，要冷一些。注意科學的方法。過去也有點不敢講“可能”、“可靠”，就怕有“保守”的嫌疑，現在看起來，“保守”是留有餘地，總不能把國家儲備叫作保守，“保守”還是有油水的。
11．計劃方法問題（擬放在後面講）。
12．研究蘇聯的經驗與總結自己的經驗問題。總的說，蘇聯四十年經驗，有了一套經驗，我們還沒有一套。當然它也有缺點，它在掌握了物質技術之後，對於政治，對於並舉，群眾路線方面，注意得較差。但無論怎樣，還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的問題。我們在群眾路線，政治掛帥等方面，假定比他強，但在掌握有計劃按比例注意科學技術方面似乎比他差的。去年有一陣，似乎覺得蘇聯那一套什麼都不如我們。因此今後還必須繼續學習。有些技術上的東西，本來，已經得到了蘇聯的資料，但是放在那裡，非要自己搞一套。氣勢太高，不可一世，這樣對自己沒有好處。孔明揮淚斬馬謖，馬驕傲，不聽王平意見，把一個陣地失掉，調度失靈，後來，按兵法斬了。孔明當時還記得劉備臨死時講：馬言過其實，不可重用，志大才疏。我們去年是否有馬謖的味道呢？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在自己的第一個五年經驗的基礎上加上很好地學習蘇聯的經驗，就會搞的更好。今後，不要忽視蘇聯的經驗，不要忽視自己的第一個五年經驗。過去的生產基建，經濟生活基本上比較穩定，要做到在穩定上不保守，躍進中註意比例。老路不能完全否定，新路不能完全肯定，要從這兩方面找出正確道路。
不能完全排除蘇聯的經驗，當然它有失敗的經驗，就是這些，對於我們也是有積極作用的，它已經走過的彎路，我們可以不再去走。
有些問題，是有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但是一些技術經驗，管理經驗不能否定。
13．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經驗的總結問題。
在學習中，有人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提出應當怎樣估計？這在武昌會議上已經作了估計。當然主席在南寧、成都會議上講過，總路線要經過幾年、十年二十年來證明它。大躍進中的失調，是個發展過程。所以能大躍進，主要由於總路線深入人心，調動了一切積極因素，工人幹勁確實很足。 “共產黨說到哪裡，我們幹到哪裡”，雖出事故，也是前仆後繼的干。工業是大家辦，過去少數人辦，冷冷清清。既然要群眾路線，不叫群眾幹，怎能群眾路線？雖然統計數字有不准確，無論怎樣也會高於第一個五年的平均速度百分之十九。
人民公社也是個大的變革，雖有問題，但也很難經過七八個月一下搞好，總要經過三年五年。
國民經濟各個方面都是躍進的。
所以要從兩方面看，主要的方面是正確的，這是應當肯定的。
但是也應當承認大躍進中產生許多新的矛盾，比例失調，走得太遠了些。每個行業裡都有很多問題。鋼的質量，鋼材的質量、品種都有問題，鐵變不成鋼，鋼變不成材，材不易成器。機械工業也躍進，造好多東西，幹許多大的東西，但在製造能力和技術上不相適應，由於它造不出大的東西，也很難解決軋鋼設備和解決鋼材品種問題。動力工業和交通運輸趕不上。從國民經濟內部來看有四大部門：（1）採掘；（2）加工；（3）交通運輸；（4）農業。有長線短線。
機械工業，造了好多主機，配不上套。準備請機械局算算賬。
原材料工業同加工業之間也不平衡，有些產品試製成功還不能大量生產，如“東風窯”到底行不行？試制結果應有個交代。
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同原材料供應不相適應，應縮短戰線。要很好注意後備，上馬容易下馬難，倉庫出貨容易進貨難，工人招來容易遣散難，工資增加容易減少難。明年計劃要考慮，進一步對薄弱環節、長短線之間進一步調整。既然要有計劃按比例，就必須這樣老老實實的去做。
14.今年一至五月生產與建設實踐的研究、分析、總結，對於更好的指導下半年，正確安排一九六〇年和第二個五年，是非常重要的。這項工作，計委、統計局，要配合搞一下。
上半年除了少數產品外，大部分未完成計劃。所以完不成，開始講是松勁問題，後來感到是指標過高了。當然也不能完全推之於客觀上。
影響較大的是工業兩個“元帥”，一季度鋼材一百五十三萬噸，分配的更少了，第二季度二百六十萬噸，分配按二百五十萬噸，一至五月實際日產還未超過二萬噸，既按二萬噸，下半年還必須增加一百八十萬噸，要經過很大的努力。
對其他各行各業也都要算一下。首先煤炭，第一季度是完成計劃的，裝車數也完成了，但是也有問題，第一季度的完成包含些不正常的因素，第一季度的煤的掘進搞少了。運輸方面，短途運輸佔的比重較大，煤平均運四十公里，運木材平均一千公里。同運什麼有關。
機械工業，按計劃口徑，十一萬噸，訂貨X萬噸，材料供應不上。材料利用率也比往年低。材料不全。
總的看，在國民經濟出現了緊張的局面：
（1）糧食由於高估了，有些浪費。
（2）農業戰線有些條件比去年還差，排灌設備不夠，肥料不夠，勞動力不足，運輸力不足。最近主席親自抓工業支援農業，然後農業支持工業。農業機械要四年小解決、七年中解決、十年大解決。工農業並舉，由於工業搞多了，基建搞多了，實際擠了農業。主席講，搞工業的人離開了農業。
（3）在工業方面，工人幹勁還是足的，但是生活有些困難。同時由於生產任務大，設備負荷很高，百分之百以上；許多設備不能及時檢修，“輕傷不下火線”但“重傷”也沒有醫院去治。
（4）材料不足，庫存空虛。
（5）質量下降。
（6）雨季準備不足。有些地方由於大雨，交通不便，沒有煤。
三季度生產也會有很多困難。二季度的產值還比第一季度下降了。四季度會好些。
（7）交通運輸緊張、特別是短途運輸緊張。
（8）市場緊張，穿的問題不大，鞋子緊張，女同志都參加工作了，沒人做鞋。吃的東西緊張。這些並不難解決。有四十億購買力平衡不了，經過調整，採取些措施，有二十億左右。
（9）基本建設戰線太長，要縮短。縮短不要洩氣，要向大家說清。
（10）儲備，不管怎樣緊張，如果有大量儲備也好辦，但是儲備不足。
所有這些，將在秋後有所好轉。
（11）生產與維修要搞好。
（12）計算生產水平要全面，缺一不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煤，飯做不出來。
（13）對於速度問題，要考慮經常的因素和臨時因素，如去年收廢鋼鐵三百萬噸，今年能不能有這些？去年進口一百五十多萬噸鋼材，今年是沒有這些。煤炭增加許多，但是吃了老本，老本不能經常吃掉。所以生產穩定下來是很主要的。
15.波浪式前進問題。波浪式原因很多，從鋼鐵方面可以基本回答。以鋼為綱的基本問題，是解決鋼材問題，小高爐佔很多，今年不同，土鋼也少了。去年有七百七十萬噸鋼材，做什麼用了，要有個統計，不然沒有底。考慮數量、品種、質量、生產與運輸，加以平衡的結果，表現了波浪式（或馬鞍型），波浪式是存在的。明年又如何？所以躍進是事實，但陣地未鞏固。在考慮明年時，要考慮現在陣地鞏固到什麼程度，對明年有好處。
16.機械工業，原材料數量與品種問題。有了材料，沒有設備，製造能力的平衡問題，這個底要摸一下。
17.以鋼為綱全面躍進、重點與一般的問題。以鋼為綱，綱要舉，目要張。有了鋼才有了原材料，其他才能上去。在執行中，反映出對以鋼為綱的了解不一致。似乎以鋼為綱，“綱”就可以不管其他，其他過分讓路，“目”怎麼能夠張。重點與一般，沒有重點就沒有一般；但沒有一般，怎能有重點？ “一般”、“目”必須補上去。
18．每年新增能力究竟有多少，過去統計局計算一般百分之十左右。公報上講，去年全國投入生產的項目有七百多，後來一查有五百多。要摸一下。今年依靠當年新增能力按調整的情況看，也是百分之十左右。要具體摸一下：項目分類、安排力量、技術力量怎樣，要算一下。
19.物資後備，要留有餘地。在大躍進中，後備少了，鋼材五十萬噸左右，去年後備少了幾十萬噸。生產安排，要發揮潛力但應當留有餘地。文藝、演戲都留有餘地。
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去蘇聯時，斯大林還未死，就向我們講留有餘地。一九五六年的躍進就是由於有了一九五五年的豐收和後備。所以後備問題是個重要教訓，有備無患，有實無空。
20.要心中有數。去年職工人數，報給中央的數和實際增加數相差很大。要算賬，算賬派是不滿方面的，但是當權派不算賬危險很大。過去，聽列寧講，社會主義就是計算；如果普通人說，那又是算賬派了。 “計劃委員會”，“計”為計算，“劃”為籌劃，搞來搞去，還要找來大量“算賬派”來算。我現在也感到，不能光虛，通過算賬，才能合乎實際。統計局搞統計，計委搞指標，都要算賬。世界上就是物質，有量有質，經濟上要算賬，軍事上要算賬。浪漫主義才是2×2=5，而現實主義是2×2=4。
21．物資分配的體制和管理制度問題。條塊有爭論。一竿子到底地方反對，各部擁護。到底怎樣好，要研究，搞得好些。否則，生產、建設受影響。
22．政治與業務——紅與專問題。週總理接見一個礦工出身的在國家機關工作二十多年的一個外賓時說，我們的部長們多數是紅而不專。部長真正由企業裡來的不多。我們搞計劃的也是在總理所講的紅而不專的範圍之內。不能當空頭政治家，要鑽業務。這兩方面不能對立起來，應該統一起來。不能隻紅而不會業務。這就是說，必須把政治工作，群眾工作與業務工作結合起來。
政治掛帥與群眾路線的結合問題，一個大廠，沒有統一領導怎能行！積極性要發揮，也要避免盲目性，沒有這些條件，計劃管理就是空的。
23． “保守”與過火問題。要做到既不保守又不過火。這兩方面的經驗我們都有了。
24.計劃工作的群眾路線，也同其他工作同樣的重要。沒有群眾路線就沒有千方百計，集思廣益。我們的計劃應把千百萬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反映出來。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但有了積極性，還必須加上先進的科學技術、物質條件。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也不是抽象的概念，必須同具體的物質技術條件結合起來。必須具體反映物質實際。畫上可以畫一人用雙手把高山闢開，但是，實際上必須幹勁加上物質技術。
25.勞動、工資、勞動生產率問題。今年增加這些人，明年怎麼辦？計件工資要考慮。 “刮共產風”，“取消資產階級法權”，這些都要研究。
26.大中小問題。要有個主力，社會主義的基礎還是大工業，要有骨幹，以大為綱，不能把重點放在小高爐上。去年各地都搞小土群。
27．指標的高低，上馬下馬、洩氣問題。上馬勁頭很足，下馬是否要洩氣？不能單純追求高，如果高切合實際，下馬會洩氣，但不切合實際，應當下來，要向群眾交代清楚。生產指標如果不落實，群眾怎麼努力也完不成，倒是容易洩氣；切合實際，完成了計劃，就不會洩氣。 “氣”，要看什麼氣，有的氣要有“空氣壓縮機”，武昌會議（鋼）由三千萬噸壓到二千萬噸。主席在會上講得很深刻，務虛不務實，結果務了空，“孫悟空”。
28.虛與實。虛不離實，實不離虛。斯大林講，要學會以完備的知識運用有計劃按比例的規律，我們的知識還不完備。社會主義，恩格斯講從空想到科學，我們一年來是從科學到空想。要加強理論學習，沒有理論，就沒有正確的實踐。
29.為什麼寫不好文章？基本原因是把問題沒有摸透。沒有抓住根本矛盾。現在能不能寫出好文章？有可能。只要充分暴露出矛盾，為什麼沒有搞好？要找出經驗教訓。
計委準備用下半年這個時間總結幾條。如果大家都動手，就要在未動手之前，辯論一番，就會有內容。當然文章的技巧安排是個問題，但基本上是內容。要求各局整理些資料，大家都看，可以提出反面意見。重工局專門搞鋼材的資料，抓品種與質量，分析去年今年情況。同時，重工局還要提出搞一千萬噸鋼需要什麼條件。每個局都要搞這樣的材料。
“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這是經驗之談。
不要一下就要求搞出成品，甚至也可以半成品或初步資料。資料搞得好會起很大作用。
兩本書，要很好讀。
昨天講了，最大的勝利是所知道的這些失敗，失敗為成功之母，但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失敗而是成功。要很好的總結這些經驗，這是個很大的代價換來的。吃了豆子拉豆子不行，要消化它。主席的話是指全黨來說，沒有經驗碰了釘子才能轉過來；壞事就會變成好事。
一九五六年的經驗也要聯繫起來。反冒進挫傷了群眾積極性是不對的，但一九五六年作了調整是必要的。那時雖犯了錯誤，但是作了控制，積蓄了力量，沒有這一點，一九五八年很難大躍進。
對這些經驗過程，要研究、總結、議論。學習為了工作，工作也是學習。關於學習問題，李（富春）主任批了幾句：“應放手發動大家展開批評、辯論；以虛帶實。”我認為這樣討論是正常的，必要的。應該有不同意見，這樣才會交鋒，堅持真理，改正錯誤。寫的文章還要改三四道，出版了的東西還要更正呢。要毫無顧慮。
現在大字報又不見了。要勇敢。有意見不講，無非是“五怕”，個人患得患失。要有個新東西，開始不曉得多少人反對。
大家談，以後像今天這樣的四級幹部會開它一兩次，思想要活潑起來，空氣要活潑起來。在我們這個會上，有什麼講什麼，不要到外面去講，免起副作用。
計劃方法問題以後再談。
我個人，也學習了，但一些問題未經過整理，僅作為個人學習感想和意見，有錯誤請批評。拋磚引玉，每人都可以想幾條，可以寫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