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實話實說的倔頭

大約在20世紀70年代末，任志強在軍隊已經待了十來年，他在部隊中提了乾、立了軍功。他向父母報喜時，父母卻告訴他：“我們在你這個年齡時早已有更值得誇耀的成績了。”“這或許對任志強是個比較大的轉折點，他父親是副部級幹部，他的目標比較高。”齊躍說。 對於一個具有野心、個性強烈的人來說，在和平年代從軍並非是最好的選擇。 “任志強後來當了華遠負責人，我們都不感到奇怪。因為任志強的個性只適合當一把手，當二把手會幹不好。”他的初中同學、一起到延安郭莊插隊的知青趙曉航說，“任志強是個倔頭，一條道走到黑。” 1980年，任志強轉業，下海經商。他到一朋友開的公司任副總經理，主要經營百貨、餐飲等業務。齊躍去任志強負責的公司應聘兼職財務。這是齊躍第一次見到任志強，他回憶：“當時是冬天，任志強像個土匪頭子，在一個小房間裡，穿一身綠色的軍棉襖，理著非常短的小平頭，典型的北京幹部子弟的髮型。見面時，他很嚴肅，坐在那裡用眼睛瞪著你，基本沒有笑容。”

任志強最早是做百貨，在北京地安門附近的一條馬路邊租了一間房，做批發兼零售。 1982年，他開始做餐飲，員工賣油條，他收錢。再後來，他又從山東販賣蘋果到北京。 據一位熟悉任志強的人士介紹：“任志強的命運並不算好，那個年代很多高乾子弟都沒吃過什麼苦，他吃的苦比別的高乾子弟都多。他不太靠父母，相比很早就下海的那一撥幹部子弟，他已經差了一大截。別人已經在倒騰服裝、國家指標了，而他才開始做小買賣。在某種程度上，相對那些高乾子弟的同輩人，他有一點自卑。” 我問任志強：幹部子弟身份有沒有給你帶來一些便利之處？他一听就急了，瞪著眼呵斥：“這都是瞎扯！當我進入社會的時候，我的父母早就退休了，既無權又無職了，我們發展和乾部子弟有什麼關係？你們都以為乾部子弟都能走後門，胡說八道！你們把社會想得太可怕了！”他又強調：我父親和西城區有什麼關係呢？商業部和西城區隔著七八級呢，這都是瞎扯。趙曉航曾任監察部駐海關總署監察局副局長、海口海關關長，親手查處過20世紀90年代末的廈門、湛江等多起走私大案，他說：“官員如果貪污，商人如果第一桶金不干淨，他們敢這麼張狂嗎？現在既仇富，也仇官。在這種情況下，任志強竟然常年堅持'任大砲'，你說他沒有一點自信，他沒有一點坦誠，他沒有一點純正，他敢嗎？”

齊躍說：“經商這件事，據我了解，他父親沒給他什麼幫助。因為當時他們父子倆的位置差距太大。唯一能幫上忙的，就是一些人際關係。比如他父親的同事、同事的小孩，比他下海早，任志強認識他們，偶爾能幫上一點忙。” 要說乾部子弟身份給他帶來的好處，應該是比常人更早一點知道政策變化的風吹草動。任志強說過：“其實早期能夠下海經商的大部分人還真是乾部子弟，他們能夠從父母那裡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也能夠體會到國家開放的決心，否則他們不會做無謂的犧牲。”見《地產狂人任志強》，作者彭徵、張偉，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任志強到華遠集團做部門負責人，他想到將齊躍招過來，齊躍當時的本職工作在一家國營單位。單位開始不同意，最後要求齊躍出三千元培養費。 “當時三千元是什麼概念？普通人一個月的工資才二三十元。”齊躍將實情告訴了任志強。任志強說：“三千元我給你出！”就衝這句話，齊躍來到了華遠擔任會計，後來做到了華遠副總裁，直到2001年。

任志強這些年仍舊保持了倔強作風，說話直接，像一塊又臭又硬的石頭。但是，齊躍說：“這些年任志強變化很大，比以前平和多了。”畢京京說：“他說的那些大實話，我估計是插隊對他的影響。在插隊期間，他親眼看到了自然規律，並開始尊重自然規律，旱了就沒有收成，澇了也沒有收成。他養成了這麼一個習慣，按規律辦事，實話實說。” 2007年1月，任志強在《答复網民的提問》一文中提及自己1985年9月進過看守所的事，並在那裡待了14個月，最終經檢察院證實無罪而釋放。 任志強並未詳談自己為何被冤入獄的原因。齊躍當時是公司會計，也一同受牽連入獄。因為齊躍妻子快生小孩了，檢察院以“老婆生小孩，家裡無人照顧”為由，將他提前釋放了。齊躍分析，此事的主要原因是任志強得罪人了。當時華遠算新興公司，西城區的審計局有時會來審計。一天，華遠請了很多建築界的權威專家來開會，就某一技術問題進行討論，任志強非常重視。就在此時，審計局局長來華遠審計，約任志強他們談話。任志強當時說：“你沒提前約，我約了一幫工程師正開會，我今天不能接待你。”

“華遠算小公司，在西城區，對那些官員來說，算不了什麼，來你這審計，你不拍手歡迎，還給臉色看，能好得了嗎？後來審計局就開始找碴兒。那年中秋節，檢察院就把我們給帶走了。”齊躍說，“當時，新興的東西總是要調查，但導火索就是任志強沒有接待審計局局長。任志強吃虧在說話方式，他的說話方式確實讓人接受不了。你想想當時審計局局長，在西城區是權力多大的官呀？” 齊躍和任志強關在不同的看守所，外面傳說，他們幾個要被槍斃，這對他們的家庭造成很大傷害。他們的獄友也互相認識，那些獄友說，任志強天天在裡面學外語，學了900個單詞。儘管被冤入獄，任志強仍然堅信共產黨的領導，還為此事和獄友抬槓。 “像我們被冤枉了，發點牢騷很正常。但任志強出來後，一句話沒說，這點我比較佩服。這可能是骨子裡他父母帶給他的。”齊躍說。

任志強出獄後，齊躍到他家探望，發現他的白頭髮比進去之前多了三四倍，當時他才35歲。 我問任志強：“華遠遇到重大事情時是你一個人拍板決定還是集體討論？”任志強說：“我們過去由黨委作決定，現在是董事會作決定。我從來不自己作決定，因為我被在監獄里關過，所以我更知道自己作決定要承擔責任。我一定會找個擋箭牌，堅決不自己作決定。你們恰恰都說錯了，這都是極端錯誤的認識。” 不給面子的實話實說給任志強帶來不少麻煩。李春暉說：“任總有時說話或發表文章後不久，會有一些國家相關部門來查我們，比如查我們的稅收，看你是否合法。這確實讓我們很被動，因為我們有很多工作，但要花費額外的時間接待他們，要把賬本給他們看。實際上，查完了又沒有問題。”

齊躍說：“任志強這種性格得罪了很多人，但他不考慮得罪不得罪，只考慮真與否。比如有時候央行出了一個政策，任志強會寫文章評論。什麼貸款啊或者辦事，華遠馬上就會收到反應。” “一般人會說算了，別跟國家較勁，犯不上，也不是我們家的。（任志強）他那韌性就是，這事我覺得對，我一定要堅持。”齊躍曾經勸任志強盡量少說點。但是，“他就這性格，怎麼勸也沒用，他反而說：這對國家的利益和整個中國經濟都有用，你不能說為了華遠好辦事就不說。” 在齊躍看來，讓任志強不說話，是不可能的事。李春暉有時候勸阻任志強別說得這麼犀利，委婉一點。任志強說：“別人都不說，你們還不讓我說。” 他以前放炮時遇到麻煩，經常是華遠的老書記周堅給他抹平。周堅是開國上將周士第的兒子。 1996年，老華遠在香港上市時，香港多家媒體和香港聯交所收到一封揭發任志強1985年入獄的匿名信。周堅到北京市檢察機關查閱十多年前的檔案，並從西城區檢察機關取得無罪的證明，才擺平了這件事。周堅現已退休，我多次尋找未果。周堅退休後，任志強還有一批特別能幹的人，對外溝通能力都很強，這也起了很大的緩衝作用。

有一次，任志強告訴閻陽生：不說不行，人家以為任志強被抓起來了，所以還得說，不說對公司影響更大。閻陽生說：“任志強不怕麻煩，有一些事低低頭就可以過去了，但他不低頭。他就是這種牛脾氣，其實他可以搞得更大、更好。” 任志強說，他父親對他的最大影響就是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 “這不光是我父親，應該說老一輩革命家都有這個觀念。當他們對革命事業有追求的時候，就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也堅持自己的理想和事業。”任志強有一個哥哥在戰爭年代寄養於老農家裡，後來失散了，再也找不到了。 “這種為了革命事業而作出犧牲的老一代人可以數出千千萬萬來。他們大部分都可以為了革命付出自己的家庭，包括自己的孩子。我們現代人所理解的家庭幸福，是可以拋棄的。老一代革命者，包括我的父母、叔叔伯伯，每一個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精神。我想這是他們給我們留下的最寶貴的財富。”

閻陽生說，任志強其實很聰明，會搞關係。參軍的時候他打橋牌，和連長套近乎，連長被他忽悠得團團轉。 “現在別人只看到了他桀驁不馴的一面，他和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領導意見不一致的時候就頂撞。實際上他還是很有分寸的，他知道自己沒犯大忌。爭論的時候，他是從純技術的角度來談的。即使對方生氣了，事後也會琢磨他說的是不是對的。” 潘石屹告訴我，任志強只有一次服過軟。幾年前一次宏觀調控的時候，任志強發表了很多言論，一個領導派好多人去查他，前前後後查了他一個月。任志強每天晚上都給潘石屹打電話，發牢騷罵一通，不知道查什麼東西。最後另一個領導和潘石屹都給任志強建議：你要給人家一個台階下，你給這個領導寫個檢查吧，否則你也難受，人家也難受。於是就有了任志強所有的語言文字中唯一的一次妥協。

“按任志強的性格，他是不會屈服的，就是要跟宏觀調控干到底的。”潘石屹說。 趙曉航說：“任志強應該是很純真的人，因為我們都到了耳順之年，都是60歲的人了，很清楚社會的險惡、站在對立面的壓力和來自媒體的壓力。但他單純得像一個說皇帝沒穿新衣的小男孩一樣。他老捅窗戶紙，你說他不童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