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偉大的壯舉，光輝的歷程

我是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一名普通戰士。長征是一部宏大的史詩，我這篇文章只寫了幾個主要問題，供同志們參考，並請指正。 這個問題說來話長，但總的一句話：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以王明為首的黨中央，推行“左”傾冒險主義，使1933年到1934年的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 本來，中央蘇區的形勢是很好的。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對以江西為中心的中央蘇區，進行了三次“圍剿”。在毛澤東、朱德的正確領導下，根據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實行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和消滅敵人，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鞏固和發展了革命根據地。 1931年11月，在瑞金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被選為主席。

1931年6月黨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後，共產國際指定王明代理總書記職務。王明即在全黨推行他的所謂《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鬥爭》的“左”傾冒險主義綱領。他們在政治上是“左”傾教條主義和關門主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事變佔領東三省後，黨中央雖然在9月20日發表了宣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但又說日本“同時更積極更直接地進攻蘇聯”，號召“中國工農勞苦群眾必須在擁護蘇聯的根本任務之下，一致行動起來”，並說“中國各派國民黨及各派軍閥根本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提出“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 1932年1月9日，黨中央又作出了《關於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他們否認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上有分化，也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等中間力量的抗日要求，認為中間勢力“是危險的敵人，應該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這些妥協的反革命派”；吹噓“蘇維埃政權統治了幾千萬人口的區域，紅軍的發展已造成包圍南昌、吉安、武漢等重要的與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勢”；要求紅軍“佔領一兩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命令中央紅軍去攻打敵人堅守的贛州，打了40多天沒有攻克，紅軍受到很大的損失。在組織上，王明等人實行宗派主義政策，派代表到各個蘇區去“反右傾”和“改造”黨的領導機關；對不支持他們的領導幹部，扣以“右傾”帽子，進行“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

1931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後被捕叛變）三人為中央黨委、博古負總責。博古是王明在莫斯科組織的所謂“布爾什維克”教條主義小集團的成員，他完全執行王明的錯誤路線。 11月，臨時中央派到中央蘇區的代表團在瑞金召開了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誣衊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排擠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 1932年9月，臨時中央又指示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開會，貫徹奪取中心城市的方針。會上，“左”傾冒險主義者把毛澤東不贊成打贛州、主張紅軍到條件有利的贛東北發展的正確意見，指責為“對奪取中心城市的消極怠工”，並把歷次反“圍剿”都行之有效的“誘敵深人”的戰略方針，指責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義危險”。會議無視周恩來、王稼祥、朱德的不同意見，把毛澤東排擠出紅軍的領導地位，撤銷了毛澤東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要他到瑞金專門做蘇維埃政府工作。

1933年1月，上海臨時中央因在白區執行“左”傾冒險主義，使白區黨組織受到很大的破壞，臨時中央站不住腳，就決定搬到蘇區來。博古於1月19日來到瑞金，立即把中央蘇區的黨、政、軍權全部抓到手裡，以便推行他們的“左”傾方針。他當時只有26歲，既不了解中國的情況，也沒有打過仗，只會背誦馬列主義和共產國際的教條，可是他卻要指揮一切。 1933年2月，蔣介石糾集了50萬軍隊，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這時毛澤東已被取消了紅軍的指揮權，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在前線指揮作戰。博古既不研究敵我實際情況，又不尊重前線司令部的意見，以中央名義強令主力紅軍去攻擊敵人重兵固守的南豐城。由於朱德、周恩來據理力爭，抵制了錯誤的指示，運用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經驗，採取大規模大兵團伏擊運動中的敵人的戰術，於2月27日在江西宜黃的東坡、黃陂一帶，一舉消滅敵主力2個師，俘敵五十二師師長李明、五十九師師長陳時驥。 3月21日，又在草台崗消滅敵軍1個師，俘敵萬餘人，繳槍2萬多枝和許多新式武器，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中央紅軍發展到8萬人，大大增強了戰鬥力，擴大了根據地，使中央蘇區同方志敏領導的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

博古到瑞金後，進一步貫徹宗派主義的干部政策，對不執行他們錯誤方針的干部隨便批鬥。 1933年2月，蘇區中央局無理指責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宣布撤銷羅明的省委代理書記的職務，並在中央蘇區開展反“羅明路線”的鬥爭。 3月，又把在贛南各縣工作的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當做“純粹的防御路線”的“江西的羅明路線”開展鬥爭，撤銷了他們的職務。 第四次“圍剿”失敗後，蔣介石感到十分痛心，他給中路總指揮陳誠的“手諭”中說：“此次挫失，淒慘異常，實有生以來惟一之隱痛。”他不甘心失敗，1933年6月起，就集中力量準備第五次“圍剿”。一方面，他加緊調兵遣將，和陳誠等將領到南昌總結失敗教訓，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輪訓排以上軍官，並請了美、意、德等國的軍事顧問參加策劃。他總結過去“長驅直入”蘇區以致被紅軍各個擊破的失敗教訓，接受了德國顧問塞克特的建議，採取“堡壘主義”、“步步為營”的戰術，即各路大軍齊頭並進，前進不遠就停下修築堡壘，同時修公路，把主要陣地連繫起來，加強軍火、糧食的補給；並採取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加強反共宣傳。另一方面，他派宋子文到美國求援，美帝國主義就把農場主積壓的大批棉花和小麥運到中國，共值2億美元，叫“棉麥借款”；又得到英帝國主義1億英鎊的軍火借款。

7月24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與我們黨的任務的決議》，強調：五次“圍剿”是“更加劇烈而殘酷的階級決戰”，是“爭取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的鬥爭”；並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不讓敵人蹂踴一寸蘇區”等口號。同時，提出“要創造一百萬鐵紅軍”的不切實際的要求。 在蔣介石調兵遣將的過程中，如果紅軍尋找有利時機在運動戰中消滅一部分敵人，是可以破壞敵部署的。但是臨時中央不聽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的意見，強令紅軍主力分成兩個部分作戰，即所謂“兩個拳頭打人”：以三軍團為主組成東方軍，到福建強攻敵十九路軍固守的邵武、將樂，結果，城未攻下，消耗了時間和力量；以一、五軍團為中央軍，留在江西蘇區，但沒有作戰任務。這樣就喪失了積極準備作戰的時機，反而給了蔣介石佈置兵力的時間。

當年9月25日，蔣介石親自指揮50萬大軍，在飛機掩護下，分四路向中央蘇區大舉進攻。 28日，敵軍佔領了贛東的黎川城。在敵軍優勢兵力進攻下，為保存軍事力量實行必要的撤退，這是允許的。但博古等人認為讓敵人進了“國門”，加罪於負責防守黎川的閩贛軍區司令員蕭勁光，把他當做“軍隊中的羅明路線”，對他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並撤銷一切職務，開除軍籍和黨籍，交軍法審判。在軍內、黨內都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正在第五次反“圍剿”的緊張時刻，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本來，顧問就是“顧”和“問”，只有建議權，沒有指揮權。但因博古自己不懂軍事，又取消了毛澤東的指揮權，對周恩來、朱德等人又不重用，只要他們根據臨時中央的指令去組織實施，對他們的正確意見不理睬，實質上剝奪了他們的紅軍指揮權，只給相當於參謀長和供給部長的職權，而把毫無革命戰爭經驗又不懂中國情況的李德當成“寶貝”，把紅軍的指揮大權交給他。

李德是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共黨員。 1928年越獄逃到蘇聯，1932年在莫斯科軍事學院學習，學習成績較好，畢業後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他作風獨斷專行，又蠻橫粗暴，一個人就取代了中央軍委的集體領導。他坐在房子裡，只憑教科書中打陣地戰的教條，在地圖上指揮戰爭。由於他的瞎指揮，造成了不少戰鬥失利。前線司令員提出意見，他又不聽，反而訓斥別人，推脫責任。而博古卻把他捧為“太上皇”。這樣的人在做總指揮，哪有不打敗仗的道理？ 在蔣介石的“堡壘政策”面前，毛澤東雖無指揮權，但他以對黨和紅軍高度負責的精神，幾次向中央建議，紅軍應跳出敵人的堡壘包圍圈，打到敵人的後方，到江西、浙江、安徽、江蘇四省之間的廣大地區活動，促使敵人調兵遣將，以便尋機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既可以粉碎敵人“圍剿”，又可以擴大蘇區。但是博古、李德根本不聽，反而誣衊這是“放棄根據地”。

博古、李德等開始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方針，在“禦敵於國門之外”口號下，指揮紅軍主力到撫州附近的敵我交界區，輾轉作戰於敵人主力和堡壘之間。從9月到11月，打了幾次消耗戰，沒有阻止敵人前進，紅軍又遭到不少損失，處於被動地位。 接著，博古、李德等又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採取消極防禦方針，“以堡壘對堡壘”，“實行短促突擊”，同優勢的敵人拼消耗。敵人的堡壘比較堅固，火力也較強，彈藥充足，很難攻破；堡壘之間和後方又有公路連繫，運輸也方便。而紅軍的防禦力量是很弱的，堡壘還沒有修好，就被敵人飛機、大砲轟垮了，炮火彈藥少，在敵人強攻下很難堅守，結果遭到很大損失。 正當蔣介石向蘇區大舉進攻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對紅軍很有利的事情。 1932年1月28日曾在上海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軍的十九路軍，被蔣介石調到福建參加“圍剿”。蔣光鼎、蔡廷錯和廣大官兵要求抗日，不想打內戰。在中國共產黨提出願在3個條件下同全國任何武裝部隊合作抗日的宣言影響下，蔣光鼎、蔡廷錯在1933年8月間秘密派代表吳明（即陳公培，曾在法國同周恩來一起工作過）到延平附近同紅三軍團聯絡。周恩來對此事甚為重視，他致電項英（軍委副主席）、彭德懷、滕代遠，建議派袁國平（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同吳明面談，以進一步了解他們的真實意圖。經過會談，彭德懷寫了信讓吳明帶回去，對十九路軍提出的合作要求表示歡迎。雙方在前線停止了作戰。

10月初，吳明又陪同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秘密到達瑞金。 26日，雙方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立即停止敵對行動，劃界而治，恢復貿易，解除對蘇區的經濟封鎖。 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和蔣光鼐、蔡廷鍇等在福州發動“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反蔣抗日。這反映了國民黨內部矛盾和抗日力量的發展，並且他們願意同中共合作抗日反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紅軍同他們密切配合，完全有可能把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打破。可是博古、李德這些“左”傾機會主義者不相信他們可以做我們的朋友，把中間力量看成是“最危險的敵人”。這時，蔣介石從江西前線調9個師到福建去打十九路軍，給了紅軍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很好機會。當時在前方的周恩來於11月24日致電博古、項英，指出目前蔣介石正推遲進攻中央蘇區，抽兵入閩，紅三、五軍團應側擊蔣的入閩部隊，但建議未被接受。彭德懷也提出建議：集中紅軍主力向閩、浙、贛邊區進攻，威脅杭州、上海、南京，既可援助十九路軍，又可打亂蔣介石的“圍剿”計劃。張聞天也主張要積極配合十九路軍。毛澤東早就主張紅軍打到浙江、安徽、江蘇去，把戰略防禦變成戰略進攻。可是這些正確主張都被博古等人拒絕。他們反而把主力紅軍西調。去攻永豐地區敵人的堡壘。 “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在蔣介石的大軍進攻和政治分化下，於1934年1月宣告失敗。蔣介石把入閩部隊組成東路軍，進一步完成了對中央蘇區的四麵包圍。十九路軍又被迫參加“圍剿”。

1934年1月，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三次“左”傾錯誤的頂點。全會不顧四中全會後因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白區遭到的重大損失，更不總結幾個月來反“圍剿”中因執行軍事冒險主義遭受失敗的經驗教訓，錯誤地斷定中國己存在“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是“中國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的誰戰勝誰的問題”，“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要繼續貫徹“下層統一戰線”（即不要上層統一戰線）策略，在農村繼續進行“反富農路線”的鬥爭。在國民黨統治區，要求黨“用最大的力量去準備組織領導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以配合紅軍進攻大城市。他們更錯誤地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宣稱“在我們已將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推廣到中國重要部分的時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將成為共產黨的根本任務……”等等。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口號下，繼續推行宗派主義政策。 這就是第五次反“圍剿”進一步走向失敗的根源。 博古、李德等在軍事冒險主義失敗以後，即轉為軍事保守主義。在兵力強大、武器精良又實行“堡壘政策”的敵人面前，不採取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仍一直正面防禦、處處設防、節節抵抗，同敵人拼消耗，遭致失敗。 最典型的是1934年4月的廣昌保衛戰。廣昌是蘇區北邊的一座小城，蔣介石集中11個主力師，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於4月10日開始向廣昌大舉進攻，企圖突破廣昌後向蘇區中心地區猛進。博古、李德等則把廣昌當“北大門”，在“不讓敵人侵占一寸土地”的口號下，調集了紅軍主力9個師死守。博古、李德第一次赴前線直接指揮，他們在前線組織野戰司令部（司令員名義上是朱德，實際上是李德，博古擔任政治委員），要同敵人“決戰”。周恩來則被放在遠離前線的瑞金留守（實際上是後勤部長）。 戰鬥從10日打到27日，這是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規模最大也最激烈的一次戰鬥。雖然給敵人以很大的殺傷，但紅軍也受到很大的損失，死傷5500餘人，佔參戰兵力的五分之一。而廣昌仍被敵人佔領了，福建的建寧也同時失守。這是“左”傾機會主義者單純防御路線的嚴重惡果，給紅軍以後作戰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 這時，紅軍還有相當的實力，蘇區也還有迴旋餘地。如果接受毛澤東的建議，紅軍主力休整補充後，打到湖南的中部（當時敵軍空虛），就可以調動進攻蘇區的敵人，在敵後無堡壘地帶的運動戰中消滅敵人，蘇區也可以恢復和擴大，就可以粉碎“圍剿”。但是博古等人拒絕了這一建議，因而又失掉了轉敗為勝的機會。 廣昌失守，給“左”傾機會主義者們當頭敲了一棒，覺得問題嚴重，但他們沒有從錯誤中警醒過來，還是繼續執行單純防禦方針，到處修築堡壘防禦，損失日益增多。博古負責的中央書記處，5月曾秘密決定要把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並請示共產國際，6月得到共產國際批准。但是，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沒有做充分準備。 7月上旬，蔣介石指揮大軍從北路、東路、南路同時向中央蘇區發起全面進攻。這時，蘇區日益縮小，人力、物力都很匱乏，我軍已失去在內線打破敵人“圍剿”的可能，如果當機立斷地把紅軍主力突進到外線作戰，仍有勝利的可能。可是，博古、李德等仍把紅軍主力“六路分兵”進行“全面抵禦”。結果，我軍損失很大，敵軍還是不斷前進。至9月下旬，中央蘇區僅存瑞金、會昌、於都、興國、長汀等狹小地帶。這時，才倉促地開始準備主力紅軍轉移到湘鄂西去同二、六軍團會合，建立新根據地。 為了調動進攻中央蘇區的敵人，中央決定，派七軍團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旗幟，經過福建進到浙、皖、贛邊活動；又決定在湘贛蘇區的紅六軍團離開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去活動，以配合中央蘇區的反“圍剿”和戰略轉移。 七軍團軍團長尋淮洲，政委樂少華，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劉英。全軍團共6000餘人，大部為新戰士，槍支不及半數。部隊於7月6日從瑞金出發，途經長汀、連城，後到國民黨統治區；沿沙溪北上後，於7月30日北渡閩江，8月8日曾向福州進攻未遂，就北上佔羅源縣；在閩、浙、贛邊境苦戰數月，損失很大。 10月19日，奉中央命令到贛東北蘇區與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合。中央軍委決定七軍團與十軍合編為新的十軍團，軍團長劉疇西，政委樂少華，方志敏為軍區司令員。 七軍團北上，雖經艱苦奮戰，也取得一些勝利，但損失不小，並沒有達到調動包圍中央蘇區敵人的目的，也沒有建立新的根據地。現在看來，主要是兵力太少，沒有造成對敵人後方的威脅。 11月中旬，中央軍委決定組成以方志敏為主席的軍政委員會，隨十軍團向北行動。部隊進到安徽黃山、休寧、歙縣等地。蔣介石立即調動了5個正規師和地方武裝進行阻止。因無法前進，十軍團領導決定返回閩浙贛根據地，途中遭敵人截擊，主力在江西懷玉山地區遭到強大敵人的包圍，經過激戰，大部壯烈犧牲。尋淮洲犧牲，方志敏於1935年1月在江西德興縣隴首村與敵人作戰時因叛徒出賣被捕。方志敏在敵人法庭上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在獄中寫下了、《獄中紀實》等不朽著作。同年8月6日，英勇就義於南昌。 這也是臨時中央指揮失誤造成的惡果。 十軍團突圍出來的一部分隊伍，在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劉英領導下轉移到閩浙邊地區，堅持游擊戰爭，抗戰時參加了新四軍。 1934年7月23日，中央書記處、中革軍委決定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第一步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擴大游擊戰爭，並創立新的蘇區；第二步向湘西發展；第三步向北與紅二軍團聯絡。湘贛蘇區的獨立部隊和游擊隊，應堅持在現在蘇區及周圍開展游擊戰爭，保衛蘇區。 任弼時是從中央派到湘贛蘇區的代表，中央決定由任弼時、蕭克（六軍團軍團長）、王震（六軍團政委）三人組成六軍團的軍政委員會，任弼時為主席。全軍團9000餘人。 8月7日，由江西遂川縣的碧溪地區向湖南前進，衝破敵人封鎖線，於20日占領郴州西的新田縣城。經過艱苦奮戰，多次突破敵人的包圍，於9月4日在廣西全州以南的界首渡過了湘江，5日攻占了延縣城。以後又突破了湘、桂、黔三省敵軍的包圍，於10月1日攻占了貴州的黃平縣城。又經過了艱苦奮戰，於10月24日在黔東印江縣木黃與賀龍、關向應、夏曦領導的紅三軍勝利會師。兩軍會師後，於26日進至四川酉陽的南腰界，召開了慶祝會師大會。 經過黨中央批准，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賀龍任軍團長，任弼時任政治委員，關向應任副政治委員，李達任參謀長，張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全軍團共4400餘人。紅六軍團由蕭克任軍團長，王震任政治委員，譚家述任參謀長，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紅二軍團部兼總指揮部，統一指揮兩個軍團的行動。紅六軍團從而勝利地完成了歷時80余天、行程5000餘里的戰略轉移任務，為中央紅軍以後經過湘西、黔東起了探路和宣傳作用。 中央蘇區的紅軍第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負傷由李富春代），下轄一、三、五、八、九軍團。除本身要衝破敵人層層封鎖進行戰略轉移外，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掩護龐大的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的直屬機關轉移。 由於博古、李德等在戰略退卻中又實行逃跑主義，戰鬥部隊剛從前線撤下來，沒有必要的休整和政治動員，對龐大的中央機關也沒有進行必要的精簡，採取“老太婆搬家的辦法，把壇壇罐罐都搬走”。所以，中央機關就編了兩個縱隊。軍委第一縱隊4600人，葉劍英為司令員；第二縱隊9800餘人，羅邁為司令員；總計8.6萬人，此外還動員了幾千民夫搬武器、抬機器（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還有許多銀元）。 為了堅持中央蘇區的革命鬥爭，中央決定，成立以項英為首的中央分局和以陳毅為主任、梁柏台為副主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又成立中央軍區，由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指揮紅二十四師和10多個獨立團及地方部隊共1.6萬多人。留下來的還有許多負責人：瞿秋白、何叔衡、賀昌、毛澤覃、古柏、鄧子恢、譚震林、張鼎丞、孫丕顯等。瞿秋白在戰鬥中被俘，後在長汀英勇就義。何叔衡、賀昌、毛澤覃、古柏等在戰鬥中犧牲。留下的人在蘇區進行了三年艱苦卓絕的鬥爭，配合了中央紅軍的長征，保衛了許多革命果實。抗戰時，又參加了新四軍。 1934年10月16日，先頭部隊紅一軍團從於都（當時稱為雩都）的段屋地區出發，過於都河（亥水）開始長征。毛澤東和中央機關是18日從於都縣城出發的。其餘各部分頭從江西的瑞金、於都，福建的長汀、寧化等地出發，走上了漫長的長征之路。 由於中央蘇區西南方向敵人比較少，事前中央又派了代表同廣東陳濟棠進行了秘密談判，簽訂了協定，所以確定以江西、廣東邊境交界處為突圍的突破口。 8萬多大軍浩浩蕩盪向西突圍，這是戰爭史上少有的。為了掩護中央縱隊的安全，紅一、九軍團走左路，紅三、八軍團走右路，中間是軍委一、二縱隊，五軍團殿後。 在紅軍西征的道路上，敵軍先後佈置了四道封鎖線。 10月21日，中央紅軍在江西信豐、安遠間渡信豐河，未經大的戰鬥，於25日全部突破了敵人的第一道封鎖線，開始進入廣東境內。陳濟棠執行了原定協議，沒有堵截。紅一軍團在11月2日占領廣東仁化縣城口。 5日到8日，中央紅軍由城口和湖南汝城之間順利地通過了敵人第二道封鎖線。 11月14日，主力紅軍在湖南良田、宜章之間通過敵第三道封鎖線。接著轉入廣西北部。這一帶都是山區，多路紅軍行動，十分擁擠。特別是軍委縱隊因緇重，機器太多，走得很慢。因為要躲避敵機轟炸，多走夜路和山路，就更慢了。軍委縱隊晚上多打火把，戰士們戲稱為“火把隊”。 蔣介石發現紅軍要渡湘江到湘鄂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後，就緊急調遣大軍封鎖湘江，構成第四道封鎖線，並企圖包圍紅軍在湘江以東加以消滅。有湘敵15個師、粵敵6個師、桂敵5個師，共26個師，加上北路蔣嫡系的薛岳率週渾元、吳奇偉2個縱隊4個軍10萬人，一共40萬人，分五路截堵、追擊、包圍紅軍。 11月27日，紅軍先頭部隊紅二師和四師各一部，在廣西的全州、興安間佔領了界首及附近渡口，渡過湘江，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因為軍委縱隊行動太慢，29日才趕到界首，所以湘、桂兩方敵軍就加緊向界首方向夾擊。中央紅軍就在湘江兩岸英勇抗擊敵人進攻，以掩護大軍過江，戰鬥十分激烈。 蔣介石認為他在湘江消滅紅軍的陰謀能實現，曾寫信給他的前線部隊打氣。他認為紅軍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難就擒”，命令他們窮追，“毋容紅軍再度生根”等等。可是蔣介石高興得太早了。經過6天6夜的浴血戰鬥，到12月1日下午，除了紅三十四師（主要是閩西人）和第六師的一個團被敵包圍大部犧牲外，其餘已全部過江。 但是，因過江時戰鬥激烈，人員損傷很大，過了江又要爬大山，軍委縱隊的一些笨重東西，包括沒有砲彈的幾門山炮，只得忍痛拋入湘江。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戰鬥空前激烈，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戰役。 8萬多人的中央紅軍，到此時只剩下3萬多人。這次戰役，進一步證明博古、李德等頑固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方針是完全錯誤的。 過了湘江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後，為了避開前面阻擊的敵人，中央紅軍就進入湘、黔邊的越城嶺大山，這是少數民族居住區。經過湘江戰鬥，部隊已很疲勞，又進入大山中，日夜行軍，供給困難，蔣介石的堵截追擊仍加緊進行，紅軍處境仍很危險。所以部隊中怨聲載道，都認為紅軍歷史上沒有打過這樣的敗仗，對中央和軍委的領導方針提出疑問。各軍團的司令、政委對中央軍委的意見也越來越多，中央領導人之間的爭論也越來越激烈和公開化。自從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在中央領導集團中就存在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和以博古為代表的錯誤主張的鬥爭。由於長途行軍，更由於博古、李德的獨斷專行，聽不得不同意見，不願意召開政治局和軍委會議討論，所以爭論無法解決。 蔣介石為阻止中央紅軍到湘西去和紅二、六軍團會合，加緊佈置包圍圈，妄圖在紅軍向北前進時，聚殲紅軍。在這個緊急關頭，中央紅軍是冒被敵人消滅危險繼續往北還是轉向敵人較弱的貴州去，已是刻不容緩必須立即解決的問題。 博古、李德因部隊損失太大，敵情又嚴重，感到垂頭喪氣，一籌莫展，但又不肯檢討和糾正錯誤，仍頑固堅持北進，同二、六軍團會合。這時，部隊的指揮實際上已由周恩來擔當起來。張聞天、王稼祥雖然過去同博古有很多共同觀點，但在這殘酷的事實面前，也開始對博古、李德提出批評。毛澤東出於對黨對紅軍的高度負責，同張聞天、王稼祥交換意見（坐在幹部休養連的擔架上也不間斷）。他堅決主張放棄原定去湘西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並得到他們同意。周恩來、朱德的軍事思想，本來就同毛澤東基本一致。 12月10日，紅一軍團佔領了湖南的通道縣城。 12日，在通道的中央負責人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博古等參加，還有李德。會上，就紅軍的去向問題展開了爭論。博古、李德仍堅持去同二、六軍團會合，但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會議決定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向貴州前進，相機進占黎平。 15日，紅軍佔領黎平。通道會議雖然不是中央政治局會議，但開創了長征以來用會議形式公開爭論行動方針的先例。 17、18兩日，由周恩來主持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討論紅軍今後戰略方向的重要會議。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周恩來和張聞天、王稼祥、朱德等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決定放棄同二、六軍團會合和建立湘西根據地的計劃，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 《決定》指出，“鑑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 黎平會議決定紅軍北渡烏江向遵義前進。這樣一下子就把幾十萬敵軍甩在湘西，使紅軍爭取了長征以來的第一次主動地位。這是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的勝利，是博古、李德錯誤方針的失敗。是紅軍戰略方針轉變的開始，也是由失敗走向勝利的開始。黎平會議為召開遵義會議打下了思想基礎。黎平會議期間，為了充實戰鬥部隊和減少機關人員，進行了整編。中央軍委決定，取消八軍團的建制，併入第五軍團。軍委一、二縱隊合編為軍委縱隊，由總參謀長劉伯承兼任司令員，陳雲為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瓮安縣猴場召開會議，批評了博古、李德仍堅持去湘西的錯誤主張。決定過烏江，進遵義，作出了《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創造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的口號，規定“軍委要向政治局報告作戰方針、計劃”。猴場會議後，實際上停止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周恩來擔當了指揮部隊的責任。 1日，一軍團二師四團奉命強渡烏江未成；2日，組織60多個竹筏搶渡，已於1日過去躲在石崖下一天的毛振華連長等5位勇士出來接應，軍團砲兵連長趙章成以3發迫擊砲彈打掉了對岸敵據點。我軍搶渡成功後，即加緊架設浮橋。至6日，全軍從幾座浮橋通過烏江。 1月7日，紅二師化裝成敵潰兵突然進入黔北重要城市遵義城，消滅了王家烈的“雙槍兵”（一枝步槍、一枝鴉片槍）。 中央和軍委1月9日進入遵義。 紅軍突然進遵義，把幾十萬追敵遠遠拋在烏江東南。蔣介石嫡系薛岳、吳奇偉、週渾元等，是從江西追趕紅軍到貴州的，被我軍拖得很苦，逃亡、死傷減員一半，軍官們在通信中說，“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了。紅軍取得了長征以來第一次休整機會，為召開遵義會議創造了有利條件。 遵義會議是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以博古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決定勝負的一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自己選舉中央領導人（過去都由共產國際指定）的會議。 由於廣昌戰役，特別是湘江戰役的重大損失和毛澤東的耐心爭取工作，首先使過去同博古等站在一起的王稼祥反對博古、李德的瞎指揮，要求毛澤東出來指揮，進而張聞天也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這就為召開遵義會議準備了主要條件。 會議是王稼祥先同毛澤東商議並得到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同意後，由王稼祥出面向博古提議召開的。並商定由博古主持會議和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從1935年1月15日開到17日。到會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候補委員4個：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將領7人：劉伯承（總參謀長）、李富春（總政代主任）、林彪（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一軍團政委）、彭德懷（三軍團軍團長）、楊尚昆（三軍團政委）、李卓然（五軍團政委）。還有鄧小平（中央秘書長）、李德（顧問）、伍修權（翻譯）列席。 敵情緊急，蔣介石又在加緊對紅軍包圍，要求先決定紅軍下一步行動方針。 15日會議開始後，劉伯承、聶榮臻提出紅軍北渡長江，到川西北建立新根據地的建議。會議同意他們的建議，並“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會議主要議題是檢查在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和西征中軍事指揮的經驗與教訓。博古作了報告，他強調紅軍不能粉碎第五次“圍剿”的原因，是由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力量的強大，蘇區和白區工作配合不夠等，為他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辯解。周恩來作副報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他是軍委副主席，長征中的“三人團”之一），做了自我批評，又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根據他和毛澤東、王稼祥共同草擬的提綱作了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他對錯誤的軍事路線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尖銳地批評了李德只知道在地圖上指揮作戰，但不懂得路是要用腳走的，紅軍是要吃飯睡覺的，敵人的子彈是會打死人的。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指出了今後的方向。王稼祥、朱德、李富春、聶榮臻等的發言，都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不同意博古的報告。周恩來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的提綱和意見，並全力推舉毛澤東來領導紅軍今後的行動。他的倡議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只有凱豐發言為博古、李德的錯誤辯護，李德則堅持不承認自己的錯誤。 會議開了三天，作出瞭如下決定：（一）補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去討論（決議在2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通過）；（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即博古、李德、周恩來），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1月18日政治局會議，決定“以毛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2月5日左右，在四川、貴州、雲南三省交界“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會“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 3月14日，中央軍委決定：設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 3月11日左右，為便於指揮，毛澤東提議，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全權指揮軍事，組長是周恩來。 遵義會議明確了紅軍戰略戰術的是非問題，批判了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取消了他的指揮權，改組了軍事領導，並在組織上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四年的統治。這標誌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失敗，標誌著以毛澤東為首的正確方針的勝利，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勝利地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提供了保證。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根據馬列主義的原則，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組織領導問題，說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完全成熟了。 （會後，在長征途中，中央派陳雲、潘漢年秘密到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又去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情況，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 遵義會議為我黨樹立了一個正確解決黨內矛盾和糾正錯誤的範例，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高貴品質和傑出的領導藝術才能的表現。他在中央蘇區受教條主義者打擊、排擠，被撤銷對紅軍的指揮權，仍服從組織決定，但他堅持自己正確的意見，耐心爭取王稼祥、張聞天，在關鍵時刻仍以對革命負責的態度提出自己的建議。遵義會議，只抓主要矛盾，即解決最緊迫的軍事路線和組織領導問題；對犯錯誤的博古、李德，採取治病救人方針，杜絕了他們過去那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 博古經過延安的整風學習，認識和改正了錯誤。 1937年夏同周恩來一道參加國共談判，在武漢長江局、重慶南方局任委員兼組織部長，做了很多工作。 1946年1月時是我黨政協會議代表。當年4月8日乘飛機回延安途中遇難。 凱豐也認識、改正錯誤，以後做了很多工作。 只有李德受批評後，很不滿，發脾氣。 1938年在延安抗大教書，1939年同周恩來一道去莫斯科，搞翻譯、出版工作。他受到共產國際監委批評，結論：有錯誤，不予處分。 1949年回東德，1970年出版《中國記事》，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攻擊和誹謗。 1974年病死，可謂死不悔改。 王明是在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上由國際代表米夫捧上台的。 6月，因向忠發被捕叛變，王明任代總書記。 9月，赴莫斯科，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博古為總書記，貫徹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 1937年底，王明回到延安，下車伊始，便批評當年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在敵後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等方針，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口號。 1937年12月到武漢，參加中共代表團，任長江局書記，吹捧蔣介石為“民族英雄”，大談依靠國民黨抗戰，宣揚“速勝論”，與毛澤東的“持久戰”觀點相對立，拒絕在《新華日報》登載《論持久戰》，實行抗戰中的右傾投降主義。 1938年9月，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受批判，沒有誠懇承認錯誤。黨的“七大”、“八大”均選為中央委員。新中國成立後，任政務院法律委員會副主任。 1956年，去蘇聯治病；赫魯曉夫反華後，參加“反華大合唱”，化名馬馬維奇，寫了一本罵中共的書。 1974年3月，病死於莫斯科，成為死不悔改的叛徒。 朱德的詩：“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描繪了遵義會議以後的大好形勢。部隊聽了遵義會議傳達後，全軍官兵都很興奮，戰鬥情緒特別高漲。 遵義會議後，在毛、週、王三人軍事小組的指揮下，採取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是：根據敵情變化，採取高度的運動戰術，經常轉移作戰地區，目的是在有利的條件下，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建立新的根據地。四渡赤水的戰鬥，是中央紅軍在川、黔、滇邊地區進行的出色的運動戰，把蔣介石的“中央軍”和貴州、四川、雲南的地方軍共幾十萬人搞得昏頭轉向，拖得疲憊不堪。紅軍完全處於主動地位，消滅了大量敵人，達到了北上與四方面軍會合的戰略目的。 遵義會議後，紅軍又進行了整編，扔掉笨重東西，精簡機關，充實連隊，行動更迅速了。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離開遵義，向四川的土城前進，準備北上過長江。 1月28日，因川敵阻攔，在土城打了一仗，因敵增援，撤出戰鬥。 1月29日，一渡赤水，向四川和古藺、敘永前進，準備在宜賓、瀘州之間北渡長江，與四方面軍會合。蔣介石發現紅軍企圖，調川敵12個旅封鎖長江，又組織大軍包圍紅軍。軍委決定放棄渡江計劃，又突然東進，2月18日，二渡赤水。 26日奇襲婁山關後，於28日再次佔領遵義，消滅了王家烈的8個團。蔣嫡系吳奇偉北渡烏江想奪回遵義，被紅軍打垮兩個師，一直追到烏江邊。吳奇偉跑過烏江，把浮橋斬斷，丟下1800多人當了俘虜。紅軍這次在5天之內殲滅和打垮了敵人兩個師8個團，俘虜3000多人，是長征以來第一次大勝利。紅軍歡呼“毛主席正確領導的勝利”。 蔣介石惱羞成怒，自己飛到重慶指揮。他對部下說：“這是國軍追擊以來的奇恥大辱！”他除調大軍增援外，還加調空軍到貴陽機場，加緊對紅軍的偵察、轟炸，企圖包圍紅軍在遵義地區加以消滅。 在第二次佔遵義後，我遭敵機轟炸幾乎送命。當時為了乘勝消滅敵週渾元縱隊，紅一軍團奉軍委令於3月5日晨從遵義城出發，向鴨溪方向前進。我當時是紅一軍團政治保衛局秘書，局長羅瑞卿行軍時為及時了解情況常常跟軍團司令部走，把保衛局（20多人）和保衛隊（百把人）交給我帶上，跟在軍團政治部後面前進。離遵義十幾里時遇到3架敵機轟炸，炸死8人，炸傷52人，慘不忍睹。這是長征以來最悲痛的一天，是我當紅軍5年多來第三次挨敵機轟炸（第一次1930年在湖南株洲，第二次1932年在福建建寧），我都倖免於難。寫到這裡時，我有感作了一首打油詩： 為擺脫敵人，3月16日，紅軍又在茅台等地三渡赤水，再次進入川南敘永地區。蔣介石以為紅軍又要渡長江，又調兵阻擊。紅軍又突然掉頭回貴州，於3月21日四渡赤水。接著紅軍又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嚇得在貴陽的蔣介石急忙從雲南調兵增援，自己準備坐飛機逃跑。紅軍又乘昆明空虛之機，直插雲南，威脅昆明。在公路上，繳獲龍雲送給“中央軍”的雲南軍用地圖和白藥（治傷口特效藥）各一汽車。紅軍對押車的雲南兵風趣地說：“你們要送給'中央軍'，對了，我們是'中央紅軍'，我們收下，謝謝了！”給他們每人發了3塊銀元讓他們回昆明報賬去。地圖和白藥都起了很大作用。當龍雲又調兵回昆明時，紅軍又急行軍走向金沙江。 5月3日，先頭部隊佔領了皎平渡口，集中了6只木船，得到幾十名船工的積極支援，在總參謀長劉伯承的親自指揮下，5月9日，紅軍全部渡過了天險金沙江。同時，紅九軍團也在另外的渡口過了金沙江。 就這樣，紅軍把幾十萬敵人追兵又遠遠甩在金沙江以南，蔣介石想把紅軍消滅的計劃又落了空。等他的追兵追到江邊時，只撿到了幾雙紅軍丟棄的破草鞋。 過了金沙江，甩掉強大追敵，到四川會理附近，得到了5天休息（攻會理未克）。 1935年5月12日，在會理附近的鐵廠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紅軍繼續北上，經過大小涼山彝族地區，越過大渡河，北上同四方面軍會合，在川康北部建立根據地。此時四方面軍已經到達理番（今理縣）地區，中央已電四方面軍向南前進。會上，毛澤東、周恩來嚴厲批評了林彪反對毛澤東“走弓背路”機動作戰，甚至背後活動，反對毛澤東領導的錯誤，維護了黨和紅軍的統一領導。 5月15日，紅軍繼續北上，攻占德昌城。晚上過安寧河的鐵索橋，風大，橋搖擺得很厲害，挑擔子的同志很難走，大家就扶著他走；個別同志不敢站起來走，就在橋板上爬過去。經過冕寧、越西後，就進人彝族地區。這里基本上是奴隸社會，生產處於刀耕火種年代，由於長期受封建王朝和國民黨統治壓迫，仇恨漢人，抓到漢人當“娃子”( “白骨頭”、奴隸）。為了爭取彝族人民讓紅軍通過，及時到達大渡河邊安順場，朱德總司令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佈告》，宣傳紅軍宗旨，宣布紅軍紀律，並號召彝族人民團結起來同紅軍一起打倒欺壓他們的軍閥。軍委決定由劉伯承為先遣司令員，聶榮臻為政委。他們是四川人，深知彝族情況。經過爭取工作，劉伯承同對紅軍深表同情的沽雞部落首領小葉丹獻血為盟，結拜兄弟，送了槍支子彈給他，成立了“中國紅軍彝族沽雞支隊”。並通過他向彝族兄弟宣傳，使紅軍順利通過彝族區。劉伯承、聶榮臻直接指揮紅一軍團第一團（團長楊得志）為先遣隊，於5月25日晨出其不意地消滅了安順場守敵1個營，佔領了渡口，繳到木船1只，立即組織了17個勇士，在船工幫助和炮火的掩護下沖向北岸，消滅了守敵，佔領了北岸敵據點。 鑑於大渡河水深流急，不能架橋，全軍無法渡過，軍委決定由劉伯承、聶榮臻率領一軍團第一師和軍委幹部團為右縱隊，在安順場用4只木船渡河後沿大渡河東岸前進，佔領瀘定城；林彪率領一軍團二師和五軍團為左縱隊，沿大渡河西岸前進，搶奪瀘定橋。軍委縱隊和三軍團、九軍團隨後跟進。安順場到瀘定橋320華里，沿途都是山路，還有敵人阻攔。軍委要求先頭部隊用兩天半時間趕到。一軍團即以第二師第四團（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為先頭團，指戰員以大無畏的精神接受了任務。 27日晨，他們由安順場出發，邊走邊打，28日一天一夜走了240華里，於29日晨6時到達滬定橋西岸，消滅了守敵，佔領了西橋頭。這時，東岸的紅一師也日夜兼程前進，在距瀘定縣城100裡的龍八步將守敵殲滅，使固守瀘定縣城的敵人（1個團）孤立無援，有力地支援了西岸的戰鬥。 瀘定橋是大渡河上一座用13條鐵鍊連成的懸橋（俗稱鐵索橋），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始建，第二年建成。鐵環大拇指粗，一環扣一環相連而成；以9條鐵鍊上鋪木板為橋面，橋面2米多寬，每邊各有兩條鐵鍊為扶手；長約100米，每隔一段，都用鐵條橫連起來，除搖擺外，人馬走起來都很安全。該橋是當年四川通西康、西藏的主要交通要道，地勢異常險峻。橋東岸是依山建成的滬定縣城，往東就是海拔3000多米的二郎山，橋的西岸連著海拔7000多米的貢嘎大雪山。敵人為阻止紅軍過橋，在紅軍未到西岸時，就把橋上的木板全部拆走了，只剩13條鐵鍊在河上懸空搖盪。橋東區還有1個團的砲火守護，敵人以為紅軍不是天兵天將，是無法飛渡的。 可是紅軍是共產黨領導的英雄隊伍，比天兵天將還高明，很快就飛渡過去了。 5月29日下午，四團二連的22名赤膽英雄，在西岸炮火和二梯隊的支援下，硬是冒著敵人炮火沿著鐵鍊衝過東岸，並衝過敵人在橋頭用木板燃燒的火海，佔領了橋頭堡，又首先沖進了滬定城，在第二、第三梯隊的支援下，全殲了守城敵人1個團。英雄的突擊隊僅以3個同志的犧牲為代價，取得了奪取滬定橋和滬定城的偉大勝利，創造了戰史上的奇蹟。 當第二、第三梯隊一邊戰鬥、一邊鋪上木板後，後續部隊就迅速沖過橋去。一軍團司令部率領我們直屬機關，經過4天的急行軍（最後一天走了120裡），於30日到達滬定城。當晚，河東岸的一師也到了。 6月2日，軍委縱隊和一方面軍，全部安全過了瀘定橋。蔣介石在昆明策劃南追北堵的大渡河會戰計劃徹底失敗，他要把毛澤東、朱德當“石達開①第二”的夢想徹底破滅了。 ①童小鵬在報告中講：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廣西金田領導了反帝反封建的農民起義，號稱太平天國。石達開，地主家庭出身，也參加了起義。他英勇善戰，洪秀全自稱天王，另封東、西、南、北王，石達開被封為翼王。 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今南京），石達開曾征戰湖北、安徽、江西，屢建功勳。 1856年9月，領導集團發生內訌，北王韋昌輝入京殺了東王楊秀清及其部下數千人，石達開從武昌趕回天京，反對韋昌輝的屠殺行為，韋昌輝又想殺石達開。石達開匆匆逃到安徽去組織兵力，準備打回天京。在洪秀全鎮壓了韋昌輝之後，他回到天京，成為主要的執政者。但他對洪秀全那一套迷信不大附和，得不到洪秀全的信任，並受猜忌。 1857年6月，他負氣跑出天京，帶了10多万精兵分裂出來單獨活動。這反映了農民領袖得到政權後變成人民統治者的本性，也導致了內部分裂最後失敗的結果。石達開轉戰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等地，他不建立根據地，只做流寇式的流竄。 1863年春到雲南巧家渡過了金沙江後，途經四川的冕寧、越西，用重金收買了彝族頭人王應元，得以通過彝族區，於5月14日率領3萬多人到達大渡河邊安順場，企圖過大渡河後經雅安到川西平原，但他不乘清軍唐友耕部未到北岸前搶渡，而為老婆生了兒子“傳令稿賞三日”，失掉渡河良機，待清軍到達北岸時才組織搶渡，都遭失敗。但又不改變行動計劃，仍在河邊遲疑坐困。在大敵當前、河水高漲、糧食斷絕的困境中，悲觀失望束手無策。最後他幻想“捨命以全三軍”，寫信給四川總督駱秉章，要求“開恩”，以他個人之死赦免他的部下。 6月13日，在敵人誘降欺騙之下，自動投向清營，即被囚禁，押往成都。 6月25日，曾經風雲一時的石達開，英勇就義於清王朝的屠刀下，年僅33歲。他的部下也未沐“皇恩”，大部慘遭殺害，少部逃人彝族地區，當了“娃子”即奴隸。這是農民領袖的動搖妥協性造成的悲劇。 中國工農紅軍是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隊伍，是戰無不勝的。石達開沒有渡過的大渡河，紅軍安全渡過了。 軍委縱隊和一方面軍在瀘定一帶休整幾天后，軍委命令一軍團“突破楊（森）敵在雅州、蘆山、天全的防線”，繼續北進。 6月7日，佔領天全城；6月8日，佔領蘆山城。 6月，蔣介石在南京曾對外國記者宣布：石達開的歷史將重演。可他的幻想又破滅了！ 蘆山前面是川西的邛崍山脈，和東面的雅安，都有川軍阻攔，紅軍北上，只有通過終年積雪的夾金山。夾金山主峰海拔5240米，我們是從較低的王母山口過的，海拔4124米，這已是缺氧區了。我們一軍團6月11日到寶興縣，離城不遠就進入夾金山區。 13日，到達夾金山腳的磽磧；14日，開始上山，沿青衣江邊一直上山。除十幾里比較陡外，大部分是緩坡，但海拔越來越高，走了70裡才到山口。最困難的是最後十來里，坡度不大，但空氣稀薄，加上幾天來吃的都是沒有煮爛的包穀（玉米），消化不良，營養不足，山上又很冷，所以走起路來特別費勁，真是氣喘如牛。尤其是個子大的同志，走走停停，走得更慢。司令部早就通知，只能慢慢走，不能坐下休息，一坐下去就起不來了，要求大家互相幫助。扶持有病和身體虛弱的同志一道前進，只要過了山口就好了。林彪是騎馬上山的，但馬也喘不過氣了，只得下馬牽著馬尾巴走。警衛排的戰士連扶帶拖地把他和馬拉到了山口，一下山口，趕緊跑下百米，就喘過氣來了。山的北坡積雪很深，一片白色，這是南方人第一次看到的好雪景，大家就坐在積雪上往下滑，喘過氣來了，很高興，都戲說是“坐汽車”。下山再走50裡就到懋功的達維。達維有個由石頭砌成的三層樓喇嘛廟，有兩個像工廠大煙筒的石頭堡壘。我先頭部隊紅四團已經同李先念率領的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師。 雖然一天走了120裡，但大家都很高興，認為是長征以來的最大喜事。紅軍兩大主力會合後，共約10萬人，在黨中央和軍委統一領導下，一定能消滅蔣介石和四川軍閥的大量部隊，在川、陝、甘三省廣大地區開闢新的根據地。 但誰也沒有料到，剛在遵義會議上克服了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後，又要同張國燾的右傾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進行激烈的鬥爭！ 張國燾，江西萍鄉人，1897年出生。 1919年在北大讀書，參加五四運動。 1921年參加黨的“一大”，當選中央局組織主任。 1922年赴蘇聯參加遠東各國黨及革命團體代表大會，回國後於1924年5月被捕叛變，長期對黨隱瞞。是二、四、五、六屆中央委員，六屆政治局委員。 1928年5月在莫斯科參加“六大”後留蘇學習，參加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工作。 1931年回國。 4月，中央派他到鄂豫皖蘇區紅四方面軍工作，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 1931年在瑞金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 紅軍第四方面軍，是黨領導的從土地革命鬥爭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英勇善戰的部隊，曾粉碎了蔣介石的三次“圍剿”。張國燾到鄂豫皖蘇區後，積極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針，使蘇區受到很大損失。 1932年6月，蔣介石對鄂豫皖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張國燾又實行逃跑主義，倉促率領四方面軍主力4個師1萬多人，離開鄂豫皖蘇區（徐海東率二十五軍堅持鬥爭）。經過艱苦鬥爭於12月到四川北部通（江）南（江）巴（中）地區，建立了川陝蘇區。該地區敵人力量較弱，人民深受壓迫，生活困難，多吃玉米，所以群眾積極參加革命和紅軍，紅軍迅速擴大，1933年10月，四方面軍發展到了5個軍約8萬人。 1935年春季，四方面軍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嘉陵江戰役，主力西渡嘉陵江。 4月，已佔領了嘉陵江、涪江之間的9個縣城，部隊發展到10萬人，形勢是很有利的。 但是，張國燾在四方面軍接連勝利的情況下，看不到有利形勢，強調暫時的困難，特別是怕蔣介石的主力胡宗南入川組織“川陝會剿”，認為川陝蘇區無法堅持，與其讓敵人趕走，不如主動撤走。他事先未請示中央，未經過會議討論，就撤離蘇區，向川西跑。他把地方部隊編成4個獨立師，把女幹部編成兩個婦女團，連同學校、兵工廠等都一起過嘉陵江。只留300多人槍，由綏遠道委書記劉子才領導，堅持蘇區鬥爭。從此，四方面軍就開始了長征。 四方面軍是英勇善戰的。開始長征以後，打了許多勝仗，蔣介石為防止四方面軍在嘉陵江、涪江之間建立新的根據地，調動大批川軍，加上胡宗南部，企圖夾擊四方面軍並加以消滅。 為了爭取主動，並配合已過金沙江的紅一方面軍北上，爭取兩大主力會合，四方面軍於1935年5月開始向川西岷江地區轉移，分三路在岷江兩岸同敵人對峙。在擊潰川軍鄧錫侯5個團以後，控制了以茂縣、理縣為中心的廣大地區。 5月下旬，四方面軍已派部隊西進，並積極爭取同一方面軍聯繫。 6月2日，四方面軍總部已到理縣的雜穀腦（現理縣縣城），另一部攻占了懋功縣的兩河口。 6月8日，紅九軍佔領了懋功城；接著又進占以南的達維。為一、四方面軍的會合創造了條件。 張國燾是一個有野心的人。他在敵軍追擊、包圍的情況下，也同意同黨中央和一方面軍會合。但他主要是要向黨中央爭權奪利，以他的人多（8萬多人）和一方面軍人少（兩萬多人）來分配中央和中革軍委的領導權，企圖以他的思想來領導和改造中央。他根本的錯誤是對政治形勢的右傾悲觀，認為一方面軍長征是失敗，革命處於低潮，因而採取逃跑主義路線，逃到西康、青海等少數民族地區，等待革命高潮到來。在這樣情況下，他同黨中央和一方面軍會合後，爆發一場黨內激烈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5月18日，四方面軍佔領茂縣以後，張國燾就擅自成立“中國共產黨西北特區委員會”，內設政治局，儼然如同黨中央組織。月底，他又宣布成立“西北蘇維埃聯邦政府”，自任主席。並且向全國和全世界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政府成立宣言》，稱“中華蘇維埃西北聯邦政府的成立，樹立了西北革命鬥爭的中心”。要赤化全川、全西北，妄想當“西北王”。黨中央發現後，曾指示取消“西北聯邦政府”，並指出，在少數民族區域內，應組織自治政府。這是張國燾對黨中央鬧獨立性的表現。 黨中央還未和張國燾見面，在來往的電報中，就出現了很大的分歧。 中央：根據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向華北大舉侵略，全國抗日運動不斷發展，蔣介石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反動政策，進行“剿共”的形勢，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應向北發展，創建陝、甘、川蘇維埃根據地，為推動全國抗日運動，實現對日直接作戰創造條件。 張國燾：一方面軍長征，是蘇維埃運動的失敗，紅軍受到很大損失，北上很困難。一方面軍退居川西草原游牧區，四方面軍退到名山、天全（雅安西北）和西康地區，等待革命高潮到來。 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中央同張國燾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就展開了。 為了統一兩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中央於6月26日在兩河口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前，朱德看望張國燾時已將中央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先給張國燾通了氣。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劉伯承、張聞天、博古、劉少奇、凱豐、鄧發、林彪、彭德懷、聶榮臻、張國燾、林伯渠、李富春共16人。 會上，周恩來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他分析了敵情、自然、群眾等各方麵條件後，明確指出：創造新的根據地，應該去川、陝、甘。為了實現這個戰略方針，目前要迅速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戰，才能向西北突破。要堅決實行統一指揮，統一意志。經過討論，“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 6月28日，中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明確規定，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為此，在戰役上，必須先集中火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並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勝利地向甘南前進。決定特別指出：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是針對張國燾的）。 為了加強中革軍委的集體領導與兩個方面軍的團結，29日，政治局決定增補張國燾為軍委副主席，而且排在周恩來、王稼祥之前；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同時，通過《松潘戰役計劃》，利用胡宗南力量未集中前，把他消滅在松潘地區，打開北上大路。 張國燾在會上表面也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針，但是他怕胡宗南，在行動上完全不執行。由於張國燾的拖延、破壞，打松潘計劃沒有實現。後來在1943年6月，周恩來和林彪從重慶乘汽車經西安返回延安，胡宗南宴請週、林時，曾對周恩來說：1935年我在松潘時，你們如果進攻，我會當俘虜的。不過我相信，周老師（黃埔時是師生關係）不會殺我的。從胡宗南口中證明，當時鬆潘是可以打下來的。但張國燾貽誤了戰機。 黨中央、軍委在兩河口會議後，即率紅一方面軍北上，又翻越了夢筆山、長板山兩座雪山，於7月中旬到達黑水、蘆花。 16日，佔領了松潘西邊的毛兒蓋，這是一個比較大的藏族集居點。 張國燾仍留在兩河口。在會議期間，他看到一方面軍經過長征後只剩兩萬餘人，體質較弱，裝備也不如四方面軍，向中央奪權的慾望進一步膨脹。他立即召開四方面軍幹部會議，散佈對中央的不滿情緒，說什麼中央紅軍開始西征時有30萬人（故意誇大）現在不到兩萬人，“對中央和一方面軍錶示失望”， “我覺得中共中央由於蘇維埃政策的失誤，招致了軍事失敗”。他大言不慚地說：“我有責任糾正那些同志的錯誤，挽救中共之失敗”， “如今我參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謀改善”。 張國燾回到雜穀腦（理縣）四方面軍總部後，向幹部傳達兩河口會議精神時，又散佈政治局沒有解決“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公開發洩對中央的不滿情緒。一方面，不按兩河口計劃行動，按兵不動；另一方面，又向中央提出無理要求，他先提議由四方面軍政治委員陳昌浩擔任紅軍總政委（當時是周恩來），接著由陳昌浩向中央提出以張國燾為中央軍委主席（當時是朱德）並給予“獨斷決行”的大權。 中央拒絕了張國燾等的無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