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導言

我的面前，擺著六本不同大小、不同顏色的薄薄的日記本。日記本邊角已經磨損，呈現鋸齒般的模樣。封面都寫著“軍中日記”，標記著年月、編號，畫著有紅色五角星的簡單圖案。日記的第一本是棕褐色的軟封皮，從1933年1月1日記到12月31日；第二本是一本泛了黃色的練習本，從1934年1月1日記到12月31日；第三本是稍大點的練習本，頂部還用紙繩加固了，從1935年1月1日記到6月30日；第四、五、六本是硬紙殼封面，都有蟲蛀的洞穴和啃吃過的彎曲溝痕。第四本從1935年7月1日記到1936年4月30日。第五本是從1936年5月1日記到1936年9月30日。第六本從1936年10月1日記到1936年12月16日。也就是說《軍中日記》可以分為三部分：《中央蘇區日記》、《長征日記》和《陝北日記》。

我小心翼翼的翻開70年前的日記本，注意到每月一日前都畫著各式各樣簡圖，類似於牆報式的宣傳畫。第一本上半部分有水浸過的痕跡，可能受過雨淋或是掉到水里又趕快撈起來。日記是使用不同種類、不同顏色的筆寫成的。有用紅色、藍色、黑色鋼筆水寫的；有用紅、藍、黑色鉛筆寫的。有時用兌了水的藍色鋼筆水寫的——淡藍色的字——這是我上初中時的經驗。但是多數還是用黑鉛筆寫的日記，以致有些鉛筆字已相當模糊，要瞇著眼費勁才能辨認出來。可見當時鋼筆水還是供不應求，或者是行軍作戰是不便攜帶的。 我看著老爸第一本《軍中日記》的第一頁，是用紅墨水筆豎寫著兩行大字：“無論如何忙，此事切勿忘！”，輕輕翻過來，在同一頁上用藍墨水寫著：“'當紅軍是光榮的'，那麼，紅軍的生活是最光榮的生活了。這是我記日記的動機了。”

我知道，老爸在長汀新橋師範讀書時，在中央蘇區土地革命高潮中，由教員共產黨員黃亞光帶領，於1930年6月上旬參加紅軍的。那時他差三個月才滿16歲。由於在行軍學習中表現不錯，經紅四軍政治訓練隊高傳遴的介紹，於6月下旬宣誓參加共產黨的。不久，紅四軍政治訓練隊長兼直屬機關黨委書記柳隊長找老爸談話調到隊部，做機關黨委千事。負責收發文件，做會議記錄，寫蠟板油印文件等。名義是乾事，工作是秘書性質。從這時起，老爸就開始了漫長的秘書生涯。 “那麼，從1930年6月參加紅軍到1932年12月31日，怎麼沒有寫軍中日記呢？”我問老爸。 老爸說：“當時紅軍正在'打下南昌、九江，會師武漢'的'左'的口號下，不斷的行軍、作戰，而我初入部隊，缺少鍛煉，又先後害了痢疾和瘧疾，身體極端衰弱和疲勞，除了勉強跟上部隊外，已無精力記日記了。1931年是戰鬥最激烈的一年，連續粉碎敵人的一、二、三次'圍剿'。1932年在攻打江西贛州未遂後立即東征福建漳州，取得了偉大勝利，不久又轉回江西，準備迎接敵人新的'圍剿'，雖然有豐富的戰鬥生活可記，但始終沒有實現。”

我曾聽老爸說過，他在新橋師範學習時就有記日記的習慣，教員黃亞光看了他的日記，發現老爸對當時舊社會的不滿，才有意識地啟發引導，給他看進步書籍、教唱俄羅斯歌曲，講蘇聯是怎樣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政權，講中國共產黨正領導紅軍打蔣介石、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府。這為老爸參加紅軍，加入共產黨奠定了思想基礎。 老爸那時16到18歲，也就是現在的高中生，在頻繁的行軍作戰中，在疾病的纏繞中，正經歷了人生的磨練。 老爸又說：“1933年初，蘇區發展到江西的黎川一帶，敵人的第四次'圍剿'正在準備，我軍也得到了休整的機會，我的身體也鍛煉得比較好了，我就下決心開始記《軍中日記》，一開頭就以'無論如何忙，此事切無忘！'來督促自己，從當年一月一日起，堅持每天記，包括整個長征過程，一直記到1936年12月16日，我隨周恩來同志到西安工作後才停止。”

我翻開第六本《軍中日記》最後一篇是1936年12月16日，是這樣記載的：“同周副主席等由延安飛往西安。”我知道，那是去解決西安事變去了。 老爸說：“紀律規定，在國民黨統治區是不准記日記的，所以從這一天起，告別了撫育我成長的親愛的紅軍，也就結束了我的《軍中日記》。”飛往西安前，老爸將《軍中日記》交給毛主席秘書葉子龍保管。 “每天記《軍中日記》，在中央蘇區反'圍剿'中及長征中是怎樣保存下來的？”我又問。 老爸說：“1933年2月，我在紅一軍團政治部任秘，紅軍在反第四次'圍剿'黃阪戰役中打了個大勝，繳獲了許多戰利品，羅榮桓主任決定發給我一支紅桿子派克鋼筆和一個圖囊，這支鋼筆，鼓勵我堅持寫了四年日記，那個圖囊使得我的6本《軍中日記》得以完整地保存到陝北保安。”

讀者一定會問，那“文革”期間，《軍中日記》沒有被造反派抄走嗎？當時，我已經是大學生了，在北京石油學院上學，“文革”期間的事我還是記得很清楚的。 《軍中日記》及相關歷史照片能完好保存下來，一是得益於住在中南海裡，一是得益於週總理的一句命令。 1958年我老爸從中央統戰部秘書長調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和國務院副秘書長，因此我家五口從府右街135號統戰部大院搬到中南海國務院“民政局”（這稱呼是沿用北洋政府時的民政局）的一個大四合院，與另外兩位副秘書長的家合住。 1963年我家又遷到國務院禮堂西邊一個長形四合院。 1966年夏，為了接待紅衛兵串連，我家又遷到靠北門的方形四合院，直到1968年老爸被隔離審查後遷出中南海。

1966年6月4日，週總理找老爸談話：“中央決定調你到中央辦公廳當第一副主任。”老爸只有堅決服從，過兩天就去中辦上班了，還兼任中辦秘書局長。由於老爸是跟總理的，不聽江青“打砸搶”那一套歪理，中央辦公廳的造反派“中南海造反團”就在1967年1月24日宣布奪我老爸的權了。從此，老爸就在“造反派”的監督下勞動、批鬥、檢查。但是中南海畢竟是黨中央和國務院辦公的地方，也是許多中央領導人居住的地方，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這是絕不可被擾亂的。所以，“文革”一開始，紅衛兵到處搞內外串連時，為保持中南海內的安靜工作環境，周恩來下令：中南海內的“造反派”不准和中南海外的紅衛兵串連，不能把外面的紅衛兵引進中南海來。因中南海內的“造反團”勢力不大，不敢鬧得太厲害，沒敢來抄我們的家。有一次，有幾個“造反派”來到我家，要把劉少奇、朱德、鄧小平、楊尚昆、李維漢這些所謂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照片剪掉或打上“x”。我老爸和老媽跟他們據理力爭，說這是歷史資料，不能隨便毀掉，而且不能根據大字報來做結論，不同意剪掉或打上“x”。這麼對峙下去也不行啊，老爸畢竟久經風雨，想出個高招，提議：可以全部封起來搬到秘書局樓上保存，將來請示中央領導決定處理辦法。這幾個“造反派”哪是我老爸的對手，他們沒有法子只好同意，還得出苦力，把這些照片搬到秘書局加封保管，還得承擔丟失的責任。直到1973年老爸恢復工作後，全部收回來，倖免了浩劫！而《軍中日記》和照相機等其他革命歷史文物都完好無損的保存在家裡了。

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70週年，我將老爸《軍中日記》中的第二部分《長征日記》再次出版，正像老爸說的：“作為對紅軍的締造者和卓越的領導者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同志，對在長征中英勇犧牲的烈士們，表示深切懷念的一片心意。” 為了保持文物的原來面貌，除個別錯字、別字作了更正外，未加修改。為幫助讀者理解事件中某些事件和人名、地名，在頁下做了註釋。 1986年版的《軍中日記》，經與日記原樣對照，在1934年12月11日至12月16日有筆誤，事件與日期錯了一天。這次，按日記原件更正。 老爸所在的紅一軍團從1934年10月16日從於都出發開始長征，於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北吳起鎮，長征結束。為了了解紅一軍團長征前後的一些事件，故將《長征日記》選在1934年9月1日至1935年10月31日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