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底，我又回到了瓦窯堡，並重新負責起支部的工作。同時兼管東一區、北一區和安定縣城黨的工作。
當時，劉昌漢已被解僱，失去了合法的身份，生活既難以為繼，工作也不易開展。我倆一商量，東拼西湊了四五元現金作本錢，開了一間小小的磨坊。我們白天汗流浹背，輪流推那四五十斤重的石磨，以維持半飢半飽的生活，晚上就從事黨的工作。因時常還要接待過往同志，故不得不節衣縮食。
陝北特委的劉光賢、畢維周曾多次到瓦窯堡來，我們總是全力讓他們吃好，並總以各種藉口婉言推辭與他們共餐，以免他們發現我們的窘迫。臨別時，我們總是為他們備足路費，並按時交納黨費。我們就這樣堅持到1931年冬天。
在此期間，父母不忍見我日夜操勞，為我說了媳婦。她是女房東妹妹的女兒，叫侯瑞雲，侯家窪人，和我同齡。她雖然沒有文化，但心地善良，勤勞誠實，模樣在當地也小有名氣。當時，任縣委書記的馬文瑞時常來我家召開秘密會議，她就坐在門口做針線活，為我們放哨。雖說這門親事是父母包辦的，但她的到來，使我在艱苦的條件下，能更集中精力從事革命工作，也就心滿意足了。
隨著鬥爭的發展，隨著環境的日益艱苦，黨內的分化也更加明顯了。由動搖走向叛變的井助農、孫紹山、營子碩等人咒罵共產黨，恫嚇黨員，並準備出賣黨的組織，向敵人賣身求榮。黨依靠群眾，同他們展開了堅決鬥爭。支部派孫紹山的親戚朋友到齊家灣，向其父親、兄弟交待黨的政策，同時警告他們：如果孫紹山膽敢對黨的組織下毒手，紅軍游擊隊絕不輕饒他，到時孫家恐難在此立足。孫的家人對他施加壓力，其父對他說：兔子還不吃窩邊草呢！如果你敢抓安定縣的一個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一家老小的命可都捏在你手裡。孫紹山，井助農和營子碩等人，只得逃到橫山綏（德）米（脂）一帶。
還有個別人經不住物質誘惑。接替我負責支部工作的劉昌漢轉移到蘇區工作後，侯仰桓、史宗賢和營爾雄三人，私分了紅二十六軍楊琪等人捎回的安家銀元及貴重物資。組織令其交出時，他們無法退還，又不改正錯誤，有的投降了敵人，有的脫黨。
叛徒及敗類威脅著組織的安全，支部被迫轉移到郊區的馮家屯、西門坪、河東一帶繼續堅持工作。
中共瓦窯堡黨支部在險惡的環境中，沒有被敵人摧垮，也沒有被叛徒嚇倒。他們工作的更加艱苦，也愈發出色。為保存和發展黨的組織，為革命鬥爭取得勝利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不愧是瓦窯堡人民的優秀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