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冬，十九兵團領導機關奉命進駐西安，兼陝西軍區，留第六十五軍駐守寧夏（兼寧夏軍區），擔任剿匪和守備任務；第六十四軍移駐甘肅、寶雞地區，擔任修築寶（雞）天（水）鐵路的任務；第六十三軍則移至三原地區進行整訓，並以一部分兵力支援修築寶天鐵路。各軍在完成其主要任務的同時，普遍開展大生產運動，進行軍事訓練和政治、文化學習，並支援地方政府完成土地改革、民主建政和生產建設等任務。
從戰爭轉入和平環境之後，我這個度過二十多年戎馬生涯的人，並沒有鬆一口氣，憑多年的鬥爭經驗，我仍居安思危，一直注視著國內外階級鬥爭風雲的變幻。當我察覺到在和平環境下，指戰員們逐漸滋長“馬放南山，解甲歸田”的思想，嚮往“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農生活，深感到這種和平麻痺思想對部隊建設有很大的危害，立即在部隊普遍開展形勢和戰備任務教育，要求指戰員重溫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深刻領會“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鬥隊”的教導，在生產勞動中要時刻緊握手中武器，抓緊時間學習殺敵本領。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帝國主義在入侵朝鮮的同時，武裝佔領我國領土台灣，並以其海空軍不斷侵犯我國的領海領空，加緊對我國進行武裝挑釁。面對急劇變化的國際形勢，我經常提醒大家：“和美帝國主義必有一戰！”事實上我對這一戰早有思想準備。我和楊得志司令員在西安居住的一年中，每人都和自己的妻子兒女住在兩間破舊的小平房裡，過著戰時一樣的簡樸生活。在我們領導幹部的帶動下，下屬各級幹部從不考慮經營自己的安樂窩，一直保持著臨戰的狀態。
當時為了提高幹部的軍政素質，以加強部隊的建設，我根據多年辦學經驗，請示上級批准，於一九五零年一月以原京津糾察總隊隊部大部和第二、四大隊（其前身為華北軍政大學）為基礎，在西安組建了第十九兵團軍政幹部學校，從一九五零年夏至一九五二年夏兩年多時間裡，有預見地先後訓練了三期營、連、排幹部和部分知識青年，培養軍政幹部和醫務、後勤幹部五千二百多名。這一大批幹部，對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保證抗美援朝戰爭中不斷充實基層骨幹，爭取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與此同時，由於加強了部隊的教育訓練，部隊保持了高昂的鬥志，戰鬥力也進一步提高。
一九五零年十月一日，在歡慶新中國第一個國慶節時，我兵團抽調了六十三軍一個步兵師到西安，接受第一野戰軍彭德懷司令員和西北地區黨政軍領導的檢閱，匯報了十九兵團在正規化、現代化革命軍隊的建設中所取得的成績，顯示了我軍堅強的戰鬥力和保衛新中國的決心。
“樹欲靜而風不止”。正當我兵團剿滅了賀蘭山區的股匪，完成寶天鐵路最艱苦路段的土石方任務百分之五十三——四百六十四萬多立方隧洞、路基的修築；歡慶二三十萬畝開荒地喜獲第一季糧食豐收，有的正在開鐮收割的時候，一九五零年九月十五日，美國侵略軍打著聯合國軍的旗號在仁川登陸，並迅速越過三八線，把戰火燒向我國的邊界。兄弟的朝鮮人民處於危急關頭，祖國的安全遭到嚴重威脅。
十月四日下午，彭德懷司令員奉命乘中央派來的專機飛往北京，十月五日，楊得志和我等兵團領導同志接到軍委主席毛澤東同誌發來的急電：第十九兵團十二月五日前到達津浦鐵路線之山東兗州、泰安、滕縣一線集合待命，準備保衛東北邊防和抗美援朝。接到命令後，我立即主持兵團黨委會研究，堅決執行中央的指示，發出動員令，組織部隊緊張而有秩序地進行著各項準備工作。
各軍接到動員令後，立即行動起來，放下鋼釬、鐵鍬、鋤頭、鐮刀和書本，扛起槍桿、背起背包，以師為單位迅速集中進行動員教育。當時部隊大部分指戰員都參加過進軍大西北的戰鬥，一聽黨中央發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個個磨拳擦掌，紛紛遞送決心書、請戰書，全體指戰員人人簽名，一致上書黨中央、毛主席請求入朝參戰，求戰情緒十分高漲。
十一月二十二日，楊得志和我率兵團領導機關離開西安向充州開進，各軍則由副司令員葛宴春率領於月底先後乘車或千里行軍開赴鄒縣、滕縣地區集結待命。兵團機關剛到兗州不幾天，楊得志和我就接到軍委通知，朱德總司令在京召見我們兩人，當面交代任務。我們把工作稍作安排後，立即趕到北京。朱老總在中南海接見我們，詳細地詢問了部隊的人員編制、武器裝備、軍政素質和組織紀律、思想動態等各方面的情況後說：“老彭到前面已經兩個多月了。仗打得不錯，但相當艱苦。他發回一些電報，主席是滿意的，朝鮮的金日成同志也是滿意的，你們可以看看，了解情況。老彭對你們十九兵團比較熟悉，指名點將要你們部隊入朝。所以主席、恩來同志要我找你們談一談，了解些情況，督促一下。看你們還有什麼問題需要中央幫助解決的？”
楊得志向朱老總報告說，兵團準備最近召開一次團以上乾部會議，進一步深入戰鬥動員，針對朝鮮戰場和美軍的特點，研究現代聯合兵種作戰的學習、指揮、政治工作和後勤保障等問題。接著，我向朱老總匯報說：“部隊接到抗美援朝動員令後，經過形勢任務教育，士氣比較高漲，紛紛寫請戰書、決心書，個個簽名要求入朝參戰。但是，由於入朝參戰是第一次出國作戰，主要對手是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打的又是現代化立體戰爭，幹部戰士普遍心中無數；加之長期以來社會上崇美恐美思想的影響，部分同志特別是從國民黨軍隊中'解放'過來的一些基層幹部和戰士，還存在恐美情緒，怕美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砲、坦克、原子彈，怕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次團以上乾部會議就想著重解決這個思想問題，樹立仇視、鄙視、蔑視美帝國主義的思想，激發'敢打必勝'的鬥志，同時研究在現代戰爭條件下的政治工作問題。如果朱總司令能到山東參加這次會議，作一次指示，對我們兵團全體指戰員將是極大的鼓勵。”朱總司令欣然應允。
不幾天，朱總司令便到了兗州，向團以上乾部作形勢與任務的報告。朱老總精闢地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和抗美援朝兩次戰役勝利後朝鮮戰場的有利形勢，反复闡明毛主席關於“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觀點，鼓勵大家樹立“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思想去奪取勝利。同時，他告誡大家一定不要滿足現有的準備和部隊旺盛的求戰情緒，把各種困難都擺出來，群策群力想辦法去解決，這樣，到朝鮮戰場上同敵人交手就有勝利的把握了。
會議期間，朱老總視察了駐究州的一些部隊，還接受了我們的請求，為六十三軍的《前線報》題寫了刊名。臨返京前，朱老總還贈給師以上乾部每人一冊劉伯承翻譯的蘇沃洛夫的軍事名著《兵團戰術概論》，每本書的扉頁上他都親筆簽了名，給我的那本書上還題寫：“志民同志，努力學習”並簽了名。朱總司令的關懷和教導，對臨出征前的我兵團全體指戰員是極大的鼓舞和鞭策，使大家更加堅定了敢打必勝的信心和勇氣。
在團以上乾部會議上，我作了《關於出國作戰的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報告在分析了朝鮮戰局，講述了志願軍出國作戰的意義、目的和取得戰爭勝利的條件之後，重點闡明戰時政治工作的特點和可能遇到的困難以及戰時政治工作的要求與實施方法。我強調指出，當前必須連續地深入正確地進行動員解釋工作，在部隊中說明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樹立仇視、鄙視、蔑視美帝國主義的思想，提高對美帝的仇恨心；說明中朝兩國唇齒相依的血肉關係，我們援助朝鮮人民就是保家衛國的實際行動；要不斷宣傳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後與朝鮮人民軍並肩戰鬥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和作戰經驗；宣揚朝鮮人民及人民軍英勇鬥爭的精神，要求大家發揚國際主義精神，愛護朝鮮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擁護朝鮮人民政府，擁護金日成將軍，主動積極地搞好與朝鮮人民、人民軍的團結；說明戰爭的艱苦性與勝利的前途，思想上準備大打、長打，正視困難、克服困難、爭取最後的勝利。
我在報告中還要求各級黨委重視後勤政治工作，重視敵軍工作和民運工作；最後，我特別強調戰時政治工作要發揚實事求是的雷厲風行的作風，採用統一領導和分散掌握的方法，發揮政治工作的準確性和頑強性，保證戰爭的勝利。為此，我又重申一九四八年我任晉察冀野戰軍第二縱隊政治委員時提出的戰時政治工作必須培養“五到”、“五快”作風的經驗，要求各級政治機關和政工幹部必須做到“五到”、“五快”。會後，兵團政治部還將我在一九四八年那篇報告翻印下發連隊，供幹部學習參考。 “五到”、“五快”作風的培養使各級政治機關和政工幹部很快從和平環境轉入臨戰狀態，更好地發揮政治工作的作用。
早在一九五零年十月，我兵團接到參加抗美援朝的命令時，我就和楊得志司令員、葛宴春副司令員等同志商定，及時從司、政、後機關抽調二十幾名幹部，組成“赴朝學習團”，指派政治部群眾工作部副部長趙斌率領到朝鮮了解當地風俗、民情和初期出國作戰部隊的經驗。他們學習回來後，我又組織團以上乾部聽取他們的匯報，並把調查材料印發部隊，這對於深入進行政治動員和做好出國作戰的各項準備工作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這時，全國各地掀起的抗美援朝運動風起雲湧，成千成萬的青年踴躍報名參加志願軍。我兵團先後補充新兵三四萬人（其中還有一批朝鮮族新戰士），武器裝備也進行了更新和補充，使部隊的戰鬥力大大提高一步。為適應這種情況，各軍本著“整理組織快”的要求，及時進行組織調整，按“寧弱勿缺”和適當增配副職的原則，配齊各級幹部特別是連排基層幹部，調整配好各班、排、連的黨、團員骨幹，保證搞好出征前的臨戰訓練和入朝後初戰的勝利。
入朝前夕，我指示兵團政治部起草和頒發了《赴朝作戰守則》。其中包括：遵守政策紀律守則九條；團結守則十條；優待俘虜守則七條。各項守則條文既有原則又有具體規定，結合實際，切實可行。如《遵守政策紀律守則》中有“不私入民宅，不拿人民一點東西”，“不私自辦交涉，不隨便動員人力畜力”等條文；《團結守則》中有“發生糾紛首先檢討自己，有意見經組織提出，不背後亂講”，“積極配合作戰，不爭俘虜，不爭繳獲”等條文；《優待俘虜守則》中有“不要俘虜送的東西”，“醫治受傷俘虜”，“給俘虜講解我們的政策”等條文，通俗易懂易記。守則印發到所有班排，要求人人牢記，嚴格遵守。在開進途中，我還經常冒著風雪，站在路旁，抽測過路的連隊指導員，督促他們背熟記牢，付諸行動。
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我兵團發出《開進政治工作指示》後，隨即登上列車向北進發。各軍接到指示後，都以團為單位舉行莊嚴的誓師宣誓儀式：“堅決響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誓死保衛朝鮮人民，誓死保衛祖國，打敗美帝野心狼！”堅定、宏亮的誓言響徹泰山之顛，震盪著齊魯大地，表現了中華兒女無私無畏的英雄氣概。隨即，各軍隨兵團領率機關之後乘車北上，奔赴抗美前線。
二月四日，天津市委、市政府在天津市舉行盛大宴會和晚會，招待我兵團部分團以上乾部，為我兵團先頭部隊餞行。
第二天，楊司令和我應周恩來總理之召趕往北京。
週總理在中南海接見我們。週總理說：“總司令從兗州回來，把情況向毛主席匯報過了。我們對你們的工作是滿意的。請你們來，就是想見見你們。你們為了保衛祖國而離開祖國，我在北京為你們送行。”總理還叮囑，到了朝鮮要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尊重朝鮮人民，要教育部隊更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向總理報告說：“這些要求我們已經列入《赴朝作戰守則》中去了，今後，一定遵照總理的指示，抓緊督促檢查，貫徹執行。”週總理最後說：“你們十九兵團，還有楊勇、楊成武同志指揮的兩個兵團，都是有著光榮傳統、戰鬥力很強的部隊。我曾經說過，要把你們'三楊'拿出去，叫做'三楊（陽）開台（泰）！'”“三楊開台”是典故“三陽開泰”的諧音，寓意吉祥，具有祝福之意，它寄託著總理對十九兵團出征旗開得勝的期望。後來正如周總理所說的那樣，楊成武率志願軍二十兵團入朝參戰。楊成武回國後，楊勇又繼鄭維山代司令之後，擔任二十兵團司令員，參加了一九五三年的夏季戰役反擊，都取得輝煌勝利。
早在抗日戰爭後期的一九四四年冬到解放戰爭初期，我就在楊成武任司令員的冀中軍區、冀中野戰縱隊擔任過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為鞏固與發展冀中根據地並肩戰鬥（一九七二年十月，我調福州軍區任政治委員，一九七七年春，楊成武也調福州軍區任司令員，再度共事）。
一九四六年冬，我和楊得志兩人同時調到晉察冀軍區第二縱隊擔任政治委員和司令員，一起戰鬥、工作了一年多；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又調到楊得誌任司令員的十九兵團擔任政治委員，同楊得誌等同志一起率部進軍大西北，決戰蘭州，解放寧夏，後又一起參加抗美援朝戰爭。
一九五二年冬，我調志願軍總部工作，先後擔任志願軍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等職，而楊得志比我早三四個月就調到志願軍總部先後擔任志願軍副司令員、司令員等職，我們又在一起工作。五次戰役開始時，楊勇入朝參戰，先後擔任志願軍二十兵團司令員，志願軍副司令員、司令員等職，我又與他共事。
在這十餘年間，我先後與“三楊”都很好地共事過，在作戰指揮、部隊軍政訓練及完成各項任務中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情同手足，勝利地完成了各項任務。週總理關於“三楊開台”的談話，雖然我沒有對其他同志講過，但我心裡是明白的，“三楊”在革命戰爭年代能征善戰，黨中央、毛主席和朱總司令、週總理對“三楊”寄託著厚望，所以，我在擔任他們的政治委員時，都告誡自己，更好地做好黨的工作，不辜負中央的期望。
二月十日，我兵團機關和六十四軍抵達安東（今丹東）地區，六十三軍和六十五軍則分別開到遼寧的鳳凰城和本溪地區集結待命。安東與朝鮮新義州之間的鴨綠江大橋是我國通往朝鮮唯一的鐵路橋，由於敵人飛機的狂轟濫炸，經常要進行搶修，整個兵團要從這座大橋通過十分困難，經兵團領導研究，在鐵道兵、後勤運輸部門和朝鮮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除兵團指揮機關乘坐幾節指定的車廂開過鐵橋外，兵團所屬三個軍從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分別從臨時架起的九連城和長旬、上河口浮橋通過，“雄赳赳、氣昂昂”地用一雙鐵腳板跨過了鴨綠江，奔向抗美援朝最前線。
我一踏上朝鮮的國土，看到朝鮮的錦繡河山在美國侵略軍鐵蹄的蹂躪下，到處是斷壁殘垣、焦土碎瓦；肥沃的田野上，彈坑累累，荒草叢生，車經平壤時，見到的也是一片廢墟，看不到一座完整的樓、一棵挺立的樹木，如果不是嚮導的指點，根本不知道那是昔日繁華的首都。眼前情景與幾天前在祖國華北、東北沿途聽見生產蒸蒸日上、人民安居樂業的興旺景象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但是，我也看到，朝鮮人民不顧敵人的轟炸、掃射，不分晝夜、忍飢受凍地為人民軍和志願軍修橋補路、送糧、送彈、救護運送傷員的動人場面，從心底里同情朝鮮人民的不幸遭遇，敬佩朝鮮人民堅強的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我立即抓住這個教育部隊的好時機，指示各部隊在行軍途中有意識有目的地組織部隊參觀被敵人殘害最慘烈的市鎮、村莊，請受苦受害最深的朝鮮群眾控訴敵人的暴行，運用這些活生生的教材，聯繫祖國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加深指戰員對美帝的仇恨，更深刻理解抗美援朝與保家衛國的一致性，進一步激發部隊為朝鮮人民報仇，為保衛祖國，打敗美國侵略軍而戰的決心。
這次千里行軍，部隊處於異國他鄉，道路不熟，語言不通，敵機襲擾，匪特破壞的情況下，加之因物資運輸困難，裝備給養全靠隨身攜帶，每人平均負重三十五至四十公斤，最多達四十五公斤，日行軍四十公里。由於政治思想工作比較深入，部隊情緒穩定，士氣高昂。指戰員們冒著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頂風冒雪、夜行曉宿，而且大多露營雪野，克服了種種困難，於二月二十日到達臨時集結地殷山西里。
十七日，彭德懷司令員在臨回國匯報前，抽空來到我兵團的集結地看望部隊。楊得志和我向彭老總簡要匯報了部隊的情況之後，向他請示部隊的任務。彭總說：“第四次戰役即將結束，一般不准備用你們了。下一個戰役怎麼打，我回國請示確定後再分配你們的任務。現在，你們要盡快熟悉情況，部隊加強戰前練兵，準備下個戰役打好第一仗。”
彭老總回國匯報，聽取了毛主席對戰略方針的指示後，僅一個星期就返回前線，很快與金日成同志確定了第五次戰役的方案。我兵團利用這個時機在殷山西里一帶休整了近十天，三月七日又奉命繼續向南開進，於三月十五日前後抵達開城以北的市邊裡、南川店、新溪大坪一帶集結，兵團部駐進了篤莊洞待命。
三月十七日，兵團在篤莊洞進行行軍總結，表揚了一批千里行軍無一減員的先進連隊，突出表彰了六十五軍“模範呂順保連”，六十四軍“帶兵模範”連長劉晨柱等在行軍中團結互助、熱愛戰士、為兵服務的模範單位和個人，在部隊中樹立一種團結戰鬥的好風氣，動員部隊抓緊時間開展戰前練兵活動，準備迎接新的戰鬥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