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二日，紅一方面軍撤圍長沙。十三日，總前委在株洲召開會議，決定部隊轉移到江西的袁州（今宜春）地區，準備在湘江、贛江之間機動作戰，並決定一軍團攻取吉安，三軍團佔領袁水以北地區，阻擊增援吉安之敵，威脅南昌，兩軍團在湘贛邊區的兩江間機動作戰，有利於湘贛邊區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
三軍團撤出長沙後，得知敵軍已撤離萍鄉、安源，決定立即向萍鄉進軍。當時我軍士氣仍很旺盛，而長沙守敵剛受到打擊，摸不清我軍的動向，怕再次遭到伏擊也不敢追擊。我軍從容地打著一面面紅旗沿著大路以多路縱隊的嚴整行列向萍鄉進發。
當我們紅五軍先頭部隊行進到離醴陵不遠的地方，忽然從遠方鐵路上傳來一聲汽笛長鳴，還隱約聽到一陣鑼鼓聲和軍樂聲；片刻，只見一列火車迎面開來，火車上紅旗招展，十分耀眼，大家立即停止了腳步，驚奇而又警惕地註視著奔馳而來的列車。稍近，就見機車車頭下端掛著一條紅布橫幅，橫幅上寫著“迎接工農紅軍代表列車”十個醒目的大字，隊伍立即歡騰起來，響起了一片“工人老大哥開火車來歡迎我們啦！”“工人老大哥開火車來迎接我們啦”的歡呼聲。這松濤海嘯般的歡呼聲，從先頭部隊直往後傳，後續部隊興奮得邊歡呼邊加快步伐往前趕，都想爭先目睹平生從未見過的火車。霎時，鐵道旁、田野上，到處擠滿了歡呼雀躍的人群，紅軍戰士們一張張笑臉都閃爍著青春的光芒。
火車在先頭部隊前面徐徐地停住，從車廂裡走下十幾個安源路礦總工會的代表，鄧萍和我們軍部的干部忙迎上前去同他們熱烈握手，感謝鐵路、煤礦工人對紅軍的一片盛情。工人代表告訴我們，國民黨軍隊已經逃跑好幾天了，路礦上的洋鬼子和幫辦也已逃到南昌或武漢，現在工人糾察隊控制著路礦，希望紅軍盡快進駐萍鄉、安源。鄧萍指示我通知各部隊回去組織一下，每個連隊派十名代表先乘火車進萍鄉，其餘的指戰員快步跟進。
這是一列普通客車，有七八節車廂。車廂內外都貼上了“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蘇維埃萬歲！”“中國工農紅軍萬歲！”“熱烈歡迎工農紅軍”等紅紅綠綠的標語，把列車裝扮得五彩繽紛；加上第一、二節車廂裡有總工會的軍樂隊、鑼鼓隊吹吹打打，更增加了喜慶的氣氛。一路之上，火車司機好像要表達自己對工農子弟兵熱愛的心情，顯示工農子弟兵的軍威似的，不斷拉響汽笛。這一聲聲長鳴的汽笛，驚醒了沉睡的山崗，招喚來喜迎紅軍的工農群眾，頓時使鐵路兩旁寂靜的山村沸騰起來，成百成千的群眾聚集在村前、路口，爭先目睹工農紅軍向萍鄉進軍的壯觀情景。
我和七八百名戰士代表絕大多數都是平生第一次看到火車、坐上火車的，大家又興奮又激動，一會兒隨著“哐當、哐當”的車輪聲和晃動的車廂扭動著身軀，體會著象嬰兒時睡在搖籃裡那種晃晃悠悠的舒服感；一會兒又緊張地眺望著車窗外急速後退的山村、樹木和人群、車馬等景物，好像兒童時看“西洋鏡”一樣的新奇。許多年輕戰士高興得坐不住，蹦蹦跳跳、跌跌撞撞地從車廂這一頭蹦噠到另一頭，邊跳邊笑邊唱，撒下了一路歡笑一路歌。
列車到了萍鄉車站，安源、萍鄉的鐵路、煤礦工人早就聚集在車站熱情地歡迎我們，又是一陣鑼鼓、一陣歡呼。工人代表跳上機車車頭簡短地致了歡迎詞，我們紅軍代表也致了答詞表示感謝。因為我們急於執行前衛、警戒任務，很快便整隊出了車站。
九月十五日，我紅三軍團全部進占萍鄉、安源，進行短期整訓，開展群眾工作和擴大紅軍運動。過了不幾天，安源路礦總工會和紅一方面軍總部在萍鄉車站召開了慶祝大會，有萬餘工人群眾和部隊參加大會。會上，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和路礦總工會代表先後講了話。朱老總和彭老總都號召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安源工人參加紅軍，保衛蘇維埃政權。這個熱烈隆重的慶祝大會，實際上成為一個擴大紅軍的動員大會。
安源路礦工人有著光榮的鬥爭歷史和革命傳統，從一九二一年秋開始，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等同志就先後來到安源，在安源路礦（即株萍鐵路和安源煤礦）工人中開展革命工作，發動工人，組織工會，開展罷工鬥爭；一九二二年九月，取得了第一次罷工鬥爭的勝利。此後，安源工人的革命鬥爭從未間斷，一九二七年秋收起義時，安源工人武裝又成為起義的一支主力軍，群眾基礎很好。這次我們紅三軍團主力進駐萍鄉、安源，工人更是揚眉吐氣，歡喜若狂。所以，一經發動，礦工、鐵路工人和周圍的農民都很踴躍參加紅軍。在擴紅運動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這次工程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參軍比較多，彭老總特別高興，特地指示要組建一支通信隊，把打長沙和在安源、萍鄉繳獲的電話總機、單機和電話線都利用起來，架通了軍團與各師、團、營、連的有線電話，從此結束了過去單一依靠徒步通信的歷史。
當時的電話單機很簡陋，電話機裝在一個木匣子裡，木匣子掛在牆壁上，匣子頂端有兩個電鈴，有人打電話來，電鈴就“鈴鈴鈴”地響；送話器與受話器是分開的，送話器像個小喇叭固定在匣子的正面，受話器像個“秤蛇”連著電線，掛在木匣子的右側，而打電話用的搖把則安裝在木匣子左側。通話時，講話的人一手拿著“秤陀”似的聽筒，對著木匣子正面的喇叭講話。那時候我們的干部、戰士大多來自山區農村，從沒有見過電話，現在連隊裡有了電話，只要電話鈴一響，就有許多幹部、戰士圍著看熱鬧。他們看到連首長對著牆上的木匣子講話，感到很神奇、很滑稽；有的根本就不相信在連里講話，團長、師長甚至鄧萍軍長、彭老總在老遠就能聽到，以為是在唬人，要與人家打賭，直到讓他聽見聽筒裡確實有講話聲才會信服，嘖嘖稱讚這“順風耳”是件寶貝東西。連隊里安裝了“現代化”的電話，是進占萍鄉後的一件喜事，著實讓連隊裡熱鬧了好幾天，流傳了不少讓人笑破肚皮的故事。
九月二十二日，紅一方面軍于萍鄉總部發布了《由萍鄉出發向吉安的命令》，決定第一軍團分兩路攻占吉安城；“第三軍團於二十四日由萍鄉出動完畢，進駐樟樹，佔領臨江一帶，截斷贛江，並堵住敵人援軍”。
遵照總部命令，十月四日，紅一軍團攻克了吉安城，實現了一月間毛澤東發出“命令昨頒，十萬工農下吉安”的豪言。同日，我紅三軍團部隊佔領了臨江、清江（樟樹鎮），此後，即以戰備的姿態在清江、上高、高安、新乾等地發動群眾，建立政權，進行籌款、擴紅和整訓部隊。此時，贛西南蘇區和贛東部分蘇區已連成了一片，迴旋的餘地更大了，各地立即掀起土地革命鬥爭的高潮。
我們紅三軍團自一九三零年三月攻打安福開始到十月進占清江的七個月來，連續作戰，取得很大勝利，隊伍也大大擴充，而且這段時間參軍的新戰士中，工農成份佔了很大比重，特別是大批路礦工人參軍：增加了部隊的骨幹力量，提高了部隊的政治素質，使部隊建設尤其是連隊建設有了很大加強。但由於連續作戰，也把部隊拖得十分疲勞，現在有個較長時間的休整，確是難得的時機。
這次整訓，除了針對部隊新兵多，抓緊進行軍事訓練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利用整訓的時機加強了部隊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當時部隊的干部、戰士大多出身於農民，文化水平很低，科學知識貧乏，每一次攻占城市時，雖然都進行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和城市紀律教育，總的看來，部隊進城後的紀律也是很好的，但由於缺乏文化科學知識，也鬧了不少笑話，出過一些問題。比如，繳獲敵人的收發報機，聽到收報機上還在“嘀一嘀嘀”地叫，就惱火地邊用槍托砸、用腳踩邊罵：“我讓你再叫，我讓你再叫！”硬是把收發報機砸爛才解恨；攻進白區銀行，只懂得保護黃金、銀元，看到國民黨的鈔票，便認為是“反動鈔票”，廢紙一般，撕的撕，燒的燒，當垃圾處理掉，不知道這些鈔票還可以到白區買我們急需的藥品、物資，白白地損失。所以，彭老總、滕政委和各級領導都深刻體會到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道理，強調要重視加強部隊的文化教育。
彭老總強調加強文化教育，自己也以身作則，做出榜樣。他少年時因家境貧寒沒有機會多讀幾年書，文化基礎差，早在當湘軍營長時就開始注重自學；平江起義後，他擔任紅五軍軍長，戎馬住熄，馳騁於湘贛邊區，戰鬥、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請軍黨委秘書長謝翰文當老師，利用戰鬥空隙學文化。每次到宿營地時，謝翰文就把書本和紙筆墨硯準備好，等部隊都休息以後，彭老總查舖查哨回來再教他學文化。當時紙張既缺又貴，山區還買不到，彭老總每次打下城市，就叫人上街買來一些便宜的草紙、箱包紙，用毛筆練寫字，既學了生字生詞又練了書法。他就是以這種滴水穿石的功夫，日復一日堅持學習，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以後有些作戰命令、文書都能親手修改或親自起草了。
彭老總帶頭勤奮學習對部隊有很大影響，部隊學文化的活動也就逐漸開展起來。當時識字的人很少，凡是能識幾個字的就當老師，叫做“能者為師”。行軍中，每個人背包上貼一二個字，大家邊行軍邊認字，到了宿營地就測驗，看記住了沒有？這樣既識了字，又忘掉行軍的疲勞，一舉兩得。識字活動還滲透到日常生活中，牆報上開展識字問答，晚會上開展識字比賽；有的連隊還設了“識字崗”，不認會崗哨上這個字不能過這一道崗哨。這種帶點娛樂性的識字活動，提高了大家識字的興趣，收效很好。當時正式上文化課的時間不多，有時是把政治課和文化課結合起來，比如講階級鬥爭問題時，就把工人、貧農、中農、富農、地主、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軍閥、壓迫、剝削等詞句寫在門板上，結合講解政治課識字。此外，有時還請有些專門知識的同志給大家講些兵器常識、科學知識和衛生防病知識，使大家增長些見識。通過一段時間的文化科學知識教育，部隊的文化素質有了一定的提高，這也為部隊從以游擊戰為主逐步過渡到以打運動戰為主的階段創造了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