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明方同志受林彪、“四人幫”的迫害，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五個年頭了。五年來，每當回憶起他心臟停止跳動前反复說過的幾句話：“我沒有問題，我沒有做過任何有損於黨的利益的事，萬一我死了，你們要設法轉告毛主席，我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我總是猶如萬箭穿心，不由肝腸寸裂，潸然淚下。
我曾經是馬明方同志的警衛員，在他身邊工作了整整七個年頭。明方同志對我，無疑是一位良師，革命的指路人。我從明方同志身上學到了不少優秀品質。他的這些優秀品質，我將永遠不忘。我還要教育下一代，永遠記住馬明方同志，記住我們黨的這樣一位忠誠戰士，完成他未能完成的事業，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偉大祖國奮鬥終生。
馬明方同志是一位十分和藹可親的人。在他身邊工作，不僅不感到拘束，而且還能學習很多東西。
我是1947年給明方同志當警衛員的，以前是個放羊娃，不識字。我的文化知識，是馬明方同志手把手教會的。當他知道我不識字後，就決定抽出工作之外的空餘時間，每天都教我識字。這樣，他就當上了我的老師。作為老師，馬明方同志對我的要求是很嚴格的，他規定要我每天都學會五個字，不但要會念，還要會寫。他還給我訂了一條製度，每星期六下午進行一次文化考試。考試成績不好，那可是要挨批評的。記得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明方同志讓我背寫生字。他手裡拿著一張紙，紙上寫著42個生字，站在我的身邊，一邊唸，一邊要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來。當我寫下35個字，再也寫不下去了的時候，他顯得很不高興，嚴肅地說：“42個字就有7個字寫不出來，下去還得好好練，好好記，不能光貪玩呀！認真複習複習，下星期六再考。”考試的日子又到了，經過一個星期的刻苦學習，這一次我考得很好，全部生字都寫對了。看到我的這一微小的進步，明方同志很高興。他風趣地說：“就這樣學。再過幾年，你的文化程度會越來越高，成了大學生，比我的文化都高了。”我低著頭光是笑，嘴裡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心裡卻在想，這還不是馬老師嚴格要求的結果嗎！考試完畢後，明方同志特意從桌子裡拿出一支金星筆獎給我。從此，我便拿著這支水筆寫呀寫，學習的勁頭更大了。
為了讓我更快地掌握文化知識，有一段時間，明方同志每天都堅持抽出兩個小時，看著我認字、寫字。如果發現我筆劃下的不對，就乾脆捉住我的手讓我練習。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寫“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時，那個“歲”字沒有寫對，明方同志便把我手裡的筆拿過去，在一張紙上寫了一個很大的“歲”字，讓我照著寫。以後，這個“歲”字我就牢牢記住了。在明方同志的耐心教育下，我初步認識了一些字，不再是一個完全的文盲了。
除了文化老師外，馬明方同志還是我的軍事老師。記得有一次，組織上配給了我一支新槍。我對這支槍愛不釋手，經常把它拿在手裡撥弄。但是，那時候，我卻只會用，不會擦。一天上午，我一個人在房中把槍拆開，打算擦一下。可是拆開後，卻怎麼也安裝不起來了。整整搗騰了半天，又怕又累，累得我頭上臉上都是汗，結果仍然是沒有安好。開飯的時間過了，馬明方同志推開門走了進來。看到我兩手油，一臉汗，他一句也沒有批評，而是坐在一邊的方凳子上，親自動手安裝起來。他一邊安裝，一邊耐心地給我講這種槍的構造，講槍上的每一個零部件。不大一會功夫，便全部裝好了。裝好後，他問我學會了嗎？直到我肯定地點了點頭後，他才滿意地笑了。這時候，我才記起還沒有給他打飯，便歉疚地問：“你還沒吃飯吧？”明方同志呵呵地笑著說：“你不也是一樣嗎！現在吃也不遲。你先洗個臉，再到食堂打兩份飯，咱們一起吃。”我和馬明方同志一起吃著飯，吃飯過程中，他還給我講了許多愛護武器的道理。他從井岡山講到二萬五千里長征，從長征又講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一再告訴我，過去，共產黨沒有槍，只得用大刀、長矛和紅纓槍，有時，還得別個嚇敵人的假槍——笤帚疙塔。現在的槍是同志們拿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雖然多了一些，但是還不夠用。一定要注意愛護每一粒子彈啊！明方同志的這一番話，我至今記憶猶新。每一次記起這些話，總是自我告誡說，要警惕，一定要愛護每一粒子彈。
馬明方同志不但是我的老師，也是我平生難忘的一位親人。他對我的關懷是無微不至的。作為警衛員，本來應該是我處處在生活上照顧他，可是有些時候，倒是他對我的照顧更多些。
有一件事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中。大概是1948年吧，我跟隨馬明方同志離開延安，途經清澗、綏德，到山西省的興縣一帶開展工作。一路上，他起早貪黑地奔波，夜以繼日地搞調查研究，經常是熬到夜很深時才休息。但是，這樣忙碌，這樣辛苦，他不顧自己，而是一再囑咐我要休息好。在興縣蔡家崖的一個夜晚，明方同志因為要準備第二天的工作報告，整整一個通宵沒合眼。開始，我等著他工作完畢，還能支持。後來困勁上來了，眼皮打架，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居然睡著了。待到我醒來一看，天早已大亮，可明方同志還是坐在桌子前寫材料。這時候，正好賀龍同志（當時是晉綏軍區司令員）起床後散罷步已經回來了，看到明方同志還在工作，桌上的燈也忘記吹掉，便關心地問他：“你一夜都沒睡覺吧？”明方同志誠懇地說：“時間緊呀，我把會議材料草草整理了一下。”兩位領導談話時我還在被窩裡躺著。這時，我再也躺不住了，便一骨碌爬起床，掀開了身上蓋的馬明方同志的被子，揉了揉惺鬆的眼睛。賀龍同志注意到我的這些動作，便開玩笑地說：“好啊，老馬給小馬（我姓惠，他故意這樣稱）當了一夜警衛員了！”賀龍同志風趣的語言，逗得我只是個笑，盯著馬明方同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但是，只有我才最清楚，像這樣的夜晚（明方同志工作，我安然睡覺）是很多的。馬明方同志常常反過來當了我的“警衛員”。
1949年我跟馬明方同志在山西臨汾工委工作時，曾受過一次輕傷。那是被敵人的飛機炸傷的。當時，明方同誌發現了我耳後流血，便用一塊粗白布手帕給我揩去了血跡。他關心地問我：“痛嗎？”我覺得沒什麼，便回答他：“不痛，擦破了一點皮。”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但是後來，不知怎麼搞的，我總是感到頭疼，有時疼得簡直難忍。明方同志對我的傷痛比我自己還焦急。北京解放後，他立即親自送我到協和醫院（即現在的北京醫院）去檢查。經過檢查，醫生說我耳後有一塊小小的彈皮留在皮膚裡，需要動手術取出來。我當時不同意動手術，擔心動了手術沒人照顧馬明方同志。但是明方同志卻堅持要給我動手術。手術是在一個星期五作的，手術前進行了全身麻醉，所以經過的情形怎樣我一點都不知道。清醒過來後，睜開眼睛一看，我已睡在病房裡。而馬明方同志就坐在我的身邊。他一隻手裡端著小白碗，一隻手裡拿了把勺子，正在靜靜地註視著我。看到我清醒了，他趕緊把碗和勺子湊到我的唇邊來，一邊還輕輕地說：“喝一點葡萄糖水吧，馬上就好了，不用怕！”望著馬明方同志那親切慈祥的臉，我不由地流出了眼淚。
明方同志不僅生活上關懷我，我有時因不小心在工作中出了差錯，他也不是嚴加指責，而是主動承擔責任。這樣，我倒反而感到很慚愧，下定了改正錯誤的決心。記得有一次（大概還是我們從臨汾回到延安的那一回吧），我們到了韓城縣委（是新解放區），和護送的幾個警衛同志到飯館裡吃了一頓便飯，讓縣委知道了，第二天早晨，縣委特意搞了四個菜的招待飯。明方同志並沒有到飯館吃飯，但是事後聽說他很不高興。回到西北局後，習仲勳同志碰上了我，對我說：“你怎麼闖了個大禍？”我還根本不知道是咋回事。仲勳同志便把經過情形大概向我講了一下。原來，由於我私自讓同志們到飯館吃飯的問題，明方同志認為這是鋪張浪費，在當時艱苦的解放戰爭時期是不允許的，心裡很是過意不去，便在西北局的一次常委會上主動作了檢討。他嚴肅地說：“國民黨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我們共產黨可不能這樣做。”並說：“這是我對同志的教育不夠造成的。我們是人民的勤務員，今後一定要注意改正，再不能這樣了。”仲勳同志的話說得我滿臉通紅，我不由立即替明方同志辯護說：“這是我的錯，馬書記他根本不知道呀！……”可是，辯護又有什麼用？馬明方同志既然已經代替我作了檢討，我這個小小的警衛員，便只有把這次教訓牢牢地記在心裡，經常鞭策自己，少犯錯誤，力爭對人民作出較多的貢獻了。
馬明方同誌曾經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監獄裡坐過幾年牢，經受過法西斯匪徒的殘酷折磨，身體上留下了斑斑傷痕。但是，他從來都不向同志們談起自己曾受過傷，總是咬著牙關，堅持不懈地工作著。
我知道他負過傷，也是無意中偶然發現的。一次在清理文件時，在一個半新的皮掛包中，我翻出了許多照片。這些照片，有的光著身子，有的腰里裹著一片破麻袋片，頭髮都長有好幾寸長，人瘦得皮包骨頭……看了這些照片，我真感到十分害怕。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大聲喊叫著向馬明方同志提出了自己的疑問：“馬書記，你那些相片是啥時候照下的呀？”並哭著說：“你啥時候受過這樣的罪呀？”看到我這樣激動，明方同志微微地笑了。他掏出手帕給我擦了眼淚，然後讓我去把那些照片全部拿過來，就坐在一把方凳子上，給我講開了往事。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沒有毛主席，沒有親愛的黨組織，就沒有我的今天。我的生命是毛主席給的，我的一切都是黨給的！”他說這些話時，語調雖然很平靜，但是我能看得出來，他的激動並不亞於我。他接著說，1941年，我從蘇聯學習回來，路過新疆時，被敵人扣住，關進了監獄。當時在新疆監獄裡押的共產黨員還很多。敵人百般地折磨我們，摧殘我們，不給吃不給喝，而是啥時想打就打，用盡了法西斯手段。他們給我們手指上釘竹籤，鼻子裡灌辣子水，帶腳鐐手銬，坐老虎凳，用燒紅的烙鐵烙，……慘無人道，無所不用其極。可是，這些匪徒們打錯了算盤。他們的那一套，只能嚇唬意志軟弱者，對一個共產黨員來說，就沒有多大作用了。說到這裡，他順手翻到和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一塊合影的一張照片，用手指點著，充滿感情地對我說：“是毛主席、黨中央經過和反動派多次談判，才把我們這些囚徒從監獄裡放出來。這就是毛主席歡迎我們回來時和我們的合影。……”他慢慢地說，我一句一句地認真聽。猛然間，我又記起了一次我給他擦澡時，看見過他脊背上有一塊寬約一寸，長約五寸的大傷疤。便打斷他的話，搶著問他：“你背上的那塊疤就是敵人打的嗎？”他點了點頭深沉地說：“是的，是敵人用燒紅的鐵棍烙下的。他們摧殘了我的身體，可摧毀不了我的意志呀！”說完這一切，明方同志又笑著安慰我說：“不要哭，你還小呢，以後要好好學習，好好鍛煉自己，爭取為人民做更多的事。”明方同志的話深深教育了我。聽完他的經歷後，我久久地站在屋子裡貼的毛主席像前，靜靜地盯著他慈祥的面容。
就是受過這許多折磨，身體已經被摧垮了的馬明方同志，工作起來卻簡直不知道疲倦。他經常深入農村，找老貧農談心，調查研究，有時還親自和農民一起參加田間勞動，幫助飼養員餵豬。在臨汾工委工作時，同志們就讚揚他：“會種地，會餵豬，樣樣都是老內行。”這是對明方同志工作的一個最好總結。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像他這樣一位久經考驗的老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卻被戴上“走資派”、“三反分子”、“叛徒”等一頂頂莫須有的帽子，直至被迫害致死，也沒能申明冤情。感謝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在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下，在黨中央的正確路線指導下，馬明方同志的“難友”們，一個個恢復了名譽，又精神振奮地投入了工作。明方同志也得到了徹底的平反昭雪。這一切，如果明方同志九泉有靈，又該是多麼高興啊！我相信，他仍會笑呵呵地說，林彪、“四人幫”的法西斯手段，只能嚇唬意志軟弱者，對一個共產黨員來說，就沒有多大作用了。
馬明方同志的革命業績永存！正如馬文瑞同志在懷念明方的文章中指出的：“戰士終究是戰士”，是任何惡勢力都埋沒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