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幸能夠認識並聆聽馬明方同志的教誨，是在1950年到1952年這段時間。當時他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和西北局第三書記，我們在省委研究室工作。這一期間省委的中心工作是土地改革、查田定產、鎮反、剿匪、反霸和恢復城鄉經濟等。省委研究室主要圍繞土地改革、查田定產和恢復城鄉經濟，給省委提供信息資料和當好參謀助手，工作上同明方同志接觸較多，因而受益頗深。現就我們在工作中接觸到並體會較深的一些情況追憶如下。
關中土改，為了取得經驗，使運動健康穩步發展，明方同志精心製定了開展運動的步驟、方法和指導思想：第一，分期進行，多點試驗，取得實踐經驗，指導全面工作；第二，深入實際，巡視檢查，及時發現和解決運動中出現的問題；第三，廣開言路，集思廣益，根據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正確貫徹黨的方針政策。
關中全區41個縣（市），2522個鄉，700多萬人口，確定分兩期到三期（邊遠地區）進行。第一期只在824個鄉、200多萬人口中進行，僅佔關中總人口的十分之三，實際帶有試辦的性質，而且還規定地、縣都要有自己的試點，以便領導上取得感性的實踐經驗，指導當地的全面工作。第一期土改開始不久，省上即抽調省級有關部門、省土改委員會、省農會負責同志下鄉巡視檢查土改工作。去西府巡視檢查工作的負責同志是省委常委李景膺、省委組織部副部長馬定邦、省民政廳廳長楊伯倫，我和另外兩位同志是隨行工作人員，大約是1950年11月中旬到月底，視察了寶雞、咸陽兩個地區的試點鄉和一些縣，回來後向省土改委員會作了匯報。明方同志不僅認真地聽取了匯報，而且親自到東府調查了解情況。關中地區的土改，是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公佈的《土地改革法》確定的總路線、總政策進行的，即“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在執行政策過程中，各地、各方面人士反映出不少意見，有的屬於認識理解問題，有的屬於掌握界限問題。比如關中地區有的村子中農多、貧雇農少，究竟依靠誰？有的村子貧雇農雖居多數，但看法上有分歧，認為“八百里秦川這麼好的條件還受窮，除家中失掉勞力的外，多是不好好勞動的人”，對依靠貧雇農“不放心”。再是劃分富農與中農的界限怎麼掌握？與地主的界限怎麼掌握？關中有些地主不是大量出租土地，而是種麥、收麥時大量僱用臨時工，類似富農的經營方法，有的中農在大忙時也有大量僱用麥客的，界限的掌握上確有難度。還有小土地出租者，主要涉及農村知識分子、小學教師、小手工業者、小商販等，各自的具體情況不同，看法也不同。還有不法地主與守法地主之爭，等等。明方同志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紮實細緻的工作，多次召集省土改委員會、省農會，特別是黨外各界人士座談會，請他們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反复磋商探討。有時也召集我們研究室的同志交談這方面的問題，聽取我們這些搞具體工作同志的意見。在他不厭其煩的深入細緻的研討和引導下，明確了界限，端正了認識，統一了思想，保證了土地改革政策的正確貫徹執行。
關中地區土改1951年5月全部完成後，明方同志就提出了1951年冬和1952年春，陝南進行土地改革，關中進行查田定產，即“查實田畝，評定產量，確定產權”。查田定產是由研究室秘書組負責聯繫情況、收集資料、提供信息等（農村組負責聯繫陝南土改）。搞查田定產的目的，明方同志在《關中地區土地改革總結和土地改革後的農村工作任務》的報告中指出：“關中地區，土地改革中遺留下來的問題還是很多，如劃錯了的階級成分，地主向農民的反攻，未被廢除的封建債務，未被追回的轉移財務，土地分配的不盡合理，幹部窮取土地改革過時和多的果實等等，在許多農村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著，均須認真的給予適當處理。對於地主的違法行為，應在在堅決保護農民利益的方針下依法予以懲處。農民內部的問題，則應採取調節說服的辦法，已達到團結教育之目的。各地土地畝數必須調查清楚，各類土地的常年產量必須評議好。按經濟地區，按土地類等，一整片一整片地分期做好，這是極其複雜細緻的群眾工作。”“除了土地改革中遺留下來的問題和實查田畝、評定常年產量、確定地權之後，我們在廣大農村中，就必須更進一步地以最大的力量，領導全體農民開展一個長期的愛國主義生產運動。”在開展這一工作方法步驟上，大體和關中第一期土改相同，同樣要求各地點先選點實驗，取得經驗後在全面開展。明方同志不僅在工作任務、方針政策方面規定的具體明確，在工作全面開展之後，還不斷派人下去監督檢查，及時掌握工作進展情況。他雖然當時側重於陝南土改，但絲毫沒有放鬆關中的查田定產工作。早在1951年8月中旬，為了摸清土改後農村的遺留問題，明方同志親自到長安縣的王莽村、皇甫村和韋曲區六鄉，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取得第一手資料。 1951年冬關中查田定產全面展開，1952年2月，省委專門召開了關中地委書記、專員及長安縣委書記會議，重點總結了關中的查田定產工作。瑞生當時是省委研究室秘書組組長，負責聯繫匯總關中查田定產的情況。這項工作剛開始，他根據省委的部署和群眾中的一些疑慮，在省委辦的《宣傳員手冊》第22期上寫了一篇“查田定產講話”，講了查田定產要解決的問題和四大好處。緊接著《群眾日報》轉載了這崙“講話”。這說明當時領導上很重視宣傳導向，由此可見馬明方狠抓查田定產工作之一斑。
經過查實田畝，評定產量，確定地權，極大地提高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農業互助合作組織進一步得到鞏固和發展，進一步增強了貧雇農和中農以及其他勞動人民的團結，鞏固了基層政權，為開展大規模的農村經濟建設奠定了更加堅實的群眾基礎。
解放初陝西的工礦企業微乎其微，且由於蔣胡匪幫的橫徵暴斂很不景氣。當時西安市是中央直屬市，省上只管西安市區以外的工礦，如銅川煤礦，寶雞新秦紡織廠、機械廠、造紙廠以及火柴廠、麵粉廠等。但明方同志很重視這方面的工作，除設有省工業廳外，省委研究室還設有工礦組（鳳英在工礦組工作），負責聯繫這方面的情況，匯集這方面的資料，提供這方面的信息。
1950年初中共陝西省委成立，到1952年初冬（10月中旬）明方同志奉調離開陝西、主持西北大區工作這段時期，是三年經濟恢復時期，對於省內已有的工礦企業以及商業，我們的基本政策是保護、扶持，幫助其調整勞資關係，調整稅收和工資，糾正一度出現的“有公無私”的“左”的苗頭，並幫助其改進經營管理，開展愛國生產競賽等，促其恢復與發展。明方同志多次在各種會議上強調：“我們的工業還很微弱，但只要我們加強領導，盡心盡力地做好現有工礦生產中的各項工作，我們的工業就能夠求得迅速擴大與發展”。他要求“工業廳、勞動廳、省工會和各地財委，要用很大力量，把各地現有的私營廠礦管好。…”“做出成績，學習經驗”，“培養工業建設中的各種人才”。他還要求“公營貿易機關、合作社，要用自己所有的資金，並組織私商力量，把群眾多餘的糧食和土產、山貨等副業產品，以合理的價格推銷出去，換回群眾所需要的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指出“這是一件關係鞏固工農聯盟的重大政治問題”。
“五反”以後，由於有些錯誤做法的影響，在商業流通和工、業生產中出現一些束手束腳、不夠正常的情況，明方同誌發現後，及時提出要把這個情況迅速改變過來。在1952年6月召開的地委書記聯席會議上提出：從夏收到秋收的四個月內，以搞好生產工作、搞好經濟工作、搞好城鄉經濟恢復和發展工作，為全省的中心工作，必須認真做好，以改變“五反”後出現的不正常情況。並明確指出：“生產工作包括農業生產以及工業生產，經濟工作包括訂貨、貸款、稅收、收購土產、資金投放、供給群眾的需要品等等。”“已經進行過'五反'的城市，主要的要搞好恢復經濟、發展生產和商業經營工作（加工、訂貨、貸放等），並加強工人、店員的教育，同時作好工商聯及資方的工作。工人監督資方問題，可先重點的試辦一兩個小工廠，取得經驗以後，經地委研究討論，省委批准，然後再行推廣，絕不應普遍展開。否則，勢必要發生問題，即就是現在不出毛病，將來一定會有毛病出現的。”關於“五反”中對不法工商業者的補、退、罰問題，明方同志意見要視具體情況去處置：“凡是有用的與國計民生有利的，不應因'五反'補、退、罰而垮台，讓其繼續經營；利少的或將來無利的，應盡量不垮、少垮、遲垮”。
可見，明方同志在安排部署工作和貫徹落實政策中，總是要求從陝西的實際情況出發，處處考慮是否有利於人民群眾的利益，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國計民生。在他的這種求實精神和優良作風的指導下，陝西的城鄉經濟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據統計，1952年同1949年相比，社會總產值增長54.4％，工業總產值增長73％，農業總產值增長24％，國民收入總額增長47.3％。
我們能同馬明方同志接觸的機會，只有短短兩年。但他那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虛懷若谷、能聽取不同意見的民主風範，對我們教育很深。前邊已經提到，明方同志經常召集研究室的同志分析研究土改、查田定產、工礦方面的情況和問題，以及研究修改文稿等。在會上他總是鼓勵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有什麼想法、看法就講什麼。開始不習慣，覺得在省委書記面前應該謹言慎行，不敢言盡其意。後來在明方同志的教育引導下，特別是他真誠的謙虛態度，對有不同的看法不僅不批評而且給以鼓勵，逐漸大家就敢於暢所欲言了，敢於相互爭論，有時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在這種情況下，明方同志總是笑笑的插插話或點點頭。有時還說：研究問題就要敢於爭論，智者千慮總有一失，愚者千慮總有一得，對事物的認識各有自己的角度，必然有不同的看法，爭論問題必然互有啟發，互有提高，感情也就愈接近愈融洽，在研究人員中要倡導這種精神。在明方同志的言傳身教之下，研究室同志的思想比較活躍，民主氣氛濃郁，同誌之間的思想情感十分融洽。
再講一件事。 1951年冬至1952年春，陝南進行土改，安康地委發來一封請示電報。當時研究室秘書組負責室裡的文電處理，瑞生和農村組商量後草擬了一個複電稿，還沒來得及清抄，明方同志的秘書就打來電話，催問這一電報辦理情況，要求把復電稿立即送馬書記審閱。瑞生急忙請一位同志清抄後，沒來得及細看就送到明方同志辦公室。孰料復電稿上的“你們的來電收悉”，卻抄成“我們的來電收悉”。明方同志很嚴肅地問：“我們是誰？”並將稿子上的錯處指給瑞生看。瑞生承認自己粗心大意沒有詳細校對。明方同志再沒說什麼，埋頭看電稿，瑞生站在他旁邊，他修改好復電稿後，嚴肅而懇切地對瑞生說：以後辦事情一定要細心，這雖是一之錯，如果我和你一樣粗枝大葉，將這份電報簽發出去，會給地委什麼印象？必然影響省委的形象，豈不是個大笑話！還說：年輕人遇事容易著急，著急了就容易出錯，要學會遇事急而不慌，這也是一種個人的修養。之後，將電稿交瑞生，叮囑立即發出。這件事情我們終身難忘，也得益於他這次的教誨，使我們多年在省委機關工作中處處謹慎細心，避免了一些失誤。
明方同志外表很嚴肅，不苟言笑，給人以不易接近的印象，其實他很平易近人。只舉一個事例。大約是在1952年初，省委在省黨校禮堂召開機關幹部報告會。當時省委機關在五嶽廟門，設備很簡陋，全機關只有一輛舊華沙小臥車，一般的只供書記乘坐。常委和部長們只能以幾輛舊的吉普車和中吉普供作公用，各部門公用車也只是少許的自行車。我倆去聽報告，沒有自行車可騎，只有步行，剛走出小南門，明方同志的車過來了，我倆急忙讓路，站在一邊。不料被明方同志認出來了，便停下車問我們是否去黨校開會？我們說是，明方說：“你們步行趕不及了，坐我的車一起去。”省委書記對一般工作人員能如此關懷，事情雖小，難能可貴，足見明方同志的高尚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