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明方同志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之一。他1925年加人中國共產黨，對黨和人民做出很大貢獻，給我留下難以忘懷的印象。
我認識馬明方同志是在1934年9月，當時陝北特委在清澗縣中區的胡昌坪村召開紀念“九· 一八”群眾大會，參加會的人有來自各區縣的負責人、各縣赤衛隊以及綏德、清澗、吳堡、延川、佳縣等各縣的游擊隊。這次大會的內容是，向大家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教育，動員群眾堅決抵抗日寇的侵略。參加大會的有郭洪濤、馬明方同誌及部隊的領導人。領導同志們在會上發表了生動的講話。這是我首次和他見面，並聽了他的教誨。
大會結束後的當天下午，就轉移到另外一個村。我們陝北首批九個婦女幹部，就是高傑村的九姊妹，跟隨特委的同志們一起走了幾十里地到了棗坪塌村。第二天特委為提高我們婦女幹部的政治水平，在該地舉辦了一個“訓練班”。在訓練班上第一個給我們講課的人就是明方同志，他講得深入淺出，生動易懂。一開始就稱讚我們高傑村參加革命的九姊妹，說：“這九個女子是咱陝北蘇區第一批參加土地革命的工農女幹部，是好樣的！”這話給我們九姊妹極大的鼓舞。同時，他在會上又談了當時國民黨圍剿蘇區、殺害老百姓的野蠻行徑及革命形勢，並動員大家要團結一致擊敗敵人，實行堅壁清野政策，等等。經過動員教育，鼓勵了我們痛擊敵人，取得勝利的堅定信心。他還說：“婦女受'三從四德'的壓迫，比男人受壓更深。如何求解放呢？光靠你們幾個女子出來革命不行，還要宣傳動員廣大婦女參加革命才行！”還教導我們要建立多種善於發揮婦女能力的組織，使大家在實際工作中做出成績，自覺地求得解放。明方同志給我們上的這一課，使大家心裡亮堂了，給後來的實際工作指明了方向。
訓練班結束後，我們遵照明方同志的指示，分別到各個村子進行發動婦女的工作。當時，紅二十六軍及游擊隊在河口打了一個勝仗，但也有不少傷員在群眾家裡需要護理，我們就到各個村里召集婦女開會，向她們宣傳革命道理，還組織婦女會，啟發她們自覺地參加革命工作，在各個村子建立了看護、縫衣及洗衣等小隊。做到男的抬擔架、送信和放哨，女的做軍鞋、軍襪和照顧傷病員。經過一個時期工作，陝北的婦女運動就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在婦女積極分子中提拔了不少女幹部。從1934年冬到1935年春節，在川口戰鬥中參加戰鬥的婦女就有二三十人。到當年秋天，清澗縣的婦女幹部已達一百多名。待中央紅軍來到之前，全陝北省的婦女幹部發展到幾百人。後來，這些婦女幹部分配到醫院、供給部、兵站及工廠工作，在那裡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我第二次同明方同志見面是在1937年1月。這是在“西安事變”之後，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軍隊、地方政府、省委、群眾團體要分開辦公。當時，中央機關從老蘇區搬到延安，陝北省級機關搬到蟠龍鎮。到蟠龍鎮的第二天就召開省委會的全體委員會，佈置如何開展工作。明方同志是陝北省委書記，我是省委委員、婦女部長，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這時，省委駐在蟠龍鎮南邊的窯坪村。這裡只有一個大院子，窯洞房子只有十多間，許多機關擠在一起很不方便。明方同志原來同家屬住在一起，因為房子困難，他把愛人及孩子送到十幾里遠的父母家，自己和機關工作人員住在一起，同吃大灶。由於生活困難，一天兩頓小米乾飯和鹽水土豆。明方同志是帶病工作的，經常肚子痛。秘書長崔曙光同志找了兩問房讓他把家屬搬來，以便照顧生活，但是他堅決不同意，決定將這兩間房留給機關，做招待乾部家屬用。明方同志在生活上一直做到對別人寬而對自己很嚴。
明方同志特別注意對乾部的培養教育。他在任陝北省委書記時，認為提高幹部的水平和能力是保證革命勝利的前提。因此，他第一個提出成立省黨校，分期輪訓黨員和乾部。輪訓中強調每期必須有一定比例的青年和婦女幹部。當時我是省委的婦女部長，擔當了選拔婦女幹部參加輪訓的任務，由於婦女幹部少，是在艱難中完成的。在輪訓班上，明方同志親自給幹部講話，他說：“做一切工作，沒有乾部不行；有乾部不會做工作也不行。現在不同於地下工作時只靠個人摸索、鍛煉，今天任務重，工作面廣，用人多，必須廣泛培訓幹部，有了一定數量並且質量高的干部，就不怕干不好革命工作。”明方同志在培養幹部、提拔幹部、使用乾部這方面做出了成績，為開展各項工作打好了基礎。
明方同志對機關幹部的學習及提高工作水平也非常重視。他本人的生活態度很嚴肅，對乾部的要求也很嚴格，抓工作很具體、深入，如工會、共青團、婦女部的聯席會議他都親自參加，還講話，做指示。 1937年，我們婦女部召開十幾個縣的婦女部長會，開會時大家只是口頭匯報，沒有文字報告。明方同誌發現這個問題後立即在會上提出：婦女幹部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文化，學習文化是目前的主要任務。大家要學漢字（當時都學拉丁文），漢字是文化的基礎。他提出，一天說一句話，就學一句話的漢字。因為我參加革命前沒有上過一天學，明方同志對我學文化的要求更高，指定我馬上就學，還讓宣傳部長吳溉之幫助我，交待他的具體任務是，讓婦女部長“上小學”，學會寫工作報告，並指示要我“一個月不下鄉”，於是我就白天黑夜拼命學文化。在吳部長手把手的幫助下，經過艱苦努力，我終於學會了識字寫字。在1937年夏，我就寫成一份幾百字的《陝北省婦女參加春耕夏種工作情況報告》，這份報告還登在特區的刊物上了。
明方同志在百忙之中還很關心同志們的生活問題。如省委統戰部長王濤同志，他是長征老幹部，手有殘疾，還未結婚。有人想把新提拔的一個女同志介紹給他，明方同志不同意。他說選擇對像要和提拔幹部一樣，要對路。有一次，他們同去延安特區參加黨代會，明方同誌發現張子芳同志很合適，就介紹她和王濤結婚。十幾年後，明方同志知道王濤已犧牲多年，他又介紹李握如同志和張子芳組成家庭。有人開玩笑說：“馬書記您是大人物，還要關心這些小事！”他笑著說：“這不是小事，這是每個人生活中的大事！”
1974年，明方同志在“四人幫”的關押中，因重病在北京同仁醫院治療時，還問女兒馬銳：“鄧小平同志怎樣了？”並把陝北的一個一個同志的名字念叨著，惦記陝北的老同志，也惦記清澗的九姐妹。現在，明方同誌已逝世25年了，我只能將在記憶中印象深的幾件事寫出來，願明方同志安息於九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