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馬明方同志多次在一起工作。 1954年中央撤銷大區黨委和行政機構後，我們同時調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當時毛澤東同志在召集有鄧小平、譚震林、宋任窮、馬明方、劉瀾濤、林楓、李雪峰等參加的一次秘書長會議上說，調你們來是叫你們做事。鄧小平做中央秘書長，大區來的同志做副秘書長，同時兼任分管六個大區的中央工作部部長。把你們擺在這裡我們放心，你們分管的地方工作部也叫““放心部”。我當時因為身兼數職，就向小平同志請示：“主要精力應放在哪裡？ ”小平同志告訴我：“是羅榮桓同志讓你到總幹部部的，你要集中精力搞好總幹部部的工作，別的地方可以少去。 ”這樣，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總幹部部，中央副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日常工作，主要由馬明方同志負責，我除參加一些重要會議外，別的事管得很少。這是我們50年代初期的一段合作共事。1960年中央決定成立大區中央局後，我們又同時調到東北局工作。我任東北局第一書記，歐陽欽任第二書記，馬明方任第三書記，黃火青、吳德、黃歐東、陳錫聯任書記，喻屏、強曉初任候補書記。我們書記處的分工是，我負責全面工作，歐陽欽負責常務和農業工作，馬明方負責財貿、政法和戰備工作，黃火青負責工業工作，吳德負責宣傳文教工作，陳錫聯負責國防軍事工作，喻屏負責組織工作，強曉初協助歐陽欽處理書記處的常務工作。在當時的形勢下，我們都感到任務艱鉅，擔子很重。如何才能把東北局的工作做得更好，我們反复研究，還是按照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十六個字”去辦。這“十六個字”是：“統帥一切，貫徹一切，承上啟下，頂上護下”。所謂“貫徹一切”，就是要根據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結合東北地區的具體情況貫徹執行。做到了這一點，也就自然能夠做到“統帥一切”。至於“頂上護下”，主要是要求我們在具體工作中，要根據東北的實際，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有些具體指示，在貫徹執行中有困難的，應當及時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議，而不要機械地強行執行。這樣做，正是為了使中央的路線方針能在東北更好地貫徹執行。當時，正值三年暫時困難時期，糧食和市場商品供應都非常緊張。特別是遼寧農村，全年人均口糧只有120斤左右，有的地方還不足120斤，浮腫現象普遍而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立即派馬明方同志和強曉初同志到北京向總理、少奇、小平同志當面匯報請示。中央領導同志聽了明方同志的匯報後，立即答應調給東北糧食兩億斤，很快解救了燃眉之急，也幫助我們打開了新的工作局面。
馬明方同志對農業和財貿工作都很熟悉，也很有經驗。在貫徹執行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中，為了克服東北地區當時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困難，我們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從長遠著眼，從當前人手，堅決執行農、輕、重的方針，緊緊抓住解決吃穿用的問題，把農業和市場工作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計地增加農業和日用工業品的生產。特別提出要抓好兩個環節：一個是穩住，一個是剎住。所謂穩住，首先是把農業生產穩住，在穩住的基礎上力爭有個好收成。其次是在財政、金融、市場方面要剎住，千方百計地控制開支，少票子，增加商品，在剎住的基礎上，力爭財政收支平衡，並在可能的條件下達到略有回籠，扭轉企業虧損局面。後來的實踐證明，這兩個目標都基本上實現了。馬明方同志在這方面殫精竭慮，付出了很大心血，做出了卓著貢獻。
“文化大革命”初期，東北局曾幾次向中央文革小組寫報告，請示運動中的政策界限，但沒有得到過一個字的答复。於是，我們就直接向周恩來總理請示。 1966年底，“造反派”衝擊東北局機關，揚言要奪東北局的權。我和馬明方同志出面做工作，他們不聽。我們就打電話向周總理報告。總理立即明確指出：東北局是中央的派出機構，不能奪權，要堅決制止。特別是吉林省副省長兼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州長朱德海同志，是一位早年參加革命的優秀少數民族幹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他受到“造反派”的圍攻和批鬥，地區局勢陷於混亂，難以控制。週總理得知後明確表態：培養一個乾部不容易，培養一個少數民族幹部更不容易，朱德海是好同志，要保護他。並指示我和馬明方同志到延邊去做工作，保護朱德海同志。我與馬明方同志和吉林省委書記趙林同志一起，立即趕到延邊，召開州委會議。我說：“這次是奉週總理的指示專程到延邊來的，中央認為朱德海是好同志，要讓他站出來和群眾一起'文化大革命'。”會後，馬明方、趙林同志繼續留在延邊做工作，召集群眾代表座談，統一認識，穩定局面。馬明方同志遵照週總理的指示，反复耐心地做工作，克服了重重干擾和阻力，終於保護了朱德海等一批同志，但不久他自己卻遭到林彪、“四人幫”的迫害。
馬明方同志是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 1935年10月，我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就知道馬明方是陝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是同劉志丹、謝子長同志一起創建陝北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35年底，劉志丹和我分別擔任紅二十八軍軍長和政治委員，在“擴紅”工作中，陝北省蘇維埃政府給了我們很大支持，紅二十八軍很快擴大到1500多人。這件事，至今我還記憶猶新。抗日戰爭時期，馬明方同志在新疆被捕後，同陳潭秋、毛澤民等同志一起領導獄中的戰友同反動派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忠貞不渝。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兼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西北軍（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財貿部部長、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書記等重要職務，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幫”一夥誣陷為“叛徒”和“走資派”，遭到殘酷迫害，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他病重住院期間，“四人幫”一夥封鎖消息，不准人前去探望。由於體力不支，不能走路，他上衛生間也只能爬著去，慘不忍睹。經過調查並查閱歷史檔案，確認馬明方同志在獄中不僅沒有問題，而且表現很堅定。 1974年8月，馬明方同志含冤逝世後，中央決定為馬明方同志平反，召開追悼會，並發了通知。但當天我們接到電話，說追悼會不開了，許多同志到了八寶山又不得不返回。大家都感到突然。後來才知道，是由於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東北的代理人的阻撓。這個人利用他當時的特殊地位，在江青的唆使下，居然擅自推翻中央的決定。胡說什麼：“馬明方不是叛徒，也是走資派，怎麼能為走資派開追悼會呢？”直到“四人幫”被粉碎後，馬明方同志才得到徹底平反。
馬明方同志離開我們已整整26年了。他是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無私奉獻的一生。在西北和東北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他無私無畏、光明磊落的優秀品質，是永遠值得學習的。我們深切懷念馬明方同志，就是要學習他無限忠誠，忠心耿耿，全心全意為黨為人民服務的徹底革命精神，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偉大紅旗，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闊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