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二章創業伊始：江南春的永怡之旅

濟慈說：“誰也達不到頂峰，除了那些把世界的苦難當做苦難並且日夜不安的人。” 在江南春心中，大抵詩人的形象就如同濟慈描述的一般：“他們攜帶著來自上天的密令，懷中藏著致命的武器，卻用脆弱的花朵抵禦現實的侵害。” 於是江南春活著，寫著小詩，“僅僅出於懷念或者想像”去感同身受於李克爾“羅馬怎麼樣，它在崩塌”。學生時代，他是一位校園詩人。 提及“江南春”，家喻戶曉的是唐朝詩人杜牧的一首七言絕句：“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這首千古流傳的古詩承載著詩人對江南水鄉的陶醉。而江南春恰恰也是一個詩人。 認識江南春的人，在向別人介紹他的時候，總習慣於以這樣的方式開始：以前，他是個青年詩人。的確，江南春是一個詩人。早在大學時代，中文係出身的江南春就充滿著無限的浪漫主義情愫，並曾經出版過自己的詩集——《抒情時代》。

1973年3月出生於上海的江南春，並沒有上海男人特有的細膩，魁梧挺拔的體形使得他更像一個十足的北方漢子，充滿功成名就的男人魅力。而“江南春”這個富含江南水鄉色彩的婉約名字，並非許多媒體渲染的是其酷愛中國古典文學的父親取自於宋詞的詞牌名，而完全來源於偶然中的巧合，“我的父親是一位嚴謹的財務會計，母親是個小創業者，承包有自己的門店，完全不是傳說中的書香門第。我姓江，我們家是朝南的，又是出生在春天，所以叫江南春。南說的是空間，春說的是時間，江南春本身只是一個時空概念的名字”。 雖然江南春不是坊間流傳那般自幼飽讀史書，深受禮儀書香熏陶，但也許正是由於“虎父無犬子”，這個詩一般的名字還是承載了父母雙親太多的冀望與期待。父母對江南春的未來是這樣規劃的：“爭取考個好大學，畢業後找個好工作。”

似乎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朝著父母的期望進行著。江南春自小便在文學上初露鋒芒，並一發不可收拾。 不過，據江南春本人所說，他在詩歌文學中的所有成就全然是因為小學五年級的一篇東拼西湊的作文，正是這樣一篇普通的作文標誌著江南春“虛榮心”的第一次出現。事情的經過其實非常簡單，甚至簡單得有些令人忍俊不禁：小學五年級時，江南春東抄西拼的作文出乎意料地得了一個全班最高分，被老師當做範文當眾宣讀。從此以後，江南春一發而不可收，每次作文都要挖空心思，絞盡腦汁，不得第一誓不罷休。 江南春本人將自己的這條發展軌跡歸結為“虛榮心作祟”的結果。而這小小的虛榮心成為一顆催人奮發的生命力極強的種子，不斷地激勵著年幼的江南春。從這以後，習慣被當做範文作者的江南春也因此開始了自己的“文學”之路。憑藉著過人的文字禀賦和不懈的努力，大大小小的獎項伴隨著江南春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代。但真正見證他青少年時期文學創作巔峰的，便是其在高中期間所獲得的上海市中學生作文競賽一等獎。而江南春本人也由於出色的文學才華於1991年被免試保送進入全國知名的重點高校——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就讀漢語言文學專業。

上天的垂青，再加上文學上的天賦，以及江南春本人對文學創作的敏銳，或許會造就一位偉大的詩人，但命運並非按部就班地以一種常規的軌跡左右著江南春並不平凡的人生。 在進入大學校園之後，江南春儼然成了一個幸福的學生詩人。 “每當清晨，當我翻身下床，看昨天一首略帶缺陷的詩還站在狂亂的句法中，我覺得那種感覺分明就叫做幸福。假如時光不使它流失，我相信它必會更加純粹。” 江南春每天無憂無慮，徘徊在幽靜的象牙塔深處，找尋著創作的靈感，堅持、秉承著成為詩人的夢想。他會用整個下午留心前桌的漂亮女生，並鄭重地為她寫下精彩的評語，而在傍晚時分，江南春又通常會鼓足勇氣到學校舞廳涉足一場愛情或者被輕易地拒絕。但無論怎樣，待到月黑風高之時，他一定會獨自回到寢室，輕輕鬆鬆地寫起小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也就是這樣一位浪漫細膩的校園先鋒詩人，在入學後不久便憑藉著其在校園裡廣為傳誦且頗具影響力的詩歌創作才華被推選為華東師範大學“夏雨詩社”的社長。那些令他在校園裡小有名氣的詩歌作品，也逐一被收錄在了他的個人詩集《抒情時代》中。 正是因為江南春手裡有這兩個無法被人輕視的“硬件”：其一，大學時代，他就是頗有名氣的華東師大“夏雨詩社”社長；其二，他以個人的名義出過一本詩集《抒情時代》，並且詩集所取得的效果和影響也非同一般，讓他和其他的富豪老總們很容易地區別開來——雖然也有不少老總熱衷於將自己的管理思想、人生感悟編成員工的必讀教程，但能像江南春這般“真玩”，而又玩得有模有樣的老總卻並不多見。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熟悉江南春的人在介紹他時，總是喜歡強調他十多年前的身份——詩人和文學青年。

可能是由於長期接受厚重的文學熏陶的原因，江南春的思想較其同齡人更為成熟穩健。他說：“我是個兩極化的人。散文、小說都不會寫，我的風格就是詩歌，具有超級想像力的詩歌，第二個就是極理性的分析評論。” 但是，江南春堅持認為自己“雖然詩人的氣質還是有的，可還是不能被稱為詩人”，因為他還不能“把世界的苦難當做苦難，並且日夜不安”。但對自己深厚的文字功底，他卻有足夠的自信，“我是一個不愛到處跑的人，中學6年，我的所有課餘時間，幾乎都用在看書上了，而且常常拿著別人的範文模仿寫作，作文水平比較好，拿了一些獎項”。 當再談起那些往事，已經是一個年代久遠的故事。江南春說，如果他堅持保留那份純真的話，今天可能會是一個很好的詩人。直到1992年，江南春還沉醉在唯美而又抒情的文學世界裡。 “滿以為自己會成為女生追捧的中心。”

我們無從得知少年江南春的詩人夢色彩如何，但後來的事實表明，江南春沒有成為一個詩人。 1992年那場市場經濟的浪潮改變了世人的看法，更改變了詩人的夢想。幾乎在一夜之間，江南春發現，校園後門賣水產的個體戶比他這個校園詩人還要受女孩子的歡迎。所以，每當有記者追問江南春大學時代是不是有很多女孩崇拜作為詩人的他，江南春總是很無奈地搖搖頭說：“這方面很失敗，當時是90年代，詩人和詩歌的燦爛時期已經過去了，我是生不逢時。” 正因為意識到詩歌對他來說正像青春期的某些症狀，過了一個階段就會漸漸消失，江南春選擇了“棄文從商”，後來他自嘲是“功利性”地選擇了放棄夢想，並且在此後十多年間都不再敢動寫詩的念頭：“本質上講，我是個商人，而不是詩人，可能是因為我有寧波人的血統吧。那時我總覺得，詩人、作家都是被人關注的群體或對象。我是個功利的人，如果詩歌不再被世俗關注，不能再體現其應有的'商業價值'的時候，我就當仁不讓地放棄了詩歌，放棄了成為詩人的夢想。”

現在成名後的江南春偶爾也會想搞一次聚會，以文學和詩歌的名義，與老朋友回顧那些略帶有幸福與滄桑的歲月。 “也許我本來就應該是個寫詩的文學青年，只不過現在'蛻變'成了會創造生意的小資派。我想以後公司的具體工作不用我做的時候，我就專心思考創意。如果有時間，我還想寫寫文學和社會評論，最好將來還能寫出類似於的影視劇本來，拍一部武俠電影，用我對電影的感悟去體現我隱藏在內心深處依然存在的文學和詩歌的靈感。”可惜的是，身在商場的江南春卻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和空間去展現頭腦裡的文學基因了。 正如江南春曾經在一次採訪中坦言的那樣，他認為文學和詩歌對自己的性格有最深刻的影響，甚至影響到他對商業的看法。他覺得應該從人最終、最原始的需求或動機來觀察產業的發展。正是文學和詩歌所帶給他的這種特質才使得江南春對商業異常的敏感，這種敏感深入骨髓，細微到了極致，達到他自己都無法察覺的地步。可以斷言，正是這種詩人氣質與文人特質成就了江南春以及他以後的所有事業。所以，即使江南春不再寫詩，不再擺弄他曾經心愛的文學，也無法代表江南春本人對詩人身份的脫離和追求；無論？ ？南春在商業上獲得如何大的成功，都不會忘記學生時代，他曾是個詩人。

進入大學後的江南春矢志不改，仍然“虛榮”地巴望著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在校園詩壇的活躍與積極，使得江南春瞬間成了華東師大家喻戶曉的校園名人，而直到今天，他的那些小詩仍然在一定範圍內被人傳誦。 其實，成為詩社社長僅僅只是江南春在接下來的幾年裡聞名於師大校園的一個契機與開端。江南春怎麼會甘心停留於大學一年級便擁有的“夏雨詩社社長”頭銜呢？這個頭銜不過是他宣洩“虛榮”的一個重要途徑，但絕不是最後一個途徑。 半年以後的1992年，江南春便憑藉“夏雨詩社社長”的身份，計劃參選華東師範大學的校學生會主席一職。在大學時代，能夠當選一個學校的校學生會主席無疑是件無上風光的事，喜歡被人矚目而且“虛榮心”時刻膨脹的江南春是必定不會錯過這樣的機會的。

據江南春的師兄，也就是日後江南春分眾傳媒的左膀右臂和好搭檔嵇海榮介紹，根據華東師大傳統，在以往的歷史上，競選學生會主席的一般都是大三的學生，而江南春提前一年便順利當選，這在當時的華東師大是一樁十分爆料的新聞。江南春的勝利主要得益於他的口才和事先充分的準備工作。 其實，競選學生會主席的過程便已經真正地、完美地凸顯了日後江南春立足商場的根本資本——聰明的頭腦、冷靜的理智，以及善於審時度勢抓住能令自己和別人亢奮的脈動。借用江南春愛說的一句話：“事實上，我的大學時代，基本上就決定了我的今天。” 當時在校學生會主席首輪選舉中，江南春瞄準了一個強勁的對手，哲學系的錢海——當年參加中國大學生大專辯論賽的最佳辯手。江南春為了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在錢海參加本系競選演講時，偷偷前去現場觀察，了解敵情。正如他所擔心的那樣，錢海的名氣和能力完全在其他人之上，而且差距巨大。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位最“熱門”的同學卻連本系的小組選舉都沒有出線。

自古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悲劇，懷才不遇、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傷感，被人們一遍遍不假思索地嘆詠。往往越高的才華，換回越多的失落。 “因為大家都把他視為自己的競爭對手，誰也不願意幫他，他被孤立了。這個出人意料的結果給了我很大震撼，我意識到，一個人的成功不完全憑你的才華，關鍵是你能統佔整合多少資源，然後達成一個整合的目標。”江南春在說這番話的時候，毫不掩飾自己悟到這個道理時的欣喜若狂。 參加了院系校主席初選，在校級競選的第一輪過後，只剩下包括江南春在內的6個人參與競爭了。那時的江南春已由於其神乎其神的演講，成為各方勢力“絞殺”的下一個目標。當時他想：“我不想讓錢海事件在我身上重演。” 於是，被“錢海事件”所警醒的江南春做了一個令自己非常得意的舉動——“合縱連橫”。投票前的幾天晚上，他分別跟各個院系的學生會主席溝通，交流自己對於競選校學生會主席的觀點，同時也聽聽他們的想法。當然，這樣的交流往往安排在學校的某個小飯館，10塊錢就能吃一頓飯，叫上兩個小菜，再喝點小酒。而這十多位握有實實在在的投票權的各個院系學生會主席，為江南春高票當選校學生會主席鋪開了康莊大道。 也許是覺得各個院系的學生會主席的撐腰還不足以使他令人信服地當選主席，江南春的策略及手段在接下去的極致發揮，更加讓人嘆為觀止。 當時江南春的師兄嵇海榮作為在任的校學生會主席，主持了整個競選過程。據他回憶，經過了前期的初選，最後一輪的競選按照慣例是候選人的演講與即興問答環節。當最後6個候選人集中在學代會上亮相演講時，江南春是唯一一個脫稿演講的。由於他第一個上台，這給後面的競爭者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甚至亂了手腳。 而據江南春本人透露，為了能夠脫稿演講，他提前3個月就開始準備演講稿，而且還請中文系關係“鐵”的老師修改多遍。臨近競選的1個月，為了確保自己勝出，他每天背20遍。 正如江南春所料，競選的時候，文采風流、書生意氣的江南春第一個上台演講，不僅演講精彩，回答問題更是無懈可擊，很多台下的對手已經決定放棄競選。第二個上台的便是他最強的一個競爭對手，因為江南春的出色表現，這個同學臨時決定改變策略，於是對台下的同學說：“江南春同學把我想要講的都講完了，但是我更懂得傾聽……”話還沒有說完，台下江南春的一個“托兒”馬上站起來質疑：“你的這個特點最適合在江南春手下當一個部長。”台下哄堂大笑——出眾的口才和成功的策略，使江南春一舉成功，高票當選，順利成為華東師範大學校學生會主席。 江南春以絕對領先優勢，毫無懸念地當上了校學生會主席。如願以償的他一時間風光無限，滿面春風。可是，江南春卻因此欠下了160塊錢的“巨額”外債，這為後來他打工還債埋下了伏筆。這次精心策劃的“金錢選舉”和競選過程中的“錢海事件”也印證了江南春所欣賞的捷克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的一句話：“人生最大的缺憾，便在於不能重新來試過，不可逆轉。既然無法逆轉，也就應該十分坦然。選擇另一條路會怎樣呢？或許更好或許更糟。” 競選給江南春的人生上了重要的一課。而這次競選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江南春的未來軌跡，使他始終堅信人生沒有遺憾，只有在不斷選擇中追求一種心靈的超脫與成功的釋然。 “由於競選過程需要和許多人溝通、拉選票、吃飯喝酒什麼的，不經意間一下子就欠下了別人160塊錢的債務，這在當時可是大數目”，江南春回憶道，“在1992年，一個一窮二白的大學生欠債160元，難以想像”。事實上，這位眾人注目的校學生會主席兼詩社社長，並非出生在錦衣玉食人家中的富貴子弟。和絕大多數上海本地人一樣，江南春的家長也是普通的工薪階層，父親做財務會計，母親經營一家小型的便利店，所以用江南春自己的一句話說：他並不是天生有錢的主兒。 禍兮，福之所倚，這東方式的智慧哲言昭示著江南春的否極泰來。負債後，江南春花了整整一個星期來計算一道關乎人生轉折的數學題：“花很長時間寫一首詩歌，一則評論文章，報酬可能只有30元；編撰一個廣告，區區5個字，回報卻可能高達1000元”。計算的結果就是，詩歌不能再寫了，評論文章更不能寫，而創作廣告才是“正道”。 不管怎樣，正是因為欠下160元人民幣的“巨債”，為江南春拉開了“下海”的序幕。 為了還債，江南春幫人做過家教，也乾過每天掙七八塊錢的“累死人”的體力活，也曾協助忙於尋找工作的大四師哥師姐們完成畢業論文，賺取少量的物質回報。 談及還債的這段日子，江南春津津樂道：“大學二三年級打工，做社會調查，最開始和同學們一樣，每天賺七八塊錢。後來我加以總結，認為應該調動更多力量，於是在調查問卷上蓋上華東師範大學校團委的公章，拿到居委會去，讓居委會的老媽媽去幫忙做調查。一聲感謝卻換來收益的直線上升，每天可以得到遠遠超出七八塊的回報。”另一個兼職賺錢的方法就是打掃倉庫，他說：“20元一天。但我掃了一天后，別人就說明天不用來掃了，一個月只需要掃一次就可以了。” 各種兼職，雖然很辛苦，江南春還是得到了一定的物質回報，但他仍不滿足。僅憑著這杯水車薪的收入，想要真正還清這160元的債務，成為一個理想中的“有錢人”，需要的是一段十分艱難而又漫長的時間歷程。 “虛榮心”強烈的江南春這時有些心有不甘了。因為此時他的夢想已經變成了找一個既可以輕鬆掙錢，又能夠發揮自己長處的打工之道。他說：“上一代沒有積累，我不得不很早就自己賺錢、創業。而且我又剛交了女朋友，花費比較大，所以少量的收入根本無法滿足我平時的生活開銷，可我也不願意再回家向父母要錢。父母畢竟也不太容易。” 不知是機遇總是垂青於有準備的人，還是天無絕人之路，亦或是自助者天助，江南春終究還是得到了上帝的眷顧。 1992年底，就在江南春幻想著能夠輕鬆掙錢、還錢和攢錢的時候，上海亞太電影電視公司下屬的一家廣告公司來到華東師範大學學生會，委託江南春招聘大學生勤工儉學做兼職，一個月底薪300元，提成另計，主要的工作和任務就是接、拍電視媒體廣告。按照這家廣告公司招聘大學生兼職的正常流程，江南春首先應該登海報公開招聘，可他並沒有這麼做。江南春的考慮在於：一方面，這個廣告兼職是一個既可以發揮其文學專長，又可以揮灑他經商天賦的機會；而另一方面，每月的300元底薪更是對當時的他構成了莫大的物質誘惑。 俗話說得好，“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於是，江南春利用自己是校學生會主席的這個“政治資本”，捷足先登。得知消息後，江南春便立刻欣然揣著招？ ？ ？海報前往廣告公司應聘兼職。正好這家廣告公司的負責人是華東師大“夏雨詩社”的前任社長。沒有別人競爭，再加上前任詩社社長的鼎力相助，江南春毫不費力地給自己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兼職工作。而這份工作也是一個與江南春的希望與夢想最契合的舞台——廣告傳媒業。 上海亞太電影電視公司的成功應聘，意味著江南春真正走上了從商之道。 毫無廣告傳媒業背景的江南春沒有“金剛鑽”，為啥敢攬“瓷器活”？每當面對各路記者的這一疑問，江南春總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理念：“那個時候，你完全不會理會你是否具有這樣的能力，因為中文系寫詩歌的人有一個特點，就是永遠自我感覺良好，永遠覺得自己是最優秀的，無論做什麼都可以。我原來的寫作能力很強，而廣告的核心就是需要創意，當時所謂的廣告就是寫一個廣告語，或者編一個小小說，而我的創意能力毫無疑問是天生的。所以，我自始至終認為最適合我的不是成為一個詩人，而是做能夠享受廣告樂趣的'富貴閒人'。創作詩歌和涉足廣告，雖然是在創造一種表面上不一樣的東西，但其中蘊涵的大道理其實相差並不太多。” 當然，僅有創意能力是不夠的，學習能力極強，加上廢寢忘食般的玩命，江南春很快打開了這份廣告兼職工作的局面：“前幾次拍廣告片子，我還需要請很多人幫忙。他們在做的時候，我就認真地學。到後來，我就身兼數職，生意我談，創意我來想，策劃我來做，劇本我來寫，然後我來導演，接著後期做編輯，隨後自己帶片子坐飛機去廣州等地剪片，剪完片子再回上海配音。這樣，我就省下了很多錢，同時也從中學會了很多。這是一段奇妙的經歷。” 江南春的這一段兼職之旅，不僅讓他成為學校勤工儉學隊伍中最出色的一員，更為重要的是，這份兼職帶給他的遠遠不只是物質的收穫，還使他從此穩健地邁出了進軍廣告業的第一步。應該說，正是由於這份意外的兼職經歷的收穫，為江南春日後在廣告業一發不可收拾的巨大發展鋪就了綿長而又成功的紅地毯。 剛進入大學，江南春還曾立志要發奮圖強，做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現代詩人、作家和批評家，但他並沒有完全執著於自己年少時期的文學情結。從大學二年級的兼職開始，江南春便抓住每一個賺錢機會。瘋狂做兼職最初是為了還債，但也很快顯露出他本人超常的商人天賦與商業頭腦。 江南春至今還十分清楚地記得，當年前往應聘那個300元底薪職位的時候，他只准備幹1個月，把外債還了，然後繼續過學校裡悠閒的愜意日子，繼續當他那個詩社社長、當他的學生會主席。然而假如真是這樣的話，我們便無從看到江南春如何改寫中國廣告傳媒界的歷史，並繼續塑造一個又一個廣告傳媒界的不朽神話。就這一念之差，也許中國廣告界就真的會少了一個傳媒強人。伴隨兼職中的第一單廣告生意的成功，江南春很快改變了“短時工”的想法。到了1992年的12月份，江南春便開始全身心幹廣告。從那時候起，他開始了自己瘋狂的兼職生涯。 至今，江南春還清晰地記得1992年的一天： 一個還在讀大三的學生，滿臉汗水地站在上海松江某酒店會議室的門前。他早上7點多從華東師範大學出發，騎了將近5個小時的自行車，趕到松江見一位製造、銷售“螞蟻口服液”的老闆，拉廣告。等了一個半小時，會議才結束。老闆和這個身材高大、卻仍然孩子氣的學生只談了15分鐘就打發他回去了。又是5個多小時的自行車“運動”後，晚上7點，這名學生在華東師大的食堂裡買了8兩飯、一個菜和一瓶冰鎮啤酒，“犒勞”自己。三口兩口扒完飯，小伙子回到寢室，衝了個涼水澡，換了件襯衫，心情愉快地走向華東師大舞廳。 “我至今仍記得我給他們設計的廣告詞是'四兩撥千斤，螞蟻口服液'。那天我沒有覺得自己花了那麼多努力，只和客戶談了15分鐘……反而認為人家堂堂董事長能接見我15分鐘，已經很給面子了。吃完飯之後還要趕緊去跳舞，生命力極度旺盛。這就是我想說的：持續的熱情和認真執著的態度。” 14年後，“螞蟻口服液”的老闆仍舊淹沒在茫茫人海之中，而昔日賣廣告的大男孩卻已是年輕有為、意氣風發，中國最知名的廣告媒體、納斯達克上市公司分眾傳媒的CEO。 而江南春的第一份兼職經歷遠比1992年的那一天更讓他刻骨銘心。江南春記得自己的第一個客戶是匯聯商廈的一位科長。 “他大概對我講的（方案）還比較滿意，於是給了1500塊錢讓我拍一個廣告。”什麼也不懂的江南春硬是攬下了這個並不簡單的活兒，開始寫劇本，徹夜趕了一個，那位科長看了後非常滿意，立刻拍板投入了十幾萬元作為拍廣告和播放的費用。 初戰告捷的江南春也確實趕上了好時機。 1992年正值上海的淮海路新建商廈，很多商廈都希望重新樹立形象，於是江南春適時推出了一個“淮海路重建”的運動。由於得到了盧灣區商委的支持，效果不錯，淮海路的商廈形象工程幾乎全部攬在了這個20歲出頭的大學生身上。江南春回憶起當年的小聰明時依舊得意揚揚：“我採取了心理攻勢，走進一家商廈，告訴他們'人家都做了，你做不做？'” 這時的“文學青年”已經決定下海。 1992年的上海，經濟開始快速啟動。淮海路新商廈一棟接著一棟，那個時候時興影視形象廣告，這些廣告單子，竟然幾乎讓20來歲的江南春“一鍋端”。靠著好幾筆過硬的單子和淮海路重建，江南春在當時的公司內部的地位迅速上升。 “那個時候，老闆對我的信任達到巔峰狀態。”江南春說。 1993年，江南春所在的廣告公司在上海廣告界排名第31位，一年總收入400萬，江南春一個人的貢獻就達到了150萬，占公司總額的1/3還要多。 精力無窮而野心十足的江南春同時還兼職擔任其他廣告公司的推銷員，當然也是推銷廣告。僅僅一個月的時間，江南春便成為原先30多位業務員應聘者中留下來的最後兩位之一。 “我記得當時為了賣上海東方電視台一個叫'東方旋律'的欄目廣告，我一個月拉了好幾家客戶，業績相當不錯。到1993年的時候，我又是憑藉一己之力，一個人大概拉到了整個'東方旋律'欄目廣告贊助的1/3還多。”他回憶道。 由於這些業績，此時的文學青年一不小心成了校園的“大款”。 1992年底到1993年初，江南春有了5萬元的存款，於是華東師大中文系階梯教室的課桌上也突兀地添了一個4萬多的“大哥大”。江南春腰里別著4萬塊錢的移動電話在舞廳請女孩子跳舞，引來了更多仰慕的目光。 瘋狂的兼職生涯也讓江南春始終對母校——華東師範大學持有一種理智的感激之情，“如果華東師大不是一所兼收並蓄的學校，我覺得自己起碼被開除了三遍。每次考試的時候同學都會call我，通知我時間、地點，而我坐在考場竟然根本不知道監考老師是誰，考試的科目是什麼。”江南春曾談道，“創業者至少需要具備兩種性格：一是對新興產業的敏銳嗅覺；二是要膽大心細。”也許在大學期間他就無意間培養了自己這兩方面的品質，對這兩種性格的洞解，使江南春日後受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