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本主義企業家任正非的機器性主要體現為：與一切不合理性競爭，或者說，他以合理性為標尺，來衡量一家企業所需要的種種事情。也正是因此，我們有時候看任正非，會有“沒有人情味”的感覺，然而我們必須看得更深一點，有沒有合理性呢？總體說來，任正非的言行都具有一種合理性。
與一切不合理性競爭，是競爭機器的最大屬性或核心屬性，它表明，任正非具有很強大的批判性，這是他和其他企業家相區別的特徵屬性。我們可以說蘋果公司的喬布斯的特徵屬性是品味，巴菲特的特徵屬性是價值，而自我批判是任正非的特徵屬性。一個人如果能嚴格地做到自我批判，從邏輯上說，他當然也就敢於和一切進行競爭了。這架競爭機器還有很多其他的子屬性、附屬屬性、引申屬性，譬如：合理性、持續性、技術更新性、無人操作性、螺絲釘性和流程性。其實任正非的機器性體現在很多方面，不僅僅包括以上所提到的，凡是機器所具有的屬性，他都具有。
機器是現代商業社會的核心生產工具。企業家則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角色。關於企業家這個角色，經濟學家熊彼特的觀點非常值得重視。熊彼特是企業創新的提倡者，他認為企業家通過“創造性破壞”，在現代經濟中扮演著英雄角色，他們是利潤的來源。在他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他指出，企業家就是“經濟發展的帶頭人”，也是能夠“實現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的創新者。在他的理論中，“企業家、創新和信用創造”是核心概念，他將企業家視為創新的主體，其作用在於創造性地破壞市場的均衡（他稱之為“創造性破壞”）。我認為，這也是並且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一方面，我們過去在這些方面的任何一點突破，都帶來了快速的改變、發展；另一方面，也正是由於在這些方面的欠缺，使我們在面對未來的時候，仍有很多潛力可挖—前提是我們能正確地認識到我們的問題所在。
熊彼特突出企業家的創新性，但是他也認定企業家是一種很不穩定的狀態。他認為，一個人由於“實現新的組合”而成為企業家，“而當他一旦建立起企業，並像其他人一樣開始經營這個企業時，這一特徵就馬上消失”。因此，企業家是一種稍縱即逝的狀態。按照他的定義，一個人在他幾十年的活動生涯中不可能總是企業家，除非他不斷“實現新的組合”，即不斷創新。簡言之，創新是判斷企業家的唯一標準。
難能可貴的是，任正非的創新不是“曇花一現”，他是一位現代意義上的企業家。但是我們如何看待他的創造性破壞？按熊彼特的解釋，創造性破壞自然應該是他身為企業家的日常工作。但是當我們第一次走進華為時，並沒有感覺到任何破壞性。
真的嗎？
細細回味我第一次去華為的情形，當我邁出電梯的時候，一股創造性的破壞之風就迎面而來，只是那時我眼拙，看不出來，更不能一目了然地看出任正非的創造性破壞。好在我們還能看到他的合理性，並且達到這樣一種境地：每一個進入華為的人，在進入的那一刻就意味著他將在華為這個組織裡經歷他一生中最難得的“社會經驗”。他將遭遇一條“合理性之河”，他將在這條河上永無止境地漂流，永無安定，直至上岸。離開華為就等於上岸，或許會有安定之感，但那種漂流的快感也會隨之消失。
實際上，我們不僅看到、參與到了合理性之中，我們也看到了任正非打破了企業家的一貫形象—現在想來，這就是我們首先接觸到的任正非的“創造性破壞。”
任正非打破了企業家的商人形象—說實話，能寫下這一句話我自己也大吃一驚，這句話本來是沒有的。這本書初稿完成後，我又反復多次修改了稿子，每當修改到這裡，我都格外吃力，好像總有個癥結讓我不能完全認知任正非。直到發了不少呆後，這一句話總算冒出來了。我這才意識到，我突破了一個關於企業家認知的癥結。
事實是，不管我們怎麼看他、通過什麼方式看他—包括不管何時看他，20世紀90年代也好，進入21世紀也好—聽他的講話，看他寫的文章，參與他的低調，感受他的各種經營做法，我們都可以感受到任正非總是像“突然進入新的商業領域”的企業家，似乎他所處的商界跟我們通常所知道的商界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應該說，這一感受是十分新鮮的。在中國，即使是那些最好的商人帶給我們的感受也不是這樣的。任正非給人的感覺根本不像是商人。我意識到，並不是所有的商人都可以稱為企業家，哪怕這個商人很厲害、很有名。但我們一般不是這樣看的，我們平時所說的企業家不會進行這種區分。正是這種不區分，使得我們有時思考問題總是拎不清楚。
比如說我們平時感覺到我國企業家精神薄弱、創新少，但這跟我們所知的一些事實又不盡相符：改革開放的年代，我國其實也有很多白手起家的老闆做得很好、把企業做得很大，也創造了很多以前沒有的事業，積累了不少財富。但我們又明顯地感覺這裡有點問題，即那些老闆、富翁們沒有什麼可說的、值得認真學習的。更可怕的是，這個問題只能隱約感受出一點，卻難以很清晰地表達出來。我想來想去，發現問題可能在於我們把老闆、企業家、商人混淆在了一起，把財富、價值、成功攪在了一起，把投資、投機、運氣等同了起來。一句話，我們的詞彙太少，我們的文字邏輯不夠強。意識到這個問題不僅沒有讓我高興，反而陷入苦悶。這該如何是好？這書該怎麼寫下去啊！
冷靜下來後，我想還是回到任正非那裡去吧。任正非的機器性是任正非帶給中國企業的一個新“範式”，這個範式告訴我們，商人和企業家有所不同。
商人古已有之，我最崇拜的商人是范蠡，一生三次致富達到富甲天下的地步，每次經商成巨富後，都散盡家財。而且，他不僅輔佐越王勾踐稱霸天下，還能急流勇退，與西子泛海逍遙，笑傲江湖和政壇，格外讓人艷羨。
然而，光有商人解決不了中國經濟的癥結，這個癥結就是合理性問題。正是在這一點上，商人和企業家顯示出了本質的不同。我們在商人那裡看不到“創造性”、“破壞性”，而企業家堅信“不創新唯有死路一條”。我們所說的任正非的破壞性正是體現在這裡，他打破了商人的傳統形象，他不是與人為善者，而是與一切競爭者。與一切為善（當然此善非彼善）是商人動物性的最大屬性，與一切競爭是任正非機器性的最大屬性。
體現任正非是企業家而不是商人的九個要點如下：
第一，永遠艱苦奮鬥，從不鬆懈。就這一點而言，華為是一家罕見的公司。那些跟不上公司步伐的人永遠不能簡單地躺在“功勞簿”上，簡單地坐享其成。
第二，建立華為自己的考核和人力資源評價體系，使員工免受外界的干擾。華為有時候看起來就像一家不屬於這個時代的企業，更像是一個桃花源。外界對華為的指指點點沒有用，因為華為能夠激勵它應該激勵的人。這是華為能夠自成一體、自源性發展的有力支撐。
第三，對核心技術的痴迷。
第四，對目標的堅定與對小改進的堅持。一切環節，都可以且必須進行修正、改良，並從中受益；一切關係，經過理順，都應該變成提升自身競爭力的因素。
第五，自我更新與自我批判。華為能夠連續地快速成長，跟任正非不斷在進行自我更新有關。這架企業家機器不斷地進行著技術升級，雖然他比絕大多數華為員工年齡都大，但看起來他好像更能與時俱進。
第六，持續性。一位企業家當然有他的學習期，他當然可以跌倒，跌倒了還可以再爬起來；他也可以失敗，讓失敗成為未來成功之母。但是，到了一定的時候，他必須持續地發威。競爭這麼激烈，不持續地發威，就不能產生足夠的勢能和動能，就很難獲得遠遠高於常規的成績。
喬布斯在回歸蘋果公司之後，改變了什麼？我認為甚至不是他領導開發了酷酷的產品，而是他使蘋果公司第一次能持續地保持創新和設計的水準。在他回歸之前，蘋果公司從來不缺少酷的、讓人震驚的好產品，但是卻非常缺乏連續性。最常見的情況就是，每推出一款新產品就引發使用者的好評，銷售業績迅速提升，但沒過多久，便會出現產品銷量下降，股價下跌，如此反反复复地折騰了很多年，企業好像坐過山車一樣。而現在則不一樣了，蘋果公司變得能夠穩定地推出自成系列的產品，一環扣一環，一鼓作氣地發展到今天，直至市值超過了微軟，成為第一大科技公司。
任正非領導下的華為也是這種連續發力而積累至越來越成功的通信企業。
第七，對團隊的支持與對官僚主義的打擊。
第八，螺絲釘性。螺絲釘性也可以稱為鋪路石性。因為任正非是機器，所以其他一切很可能是螺絲釘。除了企業家，所有員工都是螺絲釘。有朝一日，很可能任正非也會成為螺絲釘，那會是在企業家機器完全變成企業機器或華為完全變成企業機器的時候。那一天，可能會是任正非最愉快的一天，終於，他也可以成為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大部分螺絲釘都是會生鏽的，因此需要換掉，這是身為會生鏽的螺絲釘的必然命運。而換掉螺絲釘之後的機器仍然是機器。
第九，無人操作性。任正非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他認為真正好的企業經營，應該像長江之水一樣，循環往復，無為而治。因此，他表現出了對組織建設與流程性、制度性的無比重視。他總是動不動就拿李冰父子建都江堰舉例。他相信自然領袖，更相信制度性，因此在他眼裡，最好的領袖和偉人就是製度性地解決了某個機制性問題的人。像李冰父子，他就非常欽佩。
總而言之，作為競爭機器，任正非與一切競爭，其樂無比地與一切競爭。這樣的競爭，自有一種特別的韻味，其概念跟我們腦海中固有的競爭和通過閱讀了解的知識上的競爭，都是截然不同的。作為一位理想型企業家、一位知本主義企業家，任正非激發了一種新的競爭觀。正是這種與眾不同的關於競爭的新穎認識以及與之配套而行的實踐，讓華為公司脫穎而出，同時也證明了任正非競爭觀的銳利與明智。而在這樣的情況下，任正非仍然可以始終如一的低調，這便是身為競爭機器的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