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為亞勤而來

張亞勤回國一個星期後又馬不停蹄地折返美國。這次回去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完成他在桑納福的交接工作，另一個非常關鍵的任務是回美國“招兵買馬”，因為剛剛成立的微軟中國研究院需要一批國際人才來實現它的宏圖大略，招兵買馬的最好途徑就是現身說法，張亞勤選擇了一年一度在舊金山的一個視頻領域國際會議。 會上，來自全球的頂尖專家聚集一堂，當主持人介紹張亞勤的所屬公司由桑納福變成微軟公司的時候，在場的每一位嘉賓都感到詫異，因為他們都知道，這位年輕的科學家一直都在桑納福多媒體研究院作研究，成績斐然，是桑納福的一面旗幟，怎麼突然就到了從未聽說過的微軟中國研究院。 參會的還有很多華人專家，包括當時在惠普研究院的張宏江、貝爾研究院的朱文武、南加州大學（USC）作綜合媒體與數學方面研究的李勁、同在桑納福研究院的李世鵬等等。嘉賓的這種反應正是張亞勤希望看到的，這正是他所期待的宣傳機會。

果然，演講一結束，大家都圍過來問張亞勤有關微軟中國研究院以及他加盟微軟的事，尤其是華人工程師們都對微軟中國研究院充滿好奇。張亞勤如實講了自己作決定的過程，其實不需要多說，他本身的選擇就足以撥動大家的心弦。 在副院長和首席科學家之外，張亞勤又為微軟中國研究院承擔起了新的職責：宣傳大使和“獵頭”—實際上，研究院成立之初加入的頂級研究員，很多都是為張亞勤而來的。 首先是張宏江。張宏江在信息處理領域也是一位世界級的科學家，是多媒體搜索的鼻祖級人物。他先後在丹麥、新加坡和美國學習和工作過，後來到位於帕洛阿爾託的惠普研究院工作。除了出色的研究外，在將先進的研究成果轉化為產品方面，張宏江也是駕輕就熟。

張亞勤跟張宏江認識已久，在桑納福時就曾想邀請張宏江到桑納福做部門經理，但因為考慮到“他身價太高了”，一直沒提出來。張亞勤回國之前，也和張宏江探討過他加入微軟公司並回到中國的可能性，當時張宏江並沒有明確表態。之前微軟公司還曾邀請他到雷德蒙總部的微軟研究院工作，被他拒絕了，因為他在惠普做得相當出色，實在沒有必要為“跳槽”而“跳槽”。 但這次不同了，跟張亞勤一樣，打動張宏江的也是“中國”這兩個字。張亞勤已經選擇了回到中國，張宏江又何嘗不想回去，一方面這是自己的祖國，另一方面，年邁多病的母親一直生活在國內，他也想在母親身邊盡孝。於是，張宏江也答應張亞勤說自己願意回國看看。 說起來，張宏江最終的加盟多少有些“逼上樑山”的意味。就在他飛赴北京與研究院的管理團隊碰面的飛機上，巧遇一位惠普的同事。不料，一下飛機，兩人就發現接機大廳有位司機舉著一塊牌子，上面赫然寫著“微軟公司：張宏江”。就這樣，張宏江有些尷尬地確定了加盟微軟中國研究院。 1999年4月，他正式開始了在微軟中國研究院的工作，負責多媒體領域。後來張宏江一直是張亞勤最信任的左右手，挑起微軟在中國的半壁江山，和張亞勤一起創立微軟亞洲工程院和微軟亞太研發集團，那是後話。

另一位受張亞勤感召加入研究院的是清華學子李勁。李勁也曾是一位“童星”，因為“鄧爺爺摸過他的腦袋”。那是1984年，鄧小平參觀上海科學匯展，適逢李勁所在學校的計算機娛樂部在此參展，那時雖然他還只是名學生，但已經是位電腦天才了。鄧小平高興地摸著李勁的頭，感慨這些聰慧的孩子就是祖國的未來，說“計算機教育要從娃娃抓起”。一位攝影師抓拍到了這一幕，這幅照片後被印成海報在全國進行宣傳，迎接科學技術的春天。上億中國人都看到了這份海報，認識了李勁這個“鄧摸頭”。 李勁在清華大學一口氣念完學士、碩士、博士，1996年畢業時也才23歲。更巧的是，他和張亞勤是同一天生日。隨後，他申請到南加州大學作綜合媒體與數學方面的博士後研究。張亞勤對這位才子非常熟悉，因為李勁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正是張亞勤開創的一個課題。張亞勤還是李勁的博士論文評委會委員之一。

張亞勤對這位天才青年“知根知底”，以至於他邀請李勁到微軟中國研究院工作的時候，沒有進行任何正式的面試程序。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張亞勤的中國科技大學師弟李世鵬。李世鵬以兩次獲得中國科技大學最高獎“郭沫若獎學金”成就了自己在中國科技大學的“輝煌歷史”。在中國科技大學這樣天才雲集的地方，大學期間能拿一次“郭沫若獎”就很不容易了，李世鵬無疑是中國科技大學那一屆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在李世鵬還沒到美國之前，有朋友拜託張亞勤關照李世鵬。李世鵬到美國後，張亞勤推薦他跟隨李維平教授（李維平是美國在視頻領域的傑出華人科學家，和張亞勤有長期合作）作研究。李世鵬博士畢業後，也加入了張亞勤所在的桑納福研究院。 正是由於兩個人有如此深厚的淵源，張亞勤選擇了回國，李世鵬自然也就跟著回來了。桑納福的老闆也對李世鵬極力挽留，但終究難敵中國和張亞勤的魅力。

看到張宏江、李勁、李世鵬等頂尖學者紛紛加入微軟中國研究院，身在貝爾研究院的朱文武也開始心動了。大名鼎鼎的貝爾研究院曾培養出幾十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此工作的科學家的實力可見一斑。來自齊齊哈爾的朱文武是個瘦高個，在貝爾研究院做研究員時就跟張亞勤合作多年。多年來形成的默契令他們在回國這件事上很快達成了一致。 就像李世鵬所說的：“不需要去說服，張亞勤本身就是一面旗幟。他到哪裡，就是對這個地方最有力的證明。”1999年前後回來的這批學者中，至少有十位都在美國做到了傑出的研究員、科學家的位置，這些領軍人物的加盟，使得微軟中國研究院剛剛成立就能夠很快投入實質性的研究工作。 “我們的第一步已經完成了。”張亞勤曾在一次會議上這樣對大家說。

“大家都說創新，創新究竟需要做什麼？其實做好兩樣就行：一是吸引人才，二是尊重人才。也就是說，人才是重中之重，保護人才的勞動成果，保護知識產權，讓他們覺得自己的價值得到了尊重。”張亞勤常常在不同的場合這樣強調。 從研究院成立伊始，李開復和張亞勤就把招聘到最優秀的人才當成最重要的工作。從研究院成立到1999年1月份，研究院共收到了幾千份求職簡歷，這也使研究院本來就忙碌的工作變得更加緊張起來。 張亞勤回來後正好趕上了第一次招聘高峰期，他和李開復專門為招聘成立了一個面試委員會，制定了非常嚴格的方案。他們親自查閱簡歷，從幾千個人選中選出100個人組織筆試，最後進行面試。 微軟中國研究院的面試也確實比“過五關，斬六將”還要誇張，首先應聘者要過的就是10~15個面試評委的關。武漢大學的博士生張黔回想起當時的情景還這樣感嘆：“簡直是筋疲力盡。”

當時的面試有這樣一套正式程序。每位面試官組織完一次面試後，都要向下一個面試官發一封電子郵件，說明自己的看法和決定，這些決定包括：一定僱用、應該僱用、可以僱用、僱用與否皆可，或不能僱用。同時還要說明自己已經問過哪些方面的問題，並建議下一位面試官要了解的方向。而且每位面試官都有一票否決的權力，李開復和張亞勤最後把關。 對於人才的把握，張亞勤跟李開復之間有一種天然的默契。例如，在面試張黔時，前面差不多十個面試官給的分都很低，最低的甚至給出了零分。最後發現有兩個人給了4分（最高分），一個是李開復，一個是張亞勤，不過他們倆在打分的時候彼此之間並沒有商量。而按照微軟公司的招聘制度，這個人應該不能僱用，因為只要有一位面試官否決，應聘者就不再有被錄取的機會。但是李開復和張亞勤都堅持認為應該把張黔留下來。

張亞勤在面試這位武漢大學的博士時，發現她的基礎不太好，在武漢大學做的畢業課題、博士論文水準確實不太夠，做的數據庫也沒有理論性。但是她的反應很快，敘述問題的邏輯性很強，悟性也很高，跟她溝通很有默契。在張亞勤看來，這種人才是很適合作研究的，不是死讀書的類型，比較有創意，是最理想的研究人員。張亞勤的判斷沒有錯，後來張黔在張亞勤的帶領下成為研究院最優秀的員工之一，還獲得了包括麻省理工學院頒發的“100位年輕科學家獎”在內的多個國際獎項。現在，張黔已是香港科技大學的教授了。 在1999年初獲得面試資格的100人中，微軟中國研究院向其中的20人發出了聘函。每個人都接受了聘請，並於當年6月份畢業後立刻到研究院開始工作。這批面試者中後來誕生了好幾位研究明星。

亞勤的話：中國人需要創新，但創新首先得觀念創新，在學術面前沒有權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