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這是一個歷史的進程……
1993年，身為一家外資諮詢公司老總的龍安志背著包，打個“的”直奔北京首都機場。幾個小時後他出現在湖北“活力28”集團的會議室裡，拿著筆和本，認真做著記錄。
這是一次國有企業與外資的合作談判。從一開始，談判就存在著很多分歧和不確定性，這既來自雙方對各自利益的考量，也來自雙方巨大的文化差異。龍安志這次的角色是德方聘請的律師。但在實際操作中，他的角色更加多元——律師、談判者、顧問、雙方的協調人。這實在是一項艱難的工程。事實上，雙方的首輪談判就談崩了。
德國美潔時集團的談判代表拍著桌子說：我們帶這麼多資金進來，力圖改善你們企業，你們怎麼可以不感謝我們？中國代表也大為憤怒，認為德方不尊重中國國情和法律。龍安志和中方翻譯都停止翻譯，出門抽煙、喝咖啡、聊天，聽著會議室裡吵架聲越來越大，但是吵架雙方相互間根本聽不懂，估計對方說的不是什麼好話，自己在氣勢上絕對不能示弱。可惜人的精力有限，吵到後來雙方實在沒力氣了。這時候，龍安志和中方翻譯才進去把雙方帶出來用餐。第二天，接著談。
此時，雙方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商標，德方希望在新公司無償使用“活力28”的商標，而中方希望將“活力28”品牌價值進行評估，作為中方投資計入新的公司。第二個方面主要是中方員工的安置問題。引入德國設備後，不再需要那麼多工人，70%的人要下崗。中方希望德方安置，德方認為無此義務。
如果說第一個分歧是在任何一個商業談判中都存在的話，那麼第二個就頗有認識上的差異。任何一個跨國集團都以贏利為第一目標，美潔時也不例外，他們無意背上人力資源的包袱，認為這與己無關。但對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中國人來說，無論出於理智還是情感，都不願意讓為企業作出過貢獻的工人們面對下崗的窘境。
德方作出了第一個讓步，他們將為每名下崗職工提供3萬元的補助款，這就是風行一時的“買斷”。在這個概念中流淌著辛酸的無奈，因為誰都知道歲月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談判再次陷入困境。
龍安志和湖北省主管部門的領導以及活力28的負責人進行了幾番磋商，最後形成了一個共同的意見：由德國註資（近原補助款總額的3倍）另行成立一家企業，從事衍生產品和服務，將本來要下崗的職工納入這個新企業，由中方負責經營。
這個全新的方案由龍安志傳達給德方，龍安志甚至追到德方在歐洲的總部。他說：不管你到哪裡發展，是中國還是德國，當地對你的要求都不僅僅是市場的擴大，更主要的是要創造就業機會，如果不但不創造就業機會，反倒造成大面積失業，這不是長遠之計，也不是我們的目標。
最後，該方案被接受。作為德方聘請的律師，龍安志不可能不考慮德方利益，但龍安志對中國有更深刻的了解和情感。他能站在盡量公平的角度上撮合雙方的合作，就像一個負責任的媒婆，為兩個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家族做媒，既希望雙方結成秦晉之好，更希望這個結合能夠長遠。只是文化差異的存在總是引發一些讓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當德方代表第一次到湖北的時候，中方盛情款待，卻不談合作事宜。德方很著急，龍安志協調中方，中方再次邀請德方參加晚宴。宴會上賓主雙方頻頻舉杯，最後都喝醉了，正事卻沒談。德方更加著急，對龍安志說，下一次能不能不按中國國情辦事，別老是除了喝酒還是喝酒，能不能正式開會。
龍安志再次協調湖北省外事辦，請求分管副省長接見。湖北省外事辦表示沒問題，但接下來一個問題又是誰安排吃飯。情況匯報上去，湖北省政府的領導非常重視，決定專門由分管副省長開會協調。會上，副省長問有什麼問題，雙方把情況一說，副省長表示支持，同時為表示歡迎，他代表省政府宴請雙方企業。最後，問題是解決了，但德方已是聞宴色變。
當中德雙方代表形成了最後合同樣本的時候，合同要交給雙方老總作最後的審定。幾天后，德方一位談判代表問中方一位代表，對合同的感覺如何。
中方代表回答說：“可以。”德方代表追著問：“別說可以，你覺得合同怎麼樣？”
中方代表回答說：“應該可以。”德方代表說：“別說應該可以，這個合同到底怎麼樣？”
中方代表回答說：“還行。”德方代表只好說：“那麼，總裁會簽字嗎？”
中方代表回答說：“不知道，我們還沒把合同給他看！”
由此發生的有趣故事很多，但這畢竟是一次成功的合作。 1996年的這個合作為民族品牌參與國際化的努力探索了一條路徑，事實上這次合作得到了國家有關部門的肯定，尤其是在那個下崗成了大問題的年代，活力28的模式無疑是一個讓人們眼前一亮的好模式。
對於美潔時集團來說，他們控股60%，中方40%，憑藉著活力28這個橋頭堡，美潔時集團旗下的若干國際品牌順利進軍中國市場，並贏得了豐厚的回報。
雖然此後商海波濤洶湧，活力28的老東家幾度沉浮，被其他企業併購，但是活力28這個品牌並沒有從中國品牌榜上消失，它至今仍然具有相當影響力和知名度，並創造了相當的商業價值。
對於龍安志來說，這次談判和無數次類似談判一樣，構成了一個歷程。他看到中國的企業是如何改造舊有的經濟結構，逐步過渡到市場經濟中的，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必然的歷史的進程。
“1992年以後的狀況，真是摸著石頭過河。外資的進入，合資公司的成立，那些下崗再上崗的模式，或者國外收購國內的品牌，很多的事情當時很成功。但是後來有的品牌消失了，企業也有重建的，或者再被收購，總是在改變。現在中國市場的狀態，與國際市場差不多一致了，因為中國已經加入WTO，是與之前完全不同的新經濟狀態。但那個時候很多概念還不存在，只能根據實際不斷地創造新的模式，一個新模式就代表著國企改革以及中外合資等等經濟改革的新突破，一個突破接著一個突破，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是一個歷史的進程。”
正當龍安誌著力彌合東西方差距的時候，他的祖國與中國之間的蜜月期已經過去了。蘇東劇變，尤其是紅旗從克里姆林宮頂上悄然落下，讓一些人帶著看笑話的心理等著看中國的窘態。
1992年底，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剛一接任就改變了布什總統的許多政策，比如將對華無條件最惠國待遇政治化，並與人權問題掛鉤，甚至將人權問題凌駕於中美關係之上。不久之後，美國人乾脆以一種極其蠻橫無理的行徑向世界證明了自己的獨霸地位。
1993年7月，一個轟動性的事件讓全世界的新聞媒體都瞪大了眼睛。美國指責中國“銀河號”貨輪向伊朗運送可以製造化學武器的原料，美國派出第七艦隊跟踪，並堅持要檢查“銀河號”。中國經調查向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說明情況並不屬實。消息傳回美國，中央情報局卻一口咬定中國政府在掩飾罪惡。
最後，中國政府同意由第三方沙特對輪船進行檢查，經過一周時間對所有集裝箱角角落落的檢查，沒有發現所謂製造化學武器的原料。中國、美國、沙特共同簽署文件證實“銀河號”與化學武器無關。中國政府強烈譴責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要求美方道歉、賠償。但這兩個要求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甚至有美國官員倒打一耙，指控中國用假情報設計陷阱，打擊美國的全球形象。
美國的行為讓自己丟了臉面，一些政要也對此非常不滿，前國務卿黑格甚至公開批評克林頓的對華政策，並質疑道：我們憑什麼告訴全世界必須執行美國的人權標準？
也許是質疑的聲音還不夠強烈，美國隨後以更加輕蔑的姿態挑釁中國人的情感。
1993年，全體中國人以無比強烈的熱情向國際奧委會申請舉辦2000年奧運會。大街小巷都掛著一幅幅真誠的橫幅，“開放的中國盼奧運”。中國人賦予了奧運特殊的情感，那裡有自尊和驕傲，有開放的胸懷，有融入世界大家庭的激情。然而，這麼一件與政治無關的體育盛事硬是讓一些美國人把它與政治聯繫在一起。
這深深傷害了中國人的心，許多對美國抱有善良遐想的國人突然發現山姆大叔實在霸道得令人齒寒。一位美國學者憂慮地說：“這一回槓桿的使用，比任何其他事件更使中國的學生、知識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相信，美國不僅反對中國政府，而且反對中國人民。”
也許來自內部的規勸力量還不夠大，但是在全球領域的一系列新情況卻讓克林頓政府不得不重新估量中美關係。從朝鮮問題到中東問題，從經濟領域到政治領域，從環境危機到人道危機，美國甚至整個西方世界都離不開中國的幫助和支持。而且，與許多心懷惡意的人所希望的相反，中國不僅沒有崩潰，反而欣欣向榮。許多真正了解中國的西方人已經用自己的筆向世界訴說不得不說的事實。
1994年1月1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採訪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的報導。芮效儉說：“如果你看從鴉片戰爭以來的150年，那你就不可避免地得出結論，過去的15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好的15年。而在這15年中，最近這兩年在經濟繁榮、個人選擇、得到外部世界信息的可能性、國內的自由流動和國內狀況的穩定方面又是最好的時期。”
1996年5月17日，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第一次闡述克林頓政府對華政策時表示：“毫無疑問，與中國的關係對我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中國的未來對於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繁榮將產生深遠的影響……美國與中國有著許多共同的利益。只有當兩個國家以建設性的、公開的方式對待對方時才能服務於這些利益。”
三年多的時間讓克林頓政府對中國的態度產生了一些微妙而深刻的變化，就像美國的態度從1972年到1979年發生的變化一樣。此後，幾乎每一屆美國總統都會產生這樣的變化，從競選時標新立異的挑剔，到當選後的自大，再到徬徨和猶豫，最後發生改變。變化的模式幾乎相同，只是時間長短不一。
1997年，圍繞著中美關係，美國政壇內部進行了一場大辯論。
這年2月13日，《華盛頓郵報》以聳人聽聞的筆觸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一個可怕的“事實”：中國以“政治獻金”的方式操縱美國大選，使克林頓再次當選美國總統。這一彷彿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坦克師出現在美國白宮門口相類似的臆語，竟令美國媒體如獲至寶，無數似是而非的“獨家發現”充斥美國報紙的版面。
同一個月，兩位美國記者出版《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將中國與威脅聯繫在了一起。他們在書中第9頁信誓旦旦地說：“在過去10年中，中國為自己確立了與美國利益直接相悖的目標，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目標是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的首要大國，減少美國的影響……中國的目標是取得某種霸權……作為這樣一支力量的中國勢必不再是美國的戰略友邦，而成為它的長期敵人。”
對於所謂的政治獻金，美國國會耗費巨資調查卻一無所獲，只能不了了之。對於中國威脅論，一番討論後，務實的態度佔了上風，一位美國參議員的態度代表了主流：
“美中兩國現在被一張密密的利益網交織在一起，這些利益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一部分是相悖的。正因為承認了這一現實，現在華盛頓和美國人民中正慢慢地在對華政策上形成一種新的但是非常脆弱的共識，既反對對中國持敵對態度，也反對熱情接受中國，而是謀求同中國的合作，同時現實地接受在價值觀與利益方面存在的分歧。”
中國自身的積極變化和對世界的影響力讓美國不敢忽視，而且隨著中國開放的深入，中國與美國乃至世界日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在越來越多的領域找到共同利益。這不是簡單地以意識形態的名義就可以輕易切割的。隨著經濟領域和民間交往的日益增多，雙方之間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
1997年，《泰坦尼克號》登陸中國，這部電影的票房位居全球及北美地區第一名，在中國同樣以狂捲3.6億元人民幣的成績創造了一個傳奇。奢華的視覺效果讓人們嘖嘖稱奇，但更能打動中國人和美國人的還是傑克與露西之間純美而執著的愛情，無論是在紐約還是北京，都有許多人帶著淚花離開影院，並在腦海中留下了冰海浪漫愛情的交響。
1997年，一位偉人的離去讓中美兩國乃至全世界都為之嘆息。
2月20日是農曆正月十四，第二天就是元宵節，空氣中還瀰漫著淡淡的年味。這一天人們一早起來打開電視機，發現中央電視台的播音員身著深色西裝，打著黑色領帶，用沉重的語氣播送著一則新聞：
“我們敬愛的鄧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並發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環功能衰竭，搶救無效，於1997年2月19日21時零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美國總統克林頓發表聲明，稱鄧小平是“世界舞台上一位非凡的人物，是中美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推動力量，他1979年對美國的歷史性訪問為中美關係和雙方合作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基礎”。副總統戈爾則親自前往中國駐美大使館，悼念鄧小平。
在克里姆林宮，葉利欽說：“他是使偉大而古老的國家面貌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改革宣告者和設計師。”
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科菲·安南評價道：“他不但在自己的國家，而且在國際社會，都將作為中國現代化和生機勃勃的經濟發展的主要設計師而受到人們的懷念。”
當時的英國首相梅傑就鄧小平的逝世發表講話，認為“一國兩制”的構想“充滿想像力”。
美國學者派耶寫道：“在人類歷史上，大概還從未有過這樣一個社會，像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成為最高領導以來的中國那樣，在沒有戰爭、暴力革命或經濟崩潰的條件下，進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鄧小平是處在中國轉折時期的偉人，他使中國從一個時代走向一個新時代，走向現代化。”
龍安志親眼見證了鄧小平的離開帶給中國人民的悲痛，他看到了天安門降下的半旗，他看到了高校校園裡開完追悼會後人們把胸前的小白花別在一棵棵青鬆上，他也看到了中國人悲痛但並不迷惘，中國沉重但並不壓抑，這與二十幾年前毛澤東去世時人們宛若天崩地陷般的失落感相比，是一種新的進步，因為前進的道路已經指明。
在許多年後，龍安志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突然說起鄧小平：他很務實，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是那種實用主義者，恰恰相反，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無論在延安時期還是北京時期，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建設年代，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服務於他的理想，建立一個地上的天堂，一個富強的民族和國家。而他的偉大在於，他能極好地用最務實而簡潔的辦法實踐宏大而艱難的理想，並使之實現。
龍安志深深為鄧小平惋惜，因為這位用一國兩制的思想為香港回歸奠定基礎的偉人，無法實現在回歸時去看一看的夙願。從內地到香港，人們在那個特殊的時刻沒有忘記鄧小平。
1997年6月30日，香港大雨如注。龍安志默默地註視著“日不落”帝國以一個被稱為“日落儀式”的方式與香港告別，英國旗和英治香港旗在《最後一站》的樂曲聲中和著大雨降下。在“日落”號聲中，查爾斯親王和全體來賓默默注視著英國國旗和香港旗緩緩降落。晚上8時，儀式在全體樂隊和演出者合唱的“終曲”聲中結束，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行將“曲終人散”。末代港督彭定康艱難地說：
“當初揭開這個篇章的序幕，從20世紀就要結束的今天的觀點來看，在座的沒有一個人會予以寬恕。”
人之將去，其言也善。雖然自1984年以來，港英政府用各種方式謀求自己在香港回歸後的影響力，在中英港之間醞釀了許多矛盾，但在最後時分，彭定康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而他的一位顧問對一群西方記者說，中國有句古話叫“當一個偉人離開的時候，天亦為之動容”。彭定康對此質疑，顧問承認此話是自己編造的。彭定康後來用一句真正的中國諺語表達了心情：“既來之，則安之。”大不列顛似乎無奈地承認了東方明珠物歸原主。
當時，龍安志和幾位香港朋友談起眼前的暴雨，香港朋友對他說這在廣東的風俗中就是發財的意思，香港未來一定很繁榮。
在香港回歸的當天，首任特首董建華對龍安志微笑著說他的書不錯。在香港回歸前，龍安志寫了一本書，名為《紅色資本》，所謂紅色資本就是內地企業在香港股票市場的名稱，此書講述內地企業對香港的積極作用。龍安志認為這支力量一定會幫助香港穩定繁榮。
這本書不僅得到了董建華的讚賞，也得到了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的認同。周南很高興地寫信給龍安志，稱他為新的“紅色資本家”。後來，“新紅資”成為龍安志旗下一系列企業的品牌。
在龍安志看來，香港回歸中國，是歷史的必然，就像落葉終將歸根，秋雁總要南飛，日落還有日昇，花謝總會花開。
多年之後，他從許多細節看到了香港的新風情：香港人最大的變化是普通話標準了許多，擁有了作為中國人的驕傲。過去的香港人是殖民地思維方式，以英國殖民地為榮，如今香港人會說“我是中國公民”，這是一種思想的轉變。過去香港律師的普遍願望是退休之後，可以在倫敦郊區擁有一套鄉間別墅，而現在許多人的願望是退休後到北京住四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