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中國大龍的“龍”，天安門的“安”，小平同志的“志”

1979年，給龍安志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鄧小平訪問美國：盛大的歡迎儀式上，世界第一強國的領袖陪同中國副總理鄧小平檢閱三軍儀仗隊，鄧小平與美國企業界的早餐會，鄧小平戴上了牛仔帽…… “當時的氣氛就像充了電一樣”，上千位各國記者恨不得把鄧小平在美國的每一秒都傳遞給全世界的人們，因為人們都想知道這個社會主義大國究竟會走向何方，鄧小平就這個問題作了清楚無誤的回答。他在西雅圖出席午餐會時說：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太平洋再也不應該是隔開我們的障礙，而應該是聯繫我們的紐帶。目前，我國人民決心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我們的任務是艱鉅的，我們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時我們也要學習外國的一切先進經驗和先進技術。”

美國人開始談論中國新領導人的風格，以及中國會在多大程度上開放。美國人突然發現中國人好像“很可愛”，有的人甚至覺得除了膚色和眼睛不同，中國人同美國人沒什麼區別，至少要比“北極熊”更容易接近。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說：“我感到中國的大門再也關不上了。” 龍安志支持卡特總統，多年之後他仍然認為卡特是現代美國最好的總統，他把中美關係搞得很好。也就是從這時候起，龍安志想學習中文，可是當時美國很少有人教中文。一番尋找之後，他找到了一位好老師。龍安志的一位同學是香港人，同學的母親是在廣東長大的醫生，會講普通話。於是每個週末，龍安志都會到同學家，同學的母親做中國菜，在具有中國風格的餐桌上，龍安志學會了第一句中文：“你好嗎？”這可能也是他說得最多的一句中文。在此後的漫長歲月中，這三個字無數次從他口中飛出，傾入形形色色的中國人耳中，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老百姓。

龍安志後來到杜克大學就讀，他選修中文。但令他詫異的是中文老師由德國人擔任，水平令人難以恭維。後來換了個台灣老師，第一課的內容還是那句“你好嗎？”幾位美國學生將這幾個字念得千奇百怪。一位美國南部學生的口音令那位老師大笑不止，學生問是不是念錯了，台灣老師說：錯倒是不錯，就是沒想到你把美國南方口音移植到中文裡，居然能說出上海話的味道。 雖然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但經濟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獨立存在的領域，它與政治、文化等交織在一起。 1978年12月13日，中國糧油進出口總公司與可口可樂公司達成協議，將可口可樂引入中國。也許是巧合，四天之後，中美建交公報發表。作為第一個進入中國的美國產品，可口可樂引起了美國媒體的注意。由於可口可樂總部在亞特蘭大，時任美國總統卡特正是亞特蘭大人，人們認為卡特故意將第一個進入中國市場的“殊榮”留給了自己家鄉。這個消息的準確性從未得到過證實。

1979年3月，一場“內部觀摩”的服裝表演會讓北京服裝界和外貿界的人們瞠目，所有服裝以當時的眼光來看都堪稱“奇裝異服”，帶有深深的“資產階級烙印”，而且四名日本模特和八名法國模特在“T”形台上的表現“很不莊重”。 為了方便模特更衣，中方用篷布將男女分開。服裝設計師卻要求中方去掉篷布，他的理由很簡單：“我們一直是男女模特在一個房間裡換衣服，這沒有什麼不方便。作為一個服裝設計師，要像外科醫生一樣，了解模特的形體。” 出於對客人的尊重，中方聽從了服裝設計師的意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人讚同客人的意見，中方特別通知工作人員不得將此事外洩。我們無從知道當時每一位觀眾的觀感，但這場“內部觀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位服裝設計師的名字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中國最著名的外國時裝品牌，並成為高檔、時尚的代名詞——皮爾·卡丹。

如今全世界多數人的衣櫃裡都有了“MADEINCHINA”。皮爾·卡丹先生的作品也早就引入了中國元素。對中國來說，這意味著改革開放的巨大動能和光輝業績，對於皮爾·卡丹來說，他有足夠的理由誇耀當年那場“小兒科”般的服裝秀，即使他後來甚至在紫禁城辦過服裝秀。 其實，誰影響了誰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們共同塑造了世界。 1981年4月12日，“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從美國佛羅里達州肯尼迪太空中心起飛。作為世界第一架可以重複使用的航天飛機，它贏得了指揮中心一片掌聲。 當“哥倫比亞號”一飛沖天的時候，一架從美國舊金山起飛的班機悄然降落在北京機場。對於走下飛機的龍安志和幾位留學生來說，來到神秘的中國，不亞於“哥倫比亞號”在太空的探險。事實上，龍安志們不僅看到了一個與美國社會迥異的中國，還將看到一個正在發生巨大變革的中國，他的“闖入”讓他成為中國當代歷史的參與者與見證人。這一點從他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剛下飛機，北京的一切都令龍安志感到新奇。人們衣著“極其樸素而簡單”，但間或有年輕的姑娘穿著連衣裙，中國人待人接物禮貌但有些拘謹。喇叭裡既迴響著《東方紅》，也有了《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年輕的朋友來相會》，甚至還有台灣歌手的和。這是一個承接過去與開啟未來的年代，一切改變如魔術般令人眼花繚亂。 龍安志口渴，在友誼商店，他花1美元買了一罐可樂，這令中國老師大為驚詫，但出於禮貌那位老師沒有說話。隨後，他們上了一輛破舊的客車，客車隨著發動機的牛喘發出吱吱扭扭的聲音，讓美國學生們擔心它隨時會散架。大約行駛了兩個多小時後，客車終於癱在了路上。 在司機修車期間，老師將再次口渴的美國學生帶到路邊小店，向他們推薦了一種“大眾”飲料，價格不到可口可樂的1/5。老師以一種不經意的姿態指出用1美元來解渴，實在太浪費了。多年之後，龍安志記不起來那瓶飲料的名字，只記得“很甜”。

其實，不管是這位南開老師還是龍安志都不知道，那瓶可口可樂已經“國產”了。就在龍安志到達的幾天前，可口可樂在北京五里甸成立的灌裝廠已經投產，但規定只能在友誼商店和旅遊飯店銷售。這一年，廣州出現了第二個可口可樂的瓶裝廠，可口可樂的老對手百事可樂也在深圳成立了灌裝廠。這兩個企業到2008年已經走入中國千家萬戶，那位南開老師不會再把喝可樂與“浪費”聯繫起來了。 除了可樂，龍安志還注意到一個詞——“公社”，就在那家小店旁不遠處。老師告訴美國學生，那是某某“公社”，這個名詞令龍安志想起了巴黎公社。但他並不知道，這個名詞在中國即將和“巴黎公社”一樣成為歷史術語。早在兩年前的1979年，四川廣漢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的牌子就已經被摘下來，取而代之的是“向陽鄉人民政府”。到1984年，絕大多數公社都將解體更名，統分結合的農業經濟新體制確立。

對於這一切，龍安志當時還一無所知，但他很快就體會到中國農民沉默的力量。當天晚上，龍安志顛簸了六個多小時才到達天津。此後，他經常騎著自行車穿行於天津的大街小巷，體會民風民俗。 有一天，龍安志看到一個農民騎著一輛除了車鈴不響哪兒都響的自行車。他問那個農民，車發生了什麼問題。那個農民只是憨厚地笑笑說：自己做的，技術不好。這個農民沒有錢，就從垃圾堆裡撿來各種廢鐵，自己焊成一輛自行車。 龍安志為之震撼，他認為這個農民就像一個隱喻，意味著中國人民的未來和前途。在他看來，一個極具智慧，又能從艱難的生活中尋找意義和價值、自強不息的民族，一定能夠克服種種困難。當然，中國人民面對的是極其艱難的處境，就彷佛一場百米賽跑，當中國還在起跑線上的時候，許多選手已經早跑了兩秒鐘。對此，龍安志很早就有了切身體會。

南開的老師在美國留學生進校的時候就告訴過他們，在校外買東西一定要有糧票，否則什麼也買不到。龍安志沒當一回事。他有一次在街上買燒餅，忘記帶糧票，賣燒餅的大娘不賣給他，他就求這個大娘，大娘才勉強同意賣給了他。這個燒餅讓龍安志明白了什麼是計劃經濟，多年之後，他回憶道： “那時候給我的印像是中國社會什麼都沒有，從物質上來說什麼都沒有，國有體制生產的東西種類不多、質量很差。買東西是要票的，比如你買糧食要用糧票，不是說有錢就可以買米飯吃，不是，必須有糧票才允許你吃，全是規劃的，計劃經濟的。” 不過龍安志也注意到，在計劃經濟的銅牆鐵壁間，已有一些市場的小花在風中搖曳生姿。就在南開大學的門口，慢慢開始有了自由市場，附近的一些農民開始擺出一個個小攤，賣白菜、花生；一些返城的知青開小飯館，做小生意。在自由市場，可以不用糧票買到東西。在學校裡，居然已經有人走門串戶，用雞蛋換糧票。糧票這個計劃經濟的產物宛然成了一件商品。市場有著驚人的魔力，它彷彿能夠將一切東西都納入自己的懷抱。

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老百姓，乃至國際上最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沒意識到，那一個個小小的自由市場會推動著整個國家堅定地向市場經濟邁進，直到加入WTO。用龍安志今天的話說：“中國已經完全市場經濟，可能算得上是全世界最市場經濟的一個國家，這就是30年的變化。” 在學生時代，龍安志最得意的事莫過於快速地融入中國社會。開始的時候，人們用看外星人的眼光看他。封閉已久的中國人對外國人充滿了好奇。龍安誌有時在街上一回頭會發現好多人好奇地跟在身後。有一次他騎著自行車，由於風太大，眼裡進了沙子，他想取出隱形眼鏡，就進了一個商店，找了一個鏡子照著取眼鏡。當他把鏡子放回去時，突然就看見鏡子裡面有好多人，一大堆人想看看這個老外要做什麼。

一個同學給他取了個中國名字“龍安志”，解釋為：中國大龍的“龍”，天安門的“安”，小平同志的“志”。每當龍安志把這個名字和意思告訴剛認識的中國人時，他總能從對方的眼神中讀到理解、親切，彷彿一根無形的繩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為了更好地和中國人交流，他到商店買來軍用挎包，裝上一些魔術道具，經常騎著自行車外出找人聊天。晚上到自由市場去，他會買來花生米，跟別人邊吃邊聊天。如果感覺人少，他就開始變魔術，吸引來逛市場的人，有時候，連一些擺攤的人都會丟下攤子來看他表演。這個時候，他用當天學的中文和人們交談，他的舌頭有時完全不聽大腦指揮，爆出一些令人捧腹的讀音和語法，現場一片大笑。就在這個過程中，他的中文進步很快。不過，他一直沒興趣學方塊字。到了現在，他會寫的中文仍然寥寥無幾，寫得最熟練的就是“龍安志”三個字。 在南開的校園裡，龍安志堪稱異類。黎明時分，喇叭里傳來《東方紅》的樂曲，龍安志就會興沖沖地跑到操場上去跑步，他本以為所有人都會聞雞起舞。但很多時候，操場上只有他一個人。這跟他對中國的遐想完全不一樣。後來他回憶道：“我本來覺得人們會很'革命'，其實不是。中國已經是另外的狀態。” 龍安志的特別不在於他穿著“奇裝異服”，而在於他按當時中國人的方式穿著：綠色的軍裝，夏天穿白色的襯衫。當時的商店裡，服裝種類很少，人們要么穿綠色的褲子，要么穿藍色的褲子，女孩不穿裙子。當時的社會剛剛開放，人們的觀念還不能接受“花哨”的裝扮。 龍安誌曾經送給一個中國女孩一瓶香水，卻沒想到給她添了很多麻煩，很多人批評她，說她被腐蝕了，太腐敗了。與這種思想認識截然相反的是另外一種傾向。 有一天，幾個學繪畫的學生邀請龍安志參觀他們的畫作，並希望龍安志給提一些意見。在一間小屋裡，龍安志看到擺了一地的畫。這些畫都是模仿法國印象派的作品。龍安志突然有一個感覺，他明確告訴這幾個中國同學，他們的作品模仿的痕跡太重，簡直就是複制，跟中國沒有關係，跟中國文化相去甚遠，那隻是一堆無思想的死物。應該用西方的方法、工具，描寫中國社會和生活，反映中國情感和思想，而不是複制一個法國或者美國的鄉村，那毫無意義。 龍安志的話對這幾個人產生了影響，雖然無從知道這種影響有多大，但是這些年輕人在不停地探索，從寫實到抽象。漸漸地，龍安志從這些年輕人的畫作裡看到了一些屬於中國的東西，一種改革時代特有的生機和迷惘，開拓與困惑。 這一切讓龍安志感到一種參與人類偉大歷程的神聖感和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並促使龍安志下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心： “我覺得那時候挺有意思，許多的細節都意味著中國未來的路。但是中國會走到哪裡去，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覺得中國是很考驗智力的地方，我想留下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