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不公平競爭的環境和體制約束
從14萬被騙走，300萬被人挪用，聯想公司在一步步艱難地發展。柳傳誌已經意識到，公司遭遇的種種，根源在於當時的體制和不公平競爭的環境。
到1987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有8年的歷史了。回憶那幾年的電視劇，那時候很多人一夜暴富，很多人也想掙大錢，卻無能為力。
其實，當時很多國企都在利用批文這些指標賺錢，這就成了當時的人們暴富的關鍵性資源。那時舊的製度被打破，新的製度尚未建立，整個秩序是混亂的，很多人就想在新舊制度之間鑽空子。
柳傳志沒想過鑽制度的空子，但在那樣的環境下，煩惱自會來找他。 “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法規變成了市場經濟的運作，我實在沒法適應，這就成了當時最大的困難。”
1987～1988年，公司賺錢的途徑主要是賣漢卡，把漢卡插在PC機上，賣外國人的機器。但是，公司終歸還是要做自己的機器，這就涉及解決生產批文的問題。不幸的是，公司沒辦法拿到這個批文，理由是沒資格生產。
柳傳志還記得，當時中國科學院的一個副院長到電子部去談，希望看在是中科院自辦企業的分兒上，給他們生產批文。電子部的人一句話就給堵回去了，他說我們國家引進了80條生產線，沒有一條做得好的，為什麼還要給你們呢。
不單單是生產批文，由於公司不在編制內，也拿不到外匯指標。一個屬國家所有的企業有美元指標，就可以按兩三塊錢的人民幣換一美元，否則就要在黑市上換，六塊錢、七塊錢、八塊錢，甚至更多。
公司沒有辦法，只能採取後一種方法。不但花的錢多，還整天擔心被抓。
柳傳志把這一點歸結為5個字——“不公平競爭”。
更麻煩的是進口問題，當時的很多計算機的元器件都要進口，國家不給你進口批文，也得“求助”於黑市。而買走私的物品，按國家當時的規定等同於走私。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二次買賣。有進口批文的人買到了東西也走私，他們會把東西低價賣了。比如國內有一些國家規定允許生產PC的廠，他們的PC由於質量等問題賣不出去。這些廠就動起了歪腦筋，拿進口批文買元器件，再轉賣給未獲得批文的公司。
不走私不倒賣，元器件就沒有來源，公司只得鋌而走險。當時的法律現狀使得公司除了面對商業風險以外，還有非常大的政策風險。而政策風險不單單體現在生產元器件的購買方面，也反映在薪酬的發放上。
柳傳志經常講述一個故事，1987年時，公司做銷售的同事按照預定的承包合同應該拿到很高額的獎金，他和他的團隊一共有6000多塊錢，結果卻沒法發放。因為按照當時的規定，獎金額超過你三個月的工資要交300%的獎金稅。大家協商之後，提出了三種解決方案，一是不發了，跟員工解釋，但這顯然行不通，尤其對於一家年輕的公司，信用對外重要，對內也同樣重要；二是發了工資、獎金再交了稅，這樣做也有不妥，會影響資金流動；最後一個辦法就是，不入賬，拿支票換了現金發放。
為不失信於下屬，柳傳志決定採取第三套方案，他讓公司財務人員從銀行開具現金支票，然後跑到廣州找當地的一家企業換了現金30萬。沒想到，第二年東窗事發，換現金的單位出了事牽涉到了聯想。公司受了警告處分，也罰了錢。
這件事到底有什麼不合適呢？中關村的其他公司都是真的民營企業，賺了錢是自己的，聯想不同，性質上是民營，但當時還被當做國有企業。這件事使得公司的財務制度經受了第一次的嚴厲審查，也導致了柳傳志個人生涯中的又一次危機。經過一番緊張的解釋、坦白、私下與公開地承認錯誤，再加上多方斡旋，事情才算過去了。
但是，柳傳志卻發現，自己在員工中的信譽有很大提高。大家私下談論：“柳傳志不說就不說，說了的話就是堅決敢做，而且敢擔風險。”凡是為企業利益做的事，遭遇當時的政策商業風險時，第一個站出來的肯定是柳傳志，敢於承擔風險的人也是他。
是的，制度是死的，再怎麼恨它，公司還是要繼續朝前走。但這時，經歷過幾次慘痛經歷後，柳傳志的身體開始“抗議”了。
1987年春夏之交的三個月裡，他先是頭暈，然後失眠，日夜睡不著覺，好不容易睡著又突然驚醒，滿心恐懼，心跳不止。有一段時間實在無法支撐，只好住進了海軍醫院。他在那兒住了三個月，天天跑步，慢慢調養。
醫生診斷說他是神經系統紊亂，也許是美尼爾氏綜合徵的先兆，卻無法解釋病因。當時，他的老搭檔李勤也落下了心房纖顫的毛病，只有他倆知道，彼此的病都是那被挪用的300萬嚇出來的。
我們來了解一下當時的工資水平。公司剛成立的時候，柳傳志的月薪105元，比他資格更老的研究員是115元，而比他年輕的工程師是97元，大家的工資相差無幾。按當時的物價水平，像柳傳志這樣的家庭仍然需要節衣縮食。他們一家三代住在計算所東院牆邊的屋子裡，12平方米的房間，從1971年搬進來已經十幾年了。剛到這裡時，柳傳志夫妻倆自己動手把房屋四周糊上報紙，在頂棚架上竹蓆。儘管他們知道，自己住的地方曾經是一個自行車棚，但相比於之前一家人分居男女宿舍，以及待過的那個大型機房的狹小過廳，已經不錯了。
美國前總統羅納德·裡根曾這樣描述20世紀80年代：“在這個時代，自由的氣息在空中流動，人心隨著希望不斷加快的節奏跳動；在這個時代，在漫長的沉寂中積聚起來的精神力量噴薄而出。”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在這樣一種氣息的催促下，夾雜著種種損人利己、蓄意欺騙、違背承諾的社會現象。柳傳志在成功後，回憶起自己當年的創業艱難，總結出了三個不易：“第一個不易是跟環境去磨合，不要說去改變環境，就說去適應環境，也要受很多委屈；第二個不易是同事之間的同心協力；第三個不易就是我自己的身體，這個困擾非常之大。”
他曾用“42度下孵小雞”來形容聯想創立之初時的艱難環境。 42攝氏度下，一個雞蛋能不能孵出小雞來？能，但就那麼幾個，必須生命力極強的雞蛋才能孵出來。聯想就是為數不多的幾個雞蛋之一。
公司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桶金來自於漢卡。柳傳志當年所在的研究室有一項成果——聯想漢字系統。要做漢字系統本身，就要把主持這個漢字系統的設計研究人員倪光南請到公司來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這個過程本身是需要錢的，倪光南來了以後，公司需要把他的研究成果推廣出去，推廣需要資金。怎麼去掙錢呢？柳傳志又研究了一套現實的方法——員工可以給人維修機器、可以給人講課。
於是，他們就開始了解哪個單位有進口的機器，然後和人家聯絡，說我們可以做維修。當時剛好科學院有500台進口機器，他們計劃著要把這個事搶到手。如願以償之後，卻是新問題迎面而來——維修機器需要地方。
柳傳志當時做了個對比，比如1000平方米的房子，計算機排開佔500平方米，留500平方米做操作空間，維修這活就不累了；如果是600平方米的房子，500平方米擺機器，100平方米做維修，工作量就翻倍了。當時公司選擇了第二條模式，所以工作量大得不得了。當時和柳傳志一起的同事老蔡，後來是公司的書記，比柳傳志大六七歲，天天搬機器搬得腰都直不起來。柳傳志也參與了，所有人都在搬，大家一起艱難支撐著。
那時還有很多非常苦的故事，比如大雨天捨不得打的，中關村的窨井沒了井蓋，公司有個同事到外頭去跑業務掉到井裡邊了。柳傳志回憶起當年的窮日子，連連感嘆道：“我們因為沒錢，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第一年拼命賺錢，積累了有70多萬，拿這個錢作為開發漢卡的基礎，所以我們的第一桶金還是非常乾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