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戴潔天五十年後識斯人

2008年，每天早上8點，來自中國溫州的商人陳堅，都會準時打開位於地中海馬略卡島的倉儲批發市場的大門。這已經是陳堅在歐洲開設的第三個大型的倉儲批發市場了。 佔地2000平方米的市場，才剛剛開門營業，煩瑣的準備工作顯然還沒有結束。他就住在市場裡，與往常一樣，身為老闆的陳堅臨時充當了接待員的角色，陳堅從許多來逛市場的顧客那裡了解到很多重要的市場信息。他喜歡與客人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他認為這是獲得商業信息最有效的方式，顧客意味著市場，也意味著商業活動的成敗。 陳堅也許沒有意識到他的認識與千百年來無數的地中海商人如出一轍。在地中海這片孕育了世界近代商業文明的海域上，來自不同民族的商船曾濺起無數商業的水花，編織起人類最早的國際性市場。如今，陳堅的倉儲批發市場就駐足在地中海，在這片被整個歐洲視為“我們的海”上，留下了一個中國人的商業印記。

陳堅對於市場的認識並非源於地中海，而是源自另一片海，另一條江，起於一個同樣富有開拓和冒險精神的人，起於53年前的一次膽大包天。那片海叫東海，那條江叫甌江，那個人是他的父親戴潔天，那次膽大包天叫做包產到戶。 時間要回到1955年。 那一年，33歲的戴潔天風華正茂，生活向他張開了雙臂，無數的可能性在向他招手。很多人認為憑他的才氣和閱歷，一定會走出一段極其精彩的人生路。 戴潔天出生於浙江省瑞安縣，出身富家，曾祖本是雇農，但見識不凡，一心鼓舞兒子讀書。後來，太平天國起義，太平軍攻打瑞安。晚清樸學大師孫詒讓一家來戴家所在的村子避難，兩家交往密切，遂成通家之好。戴家祖父一面幫孫家經營，一面自己經商。孫詒讓還為戴家題詩，手跡成為戴家傳家之寶。

到戴潔天這一代，他幼年時便家道中落。戴潔天中學時代即參加進步學生組織、中學生抗日聯合會、戰時青年服務團等抗日救亡組織。 1947年他就讀於上海“中國新聞專科學校”，積極參與學生運動，在“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示威學生中，就有他的身影。後因國民黨當局的鎮壓，他被迫离滬。 1949年戴潔天參加浙江省永嘉青年工作隊，建國後，他長期在永嘉縣參加土改工作和農業建設。當時大學生還很少見，有農村工作經驗的大學生更少，因此戴潔天頗受縣里領導重視。他也具有當時知識分子很強烈的歷史責任感，而且長期在農村開展工作，讓他對農村和農民充滿感情。 那一年，作為縣委派出的工作隊隊長，戴潔天在浙江溫州永嘉縣潘橋集體農莊，幫助那裡進行小社並大社、初級社升高級社的工作。

當時，新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進入關鍵時期，毛澤東批評了當時收縮、控制發展速度的意見，並用“小腳女人”形容這種意見。 那個年代很多人都認為公有化程度越高，農業的發展越快。合作化意味著消滅土地和生產資料的私有製，能夠釜底抽薪一般消滅市場和商品，最後消滅總是與市場“聯姻”的資本主義和剝削。那時的人們，還無法想像市場同樣可以與社會主義“聯姻”。人們忘記了，剛剛從土改中獲得了土地的農民們將因此失去對土地的經營權，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將大受打擊，這將對未來的中國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澤東對“小腳女人”的批判，促使農業合作社掀起了高潮，各地不顧實際條件是否成熟，加快了並社的步伐。到1955年12月下旬，中國60%以上的農戶加入了農業合作社。

這股農業合作化的高潮也席捲了浙江省溫州永嘉縣，並將戴潔天捲入了歷史的洪流中。 在永嘉縣，一些群眾本來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積極性很高，有人對戴潔天說：“群眾情緒很高的，有的人說想不到一夜之間乘著電梯升到了社會主義的天堂。點燈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我們現在這樣子窮，那樣的生活誰不喜歡啊。” 但是，事與願違，人們不僅沒有過上“點燈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生活，反而更加貧困。問題出在哪裡？戴潔天從一些打油詩裡讀出了農民的心聲。 “出門鷺鷥探穴，回家流星趕月，幹活李逵嘆苦，評分武松打虎。” 出門鷺鷥探穴，鷺鷥是一種鳥，很笨很大，走起路來慢慢的。回家流星趕月，是說收工了大家拼命往家走。幹活李逵嘆苦，幹活的時候馬馬虎虎，怕苦怕累。評分武松打虎，是說評分的時候爭得面紅耳赤，非常認真。

又有“出工等等隊，田頭吸吸煙。晚上計劃像朵花，天亮下雨爛金瓜……” 這是說計劃再好，卻落不到實處。 還有“走起路來一長串，實際上十把鋤頭只有兩把動。” 這是說除了正副隊長還因為責任感出力勞動外，其餘人都因為豐收的成果多數分不到自己手中，而沒有積極性。 多年之後，戴潔天回憶道：“過去把群眾的一些牢騷話，都當做階級敵人破壞和富裕農民對抗社會主義改造來揭發批判是不對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們對群眾勞動情況、生活情況的關心不夠，沒有真正懂得人民的心，應該看到高級化後我們的領導水平、管理能力還沒有跟上形勢的發展，以致勞動質量下降，勞力浪費，大大挫傷了社員集體生產的熱情，社員消極怠工，混分思想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按勞取酬分配原則的體現。”

這些場景此後20餘年間在中國大地上廣泛出現，很多年後人們才意識到“一大二公”極大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商品的流通。同時，新中國在薄弱的基礎上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建設，農村擔負著提供大量的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重任。許多農民感到，一年辛勤勞作的收穫並沒有多少能歸自己所有，消極情緒的確存在。 對於這些，當時的戴潔天很困惑，為什麼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會存在如許的巨大差距呢？ 1956年，戴潔天購買了大量有關蘇聯集體農莊生產管理的參考書籍。他驚訝地發現，即使在蘇聯，人們對於集體農莊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前蘇聯出版的《集體農莊的生產組織》這本書中清晰地寫著：“把土地撥歸社員個人負責，不但不削弱隊或小組的力量，反而使它鞏固了。”

戴潔天在探索、在思考，集體農莊搞得農民連飯都吃不飽，這條路看來有問題，新的路在什麼地方呢？能不能試一試生產責任制呢？ 每一個時代都會有思想和行動的先鋒，戴潔天正是其中之一。這個愛搞調查的工作隊隊長想出了一個解決農村問題的好辦法：“定額到丘，責任到人（戶），三包到隊，統一經營”的社員生產責任制，那就是後來被寫進了中國歷史的四個字：“包產到戶”。 戴潔天在燎原社進行的大膽嘗試得到了當時永嘉縣委書記李桂茂和副書記李雲河的大力支持。李桂茂甚至對戴潔天說：“你大膽地試，就是試到供給制，燎原社的糧食都由國家供應了，也由縣委負責。” 1956年的夏天，戴潔天來到了永嘉縣的燎原社。中國農村一次大膽的變革即將在這裡上演。

戴潔天走遍了燎原社的每一寸土地，摸清了家底。他和燎原社的干部們把全社5482畝水田和130畝園地的280件大小農活按作業工種、工分、產量落實到778戶、8919個勞動者的身上。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要把所有農活按勞動強度與技術要求分為10個等級，並根據不同季節和不同地塊的土質、遠近等自然條件，把定額指標逐件計算到丘，製成分級定額、按件計酬對照表，分發給各生產隊，各隊按照自己的條件參照執行。 同時，造紙廠、磚瓦廠、竹編工廠等村辦企業開始實行按件或按值計酬。農副業並舉，社內勞動力流動，一個小型的市場在形成。 辛苦是沒得說了。 10個月300多個的日日夜夜，戴潔天沒有節假日，他甚至意識不到晴天和雨天。愛人分娩都顧不上照顧，讓她自己半夜上醫院。晚上研究得晚了，肚子餓得咕咕叫的時候，到水缸裡面舀一杯水，喝了權當晚餐。和他一起工作的村幹部常常要忙到半夜才能回家，常常挨老婆罵。家屬們質問這些幹部，天天三更半夜都在搞什麼名堂？

1957年4月，實行包產到戶後的第一個收穫季節來了。燎原社85%的農戶都增加了收入，全社僅春糧就增產了40%。 燎原社試驗成功的消息迅速傳播開來，吸引了溫州地區1000個高級社，17.8萬農民自動參與到了包產到戶的試驗中來。 在這個過程中，一直忐忑不安的戴潔天終於可以用事實告訴人們“它到底是天使還是魔鬼，是美女還是妖精”。實踐結果給了戴潔天最大的支持，在給浙江省委的報告中，他用堅定的筆觸寫下結論：“生產責任制可以深入到每個社員，能夠發揮廣大社員的創造性，能夠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這段話放在30年後，將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常識，但在那個即將進入人民公社的年代，這樣的話卻顯得太不合時宜。

早在1956年11月19日，溫州地委的機關報《浙南大眾報》刊登了一篇充滿敵意的文章《“包產到戶”做法究竟好不好？ 》，還配發了一篇社評《不能採取倒退的做法》。 這篇文章拉開了絞殺燎原社包產到戶的序幕。 剛開始的時候，戴潔天寫的報告還是得到了浙江省委的認可，省委書記林乎加認為：“社員沒有責任是不行的，永嘉動了腦筋，辦法許多是好的……《浙南大眾報》批評你們倒退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不過你們概括的'三包到隊、責任到戶、定額到丘、統一經營'四句話要倒過來，把'統一經營'放到前面，這樣就不會讓人鑽空子了，包產到戶一句話太簡單了……” 同時，《浙江日報》還將李雲河關於包產到戶的文章發表了出來，還加了按語。但《浙南大眾報》並不服氣，將情況捅到了中央。其實，此時的中央希望農民集體化的程度能再高一點，對於包產到戶這樣的舉措，早已定性為“單幹”。一年之後，“人民公社”這個新詞成為中國農村的新體制，將農村集體化的程度再向前推動了一步。對於燎原社和戴潔天來說，風波將起。 地委檢查組的一個科長在燎原社召開座談會，問燎原社一個叫林阿傑的小組長，包產到戶到底好不好？林阿傑為人憨厚，還意識不到當時的政治氛圍，居然點點頭說：“當然好了，社員現在生產熱情非常高，我過去也沒有養豬的，今年也養了頭豬。短短兩個月，全社增養生豬160頭。” 那位科長的臉色越來越難看，最後拍案而起，大罵林阿傑是何居心，還是不是共產黨員，集體的時候不養豬，單幹的時候養豬？ 林阿傑被罵得哭了起來，戴潔天心情異常沉重。因為村幹部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他為包產到戶的前途擔憂。此時，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一些同情他的人說：“你先天不足（指戴潔天出身不好），試驗成功不屬於你，失敗卻是罪有應得，你又何必以天下為己任？” 作為基點鄉的燎原社幹部，以前去鄉里區裡開會都是坐在前排，大家都很羨慕他們。現在不行了，開會的時候他們坐在燈光很暗的地方，生怕引起別人的注意，誰都怕別人那種彷彿自己身上帶著致命病毒的異樣眼神。所以燎原社幹部一接到開會通知就害怕，開會坐門口，不等散會就先走。 後來，在一位省委領導視察前，縣委佈置每一個機關幹部一個晚上必須寫三張大字報來揭發包產到戶，一夜之間，滿城盡是大字報，空氣肅殺。一面牆上有關於戴潔天的一幅漫畫：一個青面獠牙，頭上長角，披著虎皮，後露狼尾，手持利劍的怪物，樣子非常可怕。許多人說他是混進溫州革命隊伍裡頭的反革命。 有一位幹部也寫大字報，卻秉筆直言，認為包產到戶不該算戴潔天一個人的賬。結果捅了馬蜂窩，許多大字報大罵這位幹部是戴潔天的干將，是馬前卒，整得那位幹部十分狼狽，以後再沒有人敢為戴潔天說話。 省委領導到了永嘉一看，大為震驚，指示嚴厲處理。縣里組織人開會批判戴潔天，質問他為什麼要違反毛主席的指示，分田單幹。之後又大挖他的歷史問題，要他交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計劃、步驟、集團。 然而，戴潔天有溫州人的倔強，他認為自己沒錯，建立責任制是解決當時農村問題的正確途徑。他一遍遍地在心中暗誦著林則徐的名言：“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他相信黨和人民會“實事求是最終了解我”。人無私便無畏，於是他的態度在某些有心人的眼中便成了“麻木不仁”或者“頑固不化”。 其實，1956年試驗包產到戶的除了永嘉外，還有安徽蕪湖、四川江津等地。但是在一個縣范圍內進行如此有組織、有計劃、成系統的試驗，並形成一系列的經驗和結論，實屬少見。那麼，與之相應，對燎原社包產到戶的處理之嚴厲也是少見的。 1957年10月13日，批判文章出現在《人民日報》上，這意味著燎原社的大膽嘗試走到了終點。戴潔天的人生命運也從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對於這段歷程，戴潔天以憤懣的筆觸寫下了自己的心聲： 十年索道路，坐席未遐安。 眾矢集孤的，千錘鑄大冤！ 心瘁志難奪，身單膽未寒。 夜闌望北斗，幾度擊欄杆。 忍將心血埋深土，為待他年人問津。 甘為蒼生受苦難，五十年後識斯人。 1958年的永嘉縣，許多人面臨著人生的抉擇，其中就有陳小梅——戴潔天的愛人。在嚴酷的風雨中，許多人面前都擺著兩種可以預見結局的選擇。陳小梅也是如此。 當時，永嘉縣劃為右派、反革命的干部大概有100來人，基本上都離婚了。為了生存，“大難臨頭各自飛”似乎成了常態。作為“天”字號“大右派”、“反革命”的愛人，陳小梅面對著無形卻重逾泰山的壓力。單位領導旁敲側擊地對她說這種狀況很難維持下去，宣傳部長是一個女同志，追著問陳小梅到底是怎麼打算的。家裡的一些親戚也做她的工作，要她離婚，一來免得被生活的重擔和旁人歧視的眼神壓垮，二來也免得連累親朋。 陳小梅卻難以割捨早已融入血脈的情感。兩人初相見彷彿就在昨天，相識、相知、相愛的一幕幕如電影般一遍遍地閃過她的腦海。 也許是巧合，也許是上天賜予的緣分。 1954年，戴潔天是縣委派出的工作隊隊長，陳小梅剛滿21歲，是縣里的文化干部。兩人就是在燎原社初相識。 初相見便是驚艷。 50多年後，一說起這段往事，戴潔天的第一個記憶還是陳小梅的兩條大辮子，一直垂到腰間。其實，陳小梅的外號就叫“長辮子”。當時的陳小梅天真、活潑。她早在見到戴潔天之前，就知道他是永嘉縣唯一的大學生，而且有下筆成章的才名。陳小梅一見之後，深為折服，於是郎才女貌的故事自自然然地發生了。 兩個年輕人相識在燎原，相愛在燎原，結婚也在燎原。如今，戴家還保存著他們那張結婚照，黑白照片上有歲月賦予的無盡滄桑，照片上書生意氣的年輕人和長辮子的姑娘卻分外青春、浪漫。殘酷而公正的歷史同時也賦予了這張照片一種堅貞與忠誠，一種對於愛情和理想的執著。戴潔天曾以簡練的筆觸寫過四個字“愛在燎原”，這其中既有對這一世深情的描述，也包含著他與燎原社包產到戶的實踐之間那種難以割捨的聯繫。 1958年，大難臨頭，陳小梅心中卻張揚著不被祝福的愛，她還分辨不出戴潔天的包產到戶到底是對還是錯，但她相信戴潔天“是個好人”，她狠不下心來獨善其身。此時，陳小梅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她的母親。陳母堅定地說：“絕對不要離婚，一個人掉到河裡去了，你再拿一根竹竿戳下去，這樣做不行、不好。一旦離婚，一戳下去，他就沒有奔頭了，沒有希望了。” 其實在當時，並不是所有人都拋棄了戴潔天。在戴潔天對之抱有無限情感的農村，人們以一種含蓄的方式表達同情。這一年3月，戴潔天以戴罪之身，被派到另一個鄉村工作。在那裡，從村幹部到村民，大家都以一種正常的方式與他交往，雖沒有特別的殷勤，卻也絕沒有歧視。這讓戴潔天疲憊沮喪的心靈得到了極大的安慰。他投入到農田基本建設中，還幫助建設了全縣第一座大型沼氣池組，實現了沼氣發電。有人建議在那裡開個現場會，傳授經驗。可是，當縣里一查此事與戴潔天有關，馬上壓了下來。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縣里突然深夜電召戴潔天回城。第二天一早，民警送來了法院判決書。那上面的語言風刀霜劍般將戴潔天打入了另冊：“被告自混入革命隊伍以來，堅持反動立場，特別是在1956年利用職權便利，在三溪燎原社首創包產到戶，醜化集體生產，積極推廣單幹，使全縣42%的合作社受影響，縣委已兩次向被告提出批評，而被告拒不接受……” 戴潔天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處管制勞動三年。 “雙開除”（開除政籍、團籍）和“兩頂帽”（右派、反革命）如鋼絲擰成的鎖鏈將戴潔天牢牢捆綁，把他打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支持燎原社包產到戶試驗的永嘉縣委書記李桂茂被剝奪黨內一切職務，劃為右派。縣委副書記李雲河也被劃為右派。 此後，永嘉縣規定，凡是燎原社的干部，今後一律不准提拔，到過燎原社的干部要記上一筆賬。直到20年後，當小崗村的人們開始了類似的實踐，包產到戶逐漸得到了人們的認同，戴潔天和燎原社的人們才走出了歷史的遺憾。 離別的時刻到來了。判決時間比送達時間早了20天，已過上訴期限，戴潔天沉重地按下指印，然後被兩位民警押送回老家瑞安去執行三年的管制勞動。臨走之前，明令不許帶走任何書籍文件。戴潔天連傳家寶——孫詒讓的手書都沒帶，卻趁民警不備，把已經整理好的包產到戶的一些原始材料塞到被子裡頭帶走。因為那是他的心血，實在丟不下。 那一天，陳小梅不敢相送，也不願用悲涼的哭泣讓戴潔天柔腸寸斷。倒是只有4歲的女兒一路跟在父親後面，一邊蹣跚地追隨戴潔天的腳步，一邊哭泣，還不停地問：“爸爸你去哪裡，爸爸你去哪裡？” 直到戴潔天上了輪船，船至江心，還可以聽到女兒的哭聲和叫聲。戴潔天不忍回頭看，只能目視前方，卻全然意識不到自己早已淚流滿面。這個家庭被生生地拆散了。 民警將戴潔天押到瑞安縣白門鄉，再由民兵押赴下川村。下川村連夜召開社員大會，宣布他是“混入革命隊伍，恩將仇報破壞合作化的階級敵人”，“只許老老實實種田，不許亂說亂動”。如果晚上偷看一下書報，有人會說“階級敵人窺測方向”。 回到瑞安老家的戴潔天變成了一個純粹的農民，他被取消了一切與城市有關的待遇，比如工資、福利等，沒有一分錢的生活補貼。因為當時農村勞動實行工分制，工分制又注重政治評分。以戴潔天的政治問題他只能評4分半，比婦女半勞力還低半分。戴潔天承受著高強度的勞動和營養不良帶來的雙重折磨。 戴潔天每天都是很早摸著黑起身勞作，擦著黑回家。勞作期間，其他人會偷偷躲到稻草堆裡休息一會。他卻從來不敢，因為總感覺有無數雙眼睛盯著自己，如果他也鑽稻草堆，那就出了不得了的大事，人們會以為他這個“階級敵人”在搞什麼陰謀。他只能在防範的眼神裡，日復一日、一刻不停地勞動著。 剛開始戴潔天只是感覺到腿酸腳痛，到了後來腿都麻木了，感覺不是自己的了。睡覺的時候，要用雙手把腿搬到床上去。戴潔天非常勞累疲倦，有時候他吃著飯，端著飯碗就睡著了。 那個時候，陪伴著戴潔天的寶貝，除了秘密藏匿起來的包產到戶資料，還有一條扁擔，它陪伴戴潔天勞動了22年，是他從一個知識分子變成農民的見證。他曾千萬次地用它進行繁重的勞動，也曾偷偷倚著它歇歇腿腳。 除了肢體的痛苦，還有腸胃對戴潔天的折磨。因為工分低，口糧少，他只能靠採集一些諸如飼料、野荷莖和別人扔的蕉耦來充飢。戴潔天曾經在畜牧場看到煮得熱騰騰的豬食，竟垂涎三尺。後來，陳小梅託人帶給他5斤糧票。他在深夜向食堂管理員請求以糧票換10斤粗糠。那位食堂管理員看他實在撐不下去了，沒要他的糧票，給他了一袋粗糠。直到如今，說起那段往事，戴潔天總是用“雪中送炭”來形容那個好人。 戴潔天的勤勞讓他漸漸融入了人們中間，人們從這個老老實實、勤勞工作的“讀書人”身上，感覺不到“階級敵人”、“壞人”這些詞所包含的險惡味道。人們同情戴潔天的艱難和困窘，也發現他的健康狀況的確沒法在飢餓中長期堅持高強度的勞作，於是將他調去畜牧場，負責養豬養兔。但是沒過多久，一位前來檢查的領導發現了這一情況，馬上向公社提意見，右派、反革命怎麼可以當飼養員？於是戴潔天又被趕回了田地。 歷史的天空佈滿陰霾，戴潔天一家的辛酸並不是那個時代唯一的個案。在歲月的陰影裡，甌江上的渡船見證了一段不離不棄的感情。 戴潔天有時會坐夜裡的輪船到家裡去看看陳小梅和孩子們，不敢跟鄰居甚至親友見面，後來他形容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偷偷摸摸”。而陳小梅每次突然看到戴潔天，就彷佛他是天上掉下來的，高興得不得了。 陳小梅有時候也偷偷坐船去看戴潔天。看到他臟得不得了，當飼養員的時候，被子裡全是跳蚤，不敢蓋身上。但陳小梅只要有時間，還是安排好孩子們，披星戴月偷偷去看他。甌江的風陪伴著陳小梅的探夫路，一次一次，風也因她的期待而急切，因她的關懷而溫暖。陳小梅給了戴潔天很大的支持，戴潔天在最艱難的日子能夠挺過來，能夠熬下去，對於渡船的期待是一個重要原因。甌江上的渡船彷彿載的不僅僅是陳小梅，而是生活的勇氣和堅持的力量。 1963年，就在往返甌江的過程中，他們有了最後一個孩子。陳小梅在醫院裡生產，戴潔天抽個空，向隊長請了半天假去看她。陳小梅當時已經生下孩子好幾天了。戴潔天到了陳小梅的病房門口，想喘口氣再進去，結果一坐下來，疲勞至極的他就睡著了，結果被陳小梅數落了一頓。這也讓陳小梅更加心疼丈夫，她為小兒子取名陳堅，就是希望戴潔天堅持、堅強。 除了妻子的不離不棄，讓戴潔天堅持下去的最大力量來自於他對包產到戶的信念。他在60年代初曾再見到原縣委書記李桂茂，說起往事，李桂茂不勝欷歔。而戴潔天則因為多年深入田間地頭的辛勤勞作，越發認定自己當年的作為是正確的，中國農村“迫切需要責任制”，當年的探索對於中國農村是有價值的。李桂茂則讓戴潔天耐心等待，一定會有解決問題的一天。 其實，李桂茂當時還保存著《燎原社包產到戶的總結》，即使後來他在“文革”中被掛牌揪鬥，仍將這份總結交給愛人，轉移到她的工作單位秘藏起來。李雲河雖然從縣委副書記變成了食堂“工作人員”，卻仍利用空閒時間寫了10萬多字的文章，論證包產到戶的可行性。 對戴潔天來說，22年的扁擔生涯裡，相濡以沫的妻子溫暖著他，對包產到戶的信念支持著他。 53年之後，那些記錄包產到戶材料的紙張已漸漸發黃，字跡也不那麼清晰了。多年來，戴潔天一直隨身保存著這些材料，像對待自己的生命一樣珍惜。 53年裡只有一次，他不得不和它們分離。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開始就是破“四舊”。政治空氣越發嚴峻，面對隨時會有人闖進來抄家的危險，萬般無奈之下，戴潔天用尼龍紙把包產到戶的資料一層一層包起來，放在一個小木箱裡，然後埋在菜園裡。心頭的波瀾起伏化作了一句詩：“忍將心血埋深土，為待他年人問津。甘為蒼生受苦難，五十年後識斯人。” 多年後，他對來採訪的記者解釋這首詩：“忍將心血埋深土，這些都是我的心血結晶，現在沒有辦法，埋到泥土裡頭去了；為待他年人問津，將來會有人重視我這些資料；甘為蒼生受苦難，現在我是為了蒼生受難；五十年後識斯人，將來人家會理解我。”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戴潔天再次遭到調查。一些人向當年燎原社的干部們查問戴潔天當年的“反黨”言論。那些幹部雖然普遍受衝擊，卻相約實事求是，絕不落井下石。他們為戴潔天寫證明材料，並鄭重地聯名蓋章。這成為那個時代的一抹亮色，為“包產到戶”的實踐帶來了悲壯的風骨，也使戴潔天在大地上站得更為堅實。 “右派”、“反革命”兩頂帽子讓這個割裂的家庭變得更加弱不禁風，在隨後的歲月裡，中國大地所發生的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會無一例外地衝擊到他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來臨的時候。 陳小梅那個時候時常被抓走，被人叫做“右派醜婆娘”，戴上14斤重的大木牌示眾、遊街、批鬥。造反派時不時地呼嘯而至，破門而入抄家，陳小梅則被帶走隔離審查。半夜三更，孩子們驚恐地看著造反派衝進家裡，亂翻亂砸，抓走媽媽，於是哭成一團。隔壁鄰居人人自危，雖然心存同情，卻無人敢過問。當時縣城裡不僅有批戴潔天的大字報，還有批陳小梅的大字報，甚至將矛頭指向她的小兒子，為什麼要取名“堅”，是想堅持反動立場？ 但在當時，陳小梅還有值得慶幸的事。當年戴潔天被押解回原籍的時候，很多筆記本留在了家中。戴潔天每天都記筆記，所以筆記本非常多。為了防止發生問題，陳小梅把那些筆記本都燒了。多年後，戴潔天還問陳小梅那些筆記本的下落。當得知被燒掉後，戴潔天很是心痛。陳小梅卻暗暗慶幸，如果當時不燒掉，怎麼找地方保管？到了“文革”，那要惹出多大的禍事？ 陳小梅原本是一個公辦教師，雖然受人歧視，好歹還能帶著孩子們在城裡勉強度日。但是她注定在劫難逃，先是開除團籍，後來下放紙廠勞動，又幾次調動，越調離城越遠，最後到一個農村小學當老師。不過，那時唯一的幸事就是陳小梅越調離戴潔天越近，1970年，患難之中的家庭終於聚首，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原本在機關幼兒園的四個孩子也被遷到戴潔天的管教單位，小小的孩子從此失去了在城市生活的一切基礎，作為右派、反革命的“小鬼”，他們失去了升學、就業、參軍等一切機會。 四個年幼的孩子隨後也來到農村，他們和父親一樣每天下地干活，靠稚嫩的雙手掙工分來養活自己。陳小梅則帶著最小的兒子陳堅下放到永嘉縣上塘鎮，成為一名小學教師。 戴家大姐陳明麗至今記得當時的情況：“大弟弟只有13歲就參加勞動去了，拿個小小的扁擔，他那個時候去很高的白雲山上砍柴。我們快晚上了到山腳下去幫他，看他又累又餓地挑著柴。一看到我就高興地叫'大姐快過來稱稱，我打了多少斤柴'，一稱32斤！” 令孩子們更難受的是自己的家庭成分。剛到鄉下，人們問他們的家庭成分，他們都不敢說。因為父親是右派，歧視已是家常便飯。孩子們在農村參加生產隊勞動，工分也比同齡人少。和其他孩子一吵架，就被人指著他們說：“右派的子女還這麼牛，輪得到你們說話嗎？” 孩子們受了委屈，回家問戴潔天：“為什麼要當反革命？害得我們抬不起頭。”戴潔天總是無言以對。陳堅在多年後回憶說：“那個時候覺得很無奈，又覺得命運對我們很不公平。” 孩子們最害怕的就是“運動”，因為運動一來，父親、母親就會被人家批鬥、羞辱。長此以往，一個很大的陰影就一直籠罩在一家人的頭上：越是熱鬧的地方越不敢去，生怕別人笑，生怕別人在背後指指點點。一家人期待著可以正常走在人群中的時刻。 歲月可以磨去許多痛苦，也可以消去許多記憶，人總會有歸宿，只是在開始的時候並不知曉。歷史沒有讓戴潔天等待50年。就如同一個輪迴，1978年中國改革的突破口正是從農村撕開的，人們採取的方式與當年的戴潔天極其相似。 這一年寒冬，距溫州千里之外的安徽小崗村，18位農民在“包產到戶”的契約上堅定地按下了自己的手印。 同樣是“包產到戶”，同樣被視為膽大包天的舉動，這一次成為中國農民的共同選擇，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隨後的五年中，99%的中國農村都實現了包產到戶，這時距離燎原社首創“包產到戶”已經過去了27年。 歷史給了戴潔天一個期待已久的答案，給了中國一個再次出發的機遇。 1979年，一紙平反書結束了戴潔天的戴罪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