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二、周恩來平均每周有一兩次同鄧小平單獨面談

1月25日，四屆人大會議剛閉會一周。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鄧小平來到總參謀部機關，向團職以上乾部發表《軍隊要整頓》的著名講話。他還像過去那樣，講話沒有“客套”，單刀直入： “從1959年林彪主管軍隊工作起，特別是在他主管的後期，軍隊被搞得相當亂。”“這些年來，我們軍隊出現了一個新的大問題，就是鬧派性，有的單位派性還很嚴重。”“再一個問題是軍隊的紀律很差。”“現在是問題成堆。”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軍隊要整頓，要安定團結，要落實政策”，“為了做到這些，我們要增強黨性，消除派性，加強紀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鄧小平這篇氣勢不凡、風格凌厲的講話，成為這一年他領導的各項工作的起點，是打響全面整頓的“第一炮”。

就在鄧小平發出全面整頓信號不久，全國上下卻掀起了一場與整頓不相協調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在“四人幫”把持的各種輿論工具的宣傳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反修防修”、“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等口號比比皆是，不絕於耳。一時間，學習“理論”似乎成了壓倒一切的“大事”，決定一切的“中心”。 然而，在實際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卻偏置輿論宣傳於不顧，在各種場合裡，他大講特講的是另一種“大事”，另一個“中心”。 3月5日，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提出：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這就是周總理在三屆人大和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兩步設想，即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 “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鬥”，“這就是大局”。

這是鄧小平在中央召開的解決鐵路問題的全國工業書記會議上講話裡的幾段“開場白”，其中心就是一句話：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鄧小平之所以在國民經濟中首先抓鐵路運輸，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自“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鐵路系統成了名副其實的“老大難”。 1966年冬，上海工人造反派頭頭王洪文，就因製造震動全國的“安亭事件”而一舉成名。之後，在“全面內戰”的幾年裡，一些重點鐵路樞紐和路段一直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後來雖然採取了軍事管制、軍隊護路等辦法，但也只能治“表”，不能治“本”。當時派性肆虐，一有風吹草動，一些造反派便在鐵路作亂。 1974年“批林批孔”以後，一些造反派重操“舊業”，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地鐵路交通嚴重堵塞，直接影響津浦、京廣、隴海、浙贛等重要幹線的暢通。至1975年2月，全國鐵路日裝車量直線下跌，僅達到4.3萬車，與實際需要相差1.2萬車；而鐵路上的各種事故更是驚人，1974年內共發生行車事故755件，是“文革”前1964年的8倍多！

為此，鄧小平在講話中一語中的，斬釘截鐵：“怎樣才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分析的結果，當前的薄弱環節是鐵路。鐵路運輸的問題不解決，生產部署統統打亂，整個計劃都會落空。所以中央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針對到會一些領導同志思想上的顧慮，他指出：“聽說現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說什麼'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這是大錯特錯的！” 聽到這些痛快淋漓、堅定有力的話語，到會許多同志不禁想起當年周恩來痛斥派性、制止武鬥，號召廣大鐵路職工抓生產、抓業務，保證鐵路運輸暢通的一次次教誨。現在，雖然周恩來病重住在醫院，而實際主持工作的鄧小平仍在繼續為國家、為人民的利益無私無畏，仗義執言，大家的心裡感到有“底”了。

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即中央9號文件）。會後，鐵道部部長萬里率工作組奔赴各地，對問題嚴重的路局進行重點整頓，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僅用一個多月時間，就使鐵路運輸這個“文革”以來的“老大難”問題迅速解決。到4月底，全國20個路局除個別地方外，均超額完成國家計劃，日裝車數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列車正點率也普遍提高。鐵路工作的有效整頓，帶動了整個工業生產的明顯改觀。 在鄧小平雷厲風行地實行全面整頓的同時，周恩來在醫院裡與鄧小平會見、談話的次數也更加頻繁。四屆人大會議之後，周恩來平均每週都要有一兩次同鄧小平見面。病房內，兩位老戰友促膝談心，共商國是，常常談至深夜。此外，周恩來還時常找中央政治局成員和國務院有關負責人談話，了解各項工作情況，要求他們支持鄧小平領導的整頓。

1月底，周恩來在醫院直接聽取新任教育部部長周榮鑫的匯報，在詳細了解了教育部門的現狀以及遲群等人對教育工作的干擾破壞後，明確表示支持周榮鑫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對教育系統進行整頓。 4月16日凌晨，周恩來親約由中央派往浙江幫助整頓工作的紀登奎談話，對當地派性嚴重干擾浙江省經濟發展的情況表示關注。他向紀提出，應按小平同志要求，制訂出切實可行的整頓措施，解決好浙江問題。 與此同時，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也引起“四人幫”一伙的極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們施展種種伎倆，一次又一次地把矛頭對準鄧小平以及支持他的周恩來。 幾乎就在鄧小平發表第一篇關於軍隊整頓的講話的同時，“四人幫”的重要成員、時任黨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私下對“四人幫”在上海的幾個心腹交底說：“我最擔心的就是軍隊不在我們手裡……”

2月初，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取消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常委會，其成員包括：鄧小平、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等。鄧小平和葉劍英等幾位老帥軍權在握，這正是“四人幫”擔心之所在。 3月1日，身掛“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的張春橋，在向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講述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時宣稱：全國解放以後，“對經驗主義沒有註意批過”，因此，“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講話中，張春橋還露骨地指責1972年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所取得的成果，稱這是“跟著劉少奇那條路線走”；張還以“個人意見”表示，四屆人大提出的那個“很宏偉的目標”，“無非就是搞幾千億斤糧食、幾千萬噸鋼”，但如果“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搞不清楚”，仍然會導致“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同日，姚文元在其發表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中，也歪曲地引用毛澤東1959年寫的一段話，強調：“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四人幫”的頭面人物江青更是在許多場合大講反“經驗主義”。 4月4日，她在接見一批工人代表講話時說：“現在我們的主要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兇，是當前的大敵。”5日，她又對“梁效”（即“四人幫”操縱的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寫作班子筆名）成員講道：黨內“現在最大的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 除在以上場合大造反“經驗主義”的輿論外，江青、王洪文還在私下找一些人談話，無端指責中央某些領導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於業務”，以此來攻擊領導整頓工作的鄧小平。同時，他們還借歷史上王明路線的錯誤，影射、誣衊周恩來。

對“四人幫”借反“經驗主義”大肆攻擊周恩來和廣大老幹部的陰謀，鄧小平首先挺身而出，同江青等人作針鋒相對的鬥爭。 4月18日，鄧小平陪同剛從外地回京的毛澤東會見朝鮮金日成主席。利用這個機會，他向毛澤東反映了江青、張春橋反“經驗主義”的情況，並明確表示不同意關於“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鄧小平的看法。在這前後，鄧小平還多次到醫院與周恩來商談，互通情況。 4月23日，毛澤東在姚文元轉來的一份強調批判“經驗主義”問題的報告上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又指出：“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據此，毛澤東要求將此問題在中央政治局“一議”。

幾天之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上，鄧小平、葉劍英等帶頭髮言，用事實揭露和批評“四人幫”自1973年以來屢次尋機發難，把矛頭對準周恩來的卑劣行徑。尤其對反“經驗主義”問題，鄧小平表現出極大的義憤，他說：很明顯，這是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反總理的行動！ 會後，受到批評的江青等人既惶恐不安，更懷恨在心。王洪文為此致信毛澤東，誣衊說：政治局會上的這場爭論，實際上是鄧小平、葉劍英他們把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講出來，目的是要翻過去的案。 與此同時，在醫院的周恩來通過和鄧小平及其他一些政治局成員的談話，也了解到政治局會議的情況。經過反复考慮，他決定將這些問題及個人意見匯報給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