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二、“四人幫”組閣圖謀的破產

如前所述，林彪事件之後，在周恩來領導下各地各部門聯繫實際、深入批判極左思潮的過程，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績、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恢復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過程。這就必然引起與“文化大革命”命運攸關的江青集團的仇視和反對。 和林彪集團一樣，江青集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早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這兩個集團就相互勾結，彼此利用。在“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混亂中，它們分別加強了各自的勢力，並開始著手實現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同一目標。 1967年，中央文革小組曾兩次鼓動、策劃造反派圍困中南海，衝擊國務院，試圖揪鬥黨和國家領導人。江青等人公開宣稱：“現在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鬥爭，要打倒以國務院為首的第三個司令部。”1970年四屆人大籌備工作開始不久，江青私自召集會議，攻擊、污衊周恩來，同時吹噓自己可以掌握國家的全盤領導。因此，在實現政治野心方面，江青一夥與林彪一夥並無本質區別。林彪集團的覆滅，對江青集團來說無疑是解除了直接威脅。但隨後開展的對林彪的批判，特別是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又造成對江青一伙的新的更大威脅。這是因為，極左思潮與“文化大革命”有著不解之緣，煽動極左思潮的不僅有林彪一夥，原中央文革小組江青等人更脫不了“干係”。在江青一夥眼裡，“批極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1973年春，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曾預計同年國慶節前可召開四屆人大。但隨著情況的變化，原定計劃又一再推遲。直到同年8月中共十大之後，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才重新提出來。 9月12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開始進行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周恩來擔任《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組長。全部工作預計在10月5日以前進行完畢。周恩來向毛澤東提出：“這些程序如果進行得順利，四屆人大正式會議開五、六天就能解決問題。”幾乎是在鄧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回到政治舞台的同時，沉寂了22個月之久的關於四屆人大的“信息”，又再度出現在報端。 就在這時，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開始聯合向周恩來反撲。在他們授意、操縱下，全國報刊上發表大量“評法批儒”的文章，“四人幫”在北京及各地的親信和骨幹分子也大肆活動，借批判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把矛頭對準老一輩革命家和恢復工作的廣大老幹部。 “四人幫”的干擾，使正在進行中的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又被打斷。

周恩來對江青一伙的動向是有所警覺的。在可能的條件下，他批評和製止了北京及外地出現的一些不利穩定政局的非組織活動。但周恩來考慮更多的，還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或者“靠邊站”的老同志。 首先，周恩來對鄧小平復職及工作安排問題給予高度重視，並親自宣講、落實。這一年3月，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文件下發到縣、團級黨委，傳達到黨內外群眾。在談到鄧小平復出這件事時，周恩來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陳伯達的問題揭發出來，不是粉碎林彪反黨集團鬥爭的勝利，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是解決不了的。又說，鄧小平同志身體很好，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鄧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外事活動，中央政治局討論重大事項時鄧列席。不久，周恩來親自安排鄧小平出席外事活動，對外公佈了鄧小平的複職。在籌備召開十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重申：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職務的文件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文件，對此，絕大多數同志都是滿意的。此外，周恩來還直接向一些重要外賓介紹鄧小平。他當面向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稱讚鄧小平說：這是一位將來會成為很重要人物的中國領導人。同年12月，周恩來親筆草擬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在黨中央和軍委任職的通知。鄧小平的複出，引起海內外的極大關注。

對黨的十大前後復出的其他老同志，周恩來也努力為他們創造“出頭露面”的機會，實際上是為他們進一步恢復名譽和擴大影響。他囑告有關部門，要多安排董必武、朱德、陳雲、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烏蘭夫、譚震林、李井泉等參加外事活動。 1974年元旦，中央“兩報一刊”社論再次發出“迎接”四屆人大召開的消息。但僅過半個多月，全國就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 1月25日，遲群等人在江青鼓動召開的中央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發表長篇煽動性講話，含沙射影地指責和批判周恩來、葉劍英。隨後，江青又連續製造了一系列事件，稱“修正主義仍然是當前的主要危險”，國務院有人“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崇洋媚外”，等等。在這種情況下，身患絕症的周恩來沒有退縮。就在“一二五”大會之後，他囑告一位因“批林批孔”不力受到指責、打算“辭職”的老同志：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麼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事實證明，這也是周恩來自己內心世界的獨白。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曾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說法，表示他雖處困境，仍忠於職守的信念。這一次，他用“不倒”、“不走”、“不死”這三句話，進一步表明他已下定的鬥爭到底的決心。

和林彪集團比較，江青集團具有作亂更久、能量更大、身份特殊等特點。同他們鬥爭，尤其要講究方式和策略，善於掌握“火候”，捕捉時機。從這一年3月到12月，在毛澤東的決策和支持下，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進行了反复較量，最終取得四屆人大“組閣”鬥爭的勝利。 關於出席聯大特別會議人選。進入3月以來，周恩來因癌症復發每日失血達100多毫升。他在審閱醫療組《檢查治療方案》時卻表示：根據目前情況，對《方案》所提切除手術一事“此次不予考慮”，“以後再議”。周恩來講的“目前情況”，包括這時懸而未決的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的團長人選問題。在周恩來病情加重、四屆人大準備召開之際，由誰代表中國政府登上國際講壇，向世界闡述中國的內外方針，事關重大。它對四屆人大產生的新一屆國務院人選有著直接影響。毛澤東敏銳地看到問題的“實質”所在，建議由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周恩來立即表示擁護，並經過工作使政治局絕大多數成員贊同此議。儘管江青一再阻撓，無奈已成孤家寡人。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持下，鄧小平最終成行。而直到鄧小平從聯大回國後，周恩來才與醫療組商量自己的病情及治療問題。此次鬥爭的結果，給予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以沉重打擊。

關於“風慶輪事件”。 10月初，毛澤東向中央建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進而確定了接替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的人選，表明四屆人大已經進入“組閣”的關鍵時刻。這自然是江青一夥所不能接受的。 10月14日，江青看到有關風慶輪的內部報導，其中有批判所謂“洋奴哲學”的內容，便要求政治局對此“表態”。但周恩來、鄧小平都未予理睬。 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早有預謀的江青一夥向鄧小平發起突然襲擊，強迫鄧就風慶輪一事表態。鄧小平忍無可忍，據理駁斥。會後，“四人幫”暗中策劃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毛澤東告鄧小平及周恩來的“狀”。但他們沒有料到毛澤東當場嚴厲批評了王洪文。不久毛澤東又明確提出：總理還是總理，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得知毛澤東意見後，周恩來分三批約在京政治局成員開會，適時解決了“風慶輪事件”問題。他在向毛澤東匯報時表示：“我積極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不言而喻，“風慶輪事件”的實質，仍然是四屆人大“組閣”問題。這一年7月，毛澤東在他召集的政治局會議上曾嚴厲批評了“四人幫”。之後，他又向全黨發出要“安定”、“團結”的號召，其中既有希望穩定政局以便順利召開四屆人大的意圖，也暗含有對江青等人不要再搞幫派活動的告誡。然而，權欲熏心的江青一夥仍頑固地將矛頭對準周恩來和鄧小平，實際上也是在對抗毛澤東。從這個意義上講，“四人幫”正是在為自己的失敗增加“籌碼”。 11月12日，毛澤東致信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闆）。”同時託人轉告周恩來，除已定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副總理人選外，其他四屆人大的人事問題均由周恩來主持安排。這樣，四屆人大“組閣”之權已基本掌握在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手中。

關於四屆人大人事安排。 12月中、下旬，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 21日，周恩來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討論新一屆國務院各部委人事安排問題。江青、張春橋等竭力想把他們的親信安插在文化、教育、體育等部門。周恩來經與李先念等交換意見，認為教育部不能放手，以周榮鑫掌管為宜，文化部和體委可做些讓步。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作出的必要妥協，為的是換取全局上的穩定的成功。對此，國外的觀察家也注意到，在“國務院任命的29個部長中，絕大部分不是文革前的官員，就是同周恩來個人非常之接近的同事”。同一天，周恩來還擬出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名單方案。至此，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工作全部就緒。 23日，根據中央政治局商定的意見，周恩來、王洪文前往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準備情況。抱病出行的周恩來表示：“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在長沙，毛澤東繼續嚴厲批評了“四人幫”，同時高度評價了鄧小平。他還採納周恩來的建議，提出補選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時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總參謀長這三個職務。 26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單獨長談，就黨和國家領導人員的任職問題最後定奪。經過分析比較，確定了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會議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包括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國務院領導班子。長沙之行，周恩來確實不辱使命。

毛澤東、周恩來共同製定的具有深遠意義的“長沙決策”，是老一輩革命家持續鬥爭的勝利成果，它宣告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長期以來企圖“組閣”陰謀的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