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二、毛澤東提議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終於不勝其勞，心力交瘁，住進離中南海不遠的中國人民解放軍305醫院接受治療。這時，江青一夥以為時機又到，不遺餘力地重又煽起批“宰相”、批“周公”、批“黨內大儒”的一股股惡浪。 6月中旬，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等連續接見“梁效”寫作班子成員，在談話中，竭力宣揚所謂“現代的儒法鬥爭”。江青提出：“歷史上的儒法鬥爭一直貫穿到現在，即復闢與反復辟、前進與倒退的鬥爭，現在也有，不能說沒有。”又說：“現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現代的儒，現在有沒有儒？有很大的儒，除了林彪、陳伯達以外。不然，不會搞這麼大的運動。”之後，江青又跑到天津一些工廠、農村和部隊，繼續散佈“揪現代大儒”、“批黨內大儒”的論調，極其露骨地影射、攻擊周恩來。

就在“四人幫”借“批林批孔”之機大肆進行“批周公”的陰謀活動之際，因患老年性白內障眼病準備赴外地休養的毛澤東，於7月17日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在醫院的周恩來也抱病出席了會議。會上，毛澤東當頭棒喝江青一夥：“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並指著江青說道：“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他還嚴厲批評江青：“你也是難改呢。”毛澤東當著全體到會的政治局委員鄭重宣布：“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黨內高層指出“四人幫”的問題，並實際上已點明，這個幫派的頭目即江青。 毛澤東此時嚴厲批評、警告“四人幫”一夥，表明他對江青等人自“批林批孔”以來所作所為的極端不滿，亦是對“四人幫”的一次沉重打擊。懾於毛澤東的警誡，從7月中旬至9月底，江青等人攻擊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活動稍有收斂，但他們仍在喘息中窺測方向，等待時機，以求一逞。

9月29日，經周恩來提議、毛澤東批准，黨中央發出《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這個在當時條件下的有限的平反文件，仍是“四人幫”一夥極不情願看到的。因為這又意味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一批老幹部要被平反，被“解放”。 9月30日，周恩來抱病來到人民大會堂，親自主持建國25週年盛大招待會，受到在場近5000人的極其熱烈的歡迎。周恩來所致簡短的祝酒詞，竟被全場雷鳴般的掌聲打斷好幾次。人們對自己總理所表達的發自內心的崇敬之情，正是對“四人幫”一夥批“周公”、批“大儒”等齷齪行徑的有力回擊。 10月4日，正在武漢的毛澤東向中央提出建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毛澤東同時還提出了關於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毛澤東經過反复考慮作出的這個重要決定，成為鄧小平即將全面接替病重的周恩來的最具體、最有效的步驟。

同林彪一夥一樣，權欲熏心的江青集團，早就在打四屆人大的主意了。他們明白，現在已經到了“組閣”的關鍵時刻。這時，他們的“對手”不僅有周恩來，而且又添了一個鄧小平。必須用一切手段打敗“對手”，抓住“組閣”的大權。 10月6日晚上，已得知毛澤東人事安排意見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趕到醫院，向剛接待完外賓尚未消除疲勞的周恩來一連串地提出她對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及軍隊總參謀長人選的“意見”，實際上是想在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全面開始之前，搞“先入為主”和“先發製人”。病中的周恩來這時雖然身體虛弱，卻頭腦清楚。他以極大的克制和耐心與江青周旋了整整兩個鐘頭，對所有實質性問題未作一字表態，實際上是不贊成江青的“意見”。江青一無所獲，敗興而歸。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權利！”藉以發洩對周恩來的不滿。此時江青還不知道，就在她趕到醫院之前，鄧小平已經同周恩來作了一次單獨談話。兩天之後，鄧小平又再次與周恩來在病室長談。自然，兩位老戰友談的是有關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問題。

1974年10月11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在近期召開四屆人大的通知。與此同時，有關四屆人大由誰來“組閣”的鬥爭，也一天天明朗、尖銳。 10月13日，正到處尋機發難的江青從《國內動態清樣》上看到有關“風慶輪”事件的報導，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所謂“洋奴哲學”的內容。江青如獲至寶，揮筆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又稱：“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也緊隨其後，異口同聲地提出這件事是“路線問題”，要求國務院、交通部抓住此事進行所謂“路線教育”。

與“四人幫”大段大段橫加指責、上“綱”上“線”的批語形成鮮明對照，鄧小平僅在這份材料上畫了個圈，而周恩來後來也只在江青派人專送的傳閱件上批了“已閱”兩個字。兩位國務院主要領導人對江青一伙的無理取鬧均不屑一顧。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早有預謀的江青等人聯合向鄧小平發起突然襲擊。他們把所謂“風慶輪事件”定性為“崇洋媚外”、“洋奴哲學”的一個典型，把攻擊的矛頭直指周恩來、鄧小平領導下的國務院。會上，江青首先站起來質問鄧小平：“對這件事，你是支持，還是反對？或者想站在中間立場上？你要表明態度。” 對江青一伙的這種慣用伎倆，鄧小平過去已碰見多次了。但他一般都以沉默來表示“態度”。而這一次，江青那種驕橫無理、唯我獨尊的腔調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鄧小平逼視對手，嚴詞回擊道：“對這件事我還要調查，不能搞強加於人，一定要贊成你們的意見！”

這是鄧小平自1973年復出以來，第一次公開“頂撞”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對此，江青頗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會兒，才突然明白過來。在一陣撒潑之後，又用潑婦式的語言攻擊、謾罵鄧小平。鄧小平忍無可忍，憤然起身，退出會場。這時，在一旁靜觀事態的張春橋望著鄧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說道：“早知道你要跳出來，今天果然跳出來了！” 中央政治局會議不歡而散。 當夜，“四人幫”在江青處碰頭。經過一番策劃，決定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正在那裡養病的毛澤東告鄧小平及周恩來的“狀”。 第二天，王洪文背著中央政治局多數成員，擅自飛往長沙。下午，剛抵長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們幾個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徑，匆匆向毛澤東作“匯報”。他說，昨天，在政治局會議上，為了“風慶輪”這件事，江青同志與鄧小平同誌發生爭吵，吵得很厲害。看來鄧還是在搞過去“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鄧那樣大的情緒，可能和最近醞釀總參謀長人選事有關。王洪文又說：我這次來這裡沒有告訴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著危險來的。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週總理雖然有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那裡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他們來往這樣頻繁，一定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

應當說，在毛澤東剛批評過江青等人的宗派活動後不久，“四人幫”又舊病復發，千里迢迢派人狀告周恩來、鄧小平，確實是一次極不尋常之舉。他們矛頭所指已不僅僅是鄧小平，而且還包括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等支持鄧小平的老一輩革命家。這樣，在“風慶輪事件”及其實質——四屆人大“組閣”的問題上，便出現老一輩革命家與夢想“改朝換代”的江青一夥。 “兩軍對壘，陣線分明”的局面。 聽了王洪文的“匯報”後，毛澤東當即對王進行嚴厲批評，指出：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團結。又說：你回去後，要多找總理和劍英同志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回。 在北京，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後，仍不放心。當他們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聞生將隨鄧小平陪外賓去長沙見毛澤東後，便迫不及待地兩次召見王、唐二人，要她們向毛澤東反映國務院“崇洋媚外”的問題，甚至誣告鄧小平“大鬧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然而，就在鄧小平即將飛赴長沙之前，王海容、唐聞生連夜趕到305醫院，向周恩來報告了江青的圖謀。對此，周恩來明確表示：“'風慶輪事件'並不像江青他們所說的那樣，而是他們預先策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誌已經忍耐很久了。”他又說，對這件事還要繼續做些工作，慢慢解決問題。 原來，在17日政治局會議之後，周恩來已從鄧小平等政治局委員的談話中了解了事情的經過；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擊的所謂“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問題，不僅是對鄧小平，也完全是衝著自己來的。幾年前，正是經他批准，適當購進了一些外國船隻。 “四人幫”在這個問題上借題發揮，胡攪蠻纏，真是太過分了！ 10月20日，王海容、唐聞生二人隨鄧小平陪外賓到長沙。在毛澤東會見外賓之後，王、唐向毛匯報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動，同時，轉述了周恩來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毛澤東聽罷十分惱火。他把這件事同兩天前王洪文“告狀”的舉動聯繫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為非同一般。他告訴王、唐二人：“'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件小事，且先念同誌已在解決，可江青還這麼鬧，這麼搞很不對頭嘛！”他要王、唐回京後向周恩來、王洪文轉達他的意見：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辦理；開人大的時間除了看準備情況外，還要視總理病情而定。他還要求告訴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東西。最後，毛澤東鄭重提出建議：鄧小平任黨中央副主席、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江青一夥做夢也不曾想到，他們精心策劃的在政治局發難和赴長沙告狀的結果，竟是鄧小平一再升職，重權在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