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第九章“這是將來中國很重要的一位領導人！”——1973年鄧小平的“復出”
和“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中共高級領導幹部一樣，毛澤東無疑是“解放”鄧小平的最終決策者。對鄧在這個時候復出一事，毛似乎已無必要再說些什麼。關於評價和保護鄧的那些話，他此前已經講得夠多的了。
還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發動之際，毛澤東就曾向來華訪問的兄弟黨客人稱讚鄧小平的才幹，說：他（鄧）是一個懂軍事的，打南京是他統帥的。兩個野戰軍，差不多一百萬軍隊。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後他們第二野戰軍向西佔領四川、雲南、貴州。這三個省差不多有一億人口。毛澤東還為建國初期的抗美援朝沒有起用鄧小平感到遺憾。
同年8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在新選出的11名中央政治局常委裡，劉少奇從原來的第2位降到第8位，而鄧小平卻由原來的第7位提升至第6位。在隨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林彪、江青等人試圖把批判矛頭從劉少奇轉向鄧小平，因毛澤東出面阻止，“批鄧”才不得不停下來。
同年10月，陳伯達等人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劉、鄧二人再作檢討。 10月22日，毛澤東在鄧小平的檢討稿上寫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講。但在第八頁第一行'補過自新'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及時糾正，請同志們給我時間，我會站起來的。乾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這些親切感人的話語，不僅給鄧本人以鼓勵和鞭策，而且也給鄧的家人以很大的溫暖和希望。
1967年春夏，正值全國造反派“全面奪取”和鼓譟“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高峰時期。 5月的一天，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奉命來到鄧小平家，向鄧轉達了毛澤東的三條意見：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毛澤東）寫信。鄧小平表示希望有機會同毛澤東面談。當夜，毛的秘書便將鄧接到毛澤東處談話，直到快天亮時才結束。談話中，毛澤東一方面批評了劉、鄧派工作組的“錯誤”，同時又對鄧說：我是不同意打倒你，對你還是要保的。以後要想見我，可以直接給我寫信。如有其他什麼事情，可以找汪東興辦理。
同年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談話時提出：“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小平）出來。鄧至少是常委。”此後毛又多次談到：“鄧小平是不是要保？一個他打過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國民黨的人；第三，他沒有黑修養。”提到召開中共九大時，他表示，許多老同志都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並列舉了鄧小平、烏蘭夫、彭真、賀龍等人。同年夏秋，毛澤東巡視南方各地。在談到干部問題時，他強調：“要允許幹部犯錯誤，允許幹部改正錯誤。”回京後，他召集會議商談召開中共九大問題，首次提出：劉、鄧要有區別。 11月初，他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時再次表示：“我的意見還要把他（鄧小平）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怎樣把劉、鄧拆開來。”
1968年6月30日，毛澤東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其他負責人談話時講：對鄧小平，我的觀點還是一樣。有人說他與敵人有勾結，我就不相信。你們那樣怕鄧小平，可見這人厲害。
同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重申：有些幹部今後可能工作的，錯誤是有，但做點小工作還是可以的。並說：鄧（小平）可在汪（東興）領導下做點工作。
同年10月，在黨內生活極不正常的情況下，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印發了“鄧小平專案組”起草的《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的主要罪行》的報告。林彪、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在全會分組會上對鄧小平橫加指責，並鼓譟開除鄧的黨籍。對此，毛澤東表示：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歷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麼問題，應與劉少奇區別對待，事實上是有些區別的。大家要開除（黨籍），我有點保留。我看還是慎重一點。毛澤東的表態，使林彪、江青等人開除鄧小平黨籍的企圖未能得逞。
同年12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對敵鬥爭中應該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時，有針對性地加寫了這樣一段話：“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起'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
1969年3月12日，毛澤東在討論九大政治報告起草問題時明確表示：報告中我的意思不要提鄧小平（即把鄧作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點名批判）。在15日中央文革碰頭會上他還提出：政策落實是個大問題。對走資派也要區別，也要給出路。有些走資派，開始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群眾很厲害。但所謂“死不改悔”，難道一萬年也不改嗎？不做工作又怎麼改呀？之後，他又重申：我們還是按過去老規定，凡是能團結的都要團結，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大多數當成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當敵我矛盾處理。
同年4月中共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多次講到：對鄧小平與劉少奇要有區別。也未查出他（鄧）是叛徒。鄧總打過些仗。蘇區“鄧、毛、謝、古”，他是反對王明的。鄧到北京後與劉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但也做了些好事，如蘇共“二十大”，他不同意。
從以上毛澤東在三年間發表的這些意見可以看出，儘管“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打倒”了鄧小平，但毛對鄧與同時被打倒的劉少奇是有明顯區別的，他實際上對鄧仍抱有好感並寄予希望。至於鄧這張“牌”何時出、怎樣出，他還要看，還要等待時機。
1971年9月13日，爆發了震驚全國的林彪事件。在凝視創傷、反思以往的同時，毛澤東久握在手裡的鄧小平這張“牌”，終於可以也需要打出去了。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縣“下放”達三年之久的鄧小平，同所在拖拉機修配廠全體職工一起再次聽了關於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的傳達。當晚，鄧又一次提筆給毛澤東寫信，一方面繼續揭批林彪的罪行，同時也提出願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工作的要求。
看了鄧小平的來信，毛澤東於8月14日寫瞭如下批語（全文）：
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誌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
（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
（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
（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
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以上內容，確如毛澤東最後所言，都是他“過去講過多次”的話。但“現在”與“過去”最大的不同，就是毛把這些“講過多次”的話，變成了白紙黑字的文件，並要求“印發中央各同志”。這樣一來，首先見到批件的周恩來，就可以直接將毛澤東的批語提交中央政治局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