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最後歲月，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惡浪中度過的。 在黨和人民陷於深重災難的日子裡，周恩來以常人難以想像的大智大勇和自我犧牲精神，面對極端複雜的特殊環境，忍辱負重，砥柱中流，盡力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苦撐危局。 現在的中青年朋友也許已很難想像“文化大革命”時的情景，甚至認為有些事情是荒唐而不可思議的。有人往往會提出：周恩來為什麼不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為什麼周恩來要執行一些明明是錯誤的東西？等等。 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定要歷史地來考察鬥爭形式的問題，而不能脫離歷史的具體環境來研究問題，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用這樣的觀點來看，許多問題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一直受到全黨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他在黨內外享有極高的權威。他對自己以為正確的重大決斷，決不讓步和妥協，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實現它。對他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也好，其他領導人也好，在當時情況下都難以反對。這種黨內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現象，是釀成“文化大革命”悲劇的主要原因之一。歷史的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永遠記取。

人們對“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包括周恩來在內。儘管最初對有些做法感到難以理解，可是仍以為它的目的是發動群眾，消除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某些陰暗面。後來事情的發展遠遠超出了人們最初的預料。在廣大群眾特別是一大批青年中，已經形成一股狂熱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來勢兇猛。周恩來曾試圖糾正青少年中的某些過火行為，但他深知這絕非輕而易舉能奏效的，只能根據條件和可能，採取獨特的如魯迅所說的韌性的不屈不撓的鬥爭方式。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不止一次地強調對群眾運動必須“因勢利導”。可以肯定，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後所選擇的方針。而要做到這一點，又是非常困難的，需要高超的領導藝術和豐富的鬥爭經驗，需要原則性和靈活性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一位“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專家在對大量史料作了詳盡的考察之後，提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公眾場合批評各種錯誤做法最多的黨內高層領導人，當屬周恩來。這也正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一開始就把周恩來視為他們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的緣由所在。此後，無論是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還是在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周恩來都堅定地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表現出對黨對人民的赤膽忠心。

縱觀“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周恩來同毛澤東在不少問題上的想法、做法是有差別的，有時甚至是很大的差別。就周恩來而言，他一方面必須處處維護毛澤東的威信，適時地、恰當地對毛澤東的指示作出全面解釋、補充修訂，或者在執行過程中加以完善；另一方面，他又要抓住有利時機，提出正確的口號、措施和意見，見縫插針地、千方百計地加以貫徹。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不能不說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但是人民諒解他。畢竟歷史為他留出的迴旋餘地太有限了！周恩來為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遇到這種情況，他內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這裡需要著重指出：立黨為公、相忍為黨，這是周恩來畢生所恪守的信念。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他都始終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在“文化大革命”這種特殊環境下，黨和人民的利益要求維護大局、避免分裂、保持統一，在這個前提下，努力減少損失，為撥亂反正創造條件。如果黨分裂了，國家分裂了，軍隊分裂了，後果將不堪想像。鄧小平說過，“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有毛主席、週總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威信，說是'全面內戰'，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內戰並沒有出現”。因為當時黨還起作用，國家權力還起作用。在周恩來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他用自己全部的智慧、信念和忠誠，竭盡全力地維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這對於我們歷盡坎坷卻依然存在和發展壯大的黨及其領導的國家和軍隊來說，又是多麼難能可貴、多麼重要和幸運啊！

周恩來自從青年時代投身革命，一直處在斗爭前沿、政治漩渦的中心，歷盡千難萬險。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又是他一生中最困難、最艱險、步步充滿荊棘的歲月，以至他自己也隨時準備著什麼時候被突然打倒。但是，身為黨中央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國務院總理，他還擔負著保障七八億人民衣食住行和維繫整個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難以想像的重任。此外，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人民共和國仍須保持她獨立自主、不容欺侮的主權和尊嚴。面對這樣的局面、這樣的重擔，周恩來沒有逃避，沒有退縮，而是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樣一種崇高且不無悲壯的信念，挺身而出，拼死一搏。正是這種純潔、堅定、明確的內心動力，驅使這位年逾古稀、身患絕症的戰士無私無畏，為黨為國，奮鬥不息。

葉劍英元帥有一句詩：“最艱難處顯奇才。”周恩來置身“文化大革命”之中，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這場內亂給黨和國家帶來的損失，他忍辱負重，義無反顧，巧妙鬥爭，起到了他人絕難替代的歷史作用，正可謂“一身系天下之安危”。 回顧這段不尋常的歷史，更使人感到陳云同誌所說“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這個評價是多麼公正和深刻。 試想，沒有周恩來及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作中流砥柱，林彪、“四人幫”就有可能篡奪並把持黨和國家更多的權力，大批老幹部將難有出頭之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局面也就無從談起了。因此，單就保護和“解放”廣大老幹部這一問題來說，周恩來的歷史功績便難以估量。至於其他方面，如經濟、國防、外交、統戰、科技、文教等等，哪一項事業的發展沒有浸透周恩來的心血？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這種別人無法替代的歷史作用，作出了公正的評價：“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確實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不僅對歷史，對現實也有密切關係。歷史都是相聯繫的。只有深刻了解昨天，才能懂得今天，把握明天。要研究“文化大革命”，離不開研究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的研究，現在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還很不夠，需要繼續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