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第一節

對葉企孫的審訊，猶如一場場智力測驗，有時干脆就是腦筋急轉彎。在一個個證據的關節處，葉企孫的回答都帶有不容置疑的邏輯力量。即使是再缺乏歷史常識的人也會覺得葉企孫這個所謂的“大特務頭子”，太名不副實了。有時在具體的環節裡，審訊者甚至會在他的敘述裡突然“失重”，會發生對自己身份的自我質疑：眼前的這個70歲的老叟，何罪之有？自己審問的是一位“反革命”還是革命者？ 這樣就使審訊陷入了僵局。 於是專案組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對外調查上，以期獲得大的突破。 請看《中國科技的基石》書中的一組揭發材料—— 翁文灝的“揭發”（他人代筆，本人閱後簽字）： 葉在清華大學，做物理系主任。我也（在那裡）教過（書）。吳有訓也在那兒教書。解放以後，清華大學把學理的歸為（於）北大，葉到北大做教授。葉沒有乾過多大事情。解放以前，聽人家說，那時是偽中央研究院，朱家驊想請葉當總幹事。權力第一是院長，第二位的就是總幹事。葉去過一下，時間很短，沒有做下去，很快就離開。

清華羅加論（家倫）當校長時，我（是）教書的，地質調查所經費困難，我是一個教授，想找個地方工作養家。美國退還國際庚子賠款資金，外交部管，羅家倫認為不對，不應歸外交部管，南京叫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管，此會早已有，那時和清華有關。 1927年-1929年，董事會董事長蔡源（元）培，還有我當董事，顏徽（惠）慶（死）。後來，汪靖（精）衛當頭，閻西（錫）山出頭打蔣介石。閻與馮聯合打蔣，羅家倫是蔣介石的一派，羅家倫好像就是那個時候走的。後來，cc派的吳南軒（當清華校長），清華拒絕。南京叫我代理校長，叫我找個人。我想出個人是梅毓（貽）琦。我建議姓梅的人當校長，當時是九一八事變時。 清華有一個校務委員會（按：應為校務會議或評議會），很有力量，當時葉在內，還有馮友蘭。他們權力很大，我那時期可以做的事情很少，他們是做決定的事情的。當時羅家倫不當校長，出了一張佈告：“士可殺不可辱”。葉代理校長是經過我同意的，當時有個教育部次長，叫錢昌照（在北京民革）；還有個部長：王世傑（在台灣）是cc。當時派校長很受派系影響的。

梅貽琦很看重胡適，後來梅參加了國民黨。解放時，我到法國去，梅在巴黎，他家在香港。等了好久，他得到了什麼勸告，到美國去了。 朱家驊做過交通部（部）長，北洋軍閥（時期）朱是北大教授，後來做過很多國民黨的工作。朱與葉一定認識，否則，朱請不動葉到中南（央）研究院當總幹事。 我與丁文江認識，丁文江做總幹事設了個評議會，中研究蔡元培商量出來的，評議會推舉我做秘書，院長死了，要由評議會推舉3個人，蔡死了，評議會推舉3個人叫蔣（介石）挑選，當時有3個人：我、朱家驊，還有胡適。後來朱家驊當了院長。南京開會，叫各校校長開會推舉的評議員。總幹事由院長決定，總幹事權很大。頭一個總幹事是楊銓。楊被蔣介石的特務打死。接下來是丁文江（死）。楊是給孫中山當秘書。當時我不是黨員。 1937年下半年當經濟部（部）長，當時通知我是國民黨黨（員）。九一八事變時，我在北京。 1932年蔣介石他的手下人來了，聯絡好幾個人，派錢昌照來了，聯繫有我，叫我們分批地去蔣那兒談話。 1932年蔣設了一個資源會，錢做副秘書長，我做秘書長，沒就職。想叫我們收羅許多人為蔣的部下。 1936年蔣介石做行政院長，叫我（做）行政院秘書長。做了秘書長後，西安事變（發生了），蔣被迫抗日，蔣講：叫我參加英王的加冕典禮，實際上是叫我訪問各國當權的人，問他們對中國同情否。我到英國、德國、蘇聯，和蘇定了條約，那時中國已經打起來。回到南京，請我做經濟部（部）長。 “我不管了，實際你管。”蔣講。資源會公開了，原來是秘密的。葉企孫不是委員。

翁文灝1968年5月8日 北京大躍進路第八條51號 交道口菊爾（兒）胡同24號 馮友蘭的“揭發”（親筆）： 葉企孫，按解放前北京教育界的派系說，是清華派的第二號人物（第一號人物是梅貽琦），在清華幾次代理校務，當過理學院（院）長，負責清華的幾個研究所的工作，在清華有很大的影響。 我沒有聽說他加入過國民黨，也沒有聽說他加入過國民黨內部的派別組織。不過他同朱家驊的關係相當密切。在抗日戰爭初期，葉企孫離開清華，到國民黨的中央研究院任總幹事。當時的院長是朱家驊。照當時中央研究院的組織，總幹事是實際負責院務的。抗戰時期後期，葉回清華到昆明加入西南聯大，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又請清華物理系教授薩本棟繼任。薩同朱家驊原本沒有什麼關係。我想薩本棟所以能任此要職，也是由葉企孫的推薦。我不知道事情的經過，這是我的推斷。

葉企孫在科學界資格相當老，在清華負責清華的幾個研究所的工作，有相當的能力。朱家驊是僅因此而找葉企孫當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呢，或是還有什麼組織上的關係，這一點我不知道。 馮友蘭 1972年12月9日 戴世光的“揭發”（親筆）： 1938年以前，在清華，葉企孫是教授（物理系）。我是學生（清華經濟系）。我不認識葉。 1938年夏起，在昆明清華（也即西南聯大），由於在清華是同事，我開始認識葉企孫。一直到清華園解放（1948年底）都在清華一起教書（葉在物理系，我在經濟系），但不熟悉，沒有個人往來。我對於有關葉企孫情況調查提綱中的問題，我都不清楚。下面，我就提綱中的4個問題，綜合說明如下。 1、2、3：我不知道，我也沒聽說過清華有什麼中統組織（我想：“中統”大概是指國民黨反動派的特務組織，而不是國民黨時代的“中國統計學會”。我參加過中國統計學會，是會員）。但清華沒有統計分會；葉企孫沒有，也不會參加中國統計學會。

4：關於葉企孫的政治歷史問題。我只知道在昆明清華時期（1938年夏至1946年夏，具體年代記不清了），葉企孫曾去重慶擔任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葉大概擔任該院的總幹事約一年，後仍回昆明清華任教。葉企孫在重慶中央研究院任職的情況，我不了解。 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北平清華大學的情況我不了解，當時我正在國外唸書。 1948年清華園解放前夕，我不知道清華有什麼“應變委員會”。 1948年清華解放前夕，我知道清華由梅貽琦聘任組織成立的保衛委員會（名稱大概是這樣，記不准確），負責人是陳福田（外語系主任），委員成員很多，有教授、教員、職員及校警負責人，我也被聘任參加該保衛委員會。記得該保衛委員會的職責是在北平城外有戰爭時，組織教職員工保衛清華園，防止盜竊、搶劫破壞等（如在國民黨退入北平城內，解放軍尚未進駐清華附近時，清華處於“真空”地帶，該委員會曾組織人巡邏、守夜等）。我記得該保衛委員會中沒有葉企孫參加；記得該委員會有現在清華大學的錢偉長。

我在1943年冬在西南聯大經人介紹參加過國民黨，但我一直沒有參加國民黨的組織活動，沒參加昆明西南聯大、北平清華或其他任何單位的國民黨組織活動，我不知道，我也沒聽說過葉企孫參加過國民黨。我一直以為葉企孫是無黨派的教授。 除了知道葉企孫在抗戰時期擔任過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以外，我不了解葉企孫還有其他哪些政治方面的歷史問題。 （附：1938年至1946年夏，我知道，昆明西南聯大有國民黨黨支部；1946年夏至1948年底，清華園解放，我一直不知道清華園有無國民黨組織及組織活動。） 關於葉企孫的情況問題，我提供不出什麼知情人或線索，我只能提出一些與葉企孫較為熟悉的人及了解（或可能了解）昆明聯大、北平清華的國民黨情況的人，如下：

1.周培源（聯大、清華物理系教授），現在清華。 2.陳岱孫（聯大、清華經濟系教授，在昆明時期陳與葉同屋），現在北大。 3.錢偉長（清華物理系教授），現在清華。 4.霍秉權（聯大、清華物理系教授，可能是國民黨黨員），在河南大學（1956年前）。 5.鄭華熾（聯大、北大物理系教授，兼教務長，在昆明聯大時期擔任過聯大國民黨部的負責職務），現在師範大學。 6.褚士荃（聯大、清華工學院教授，清華訓導長，可能了解清華有無國民黨組織。褚與葉參與清華的校務會議），現在清華。 7.吳澤霖（聯大、清華社會系教授，清華教務長），現在中央民族學院。 xxx（一位中層行政幹部）的“揭發交代”：

1……關於中統的領導核心和經費管理：中統在清華的領導核心是梅貽琦、沈履、吳澤霖、葉企孫、戴世光等人。這個組織的活動經費由誰管理我不清楚，因為我沒有接觸過財務，有些費用如給工警弄點福利等，即巧立名目由行政開支，因行政開支的規定是：在100元以下的我簽字有效；在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除我簽名外，要沈履加簽；在500元以上的還要梅貽琦加簽。 xxx 1969年9月5日 2關於我所提的在清華的中統分子：在談話中，沈履談到當時的教育機關和科學研究機關都是陳家的天下，各院校的重要負責人要參加到他這個組織中來。因此，我的理解是，清華的幾個院長如：馮友蘭、陳岱蓀（孫）、湯佩松等人都是中統分子。施嘉煬於日本投降後即去了美國，解放前不久他才回學校，沒有什麼活動，所以我沒有提到他……關於汪健君、李健秋、何汝楫等，在1946年-1948年都是在校比較活動（躍）的，而且吳澤霖、沈履等人接觸比較密切，常在一起嘀咕，因此我認為這幾個人也是在這一段中發展的成員。我想我自己的情況，也想到他們也是這樣，但我提不出證據。

xxx 1969年9月12日 3關於中統在清華的組織：中統在清華，梅貽琦、吳澤霖、沈履、葉企孫、戴世光等人是領導核心。梅貽琦總其全權。在北平由國民黨市黨部內情報組（中統系統）直接領導。他們有什麼黑“指示”或佈置什麼反動活動都是經過這個組來執行。有事請示匯報也是和情報組聯繫。清華方面是由沈履和戴世光到市黨部去請示匯報。在南京中統的機構中，也有分歧和爭奪。 1946年底起，偽教育部部長朱家驊極力擴充他自己的勢力，他通過北平市偽教育局（局）長王xx抓北平市的各大中學校，有些黑“指示”是通過這個王局長聯繫和佈置的。因此北平市的中統組織在清華方面無形中成了雙重領導。北平市偽教育局要清華的中統組織推薦教授和教員到大中學校去，擴張這一派在大中學校的反動勢力。他們雖有派系分歧，主要目的還是一致的，都是為了監視和鎮壓共產黨所領導的各項學生革命運動。

xxx 1969年10月6日 4關於葉企孫 1.葉是否中統分子問題：1946年-1948年，“中統”在清華的主要負責人是校長梅貽琦，葉企孫是理學院（院）長，一向梅貽琦因事外出，總是由葉企孫代行校長職務，即在抗日戰爭前後都是這樣做的。直到解放後，還是沿襲過去慣例由葉擔任過一個時期的校務委員會主席。當時偽教育部（部）長朱家驊是反動組織“中統”頭字（子）陳立夫手下的第一名打手，與葉企孫關係相同於梅與朱的關係，因此，我認為朱家驊不可能不拉葉參加這個反動組織。至於葉是否確係中統分子，我不了解。 在清華反動組織“中統”骨幹分子的分工上，據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負責職工方面的工作，戴世光負責學生方面的，吳澤霖負責教師方面的。沈履在一次談話中還說到過葉在校內監視進步教師的一些活動。 2.在清華的“應變委員會”： 1948年底，解放戰爭迫近北京西郊時，“中統”反動組織見蔣匪幫的大勢已去，曾召集它的成員組織“應變委員會”，先後召開過兩次會。第一次是計劃遷校。當時曾打算派李繼侗去昆明，沈履去成都分別聯繫校址問題。擬派吳景超去南京找偽行政院秘書長蔣孟（夢）麟聯繫遷校經費問題等。同時還通知學校訂購儀器、設備的外國廠商，暫緩將物資發運北京等活動。後因解放戰爭進展神速，他們的遷校幻想破滅，即召開第二次會佈置潛伏下來，由各院、係於解放後仍抓住領導權不放，企圖幫蔣匪捲土重來，實現他們繼續統治清華的罪惡陰謀。第一次會是由梅貽琦主持的；第二次會是梅貽琦逃跑前在城內騎河樓清華同學會由梅貽琦召集葉企孫、吳澤霖、沈履等3人共同策劃後，由葉、吳、沈三人回校在工字廳召集、由沈履傳達的。 根據上述情況，所以我認為葉是中統反動組織中的一員，而且是比較重要的。 至於沈履與我所談葉在校內監視教師進步活動的情況，是當時在談到有些教師拒絕接受善後救濟總署的救濟糧時，沈說，葉企孫正在註視著這些教師們的行動。 xxx 1971年12月21日 這是一組令人啼笑皆非的揭發材料。翁文灝、馮友蘭等皆名重一時，如果他們揭發出葉企孫在國民黨時期的“特務行為”，哪怕是一星半點，對專案組也是突破性的收穫。但這些真正的知識分子在特殊時期並沒有失去自己獨立的人格和做人的良知，儘管他們自己或許也正陷囹圄，朝不保夕，但他們仍屹立在自己的道德壕塹裡，為後人留下了一世清明的身影。而後一種人，儘管信口雌黃，為葉企孫戴上了“中統”特務的帽子，但專案組辦案人員明白，以他們當時的身份和地位，是難知葉企孫這樣高端人物的端底的。令人笑翻的是戴世光先生，他的筆鋒一轉，將“中國統計學會”與“中統”“混”為一談，真有侯寶林先生“關公戰秦瓊”的相聲效果，讓人忍俊不禁。這些從蒼茫歷史中飛出的笑聲，舒緩了閱讀這些歷史資料時的悲涼與沈鬱，一代清華人的魂靈由此浮現，清晰可辨…… 清華是有靈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