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第一節
1930年5月20日晚上，清華園裡突然喧鬧起來，大禮堂裡走出的學生們呼喊著口號，在搖曳的燈光中呈現出剪影的效果來。自此，驅逐羅家倫的活動拉開了序幕。兩天后，羅家倫宣布辭職。
清華園一時出現了巨大的真空。
自周詒春後，清華園裡的長校之爭就以愈演愈烈的方式引人注目。水木清華，清人殷兆鐮形容它“檻外山光歷春夏秋冬萬千變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東西南北去來澹盪洵是仙居”，這樣一個詩意的所在，如果深入它的內部，也可說它同樣是中國社會的縮影。這之前，清華園陸續有過官僚政客黨人治校，那麼，長校者能不能真正出現專家學者的身影呢？
葉企孫為此不遺餘力地奮爭著。
早在1927年，還是曹雲祥長校時，葉企孫就主張去曹助梅，由梅貽琦長校——
11月8日星期二
晴。上課如恆。上午9-10唐得源來。又楊汝金來。而葉企孫函招，乃於11-12往其宅中相見。葉主不助曹，而推梅為校長，以梁為董事長。姑靜待之。 （《吳宓日記》1925-1927卷，第432頁）
在清華園，葉企孫大概是第一個也是最早推舉梅貽琦長校的。但彼時葉企孫人微言輕，他的這聲呼喊似乎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倘若沒有《吳宓日記》記載，這道最早的痕跡幾乎不為人知。
清華早期，據說覬覦清華校長寶座者大有人在。世人曾約略分之為北大派、南開派、東南派、外交部派、教育部派、北洋派、直隸派、清華派等等，等曹雲祥去後，諸多派系裡除少了北洋直隸外交派外，國民黨欲控制清華的力度加大，各高校想染指清華的慾望也在增加，即使清華園少壯派裡，也因為出身不同而代表著不同的利益。
錢端升被人稱之為“北大派”。雖然他曾是清華生，卻不如葉企孫那樣正宗，他是插班生，且留美回國後第一任職單位是北大而非清華，因此他帶有濃厚的北大味道：“錢端升是北大在清華的一顆種子，唯此時尚未發芽。”（《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第79頁）錢端升力主胡適來清華長校，他曾向胡適說：“我們決不能讓郭（秉文）來，想來想去，最妥當的辦法是勞你的駕。”他向胡適表示，倘若能來，他可充當內應，擊鼓為號：“我們的人數不多，但亦有三分潛勢力。你儘管開刀整頓，我們一起人一定竭力地幫助。”但是，胡適卻在他的信上眉批道：“我願意考慮你的提議，卻十分不願意你去設法宣傳。”胡適是願意來清華長校的。但他不想擊鼓為號，不想通過私下運作的手段入主清華，他想堂而皇之“明媒正娶”式地來到清華，可惜曹雲祥此次沒有走成，胡適入主清華的事情也就耽擱下來。
朱君毅、楊光弼被人稱之為“南開派”。楊光弼因是土生土長的天津人，對南開出身的人總是懷有深深的鄉情；而朱君毅卻是浙江人，也沒有在南開學習工作的經歷，大概是其與張彭春私交甚好，走動較多，故被人稱之為“南開派”。 “南開派”在清華初期是“外交部派”的一張牌，因南方的黃炎培、陶行知、郭秉文都對清華充滿興趣。陶行知曾以“梁達”筆名，在其主編的《新教育》雜誌上攻訐清華，說在外交部管轄下，清華幾無成就可言。他發動全國教育界的領袖人物集體為清華號脈，然後開出藥方，來管理清華。陶行知甚至利用到清華開會的機會，在學生中進行演講，指出清華何以屢屢揖讓南開，主要原因是外交部一些官僚想以此來消弭“東南大學集團”的聲音。但是，朱、楊等人並沒有太大的作為，不管是“驅張運動”時還是排擠梅貽琦時，均無多少建樹。
而陳寅恪曾力推梁啟超長校。
梁啟超早在曹雲祥第一次辭職時就已表示願意出任清華校長。 《吳宓日記》中曾有3次類似表述：
1925年11月23日星期一
晚，赴莊宅。又偕張訪梁任公、王文顯，梁願任校長，王謂此事全係於外部當局之意思云。
1925年11月24日星期二
晚8-9得柬招，謁梁任公。梁甚願就校長，詢校中內情甚悉，但擬以余紹宋任機要主任。又云此事如決辦，宜得仲述同意。又云，胡適可聘來研究院云云……
1925年12月16日星期三
5-6以梁任公招，往。談校長問題。梁願出任校長，以（一）維持現狀，（二）不改政策（出洋等），（三）尊重張仲述地位，為方針。宓擬即以調人自居勸逼張仲述加入，一致推戴梁任公……
1927年歲末，當清華園再次出現校長問題時，陳寅恪主張梁啟超長校：“晚7-8，訪陳寅恪，談校事，寅恪力主梁任公長校，遠勝於曹；並謂他日可望設編譯部，以宓總其事雲。宓則堅抱悲觀，恐梁來而黨徒遍布，趨奉者成群。而我輩之有一定宗旨及身份者，仍不能受知於當局耳……”（《吳宓日記》1925-1927卷，第430頁）
或許是洞悉了梁啟超欲長校的內心，曹雲祥表現出了不甚情願的態度。曹本人並非純粹的官僚，但也非真正的學者。辦學非名師不成，因此，他聘請了名重一時的梁啟超，又破格聘用了陳寅恪。但是，此一時彼一時，當梁啟超表現出對長校懷有超常的熱情之後，他的另外的特質就顯露出來。中國官場的陋習之一就是以術馭人。術者之患在僭越，凡是伸手要者統統給予懲戒。曹雲祥請你梁啟超是來教書的，不是讓你覬覦校長寶座的。我當得不耐煩了，可以予人，這叫賞賜，你無端伸手，這叫僭越，該打！這或許就是當時曹梁之爭的深層原因。從另一個角度分析，曹雲祥不同意梁接手的理由似乎是深諳教學規律的結果。梁是著名學者、名流、名士，但樑的社會活動委實太多，他的心思能否全用在辦學上？另外，他的身體欠佳，常年生病，能否應付大學繁忙的政務？須知辦大學非昔日辦私塾，僅靠名氣就能撐得門面，內中有許多切實瑣碎的工作需要做，而曹雲祥的這些顧慮不是沒有道理的。吳宓實際上也對梁啟超能否當好校長存有顧慮。由此看來，曹雲祥反對梁啟超長校，在清華園內並不是孤掌難鳴。
或許是以上因由，當外交部再次改組清華董事會時，曹、梁二人都有些圖窮匕見的意思，用吳宓的話說就是“曹、梁相鬥之局，愈益暴露”。因外交部規定，校長由董事互選，而梁啟超當時在董事會排序是為首位。但梁啟超卻在改組會前宣稱：“除了校長決不擔任外，董事一職，以歷史關係，總不能恝然也。”他的宣誓在曹雲祥這裡引起更大的猜疑。曹分析，梁對清華校長一職是勢在必得，而今突然放出風來，怕是欲擒故縱之計。既如此，不如藉故把梁逐出董事會，讓他徹底斷了長校的念想。於是授意朱君毅佈局，在梁啟超任職的研究院尋找到一個叫王省的新生上書評議會，說梁長期病假，誤人子弟，又上書外交部，說“院中教員曠職，請求易人”。曹雲祥故意將此函油印寄給梁啟超，以激其自動辭職。梁果然大怒，決計拂袖而去。不料研究院學生自發組織起來，到外交部為梁申訴挽留，並且要求撤換校長。
曹雲祥玩火自焚。
1927年歲末，他向外交部提出辭呈。
曹梁之爭，其結果是兩敗俱傷，“操既去職，梁亦不得長校”。
曹之後，繼任者一個個真如你方唱罷我登場，悠忽閃過。
到了羅家倫任上，清華始成為真正的國立大學。但羅身後的政治背景，使他很難與學人通力合作。吳宓就說，羅並不信任梅貽琦、葉企孫等人，他因此也不必趨前，以採取觀望態度云云。
羅家倫雖說“不知有所謂學校派別”，但在任上，還是倚重北大出身的教授。比如他任用楊振聲取代梅貽琦教務長職，用馮友蘭任文學院院長等等，儘管也是一時之選，但清華人仍不免側目。儘管他也尊重接受評議會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又用《國立清華大學條例》來限制它，制約它。他雖然宣稱“我個人在黨內不參加任何派別”，但誰都清楚，若沒有國民黨的背景，僅憑羅家倫一己努力，無論如何不會30出頭就來清華園長校。他文史不如當時的梁任公、陳寅恪，數理不如葉企孫、熊慶來，哲學研究上比不過金岳霖，以他的資質，能在清華大學當上一名貨真價實的教授足矣。正因如此，在清華園裡，他的黨人意識和主張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清華傳統發生了深刻的對抗。每所學校，不管大小與否，只要數十年上百年延續下來，都會形成自己特有的傳統。傳統是一種氣味，是用來區別族群的一種東西；它同時又是一種習慣，一種思維方法日積月累後所形成的定式；它更是一種審美觀念和一種價值判斷。凡屬傳統，都和歷史有關，你可以改變當下，很難改變歷史。自國民黨始，就著手對清華的傳統進行改造，儘管有其合理部分，卻因主旨在馴服，因此收效甚微。羅家倫用“黨國新儀”，對清華實施“紀律化、軍事化、學術化、廉潔化”的“四化”改造（也有說是“廉潔化、學術化、平民化、紀律化”），結果卻遭到清華學生的普遍反感。馮友蘭總結說，“'四化'中以學術化最成功，紀律化成績平常，軍事化則徹底失敗”。
羅家倫敗走清華園前曾“召集智囊馮友蘭和郭廷以等人商量”，馮友蘭和郭廷以主張他辭職以保全面子。羅接受了。 “所以羅的辭職理由除政治因素外，對清華的學風也很失望，這是閻錫山失敗後，他一再堅持不回清華的理由。”（《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第31-32頁）
羅家倫深惡痛絕的“清華學風”，實際就是清華的學術傳統。羅家倫雖然大權在握，威風八面，但面對清華傳統，也只能有“撼山易，撼清華傳統難”這樣的哀嘆。
羅氏出走，雖由學生驅逐引起，另一原因還源於時局。
1930年1月9日，閻錫山公開與南京政府決裂，4月初閻、馮陳師中原，5月初蔣介石誓師討伐，中原大戰拉開序幕。閻、馮很快控制華北，北平亦在其掌控之下，曾為蔣介石幕僚的羅家倫焉有不走之理？
有史料證明，驅逐羅家倫的學生不全是為了“清華學風”，他們當中有一部分是受了煽動：“蔣廷黻亦說當閻、馮反對中央時，某些閻氏左右的學生煽動一次學潮，反對羅校長。蔣沒有指明何人，《大公報》就公開指明系北平清華校友會代表鮑明鈐所鼓動。學生會領袖張人傑（1931級經濟系）說，起初沒什麼背景，等到羅校長走後，才有兩位清華學長，任北大教授（的）來找我講話，'問這次運動是否希望請清華學長回來主持母校，我答是'。於是這兩位學長才提出喬萬選。”（《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第3頁）
喬萬選於是進入清華人的視野。
喬萬選，清華1919級畢業生，威斯康星大學政治系畢業，獲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博士學位。返國後任上海租界臨時法院推事、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央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山西黨政學院主任等。從他任職履歷上可以看出，他最後的落腳點已經復歸政界，他的真實身份是閻錫山的幕僚兼鄉黨。
羅家倫走了。他的戎裝馬靴騰起的塵埃還沒落盡，又一個黨政大員翩翩而來。清華園，難道這就是你的宿命？
葉企孫就生活在這樣的宿命裡。
自曹雲祥始，葉企孫就把校長人選鎖定在梅貽琦身上。葉企孫並不是聖賢，也不是先知先覺，他的這種選擇來自那個時代讀書人的良知和價值判斷。陳寅恪選擇的是梁啟超，錢端升選擇的是胡適，和葉企孫一樣，他們鎖定的校長人選都是學者而非其他。他們選擇的標準，實際上寄託了一代讀書人的理想願景。但就三個人來說，似乎還略有不同。陳寅恪選擇梁啟超，除了真心服膺任公的學識人品之外，還摻雜著率性鬥狠的成分。時值曹雲祥發難梁任公和國學研究院，曹唆使朱君毅指揮新生王省投書誣告梁，企圖擠走老先生，不料被眾人識破，於是在校務會和評議會上遭到大家的攻訐，曹、朱、王三人其狀極窘，無奈之下，曹只能金蟬脫殼，而朱君毅也只能丟卒保車，王省最慘，只能表演壯士斷腕，犧牲自己，保全師長的面子。在這種對方完全瓦解的態勢下，陳寅恪是主張痛打落水狗的，他主張學生王省乾脆到校務會和評議會上把老底全揭出來，不要顧及朱、曹的面子，讓大家快意恩仇一回。面對他的這種態度，作為好朋友的吳宓就說他“以摧惡助賢自豪，而意氣感情，實嫌縱恣，非其平日冷靜之態”。 （《吳宓日記》1925-1927卷，第434頁）
由此可見，陳寅恪先生主張擁梁長校，難免有意氣用事的成分，至少可以說並非深思熟慮。而錢端升提出的胡適，從他自己的言行可以看出，是脫離不了小群意識的。相對來說，葉企孫提出梅貽琦，則是深思熟慮而又目光長遠的。
曹梁結怨，兩敗俱傷。最後曹黯然離開清華園，梁啟超也住進了醫院裡。這段時間裡，陳寅恪、吳宓和少壯派教授們似乎一下子統一在葉企孫的主張下，提出讓梅貽琦代理校長職務，如果不允，由評議會推選教授輪流長校。我們缺少葉企孫何以“統一”眾教授的資料，唯一留下痕蹟的是吳宓對這件事情的記述：“晚7-8陳寅恪招往。談次，知曹校長即將去職。現在進行舉薦梅貽琦以教務長暫代理校長，以求迅速解決，藉免覬覦而安校內之人心。已由寅恪函梁任公轉薦梅於外交總長王蔭泰。如梁尚猶豫，則擬使宓赴津面謁梁勸說云雲。近頃之事，寅恪乃成為發縱指示之中心人物雲……”
這篇日記的時間是1927年11月12日。就在10天前，陳還主張推梁啟超：“寅恪力主梁公來長校，雲勝於曹。”（《吳宓日記》1925-1927卷，第430頁）僅僅過了10天，陳寅恪就改弦更張，並且還十分熱忱地給梁寫信，讓他轉薦梅貽琦，如果拿不定主意，便讓吳宓親到天津遊說。其態度較前，可謂判若兩人。清華園里首推梅貽琦者，當是葉企孫。顯然，能讓陳寅恪改變主意，並能如此深刻施以影響的，在少壯派教授裡，也唯有葉企孫。此中詳情我們不得而知，而且歷史尚未留下任何史料供我們佐證，但憑著葉企孫與陳寅恪、吳宓之間的摯友關係，憑著葉企孫在清華少壯派中的統領作用，陳寅恪身上所發生的變化，不管作何推斷，都會與葉企孫有關。我們可以從吳宓本人對清華校事的應對態度上看出諸友對葉企孫是多麼倚重。
吳宓初來清華，因年齡資歷名望的關係，一開始就被任命為國學院研究院辦公室主任，而且還是學校最高權力機構校務會的成員。而此時，葉企孫還只是物理系一普通副教授。但是，由於吳宓太過書生氣、情緒化，同時敏感而多疑，難免在校務活動和人際關係的處理上為人詬病。而葉企孫卻以自己的堅毅和隱忍換來同事們的尊敬，一年之後就躋身校系領導階層，和吳宓平起平坐了。特別是對校事，在幾經挫折和浮沉之後，吳宓內心已對葉企孫徹底信服。他曾說：“蓋宓對於校局，決隨葉企孫、陳總為進退。”吳宓是何等挑剔的人呀，就連陳寅恪為人處世稍有不慎他都悉數挑點，竟對葉企孫唯命是從，可見他對葉何等欽佩。
吳宓在校事方面倚重葉企孫，是不是也影響著好友陳寅恪呢？
總之，在羅家倫入主清華之前，少壯派選擇校長的標準似乎已經統一到如下幾點共識上：
一、無黨派色彩，二、學識淵博，三、人格高尚，四、確能發展清華，五、聲望素著。
這個標準，活脫脫是按梅貽琦的畫像臨摹的。
這種手筆不能不讓人想到葉企孫，想到他身後的少壯派教授群體。
但是，羅家倫入主清華，給清華園內關於未來理想的校長標準提供了反向的例證，他的被逐，反映了一個現實，這就是，清華園拒絕任何黨派色彩的長校者！
現在，羅剛走，又一個不速之客來到了清華園。
喬萬選與葉企孫、吳宓等人均有同學之誼，他是1919級清華學校畢業生，算是吳、葉的師弟。既然是清華園出來的，當然了解這個學校特有的秉性。他利用清華同學會的關係，派人向清華滲透，在師生中密織黨羽，羅家倫的被逐實際上也是他們密謀的一部分。羅氏既走，其重心又移至對教授們的拉攏引誘上，或許之官職，或允之好處，極盡未雨綢繆之事。吳宓就被許以教務長一職，交換條件是在喬來清華時給予“援助”。因有同學之誼，吳宓不好得罪同學，但讓其作偽，隨波逐流，吳宓也心有不甘。在喬氏的攻勢下，清華園的形勢岌岌可危，即使是評議會成員們似乎也都一籌莫展：“晚8-10赴評議會。諸人對於校事毫無主張，惟議決請教務長吳之椿返校事。而諸人各懷私見，謬為恭敬，爾詐我虞，此隱彼忌。此等心理及形態遍於中國。萬事之壞，即由於此。宓蝨身其間，恆多不滿，而己亦莫能振奮自拔，故是夕尤覺鬱鬱雲。”（《吳宓日記》1930-1933卷，第79頁）
左右為難猶豫不決的吳宓雖“恆多不滿”，但又“莫能振奮自拔”，在這樣的情狀下，他只好找老朋友葉企孫拿主意。聽完葉企孫的對校事國事的分析判斷後，吳宓認為有理，因此才有“蓋宓對於校局，決隨葉企孫、陳總為進退”這樣的決定。
此時的葉企孫，在羅家倫離去的日子裡，被清華大學推舉為代理校務會議主席，兼代理校長。
這是葉企孫第一次擔任代理校長。
吳宓先生對他的服膺，當然不是因為他的代校長的緣故，而是緣於他崇高人格魅力的吸引。關於這一段拒喬事件的始末，幾十年後在他的“交代材料”裡透露過具體的信息——
不久，軍閥閻錫山的勢力擴展至北平，閻尚未到北平，但已派楚溪春（現在北京，擔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為北平衛戍司令。約在7月中，吾收到羅隆基從上海來電，電文吾記不清了，實際內容是：上海清華同學會支持喬萬選長清華，喬已與有關方面（指閻錫山，喬為山西人）有接洽，希校內員生予以支持。此電文由文書科拆閱後方到吾手，吾閱後才知道喬有長校陰謀。吾不得不即將此電文在校刊上公佈，否則校中員工以為吾是參與喬之陰謀的。吾並在電文後加了幾句按語，實質是說：管理清華之權在南京教育部，上海清華同學會無權過問。此電文公佈後，全校員生知道了喬之長校陰謀，可以做些準備了。喬為清華1919級畢業生，留美後專習法律；回國後曾做過律師，也曾做過法官；就學問、見解和人品論，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不久，喬即來校到任，結果是被全體學生拒絕於大門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