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一節

1927年冬天的晚些時候，曹雲祥終於不支，向外交部遞交了自己的辭呈。導致他難以為繼的事件緣起，竟和葉企孫有關。 這是一件歷史“遺存”。針對清華當時的現狀，學校宣布舊制課程不變，從1926年起，仍分為高等科3年和大學一年級，各生除和以前一樣強調英文必修和中國歷史選修之外，大一和高三學生可以到大學部各系去選修課程，念完大一後一律赴美留學，至1929年停辦為止。改制之後，一些舊制學生擔心結業時出國受阻，便要求提前放洋。改制是由新當選的教務長梅貽琦和少壯派為主的評議會、教授會提出的。這無疑是事關清華同時也事關國家的一項改革，當然會在清華園裡掀起波瀾。 清華初建時，世人統稱之為“貴族學校”，之所以有此稱謂，也並非空穴來風。到了袁世凱時期，甚至有《項城袁氏親支子孫遊美暨入清華學校簡章》出台，更是創下權貴侵校的惡例。之後黎元洪、馮國璋也擬袁氏故事，讓其子弟免試入學，後被留美生和在校學生反對，不得已才求其次，要求“黎馮子弟請求自費免考入學”。據說黎元洪為拉攏清華人，還專門搞了一次主題遊園活動，“1922年10月9日（星期一）邀請清華同學325人和教職員眷20餘人到'中海'和'南海'二處參加他的總統遊園會”。 （《清華周刊》，第255期，1922年10月21日，《新聞》第17-18頁）

由此可見，清華確有貴族氣。那些紈絝子弟入學更是靡費國家錢財，給清華招來負面影響。因此，此種現象當在亟須革除之例，這也是清華改革派對此下手的原因。舊制學生染此風氣者比新制學生比重要大許多。而改革呼聲和追求民主、自由的風潮一天緊似一天，他們突然擔心學校會把他們掃地出門，由於關涉個人利益，他們也搞起學生運動來，一些人上下一串聯，左右一活動，便在清華園裡生成出一股勢力來。更讓這些人備受鼓舞的是曹雲祥校長暗中表示支持，同意這批學生提前放洋，而評議會的教授們則表示反對，於是風生青之末，一場波瀾由此發動開來。 吳宓先生在1927年7月13日的日記裡記述了這件事的緣起—— 陰。雨。上午閱書。下午，寢息。

葉企孫招往，談校中各事。 大學部學生曾炳鈞、傅舉豐來見。旋陳銓來談。本校留美預備部（舊制）高三高二班密謀今年提前遊美，已將成功。而大學部學生則群起而反對，必欲阻尼其事。兩方各欲藉教職員以為重，高三高二級則請嚴守局外中立，勿加干涉。大學部則請加入反對之舉。宓等處此兩難。甚矣，學校風潮之多，而平安之日少也…… 從日記上看，吳宓初時對此事並不怎麼看重，雙方學生互找老師尋求支持，吳宓只覺勢同騎牆，頗感中立之難。而葉企孫則旗幟鮮明，不要說有大學部學生支持，就是勢單力孤，也要傾力改革。因為放洋問題事關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在他心目中是天大的事體。因此他的態度就會明朗一些，行動就會果斷一些，言語就會激烈一些。本來一向儒雅溫良的他竟一反常態，把清華園內想提前放洋學生的視線一下子吸引到了他的身上。

我們從以下的敘述中就會看到當時事態有多麼嚴重—— 1927年7月16日中午，梅貽琦在西長安街長安春菜館宴請少壯派們，席間談起“清華近日爭鬧之事，已登載各報。風潮恐不可免”。於是諸友“謂宜表示態度，以免同流合污及袖手旁觀、但保飯碗之嫌”。大家推舉吳宓當場草擬一份《宣言》如下： 此次本校留美預備部高三高二級學生，未屆畢業期限，竟欲提前出洋。此種辦法，實屬有違校章，且挪用巨額基金，妨礙全校發展。某等對此舉，極不贊成。除向當局陳說，力圖取消此案外，特此宣言。 北京清華學校教授趙元任、陳寅恪、李濟（講師）、梅貽琦、吳宓、唐鉞、葉企孫等同啟。 諸位教授擬完《宣言》，覺得還應該多些教授支持，便讓吳宓將宣言稿帶回學校，再聯絡聯絡。

吳宓日記中透露，第二天，他又特意找到葉企孫商量此事。葉企孫認為所出宣言書，不僅僅是個態度，更重要的是要達成目的。如果按前所議，只在京津報界發表一紙聲明完事，似對目前局勢無所裨益，不如先將宣言書密示校長，令其更改態度，站在教授會和評議會一邊，回頭再做提前出洋學生的工作，使學潮歸於平息。吳宓同意葉的意見。二人又結伴來到趙元任先生寓所，正好昨天一干人都在，清一色都是少壯派，於是吳宓便把剛才相商的意見說與大家。吳宓說，這有些像古人兵諫之法，迫使校長接受城下之盟，取消提前放洋之事。 陳寅恪此時已從國外回來就任，他反對這種中國式的曲裡拐彎兒策略。他說，不要找許多人簽字湊熱鬧，也不要去找校長逼其就範，這是個大是大非問題，只找三四鐵意反對者登報表明態度就是，不可中庸，不可敷衍。他讓吳宓將宣言拿出來，補上更加激烈的措辭。這個名震中外的大學問家此時親自乾起刀筆吏的事，研墨展紙，在宣言書上圈圈點點，又加上諸多文字，然後又逐句念給大家。

但是，眾人商議後，還是覺得葉企孫的意見比較可行，“後卒議定（一）由宓即發快函與《大公報》，暫勿登載昨發之《宣言》。（二）由評議會催請校長回校，質詢詳情，並商請取消此案”。 清華改制之後，校裡的最高權力機構由原來的校務會移交到了評議會手中。評議會成員由教授會成員推選。所謂教授會，顧名思義，凡是清華園內的教授均是教授會成員。清華改制後的第一次教授會1926年4月19日晚上8時至12時在科學館212教室舉行，全體會員60人，到會者47人，出席率78%，曹雲祥為主席。會上有兩個重要議題，一是選舉教務長，二是選舉評議會成員。這次會議上，梅貽琦以33票當選為教務長。而評議會則選出7人為評議員：“第二次選舉結果為陳通夫（達）君40票，孟憲承君37票，戴志騫君33票，楊夢賚（光弼）君32票，吳雨僧（宓）君32票，趙元任君27票，陳福田君24票，麻倫君20票，錢端升君19票，葉企孫君16票，陸詠沂君16票，王力山君14票，虞謹庸君13票，朱匯臣君9票。票數最多之前七人為陳通夫（達）君、孟憲承君，戴志騫君、楊夢賚（光弼）君、吳雨僧（宓）君、趙元任君、陳福田君，當選為評議員。”

葉企孫此時僅得16票，還不是評議會成員。從這次選舉結果可以看出，當時他在清華仍屬“人微言輕”輩，雖然已嶄露頭角，但一個僅僅二十七八歲的青年，雖已是教授和系主任，但人氣還並不太旺，名望也並不太高。 但是，這個連評議會成員也不是的人，為什麼竟會成為提前出洋學潮中的一線人物，備受大家關注呢？ 1927年7月17日晚8點30分至11點，學校於後工字廳召開教授談話會。曹雲祥參加了會議。會上，曹雲祥第一次面對清華少壯派諸多質問而“言多支吾矛盾”。他是一個能言善辯之人，從國內到國際，屢屢在辯場多有斬獲，但現在竟語屈辭窮百口莫辯，足見其心虛理短。 “尤以其出洋經費，兩級提前一二年，連治裝經費及川資，只須四十二萬元便足。而其向外部呈請之款，則多至一百二十萬元。”教授中多是留洋歸國者，熟詳個中關節，有人立即把其中的謬誤矛盾處詳列出來，曹雲祥窘迫至極，“無辭自解，詭雲計算錯誤”。

正在這時，會場上出現了一個意外情況。 不知是事先預謀還是偶然發生，意欲提前出洋的學生竟三三兩兩出現在會場內，主持者幾番請其退場，然卻愈演愈烈，眼看大有包圍會場之勢。在這樣的情勢下，一些不願惹火上身的人開始語辭閃爍，騎牆之人趨多，曹雲祥的尷尬頓時消解，他做出為學生請命的姿態，詞雄語健，竟引來圍觀學生的感激涕零之聲。 會上的逆轉之勢誰也沒有想到。如果任其下去，教授會就會先期作出決斷，將提前出洋的議題決定下來。 吳宓憤怒至極，見狀不由連提抗議。但他是詩人本色，言語雖烈卻虛無縹緲，難以擊中要害。曹雲祥幾個噱頭下來，使吳宓露出破綻，本來一腔正義，卻引來一片噓聲。形勢似乎對曹雲祥更加有利。 就在這時，葉企孫站了出來。

葉企孫平時話語不多，加上有些口吃，因此很少在公眾場合發表意見。他的突然出現，吃驚的不是曹雲祥，而是熟悉他的少壯派朋友們。 葉企孫的聲音不高，帶有南方軟語的底色，在一片嘈雜的背景中，幾乎讓人聽不清楚。曹雲祥看見葉企孫的嘴在動，但場內的嘈雜聲一點也沒止息的意思，心裡立時就平靜下來。與一個口吃的人在這樣的場合過招，他曹雲祥捂上半邊嘴都能贏，於是緊張的神經一下子落了下來。他像是個局外人似的打趣道： “葉先生，您說的是什麼？” “我說的是，能問您一個問題嗎？” “問……題？問題是什麼？” 曹雲祥倒有些語塞了，他結巴了一下，馬上說聲對不起，因為這有些攻訐對方缺陷的嫌疑。這個小小的技術性噱頭，使圍觀的學生爆笑起來，而場內的教授對曹雲祥的宵小行為非常不齒，就像兩股冷暖對流空氣的相遇，場上蓄滿兩極相斥的能量對撞，原來嘈雜的聲浪此時驀然退卻，大廳里頓時靜了下來。

“我說的是，能問您一個問題嗎？” 葉企孫又重複了一遍，語氣如前，平靜如初。 “請說。” 曹雲祥摘下眼鏡，撩起汗衫一角邊擦邊向葉企孫頷首示意，態度誠懇許多。 “您是評議會主席，您能給諸位講一下評議會的職責嗎？” 曹雲祥沒有想到葉企孫會問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太簡單了，簡單到他從來也沒有想過它的存在。也許正是因為它簡單，才有可能是個陷阱。他原本放下的心又立時提懸起來，腦子飛速地轉動，答案竟是一片空白。 他有些慌亂，問：“是它的條款……還是……” 他真的是有些語無倫次了，但場外學生卻不知其詳，“轟”的一聲又笑了起來。 葉企孫目光有些嚴厲了，“那就把條文說一下吧！” 曹雲祥這個時候才知道，自己剛才所有的上風，實際上都是一個鋪墊，或者實為一個代價，答這個看似簡單又很難回答的問題，即使全部回答上來，主動權仍是在對方手裡，因為一個校長，又身兼評議會主席，回答這個問題，應猶如囊中探物，實屬正常。倘若回答不出，笑話就大了。

然而，曹雲祥正向著這個笑話走去。 或許是家長制慣了，他與清華現在實行的評議會總有些貌合神離。這個由眾多教授民主選舉的評議會，在製定章程的時候，他多心不在焉。對那些條款的製定，他內心有一種隱隱的抵制。當然，他不會讓大家看出自己這種葉公好龍的心態。他表面上是熱忱的，回應是積極的，但內心卻因為排斥而不過心。權力欲甚重的他竟然把評議會的條款忘得一干二淨。 他稀里糊塗說了一兩條。 葉企孫平靜地糾正了他，說：“您說的是教授會的條文。” 曹雲祥光禿禿的腦袋上沁出了汗珠，他掏出手帕，開始揩汗。 “意思差不多吧。”他小聲嘟囔了一句，又做凝神思考狀。 會場上的氣氛開始轉向。至此，教授們才知道葉企孫的用意：一個連評議會條文都說不出的人，如何能保證大家最基本的民主權利？ 吳宓兀自鼓起掌來，引來少壯派們的一片響應。 曹雲祥實在想不出來，臉色變得像一張白紙。 葉企孫並沒給他多少難堪，說：“或許您諸事操勞，我替您說吧。我先說教授會的5項條文，再說評議會的9項條文，如果不對，您再指教。” 曹雲祥此時全然沒了主張，只得聽之任之。 葉企孫竟然將教授會和評議會的諸多條文依次說出，清晰、準確，好像在批講學生的一件隨堂作業，陳述之時偶爾也介紹一下條文的承接和內在的邏輯關係，結構縝密，法度森嚴。這些抽象條文他似乎早爛熟於心，絕非臨時發難弄巧而作。奇怪的是，葉企孫敘述的過程中全然沒有了口吃，儘管語速仍有些遲緩，但吐字如珠，在悉心傾聽的環境中顯得句句入心，具有繞樑不絕的特殊效果。 會場上靜極了。 誰也沒有想到枯燥條文的答問會演變為精彩的演說。支撐它內在張力的是一位物理、數學大師，是一位精通國學、哲學的人，更可敬佩的是他對教育事業的嚴謹態度。會場上都是何樣人物呀，他們是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吳宓、金岳霖、馮友蘭、朱自清、熊慶來、顧毓琇、陳岱孫等等大家，他們無一例外地從葉企孫看似平淡如水的尋常話語中掂出了他的令人尊崇的內在力度，這是一個既有肝膽又有深度的人！ 曹雲祥突然想起了葉企孫深厚的背景。他有些後悔自己對他的輕視…… 葉企孫說，在評議會職責條文裡第四、第六、第九款裡說得很明確，目前高中部欲提前出洋之事任何個人無權專斷，必須由評議會集體作出決議。不過，他在這裡申明他個人的基本態度，他堅決反對提前出洋的做法！他希望這些學生多考慮考慮國家，不要一味打自家的小算盤…… 葉企孫的講話被教授們雷鳴般的掌聲所淹沒。場上出現一邊倒的趨勢，大家都同意此事遞交評議會決議…… 或許就是這天晚上的直面對決，葉企孫一下子被提前出洋的學生視為最大障礙。因此才導致了他3天之後的一次遇險。 第二天，學校評議會做出決議，並在全校張榜公佈—— 評議會通告十六年七月十八日 此次因舊制高三、高二級提前出洋問題，引起糾紛。七月十七日晚，在校教授在後工字廳開談話會，請校長說明此事詳情。諸教授當場表示意見畢，又公推評議會速即開會，審議此事之是非利害，代表在校全體教授表示態度，擬定處置之辦法。議定後應即公佈，並正式函達董事會。本會即於七月十七日晚十一時至一時，在曹校長宅開會。討論之際，有舊制高三、高二級代表二人，來會陳述意見。嗣又請本會暫勿議決，俟該級將詳細理由函達本會，再資考慮。本會照允，遂定次日上午十時開會，復又詳細討論，結果通過議案三條，並即公佈如下： （一）按照校章及為學校前途計，舊制高三、高二級不應提前於今年出洋。 （二）校章所定舊制高三、高二級畢業留美之權利應積極保障。 （三）舊制及新大學學生，應互相愛敬，融和無間。不宜以此事故而稍存芥蒂。 與此同時，《大公報》也登載了幾位教授反對提前出洋的消息—— 清華風潮中之一封書信 金岳霖等請校董事會表明態度 （京訊）清華學校教授會金岳霖等因該校留美預備部學生宣言，頗有涉及董事會處，特致函董事會請為否認。其函雲：董事先生公鑑。敬啟者，頃閱本校留美預備部全校學生宣言，謂“邇者清華學校董事會為欲注全力以謀大學部及研究院之發展計，決及早結束舊制留美預備部，將該部現餘兩級八十餘人，提前遣派出洋”。又謂“吾儕尤有不憚鄭重詰問者，此次提前出洋，全出董事會發展清華之計劃”等語。按此項提議，跡近童，所述理由，顯係巧飾。想必非貴董事諸公之意，應請即日正式否認，以祛誤會，而息浮言，實為公便。專此敬請公安，並希見復為荷。 清華學校教授 金岳霖唐鉞陳寅恪葉企孫等仝啟 欲提前出洋的學生因有校長的允許，又有學潮勢力作倚恃，幾有成功的跡象，哪知因了清華少壯派的反對，本來勢在必得的事情陡然間雞飛蛋打，他們不免心生怨恨。他們採用很古典的校園恐怖主義手段欲先打擊領軍人物，恐嚇之、威逼之、暴力脅迫之，逼其就範，各個擊破。而葉企孫、吳宓就是這個名單上的一號二號人物。 對付吳宓，他們是採用恐嚇手段： 1927年7月18日 …… 飯時，高三級代表諶志遠、張鴻德二人來，對宓等作種種議譏罵，並警告。 （謂該二級必報仇。如事終敗，則將傷害宓等以洩忿云云。）歷一時之久，始去。 ） 1927年7月19日 …… 下午1-2時，曹希文來室中，怒氣洶洶，覓物未獲。宓強之座談。彼對於宓等大肆辱罵，謂係不共戴天之仇。彼一身已死不自惜。今願犧牲此身，效荊軻遺事，為同級報仇雪恨云云。 從吳宓先生的日記中顯示，這個曹學生在吳宓處“拍桌頓足，設誓怒罵”之後，“欲往尋覓葉企孫質問云雲”。 所謂“覓物未獲”，估計並不是找物，而是找人，想找葉企孫，以為二人為密友，當在吳宓處。沒有找到，先拿吳宓出出氣，於是就上演一出“擊鼓罵曹”。完事，再去找葉氏，而對付葉，似乎是用了更狠的手段，很可能要“打漁殺家”了。 吳宓很為葉企孫擔心，於是“宓急遣僕走告北院巡警，保護葉君。宓則自赴招考處避難”。 7月20日，即教授會議後的第三天，葉企孫被高三、高二級學生曹希文、梁矩章二人以武力相威脅，逼迫其收回成命，改弦易轍，如不答應，即魚死網破，同歸於盡。 曹希文是山東濟南人，梁矩章是廣東南海人，二人學習尚可，只是脾性躁急。吳宓說曹希文“其人深抱悲觀，頗類瘋癲”，是那種自控能力較差的人。曹希文後來留美，學習文科，獲威斯康星大學學士學位。梁矩章留美後學習工商，獲斯坦福大學工商管理碩士。他們於當日上午就已經探知葉企孫的形跡，待大學部學生散去，物理系研究室只有葉一人在時，怀揣利刃闖了進去。 即使是刀子架到了脖子上，葉企孫仍沒有屈服。 這樁清華園內的挾持人質案秘密進行了六個小時之久，雖然驚險至極，但由於葉企孫不事聲張，沉著應對，並沒有驚動警方介入，事情一直在清華園內部進行。因此事態並未擴大，矛盾也無升級，最後兩位偏激的學生終被葉企孫說服，化干戈為玉帛。 吳宓在當天日記中記述道： 晚……而陳寅恪招往，告以今日午11-5時，葉企孫在物理研究室為高三、高二級曹希文、梁矩章持刀剪相逼，勢將行凶，亙六小時之久…… 這次事件，終以少壯派教授們的勝利而告終。或許是這次受挫，使曹雲祥在當年12月28日向外交部遞交了辭呈，於1928年1月16日離開清華。 通過這次事件，一位原本不為人注意的年輕教授從清華園重重帷幕後走出，進入大家的視野。用陳寅恪、吳宓等人的話說，“這是一個可以擔當的人”。從此，在關涉清華的公共事務及大政方針上，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和聲音。 在清華建校史上，1928年是個很重要的年份。這一年，由於北伐勝利，北平被南京國民政府控制，所謂“城頭變幻大王旗”，清華園也從此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這年春天晚些時候，南京勢力還未滲透清華之前，5月31日，學校召開了一次教授會，就在這次會議上，葉企孫當選為評議員，進入清華的最高行政機構。 南京國民政府派員入主清華時，表現了少有的謹慎態度。較之過去的封建買辦官僚政客，南京方面顯示出新的姿態。因此，它未急於派人赴任，而是未雨綢繆，添加了一些時尚的元素，比如調查研究，傾聽意見等等。這些元素的注入，事後證實帶有羅家倫的個人色彩。他此時已是蔣介石的幕僚，許多有關國家政府的政治宣傳尺度拿捏大都出自他的手筆。在實際歷練中，那個當年的學運領袖，站在五四運動前列為之呼號的羅家倫早無長嘯之態，在羽扇綸巾的背景中，他成長為學者型的政客。 在清華諸多長校者中，羅家倫不算才華出眾，但絕對極富個性。在與清華師生初次見面的歡迎會上，他是穿著一身軍服亮相的：肩佩少將軍銜，足踏長筒馬靴，雪亮的馬刺，手拿棕紅色的馬鞭，胸前掛著不知出處的勳章，新燙過的軍服褲線如刀，一頭油亮油亮的中分發式，一副厚得如燒酒瓶底似的眼鏡，還有那張有些發胖的娃娃臉，故作深沉時不經意間流露出少年得誌之態。這些都給清華師生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顯然這樣的亮相是羅家倫精心設計過的，也是他在心裡彩排過無數遍的。它集中代表了他個人的審美觀和價值觀。他是學生出身，學運起家，學者型的黨人，但本質上仍是一個文人，因此他才有如此強烈的衣錦還鄉的情結。 但是，事實證明，清華園並沒有接納這位黨人校長。他的這個風格化十足的亮相後來成為清華園內的笑談，即使兩年後他被“驅羅運動”趕走之後，仍是清華人茶餘飯後固定上演的即興小品。 羅家倫尚在南京時，國民政府曾託人打聽過清華的內部情況。這樣，葉企孫便浮上水面。為了使羅家倫免遭被逐命運，南京方面“不得不通過趙元任邀葉企孫南下與羅會面，聽取他的意見，在徵得他的同意後才宣布羅家倫為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 （《中國科技的基石》，虞昊、黃延复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頁） 在南京與羅家倫零距離接觸的日子裡，一向去政治化的葉企孫曾一度被感染過，感動過。羅家倫比葉企孫大1歲，浙江紹興人。其父羅傳珍在江西進賢做官時頗有政聲，曾自捐俸購麻種5萬斤供農民種植。去官多年後，仍有鄉民以麻布寄贈，懷其造福之德。羅家倫少時入上海復旦公學，曾師從於右任。於右任非常欣賞羅家倫，曾為其寫過一副流布全國的書聯“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對他冀望甚高。 1917年羅家倫入北京大學，主修外國文學。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大規模學生愛國運動。羅家倫與江紹原、張延濟3人被13所學校學生推為“總代表”，到英、美、法等國使館遞交意見書。五四當天所發的唯一印刷品《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即由羅家倫起草。宣言主張“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斷然表明“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僅百餘字，可謂氣勢如虹，字字鏗鏘，極富號召力。 1920年起又先後入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研究哲學、歷史和文學。 1926年歸國任東南大學教授。 北伐戰爭打響，羅家倫投筆從戎，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編輯會委員長，並任蔣介石秘書。戰爭期間，羅家倫曾經歷過諸多生死考驗，在濟南與日軍交涉時，曾被日軍手槍直抵胸口而凜然不屈，頗受世人稱頌。 現在，這個風口浪尖上的人物又將走進清華園，葉企孫想想羅家倫畢竟是學人出身，還是給予了很好的配合。他傾其所知把清華園內的派系情況、教育情況、教革情況和舊制中官僚辦學與董事會主張難以融合的諸多弊端和盤托出，為羅家倫的順利入主起到了領路人的作用，也為日後羅家倫強力促成清華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學做了先期鋪墊。 1928年11月2日，新任校長羅家倫主持教授會，葉企孫再次當選評議員。之後，羅家倫又聘葉企孫為獎學金委員會委員、招考委員會委員、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等等，葉企孫在清華園的聲望日隆，漸漸成為學校不可或缺的領軍人物。 羅家倫對清華最大的貢獻，就是在其任內使學校成功地擺脫了外交部的轄制，使其進入教育部序列，並且正式更名為清華大學。儘管清華人對這個少將校長不以為然，但國民政府卻頻頻給以眷顧。於是，1929年6月12日，教育部呈行政院批准，正式頒布《國立清華大學組織規程》，規定清華大學設立文、理、法3院共15個系。陳寅恪曾這樣評價羅家倫：“志希（羅家倫字）在清華，把清華正式地建成為一座國內大學，公德是很高的。” 1929年7月6日，葉企孫被教授會、評議會推薦任命為清華大學理學院首任院長兼物理系主任，時年31歲。 這是水木清華黃金時代的開始。 梅貽琦有句名言：“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句話一下子點明了大學辦學的奧秘，唯有一流的師資，才能教育出一流的人才。此可謂高校辦學的獨門秘笈。在清華建校史上，以招徠人才引進師資而成為佳話美談的無出葉企孫其右者。 實際上，早在東南大學，從接到清華學校聘書的那一刻起，葉企孫就已開始為清華物色人才了。趙忠堯就是他發現的人才之一。 趙忠堯個子不高，圓圓臉，皮膚白淨，一雙明亮的大眼睛總是笑意盈盈，在溫良和善的波光中間閃動著睿智的光芒。他原是學化學的，葉企孫被東南大學聘為副教授時，他剛剛大學畢業，在東南大學當助教。或許是同為年輕人的關係，他們和另一個助教施汝為經常以單身漢的生活方式打發教書之外的閒暇時光。相處久了，相互看得清爽，因此，當葉企孫接到清華學校的聘書，動員二人北上時，趙忠堯和施汝為毫不猶豫地跟隨葉企孫而來。 趙忠堯跟隨葉企孫來到清華園，從此，精彩的人生在他的面前呈現。 1927年，趙忠堯接受葉企孫建議去美國專攻核物理研究。或許這一切都由一連串的巧合和偶然組成，在送第一期學生施士元去法國居里夫人研究室深造的時候，葉企孫曾託付他為清華同時也為中國購買過放射源——鐳。筆者曾使用過“第一克鐳”這樣的字樣，實際上，施士元買的並不是1克鐳，而是0.5克鐳。筆者之所以那樣稱之，蓋因有這樣一篇文章——《居里夫人和一克鐳》，文中曾有這樣一段話——記者問居里夫人：“若是把世界上所有的東西任你挑選，你最願意要什麼？” 居里夫人柔和地回答： “我需要1克鐳，以便繼續我的研究。但是，我買不起，鐳的價格太高了。” 誰都知道，鐳是居里夫人發現的，然而，她又放棄了鐳的專利。正因為她放棄專利，才導致了她的困窘和買不起鐳。 由此可見，鐳是當時世界上多麼貴重又多麼稀有的一種研究材料！ 然而，卓有遠見的葉企孫卻派清華學子遠涉重洋，經過千辛萬苦，終於捷足先登擁有了中國的“第一克鐳”，以此迎接學成歸來亟須研究材料的趙忠堯—— 1932年初，我應企孫先生之聘重返清華時，看到企孫先生於1929年創建的清華大學理學院和理科研究所，此時已呈現中國科學事業的曙光，各系教授正繼續他們在國外曾從事過的課題和研究，並帶了研究生。物理系更有成就，已建成7個實驗室，有修理和製造儀器所必需的金工、木工場，還有從德國聘來和自己培養的技術高明的青年技工，為科研製作儀器。正因為企孫先生不遺餘力苦心經營，為大家創造了條件，我回國後很快就可以進行核物理實驗研究工作。物理系三二級畢業生龔祖同留係做助教，此時就轉到理科研究所物理部做研究生，與我合作，於1933年完成了有關電子對的產生與湮滅的實驗，這是繼我在美國和德國所完成的這方面的3個實驗之後的第四個實驗，論文發表在nature132（1933）709。 （趙忠堯《企孫先生的精神應該永存》，見《一代師表葉企孫》，第30-31頁） 趙忠堯在英國訪問卡文迪許實驗室時，著名的物理學家盧瑟福曾對他說：“從前你們中國人在我們這兒唸書的很多，成績不錯，但是一回去就听不到聲音了，希望你回去繼續搞科研。”然而，要想“回去”搞科研談何容易！當時的中國，科學的空氣還相當淡薄。對於科學研究，還大多停留在“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的階段。葉企孫顯然深諳其中弊端，因此，建系之初，他在建設各種實驗室的同時，也著力營造一派全新的學風。從玄談到實證，從紙上談兵到刀刀見血，從坐而論道到凸鏡下原子世界裡的關山飛渡，葉企孫開了一代風氣之先，並將清華這種優良學風傳播給了當時中國的科技界。 趙忠堯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於1932年初回到清華，1933年就與龔祖同合作完成了一項新的實驗。這是他在美國和德國所完成的同類項目的3個實驗之後的第四個實驗，其難度可想而知。但是他幾乎沒有停頓，就好像從這個實驗室走進另一個實驗室那樣，很好地保持了思維的連貫性和科研的持續性，由此可見，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實驗室在當時應該具有世界水準。 創造這一奇蹟的就是葉企孫先生。 奇蹟的發生，或許還因居里夫人的鐳。 眾所周知，在科學界，鐳的發現，等於宣告一個時代的開始。 早在19世紀上半葉，一些物理學家就發現，真空管內的金屬電極在通電時其陰極會發出某種射線，這種射線受磁場影響，具有一定的能量，因之它被稱之為陰極射線。對此射線終生進行不懈追踪的是德國物理學家倫琴。 1895年11月8日晚，當他再一次做陰極射線實驗時，意外地發現了一種新的射線，這種射線具有極強的穿透力，它甚至可以穿透皮肉透視骨骼。由於對此了解甚少，倫琴暫時將其命名為x射線。正是x射線的發現，使倫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人。 法國物理學家貝勒爾在倫琴的啟發下繼續對x射線進行研究，他用一種叫鈾鹽的熒光物質做實驗，最後得出結論——這種新射線是由鈾原子本身發出的。 將放射線研究推向高峰的是居里夫人。 1898年4月12日，居里夫人宣布釷像鈾一樣具有放射性，證明放射性絕不是某個元素獨有的現象。那麼在眾多金屬元素中，什麼樣的元素擁有最強的放射性呢？經過數年的尋找，居里夫婦終於相繼找到了0.12克純鐳，測定出鐳的原子量為225，比鈾的放射性強200多萬倍。正是因為這個發現，1903年，居里夫婦共同分享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x射線不僅導致了放射性物質的發現，也促進了電子的發現。英國物理學家湯姆遜實驗證明，陰極射線是一種帶負電的粒子流，其質量只有氫離子的千分之一，湯姆遜將之命名為“微粒”，後來又稱之為“電子”，意即它是電荷的最小單位，比原子更小。由於射線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發現，就像一場接力賽事，而之後的量子力學，就是在原子物理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居里夫人的鐳為20世紀的科學創造了一個高度，一個全新的世界將以多姿多彩的方式呈現出來。誰擁有居里夫人的1克鐳，誰將會站在當時科研的製高點上。 就像從普羅米修斯手中藉來火種一樣，葉企孫就是那個點燃火種照耀中國科技界的人。 趙忠堯和龔祖同合作的論文在國際核物理界是否引起強烈反響，因為缺少這方面的資料，筆者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當時至少引起了一位後生的注意，這個人就是後來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楊振寧先生。事隔近60年後，1991年楊振寧與李炳安曾在《大學物理》第三期上撰文，還再次提到這篇論文。楊振寧與鄧稼先、黃祖洽等人都是清華南遷併入西南聯大時物理系的學生。趙忠堯90歲生日的祝壽會上，老人拿出了一封50年前的推薦信，此信是他與當年楊振寧讀研時的導師王竹溪合寫給梅貽琦建議楊留美後改變研究方向的。我們或許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清華物理學人薪火相傳的師承關係和甘為人梯的精神—— ……前奉函囑對留美公費生楊振寧君之研究計劃加以指導，經與楊君數次商談，以目前美國情形，高電壓實驗較難進行，可否略予變通以應時宜。查高電壓實驗之目的在研究原子核物理，楊君對原子核物理之理論尚有門徑，赴美深造，適得其時。研究此門學問以普林斯登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較宜。專此奉達，以備參考。敬候。 （《清華校友通訊叢書》第26冊，第72頁） 或許正是葉企孫手中高擎的不熄的火焰，才使趙忠堯和龔祖同的原子核物理研究再次不同凡響。這正是盧瑟福所期許的中國聲音。而楊振寧則是有心傾聽者。因此，當他循著老師的聲音向前走去時，特別是到了大洋彼岸，那些原來儲存心間的中國聲音便物化成一塊塊鋪路石，承載著他堅實地向著原子核物理研究的高峰追尋。 1956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在美國聯手發現了原子核內部的宇稱不守恆定律，被科學界認為大大深化了人類對微觀世界的認識。在摘取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漫長征程中，他們凝望星空時，想必會看到隱於歷史深處的老師們的點點星光。 楊振寧論及的那篇論文提到作者時將龔誤譯成了“孔”，作為同一山門出來的師兄弟，倘若有誰進行核物理研究，楊應該是如數家珍不會遺漏的。但是，他還是錯了。只是這錯似乎並不怪他。 這與葉企孫先生有關。 1932年後，清華大學開始向全國招考公費留學生。葉企孫先生從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需要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要求出發，廣泛徵求有識之士意見之後，專門找龔祖同談了一次話。葉企孫說：“應用光學在軍事上非常重要，現在世界上各個強國都在研究它，而這個領域在我國還是空白。我想選派一名學生到國外去學應用光學，希望你能考取這個名額。”龔祖同當即對老師說：“是空白我就去補它！”於是他很快從核物理研究專業中退出，改變專業方向，並在很短時間內考取了當時世界上代表該領域最高水平的柏林工業大學，攻讀應用光學。 就這樣，僅僅是葉先生的一句話，中國少了一個核物理學家，卻建立了一個新的應用光學領域。龔祖同成了中國光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 楊振寧當然不知個中款曲，他一直以為龔祖同是搞光學的，根本不知他曾先於自己搞過核物理研究，因此才有“龔”、“孔”之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