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五節

清華學校當時被人稱之為“國恥紀念碑”。除了原有的中國風格的廳堂之外，美方辦學之初便在校內大肆鋪陳自己的意志，因此，清華最早的大禮堂、圖書館、科技館、體育館和教學樓大都按美式風格建立，大哲學家羅素來訪清華時就說：“清華學校恰像一個由美國移植到中國來的大學校。”外觀如此，而內裡則洋化更甚。當時校內的主流意識強調，清華造就的學生應當是“感受美化最深”，“未出而先洋”的“非中非西的人”。 我們從當年清華的各項約束和措施中可以推想西方文化所佔的主流位置： 一、入學考試時，除國文及中國史地外，一律用英文作答。 二、入學後在各年級用英文直接教學的西文學科課程，一律安排在上午；而用中文教學的中文學科，則全排在下午。

三、西文學科算成績和學分，有必修及選修的規定；中文學科皆非必修，評定成績時不算學分。 四、畢業成績一律以西文學科為準，不考慮中文學科成績之優劣。 不僅課業方面如此“西化”，在教授待遇上也嚴重“傾西”，依1918年清華學校全年俸給的分配標準來看，有下列4個特點： 一、美籍教員的最低薪，高於中國籍教員的最高薪。 二、校長月薪低於美籍講座教授，副校長月薪低於6名美籍教員。 三、華籍教員中，西文部月薪最高者，比中文部最高者多40元…… 四、美籍教員的平均薪酬是中國教員的3.1倍，此外，還享受外匯上的優待…… 1921年以前，學校只顧興建教研大樓，而不顧及教員的住宿問題，使得清華教職員工的居住環境出現下列懸殊差異：

一、美籍教員可以免費居住美觀、寬敞和配備現代衛生設備的新式洋房。 二、唯校長和副校長獲得學校贈與的新式住宅。 三、數十位中國教職員工中，僅少數人分配到中式住所。 四、15位教員和家眷租賃成府村民房，另有六七戶住茅房。 五、在配有宿捨者當中，有的須付租金，租金多少因人而異；有的得到家具，有的則無。 六、美教員遷入新居後，空出之舊房，只能租給少數擔任西文課程的中國教員。 （以上資料見《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蘇雲峰著，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48-155頁） 對於學校的崇洋媚外，學生們更多的是憤憤不平。一位同學在其日記裡這樣記述道： ……今日午，美國公使來校參觀，總辦、監督等皆陪侍之。先是昨夕諸管理人即預備一切，掃除地板、清理什物雲，以求潔淨而壯觀瞻，忙忙碌碌如辦差然。臨時又告誡同學：凡寢室、自修室均須整理潔淨，即在教師亦宜端正姿勢，勿妄吐痰。諸君他日赴美，一切皆當如是，美公使今日便要看個榜樣云云。嗚呼，中國人之學堂不懼外部、學部之考察，而懼美公使之參觀。豈真欲修飾表面以壯外觀歟，抑國權墮落，以賠款之余建立學校，則事事必得受外人干涉耶？

而葉企孫則以文化反抗態度來應付滾滾“西”流。 他採用超強吸納中學精粹的學習方式，來抵制西方強勢文化的侵擾。 翻閱葉企孫早年的日記，我們可以看到他大量閱讀的痕跡。 1915-1916年，他曾深研過、《左傳》、、《史記》、《禮記》、《尚書》等書，並作了大量的摘記和讀書心得—— 1915年1月8日 閱《通鑑紀事本末·漢通西夷》一卷，茲摘要如下： 建議者：唐蒙、司馬相如、朱買臣、張騫。 反對者：公孫弘、淮南王安。 建威者：郭昌、衛廣。 西南夷中以夜郎為最大；夜郎之西以滇為最大；滇之北以卬都為最大。 又閱《通鑑紀事本末》第十四卷四頁（通西域）。 摘要：張騫初次循北山而行，為匈奴所得，後因內亂亡歸。共外出十七年。騫於大夏見蜀布，問其國人，云自身毒來，身毒去大夏東南數千里，騫由是知身毒與蜀相通，而大夏與身毒相通，故自蜀能至身毒，自身毒能至大夏。此蜀國通西域至程也。後匈奴渾邪王歸漢，眾東徙，漢因欲遷烏孫於渾邪王故地，以斷匈奴右臂，故又遣騫由北道至烏孫，諭烏孫王東遷，王不從，騫乃歷至諸國。諸國王及烏孫王均遣其臣下從騫來漢，漢與西域由是通矣。

讀《左傳》摘記年譜 隱公： 元年：五月，鄭莊公克段於鄢。段奔共，段子公孫滑奔衛，衛人為之伐鄭，鄭人以王師虢師邾人魯人伐衛。 二年：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三月，周平王崩（桓王立）。四月，鄭祭足率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週鄭交惡。八月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公子馮出奔於鄭。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衛始亂）。夏，州吁以宋衛陳蔡之師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及石厚。十二月，宣公（公子晉）即位。 五年：曲沃莊伯（成師子）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 （讀《左傳》評曰） 自公子彭生弒魯桓公至公孫無知弒魯襄公。凡詩與《左傳》於有關係極要者，如晉曲沃之亂，衛宣姜之亂等是。魯文姜與齊襄之事見南山之詩。

（讀《左傳·桓公入齊始末》，記曰） 長勺之戰，乘丘之戰，宋南宮長萬弒閔公，齊桓公王師及諸侯之師盟於宋。鄭厲公復國及楚滅息蔡等事。 在他的日記裡，還顯現出他自1916年暑假末開始研讀的細微末節。在9月至10月的兩個月時間裡，他天天手不釋卷，將305首悉數收入囊中。 葉企孫用母語陶冶和整理著內心的詩意。那些蔥蘢的水樣的情感總在柔軟處棲居，只有在閱讀和品味中才能安撫它們。由中國語言組成的凹凸不平讀來抑揚頓挫的詩句，總像高空飄散的飛雪密密麻麻撒滿他的心靈，塞得滿滿的，美得讓人窒息，冷艷得讓人心痛。當回味一點一點消融，被美麗擴充過後的心靈便顯得空曠和遼遠。只有祖國的語言才會有這樣壯美的景觀。葉企孫會4國語言，世界各國的語言就像天上飄飛的雲朵，唯有中國語言這朵雲彩才七彩斑斕美不勝收……

在這段時間裡，葉企孫創作了不少舊體詩，或律詩，或絕句，表面看是詩意興發，而在特定的時局和環境下，應該是他對祖國文化表露出的一份摯愛和珍視。 1915年9月3日，葉企孫由滬返京，斯時他剛休完暑假，17歲的翩翩少年，正是感時傷懷的年紀，他在途中創作了多首舊體詩並記在日記中—— 沿途古蹟甚多，足資談助。如滁州為歐文忠謫居之所，醉翁、豐樂二亭，頹然尚在也。二亭碑本歐公所書，蘇文忠見之以為不善，乃取己書易之（有正書局有二記石印本）。古人之直道而行，於此可見。又聞竹以滁州為界，州以北無竹。滁州為南唐名勝，自來題詠甚多，唯以王漁洋四絕句最有情致。予有詩云： 車出繞滁州，雲陰特地愁。 傳聞今年熟，家家釀美酒。

放鶴亭在今徐州，為宋雲龍山人放鶴處。蘇軾有記。予有詩云： 宋代有畸人，放鶴以娛神。 人鶴今已杳，惟有一亭存。 徐州為古劉邦起兵發祥地。府治下有桃源縣。並因放鶴亭典共作一詩。興懷所及，不求工也。詩曰： 漢時劉邦起斯州，宋代云龍挾鶴遊。 按圖東北有桃源，未卜淵明曾往不。 德州、滄州為夏中興時二國之地。當時遺臣興復之苦心，車中每為道及。因賦詩以懷之： 寒浞弒君夏道休，誰知興復在斯州。 師徒一旅且興國，莫笑文王百里侯。 符離集為宋張浚大敗處。浚有志恢復，性剛愎而才疏闊，陝西之役，因微釁而誅曲端，以致失地千里。敗歸與金人戰於符離，又大敗。傳聞張浚大度，聞敗後猶高臥雲。予詩曰： 恢復感皇恩，將軍仗一人。

奈何兵敗日，鼾鼻猶聞聲。 （按：此詩連用倒句，故健） 五日晨過黃河鐵橋，啟窗凝望，不勝今昔之感，因為詩曰： 晨曦日出過青州，河水湯湯日夜流。 空際懸樑飛鐵架，誰憶當年古渡頭。 我們除了在日記上能獲得葉企孫當年讀書情況的信息外，還可以從他的文章中看出他的古文功底。 1915-1916年兩年內，他曾用古體文寫過《弱固不可以敵強說》、《鐘儀論》、《節用而愛人說》、《範宣子數駒支論》、《孔子言仁、孟子言義說》、《讀〈史記·張儀列傳〉書後》、《富蘭克林之少年》、《中國古代之天文》、《駁呂相絕秦》、《慈禧傳》等等。 一個年僅17歲的青年，便能寫下此等文字，不能不讓人拍案稱奇。 1915年12月起，他開始閱讀培根與赫胥黎的著作，並且以他特有的讀書方法，即做札記和寫讀書筆記的形式對其進行研究：

12月27日：讀培根《論偽》、《論父母與子女之關係》、《論不婚之利害》、《論妒》。 12月28日：讀培根《論愛》，曰鍾情一切，性之弱點；若擴大之而為博愛，則古聖賢不是過也；論“在上之職”，曰在上有三役：役於國、役於名、役於事；“論勇”，曰去愚就智，勇也，山不能行，人必就之，心嚮往善者須有勇。 12月29日：讀培根《論善》。曰善莫大於愛人，愛人之德，可以配天，唯人性不同，可親者親之，可敬者敬之，餘則汎愛之，此愛人而又兼慎擇者也；論“貴”，曰貴族足以減暴君之焰。然共和則以職論，安所用貴哉。 1月6日：讀赫胥黎《粉筆之歷史》，赫氏演說之目的在證明，粉筆（即碳酸石灰）由海中古介殼生物構成。

1月7日：讀赫氏文。句云：天地之構造，較希臘之神話為尤奇。生物之競存，較海析丁之大戰為尤劇。儒者之史，不過五六千年，若就海底底層而考之，則數百萬年之事可知也。 1月10日：讀赫胥黎《發酵論》曰，糖液變而為酒，必有大力焉。孰知施此大力者，為至渺之微生，非顯鏡不足以見之，非巴士端之智不足以明之耶？ 1月11日：讀赫胥黎《發酵論》曰，近今學者，好為“萬物源於一”之說。不知物之繁雜，決不可以哲學之見解觀之，而以為同源。吾黨之事，就實驗以觀其同異，同固可喜，異亦自然。源生質豈必同哉！ 1月18日：讀赫胥黎《動物學大義》曰，天下之生物，跡其大者則皆同，察其微者則互異…… 1915年3月7日，葉企孫與同學鄭思聰、洪深等在宿舍進行一番學生式的高談闊論之後，似有所悟，便寫下了這篇頗具哲理的日記—— 今日予語鄭君思聰曰，凡勞力之人，必寡情慾，因情慾等事，腦之作用，非肉體之作用，常人做事，心力不能並用。勞力時心常清靜；勞心時每懶於用力。今既勞力，則心慮必去；心慮去則情慾自去。今日學校盛行體育，雖大效在於練成強有力之身體，以適於生存之競爭，然於德育上能消除情慾，亦未必無間接之效也。近世監獄制度，多使囚人多苦工，亦即此意。予又謂，人生無聊之時，每冥然而思，涉於情慾；試觀夜不成眠及醒而不起之人，其腦中必百慮交至，而涉於情慾者為多。故衛生家寢後求速眠，醒後即起床，蓋其用意，毋使此身有怠惰之時而涉於惡念也。予語時洪深君適在側，遽爾曰：“子何以知他人之思念？意者足下於夜不成眠及醒而未起之時，未嘗不'悠悠吾思'乎？”予答之曰：“噫！此言而實也。則吾之思慮，君亦何由知之？假而不實，則吾亦安能自辨？吾不知爾之思，爾亦不知吾之思。人生於世，如此而已耳，如此而已耳！” 試想一個懵懂少年，本是青春萌動之時，竟有此冷靜深邃之思想，我們不能不為葉企孫獨特而又深刻的領悟力而深深折服。而另一方面，我們從他頗具理性分析和嚴密的邏輯思維的話語中可以看出他的學習效果。從葉企孫的個案中，我們還解讀出另一個重要信息，這就是該校創立之初就倡導的中西會通的清華精神。 清華老校歌裡有一句歌詞“東西文化，薈萃一堂”，即使是用現在的眼光來觀照，它也當屬頗具現代意義的一種學術理念。 清華學校一開始就奉行“全人格”教育，這很有些像時下提倡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思路。但是，清華斯時所說的“全人格”，是建構在該校奉行“三通-中西會通、古今融通、文理會通”基礎上的，是因其內部結構所決定的。它絕不是一句口號。 “三通”中，中西會通首當其衝，有提綱挈領之能。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在師資力量、教學設施、課程設置等如今人所說的硬件和軟件上分別下工夫。清華完全做到了這一點。從教學設施來講，它從建校之日算起，不到10年工夫，即建成了當時國內首屈一指的新校區，有著眾多實驗室的科學館、圖書館、體育館、大禮堂等等，可謂一應俱全，十全十美。在師資力量方面，中文部教習有馬季立、饒麓樵、錢基博、錢玄同、吳在等，葉企孫之父葉景澐此時也被聘來教國文，這些人大都是有過“功名”的晚清儒士，可謂當時的學術重鎮。而教授西學的教習有馬國驥、林語堂、孟憲承、巢堃霖以及美籍教習miss bader，miss clemens，mr.smith等，就國內來說，他們應該是當時西語教學的最強陣容。就課程設置來講，以高等科（實驗）課程為例，除前4年（中等科）已修過22門必修課程之外，高等科4年中還要修習修身，國文，英文學，修辭作文，德、法文，通史，上古史，中古近代史，美國史，地理，生理，物理，高等物理，化學，高等化學，高等算數，平面幾何，三角，立體幾何，高等代數，經濟，政治，手工，國器畫，體操等24門必修課。從以上環節對比我們今天之大學教育，即使在國內排序靠前的幾所大學，也不敢保證就比一個世紀以前的清華學校在教育理念的“中西會通”上，先進多少或“現代”多少。 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言裡談到中學和西學的關係時寫道：“盛則俱盛，衰則俱衰。”寥寥八字頗具超前意識。梁啟超在王國維自沉後所送輓聯上有一句話“其學以通方知類為宗”，“通方知類”，就是王國維先生學術精進的全部秘密。它的通神處既有會通之意，又有對話精神。 劉半農和葉企孫大致是同一時代的人，雖然劉比葉大六七歲，但劉在常州府中學堂和錢穆同窗學習時，也是辛亥革命期間，從這一史料推斷，他們當時受教育的大氛圍是相同的。劉半農死後，他的書法作品曾流於市。一天，他的學生張中行逛街，曾在一小攤上發現老師的書法，上寫“中和”二字，張中行覺得意義不大，因此與之失之交臂。實際上這應該是張老先生的失算。張中行是1933年開始在北京大學聽劉半農先生的課，從年齡上推斷，他要比劉、葉晚生一二十年，因此他對師輩們受教時的主體氛圍不甚了了，因此便對劉半農先生何以對“中和”二字記掛在心以致念念不忘難免漠然。實際上，“中和”二字正是葉企孫和劉半農那個時代的“主旋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心中的最強音。 “會通”一詞最早見諸《周易·繫辭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所謂“會通”即“會合變通”之意。在20世紀之初，清華園的知識分子提出“中西會通”這個口號，並非心血來潮一時所興，而是以“中庸”為哲學基礎的。 我們今天都很熟悉巴赫金的對話理論。他的特殊貢獻在於對當下的對話時代提供了理論上的闡釋：他發現了以對話方式存在的文化主體，不僅強調人的主體性，同時又注重“主體間性”。這種既我又他的身份角色認定，很容易讓我們聯想起“中和”這兩個字眼。 在巴赫金之前，西方的黑格爾哲學體系強調對立面之間的否定和鬥爭，並通過否定之否定來促進或實現事物的轉化。然而，巴赫金則看到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缺陷，就像每個人都有缺陷那樣，人實際上是依據他人而存在的，一個人是這樣，一個國家也是這樣。就像王國維先生談中西關係所說，“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這裡邊講述的更多的是相同，是統一，而不僅僅是對立和鬥爭。而會通講述的也正是對立面之間的“同”和“通”。徐葆耕先生言：“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會通就是需要兼顧到事物的各個方面並且找出各個側面之間的內部聯繫。”而巴赫金所說的“主體間性”之間各種張力的顧盼與之何其相似乃爾！我們從巴赫金的對話理論能獲得廣泛的國際認同上可以看出“中西會通”的現代性和超前性。 “會通”強調“中和”，《中庸》裡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天地位焉。”可見，“中和”既是一種方法論，也是一種哲學觀，既是一種和諧狀態，也是一種理想目標。可以這樣說，“中和”在20世紀之初的中國，承載和寄託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期待與願望，它理所應當成為那個時代最重的字眼。 既然“中和”是一個方法，正像張其昀在《中國與中道》中說，中國人“其處世接物守中而不超極”，那麼，在這種狀態下恪守中西會通、古今融通、文理會通的理念，就會出現那個時代所期盼的“全人格”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