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已屆七十六歲高齡的鄧小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提問時說：“週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在十六小時以上，一生如此。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鄧小平又談到“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的困難處境：“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路遙知馬力，患難見情真”。
周恩來和鄧小平這兩位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同舟共濟，結下了純真的親如手足般的戰鬥友情。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驚濤駭浪中，他們的這種情誼得到了新的昇華。
早在一九六五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開的一次小型會議上，周恩來同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談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時，他根據毛澤東本人關於接班人的意見，曾毫不遲疑地舉出鄧小平的名字，認為鄧可以接替毛來“掌舵”。因為周恩來對鄧小平的品德、才幹、為人是最了解不過的。不幸的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把矛頭錯誤地指向所謂“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江青一夥煽動群眾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則千方百計地關心和保護他們。
一九六六年八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原定從一日開到五日，開五天。到八月四日，突然決定會期延長，開政治局生活會。江青在底下佈置要大家批劉少奇、鄧小平。生活會一開始，打頭陣的是謝富治。幾次會上只有周恩來、陶鑄不發言，即使是那種為應付場面的“違心”的話也沒有說過。十一月，中央政法學院群眾組織開會批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妄圖從他身上追挖“黑線頭目”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得知後通知新華社：劉、鄧的問題中央已經解決，不要在群眾中搞，中央不支持他們開這樣的會，新華社、人民日報、廣播電台都不准派人去參加。周恩來向鄧小平打招呼，要他盡量少出中南海。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的慫恿下，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門外用高音喇叭日夜狂吼要揪鬥劉少奇、鄧小平等，被周恩來斷然阻止。他說：“即使是犯了路線錯誤的同志，也不能說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說他是反革命的。”他多次指出：“對劉、鄧不能採取揪鬥辦法！”
一九六九年秋，黨的九大開過不久，黨中央對在京的老同志作出“戰備疏散”的安排，決定將“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讓鄧在有限的範圍內半勞動、半休息。
十月十八日、十九日，就在林彪下達“一號命令”企圖迫害鄧小平的同時，周恩來接連從北京打電話給江西省革委會核心領導小組，對鄧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別指示和交待，明確要求當地加以照顧，具體到地點、住房、安全、生活和醫療條件等。當周恩來了解到江西省革委會負責人原先將鄧小平安置贛州的意見後，當即予以否定，並提出“贛州離南昌較遠，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區，生活條件較差，故將鄧一家安排在這裡不妥”。
隨後，周恩來又提出具體建議：應選擇南昌市郊為宜，所住房子也應是一棟兩層的樓房，樓上是鄧小平夫婦居住，樓下為工作人員住，並且最好是獨門獨院，即能出來散步，又能保證安全。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意見，江西省核心領導小組撤回了原來的安排，最後將鄧小平一家安置在位於南昌市郊新建縣望城崗的一套某步兵學校校長（少將）的住宅（通稱“將軍樓”），其條件基本符合周恩來提出的要求；而鄧小平“下放勞動”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也離其住處不遠。該廠負責人羅明表態說：“保護鄧小平絕對安全的問題，是周總理指示的，我們要不打折扣地執行總理的指示。”
儘管如此，周恩來還不放心，直到江西省核心領導小組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實，久懸在周恩來心中的“石頭”才算落了地。同年十月二十日，鄧小平夫婦等乘飛機離京直飛南昌。從此開始了半勞動、半讀書的“謫居”生活。打這以後，為國內外紛繁事務纏身的周恩來，便一直念念不忘“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鄧小平一家。
一年後的一九七零年秋，黨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就在這次會議上，林彪一夥為搶班奪權而大鬧廬山。會議期間，周恩來終因過度疲勞導致心髒病發作，在場醫務人員立即進行搶救。一天，躺在病床上的周恩來對身邊的保健醫生張佐良說：“這裡（指江西）現有我兩個熟人呢！一個是你的同行，她叫鄭淑雲（即周總理保健護士，當時在衛生部江西'五七'幹校勞動）；另一個是我的同行，叫鄧小平，現在南昌附近住。一個'鄭'，一個'鄧'，兩個'耳刀'嘛！”在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羽翼豐滿、權力炙手的一九七零年秋天，周恩來竟直呼戴著“黨內第二號走資派”帽子的鄧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見鄧在周心目中所佔有的位置。
一九七一年九月，周恩來以其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特有膽略、魄力和智慧，全力輔佐毛澤東，果斷地處置了“九·一三”林彪反革命叛逃事件。同年十一月五日上午，鄧小平夫婦在他們“下放勞動”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內，“享受”了一次“革命群眾”的政治待遇——和該廠全體工人一起聽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的文件傳達。 “九·一三”事件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抓住時機，毅然舉起批判極左思潮旗幟，實際上是對經歷了五年多劫難的黨和國家的“創傷”做某些“癒合”工作，是一次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初步糾正。就在領導這場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廣大老幹部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千方百計為他們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創造條件。
一月十日，陳毅追悼大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毛澤東親臨追悼大會。在同陳毅親屬張茜的談話中，毛澤東連聲稱陳毅“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同志”。他還指著在座的周恩來、葉劍英等說道：“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也提到鄧小平，並且是把鄧和時任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的，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顯然，毛澤東是將鄧小平劃出了自己的“對立面”。對在場的周恩來來說，毛澤東對鄧小平問題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個信號。他深知，“黨內第二號走資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勢必會帶動一大批“文革”中犯“錯誤”的老幹部重新出來工作。此時，他多麼希望這些老同志早些得到“解放”啊！於是，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將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傳出來，為鄧小平早日“復出”廣造輿論。與此同時，周恩來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種場合，將毛澤東談話的內容“捅”出去。同年一月下旬，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外地一個會議的代表時，當著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確談了鄧小平的問題。他提出：在揭批林彪的過程中，一定不能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林彪這夥人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鄧小平極其敏感高層政治氣候的變化，於這年八月三日親筆致信毛澤東，向中央提出願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工作的請求。八月十四日，毛澤東就該信批示周恩來，著重指出了鄧小平的歷史功績。和鄧小平關係甚篤的周恩來，得到“尚方寶劍”，深感鄧小平“復出”有望。他及時把握這個“契機”，立即把毛澤東的批示和鄧小平的信件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員傳閱。十五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這一批示，又以中央的名義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鄧小平立即解除監督勞動，恢復黨組織生活，參與一些調查研究活動，並指示將原來的公務員、秘書調到鄧小平身邊幫助工作，批准鄧小平提出的關於讓其子鄧樸方回京治病的請求。
然而，就在這時，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遇到了來自江青一伙的巨大阻力，鄧小平“復出”的問題也被“四人幫”刮起的政治風沙遮蓋起來，致使毛澤東關於鄧小平問題的指示被“束之高閣”長達四個月之久，直到當年十二月十七日，毛主席再次就鄧小平等老同志的問題找周恩來談話。
十八日，周恩來致信紀登奎、汪東興二人：
為使這件事真正落到實處，周恩來還約紀、汪二人來面談，指示他們根據毛主席談話精神，提出鄧小平仍任副總理的建議。由於周恩來不遺餘力的周旋，終於叩開了鄧小平“第二次復出”的大門。一九七三年二月，年近七旬的鄧小平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於近期返回北京。幾天后，鄧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車，離開伴他度過了整整三年多時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將軍樓”。與此同時，在北京的周恩來正式告知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汪東興，要他安排好鄧小平回京後的住處，並要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專門討論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復職問題的《決定》稿。
自二月下旬至三月初，周恩來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問題。儘管政治局裡充滿了鬥爭，然而，最終的結果是，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就在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鄧小平復職的《決定》的當天，周恩來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請假，要求“病休”兩週，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給葉劍英主持。周恩來的這個舉措充分說明解決鄧小平問題在周恩來心中佔有多麼重要的位置。同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來身體稍有康復，便與李先念等會見鄧小平。次日周恩來約鄧小平到毛澤東那裡開會。四月九日，周恩來、鄧穎超在玉泉山與鄧小平夫婦長談，並共進晚餐。四月十二日，周恩來、鄧小平兩人同時出現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熱烈歡迎剛從柬埔寨解放區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一行，這是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復出”後首次公開露面。這以後，鄧小平開始參加國務院業務會議，行使國務院副總理之職。周恩來還不斷地提出讓鄧小平參加黨和國家的重要活動。同年八月，鄧小平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十二月中旬，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建議，拍板定案：決定由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同時還是國務院副總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當著全體政治局委員的面，高聲說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請回來的，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小平同志進政治局，是給政治局添了一位'秘書長'。”毛澤東還當場送給鄧小平八個字：“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十二月二十二日病疴日重的周恩來，用他那不很靈便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寫下了中共中央關於小平任職的通知，當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
至此，鄧小平集中央黨、政、軍三要職於一身，由他接替周恩來的格局已初步形成。這對於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撐了整整八年的周恩來來說，是可以如釋重負地鬆下一口氣的時候了。一九七三年周恩來在會見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寧等人時，特意讓外賓見了鄧小平，說：“我要你們會見一位將成為重要人物的人——鄧小平副總理。”旨在提高鄧小平在國內外的聲望，讓國際社會了解“復出”後的鄧小平。
一九七四年初，周恩來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正值癌症發展、病情日趨加重之際。從一月下旬起，他連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細胞的控制治療。但是“四人幫”滅絕人性，一次次掀起反總理的惡浪。一九七三年秋冬，江青攻擊周恩來解放鄧小平等一大批老幹部，是“迫不及待”地要奪權，說什麼同周恩來的鬥爭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一九七四年，周恩來剛施行第一項大手術，江青就急忙授意他的寫作班子“要批現代的儒”，“批黨內的大儒”，並竄到天津，別有用心地給一個女社員改名“周克週”，露骨地說要“用我們這個週去克他那個週”，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提議成立由葉劍英牽頭，有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等參加的中央軍委五人小組，全權處理軍委日常事務及緊急作戰事項，得到毛澤東的讚同。鄧小平由此進入軍隊領導核心。這樣，便走出了鄧小平接替周恩來格局的第一步棋。同年五月十九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周恩來會見塞浦路斯共和國總統馬卡里奧斯大主教。這是鄧小平“復出”一年多時間首次走進毛澤東書房。周恩來特意安排鄧小平坐在毛澤東右側原先自己一貫陪客的位置上，試圖通過攝影師的特有敏感和新聞傳媒，告訴外界：周恩來身患重病，權力將由鄧小平接替。
這一系列的舉措當然觸動了江青一夥敏感的神經。早在一九七四年三月份，在討論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人選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就公開把目標指向鄧小平，以種種理由不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實為毛澤東、周恩來的意見）由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會議，並代表中國政府作大會發言的建議。這是自鄧小平復職後，“四人幫”第一次直接向鄧小平發難。由於江青的反對，政治局第一次討論議而未決。第二天，周恩來不顧江青阻撓，提筆在外交部報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並將該件送毛澤東及各政治局成員傳閱。江青見批件後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須撤回其原報告。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討論出席聯大會議人選時，由於周恩來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員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鬧政治局。實踐表明，鄧小平此次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無論從國內或國際方面看，都意義重大，對於迅速提高剛複職不久的鄧小平的威望，鞏固和加強他已經取得的中央領導工作地位，都具有關鍵性的作用。為此，周恩來對鄧小平這次出行亦給予高度重視，對飛行安全問題，也親自過問、把關，不容有絲毫疏忽。三月底，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小平同志出國一事，已從各方面加強佈置；四月六日代表團離京時，準備舉行盛大歡送儀式，以壯行色。獲准後，周恩來又告訴民航負責人和有關部門：“鄧小平同志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大會，我們要為他圓滿完成任務打通道路，增添光彩，並為他鋪上紅地毯。”這是當時中國外交禮儀上的最高規格。四月六日清晨七時許，周恩來雖通宵未眠，卻精神抖擻，毫無倦意，驅車親自往首都機場為鄧小平一行送行。機場上彩旗飄揚，數千名群眾身著鮮豔服裝，載歌載舞，熱烈歡送。四月十日，鄧小平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發言，全面闡述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的理論及中國政府對外政策，引起世界輿論的普遍關注，一些有識之士認為，鄧小平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且無疑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四月十九日，鄧小平率團載譽而歸。周恩來再度赴機場並舉行盛大歡迎儀式，為老戰友“接風洗塵”。此時此刻，周恩來已被確診是癌症復發。但這時周恩來仍表示還不能馬上住院治療。他每天工作仍夜以繼日，超負荷運轉。有關周恩來一再推遲住院治療時間的緣由，直至周恩來去世數年之後，鄧穎超才向身邊工作人員作了“透露”。她說：在那段時間裡，恩來一直對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擔心江青那些人乘他住院時對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離開工作崗位……
十月四日，正在武漢的毛澤東向中央提出建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毛澤東同時還提出了關於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毛澤東經過反复考慮作出的這個重要決定，成為鄧小平即將全面接替病重的周恩來總理的最具體、最有效的步驟。十月六日晚上，已得知毛澤東人事安排意見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趕到醫院，向剛接待完外賓尚未恢復疲勞的周恩來一連串地提出她對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及軍隊總參謀長人選的“意見”。病中的周恩來這時雖然身體虛弱，卻頭腦清楚。他以極大的克制和耐心與江青周旋了整整兩個鐘頭，對所有實質性問題未作一定表態。此時江青還不知道，就在她趕到醫院之前，鄧小平已經同周恩來作了一次單獨談話。兩天之後，鄧小平又再次與周恩來在病室長談。十月十七日晚，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早有預謀的江青等人聯合向鄧小平發起突然襲擊，把攻擊的矛頭直指周恩來、鄧小平領導下的國務院。會上，江青在一陣撒潑之後，又用潑婦式的語言攻擊、謾罵鄧小平。鄧小平忍無可忍，憤然起身，退出會場。當夜，“四人幫”在江青處碰頭。經過一番策劃，決定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正在那裡養病的毛澤東告鄧小平及周恩來的“狀”。聽了王洪文匯報後，毛澤東當即對王進行嚴厲批評，指出：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團結。又說：你回去後，要多找總理和劍英同志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毛澤東鄭重提出建議：鄧小平任黨中央副主席、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十一月初，周恩來在病室伏案疾書，向在長沙的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各項準備工作情況，表示：堅決擁護和執行主席提議的小平同志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的指示。周恩來還在同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談話中表示：衷心擁護毛主席的指示，要繼續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十一月十二日，鄧小平陪同外賓再赴長沙，會見毛澤東。當天下午，毛澤東向鄧提及十月十七日政治局會議上的“風波”，對鄧小平公開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讚賞，高聲說道：“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好，我贊成你！”最後，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主持起草周恩來總理在四屆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周恩來在醫院裡同鄧小平作一九七四年的最後一次單獨談話，定下有關四屆人大的各項重要方案。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午，周恩來飛往長沙向毛澤東當面匯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毛澤東在嚴詞批評“四人幫”的同時，又高度評價了鄧小平。他說：“他（指鄧）政治思想強。”毛澤東邊說邊用手指指腦袋。 “politics（英語'政治'）比他強。”毛澤東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沒有鄧小平強。”為強調言中之意，毛澤東抓起一支鉛筆，在紙上寫下一個很大的“強”字。周恩來見狀，十分贊同地重重地點頭。談話中，當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根據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軍委總參謀長時，毛澤東再次明確表示：“就這樣。讓小平同志做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說著，他又在紙上寫下“人才難”三個字。周恩來深解其意，脫口說道：“人才難得。”毛澤東含笑擱筆。毛澤東轉過頭來對王洪文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並關照周恩來：“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會後，你安心養病吧！國務院的工作可以讓小平同志來頂。”周恩來再次鄭重地點頭。半個月以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產生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的新的國務院領導核心，“長沙決策”終於成為現實。
一九七四年底“長沙決策”之後，重病中的周恩來便把希望寄託在復出後的鄧小平身上。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此前，鄧小平已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恢復了國務院副總理職務。鄧小平面對被“文革”的颶風橫掃得滿目瘡痍的零落景象，當機立斷，運用毛主席賦予他的權力，憑著對災難深重的國家的前途命運所擔負的責任感，義無反顧地在周恩來的支持下，開始了對“文化革命”的全面整頓。
一月二十五日，四屆人大會議剛閉會一周。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鄧小平來到總參謀部機關，向團職以上乾部發表的著名講話。鄧小平這篇氣勢不凡、風格凌厲的講話，成為這一年他領導的各項工作的起點，是打響全面整頓的“第一炮”。在鄧小平雷厲風行地實行全面整頓的同時，周恩來在醫院裡與鄧小平會見、談話的次數也更加頻繁。四屆人大會議之後，周恩來平均每週都要有一兩次同鄧小平見面。病房內，兩位老戰友促膝談心，共商國是，常常談至深夜。此外，周恩來還時常找中央政治局成員和國務院有關負責人談話，了解各項工作情況，要求他們支持鄧小平領導的整頓。一月底，周恩來在醫院直接聽取新任教育部部長周榮鑫的匯報，在詳細了解了教育部門的現狀以及遲群等人對教育工作的干擾破壞以後，明確表示支持周榮鑫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對教育系統進行整頓。四月十六日凌晨，周恩來親約由中央派往浙江幫助整頓工作的紀登奎談話，他向紀提出，應按小平同志要求，制訂出切實可行的整頓措施，解決好浙江問題。
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引起了“四人幫”一伙的極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們施展種種伎倆，一次又一次地把矛頭對準鄧小平以及支持鄧的周恩來總理。五月三日晚，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接到在中南海毛澤東住處召開會議的通知。毛澤東在會上加重語氣，打著手勢講道：“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這是毛澤東繼一九七四年多次批評江青一夥以後，又一次指出“四人幫”及其宗派活動問題。第二天，周恩來在醫院同正式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商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需要政治局內進一步批評“四人幫”。隨即，他伏案寫下書面意見，表示“同意鄧小平意見”，支持由鄧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
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從這一年下半年起，鄧小平領導的整頓在農業、商業、教育、科技、文藝等各個領域全面、迅速地展開。鄧小平的全面整頓，迅速、系統地糾正著“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種種錯誤，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時間內出現明顯好轉，這次全面整頓，深得黨心、民心。一九八七年十月，在談到改革問題時，鄧小平又提出：“說到改革，其實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來總理病重，把我從江西'牛棚'接回來，開始時我接替週總理管一部分國務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幫'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人民懷念週總理，支持我的也不少。這證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願望。”
周恩來逝世後，清明節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自發的悼念活動，將周恩來、鄧小平這兩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緊緊聯繫在一起。由於周恩來病重住院，鄧小平自一九七五年初起就主持中央的黨政日常工作。鄧小平著手的全面整頓工作，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實行的許多錯誤政策，不能不逐漸發展成為對這些錯誤政策的比較系統的糾正。而一九七五年經濟戰線上所發生的明顯的良好變化，又有力地證明了所謂“批林批孔”運動的錯誤，也開始啟發廣大干部、群眾認真考慮“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這個變化，既觸怒了“四人幫”，也為毛澤東所不能容忍。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周恩來病情日趨嚴重，當時鄧小平的工作擔子沉重，和“四人幫”的鬥爭也進入“白熱化”階段，但每星期總要到周恩來的病室來一兩次。常來周恩來病榻旁問候的還有葉劍英、李先念等。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歲的周恩來總理不幸在北京病逝。噩耗傳來，“頓時九州寂，無語皆淚水。相告不成聲，欲言淚复垂。聽時不敢信，信時心已碎！”當時身為黨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強烈克制著自己的感情，含悲送走了最敬愛的“兄長”和戰友周恩來，並在周恩來追悼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給周恩來戰鬥的一生予以崇高評價。廣大群眾以各種方式寄託自己的哀思。 “四人幫”一夥竭力壓制群眾的悼念活動。並且借一九七五年十月以後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對鄧小平以及其他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的正確領導進行批判，使一度好轉的政治、經濟形勢急劇惡化。這年四月四日是丙辰清明節，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動達到高潮。上百萬革命群眾不顧當時重重禁令，湧向天安門廣場，聲討“四人幫”，革命義憤愈益高漲。 “四人幫”利用竊取的權力，對革命群眾瘋狂鎮壓，對革命詩詞追查銷毀；並且一手遮天，造謠惑眾，胡說鄧小平是煽動“天安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後台。當時重病中的毛澤東聽信讒言，錯誤地作出表示：開除鄧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從而，使鄧小平同志蒙受了“第三次被打倒”的不白之冤。然而，正如周恩來臨終前說過的那樣：人民是公道的，相信黨和人民的大多數，常言說“風物長宜放眼量”，歷史會有公斷。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災難。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引下，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對“天安門事件”也作了徹底平反。
如今，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全黨和全國人民正在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沿著鄧小平開拓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為繼承周恩來在“四屆人大”報告中提出的政治遺囑，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