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同志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他1976年逝世，二十幾年如一日，嘔心瀝血，高瞻遠矚，為我國對外貿易事業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當前我國正處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在進一步貫徹對外開放政策中，對外貿易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今天，重溫一下週總理關於對外貿易的主要思想和實踐，對繼往開來，艱苦奮鬥，到本世紀末實現對外貿易的宏偉戰略目標是十分有意義的。
周恩來在他光輝的一生中，多次創造性地論述了新中國的對外貿易方針政策。建國前夕，1949年9月，他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所作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新中國的經濟政策就是“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以利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 （《周恩來選集》上卷第370頁）所謂“內外交流”，就是恢復和發展對外貿易。 1952年4月，他在一次講話中提出了對外貿易的許多重要原則，如互通有無，易貨貿易，以農產品換回工業設備，出入口平衡等。 1953年2月，週總理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再次公開宣布：“凡是願意和我們在平等互利的條件下發展貿易關係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會予以歧視的。我們相信不同製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我們願意同一切願意維持和平關係的國家恢復和建立貿易關係，發展和平經濟。”由此可見，週總理對外貿事業是一貫重視的。
週總理十分重視及時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在我國對外關係中第一次提出經濟合作的思想。 1955年4月，他《在亞非會議全體會議上的發言》中說：“我們亞非國家需要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有助於消除我們在殖民主義的長期掠奪和壓迫下所造成的經濟上和文化上的落後狀態……我們相互之間的貿易往來和經濟合作應該以促進各國獨立經濟發展為目的，而不應該使任何一方單純地成為原料產地和消費品的銷售市場。”又說，我們要努力實現各國的經濟獨立，這也並不是要排斥同亞非地區以外的國家的經濟合作。週總理所說的經濟合作，當然包括引進技術、利用外資、對外援助和對外貸款。這樣就把對外關係從貿易往來擴大到經濟合作的領域。
1956年，我黨提出要建立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有人因此產生關起門來建設、萬事不求人的思想。週總理在黨的“八大”所作的報告中尖銳地批評了這種錯誤思想，並指出：“我國同世界各國在經濟上、技術上、文化上的聯繫，必然會一天比一天發展。因此，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錯誤的。”（《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26頁）這就是說，發展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長期的基本政策。
1960年，由於“大躍進”的失誤和蘇聯撕毀合同、撤退專家，我國對外貿易面臨嚴重困難。中央決定，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由周思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組成三人小組，並建立對外貿易指揮部，全權指揮對外貿易的收購和調運出口，並嚴格控制進口。這時總理對外貿的領導更加廣泛深入，夜以繼日，十分辛勞，抓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建設，抓進口糧食，抓外匯平衡，抓引進技術，抓國別政策調整。 1962年，他在一次會議的報告中指出：保證完成對外貿易任務，償還外債，努力承擔國際義務。這個報告給調整時期的外貿工作指明了方向。當時對外貿易工作雖然存在很多困難，但是這些任務都順利地完成了。
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一貫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如何對待這一方針呢？ 1949年12月，週總理在一次講話中正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國家建設是以國內力量為主還是以國外援助為主？我們的回答是以國內力量為主，即自力更生為主。同時，他又指出，我們需要外援，我們歡迎友邦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的幫助。這種真正的幫助，有助於我們自力更生。
1958年，週總理進一步指出：“任何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總要有一點獨立的能力，更不用說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太小的國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國家。而我們這樣的大國，就必須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不然一旦風吹草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支援我們完全解決問題。”“但是，應該指出，基本上完整併不是說一切都完全自足。就是大國也不可能什麼都有。”（《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32頁）這些論述，十分深刻地把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的關係說得更加明確了。
1958年6月，當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以後，週總理向外貿幹部更進一步闡述了這個思想。 1964年12月，他指出：“正確處理自力更生同國際合作的關係。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基本立腳點。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從本國的具體情況出發，依靠本國人民的辛勤勞動，充分利用本國的資源來進行建設，才能比較迅速地發展本國的經濟”。 “外國一切好的經驗、好的技術，都要吸收過來，為我利用。”
1973年，週總理在同外賓談話時說，毛澤東主席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是我們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把農業放在優先地位，按農、輕、重這樣的順序排列，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才能站得住，當然也要爭取外援，也要和其它國家進行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貿易，但這是輔助的部分，主要是靠自己。以上事實說明，週總理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思想是始終如一的。
我國三十年來經濟建設的實踐證明，自力更生為主的思想是正確的。 1982年，鄧小平同志在向外賓介紹我國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時指出：“你們想了解中國的經驗，中國的經驗第一條就是自力更生為主。我們很多東西是靠自己搞出來的。”“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即在建國三十二年多的時間里大體有二十幾年，我們完全或基本上處於沒有外援的狀況，主要靠自力更生。沒有外援也有好處，迫使我們奮發努力。在這種精神的激勵下，我們在這個期間搞出了原子彈、氫彈、導彈，發射了人造衛星等等。所以，我們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紹的首要經驗就是自力更生。當然，這並不是說不要爭取外援，而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鄧小平文選》第361頁）這是對我國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的高度概括。
1．關於價格政策。我們同外國做買賣，包括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做買賣，根據什麼原則來確定產品的價格？是根據國內市場價格來定，還是根據別的什麼原則來定？這個問題的答案現在看起來是十分簡單的，但在我們剛剛同外國做生意時是不清楚的。週總理說，對外貿易的商品價格“應當按照資本主義市場價格，當然也可以有一個幅度”，為了照顧經濟落後的友好國家，“購進可以高一些，出口可以低一些”。週總理把我國的對外價格政策明確了。
2．關於適銷對路，質量第一的思想。質量問題，是周總理一貫重視的問題。他反復強調：要講求質量，把質量問題放在首位；重質先於重量。要適銷對路，出口產品應當考慮人家的需要。如東南亞要的布是細紗的，薄的，你用粗紗搞厚的，他不要。
3．關於重合同，守信用的要求。 1958年底，“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范圍形成高潮，各部門、各地區都在一個勁地追求高指標。外貿工作也受到“大躍進”浮誇風的影響，簽了合同不能交貨。從這時起，週總理反復告誡外貿幹部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 “凡是今年對外已簽合同的，寧可自己不吃或少吃，不用或少用，也要履行對外已籤的合同。”訂了合同不守信用的惡果將是“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譽受到損失”。 “所以要訂一條原則：要么不簽合同，簽了合同必須守信用。”
4．關於扶植外貿商品的生產，建立出口基地的政策。這個政策，是周總理在60年代提出來的。他指出：外貿要進行基本建設，要建立出口商品生產基地，提高產品質量。生產出口商品的工廠要同生產內銷商品的工廠分開，當然這類工廠也要有第二產品，不能單打一，但主要還是生產出口商品。週總理的這些意見是很有遠見的。當前，我們提出建立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形成出口商品生產體系的意見，究其思想來源，是從周總理這裡來的。
5．做好包裝工作。人們常說我國出口是一等原料，二等成品，三等包裝，四等價錢。因為包裝不好，影響了出口商品的價格。 1971年，週總理在外貿部的一個報告上批示：做好包裝工作。以後成立起來包裝機構，改進包裝工作，就是根據周總理的批示進行的。
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終結，林彪、“四人幫”一夥一直處心積慮地想搞垮外貿部，以便由他們取而代之。週總理同林彪、“四人幫”展開了尖銳複雜的鬥爭，粉碎了他們一個又一個陰謀詭計。據我了解和經歷的，主要有以下事例：
1．強調外貿部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以紅線為主。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林彪、“四人幫”一夥誣衊外貿部是“賣國部”，執行了一條又黑又長的修正主義路線。週總理在接見外貿部造反派時針鋒相對地說：“三外（注：外交、外貿、外經）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是以紅線為主。”他講的“紅線為主”，就是說外貿工作是以黨中央的正確路線為主。這樣，才使外貿部黨組沒有被“砸爛”，而得以繼續進行工作。據說，在“文化大革命”中，國務院下屬各部委黨組還繼續存在，繼續管業務工作的（運動當然是歸造反派“領導”），為數極少，外貿部黨組是其中之一。
2．阻止以“破四舊”為名衝擊廣交會。 1966年夏秋，正是“文化大革命”所謂“破四舊”興起的時候。在這屆秋交會展廳裡展出了許多具有我國民族特色的工藝品，如山水風景、花鳥蟲草、古裝人物、古仕女圖等。當時雲集廣州的全國許多地區造反派聲言要到廣交會展廳去“破四舊”。事先，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在廣交會門前張貼了國務院的佈告，大意是要保證廣交會正常進行，不准衝擊廣交會。正當他們要衝時，週總理還派廖承誌等同志親臨廣交會做造反派的工作。經過長時間的談判才制止住造反派衝進廣交會。一場“破四舊”，差點使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相當大的廣交會開不成了。當時，全國三分之一的出口貿易要靠廣交會成交。
3．正確掌握平等互利的對外貿易政策。 “九.一三”事件後，我了解，一度要反“左”。我在一次會議發言中提出，在外貿工作上應當反對“以我為主、強加於人”的“左”的錯誤。誰知，我這個發言捅了“四人幫”的馬蜂窩。因為“四人幫”就是靠散佈“唯我獨革”、“唯我獨左”這套“以我為核心”的謬論起家的，我的這一提法觸及了他們的要害，引起他們極大不滿。張春橋是第一個反對批判“以我為主”觀點的，要外貿部作檢查。他們認為“以我為主”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一次會議上，王洪文問我反對“以我為主”是怎樣提出來的？我說，毛主席講過反對“以我為核心”。我認為“以我為主”同“以我為核心”是一致的，所以我提出反對“以我為主”。以後，外貿部雖然作了檢查，但廣大干部的思想是不通的。因為平等互利是我國對外貿易一貫遵循的重要原則。 1973年1月，外貿部某局在起草的一個請示報告中，把“以我為主”的提法寫了進去。請示報告送到週總理那里後，他把“以我為主”一筆勾掉了，並把這句話改為“按照平等互利原則和我們的需要與可能，有來有往”。報告送到毛主席那裡，表示同意。 “四人幫”沒敢再提出反對意見。從此，我國對外貿易不能搞“以我為主”的思想就明確起來了。
4．強調要多快好省地發展對外貿易。 “九.一三”事件以後，週總理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國民經濟有一定的恢復和發展。同時，在國際上，由於1971年我國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1972年中美髮表聯合公報，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我國對外工作局面開始打開。在這樣一個比較有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1972年4月週總理不失時機地提出：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情況變了，我們大家要一條心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既不浮誇，又不氣餒，一定要在'四五'計劃中鼓足乾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發展對外貿易。
5．提出對引進技術設備要堅持“一學二用三改四創”的原則。 1972年初，毛主席、週總理作出了從國外進口一批成套設備的重要決策，使“四人幫”破壞引進技術的企圖歸於失敗。於是，“四人幫”又在如何對待引進的技術設備問題上大作文章，提出了要“一批、二用、三改、四創”的口號，強調首先要進行批判。如按“四人幫”這個方針辦，我們引進技術的目的肯定是實現不了的。為此，週總理及時地提出：對引進技術只能“一學、二用、三改、四創”，即在消化、吸收後，再創新、改革。這個提法是尊重科學、完全符合客觀規律的。對引進技術設備，不先把人家的先進技術、工藝流程、管理制度都學到手，怎麼談得上改革、創新呢？
6．沉著機智地揭破“四人幫”製造的“蝸牛事件”。 1973年底，經黨中央批准，中央某部派出代表團赴國外考察，準備從外國引進一套新產品生產線。臨別時，外國公司贈送給我代表團成員每人一件玻璃蝸牛禮品。 “四人幫”知道後，攻擊說這是侮辱中國跟在他們後面爬行，代表團接受這種禮品是“喪權辱國”，是“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們利用這一事件，同正在進行的批林批孔運動相配合，再次破壞我國技術引進工作，妄圖打倒週總理。週總理請外貿部門查清事實真相。經調查，蝸牛在外國是一種吉祥物，常作為禮品送人，並不存在暗指中國爬行的惡意。這樣，才把“蝸牛事件”的風波平息下去，“四人幫”的陰謀再次遭到失敗。
週總理給我們留下的有關對外貿易的精神財富非常豐富，有待我們外貿工作者和理論界的同志共同努力進一步發掘並加以系統地整理，供給後人學習，了解我國對外貿易所走過的道路，加深對發展國際貿易的認識，提高貫徹對外開放政策的自覺性。這是一個義不容辭的責任。敬愛的周總理對我國外貿理論工作和實踐活動的巨大貢獻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