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9歲就旅居泰國的華僑。早在大革命時期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時，我就听到過他的名字，並崇敬他。
抗戰初期，我曾與周恩來有過一次通信聯繫，對我教育極大。
這件事距今50年了，但每每想起來，心裡就激動不已。
在周恩來90誕辰之際，我追述這段往事，以志紀念。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前後，曼谷華僑社會中，由於不少僑胞對祖國抗戰前途認識不清，思想出現混亂。比如，國共合作能不能堅持下去？這場戰爭要打多久？中國能戰勝嗎？另外，當時一些漢奸和日本間諜趁亂到處散播漢奸亡國論調，什麼“中國世稱東亞病夫，和日本人打起來，中國必亡。”什麼“中國受盡歐美帝國主義欺凌，日本是我們的鄰邦，'遠親不如近鄰'，中、日應該聯合組成'共榮圈'，共同對付歐美帝國主義。”等等，這些奇談怪論到處流行。一時間，議論紛紛，爭論不休，愛國僑胞都在為祖國命運擔憂。
當時，我在曼谷“十八湧跑馬場”工作。這是歐洲人的體育俱樂部，設有跑馬賭場、酒吧間、咖啡廳、游泳池、舞廳和圖書閱覽室。我在圖書閱覽室當工人。和我同事的華籍工人有30多位，同住在跑馬場的工人宿舍裡，工餘時間，常在一起談論抗戰問題，為僑胞中的爭論不休感到不安。
一天，我在報上看到周恩來主持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消息。當時，我和跑馬場的幾個工友商量，決定向他談談這裡的情況，請教他如何看待抗戰前途。於是，我們在跑馬場工友和曼谷其他部門的鄉親、華籍洋務工人中，募捐了4千銖泰幣，以“泰國曼谷十八湧跑馬場華籍洋務工人”的名義寫了一封信，把僑胞對抗戰問題的爭論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反映。錢和信由曼谷廣東銀行一位同鄉設法替我們寄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
當時，我們想周恩來那麼忙，不會給我們回信。然而，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過了一些時候，竟然接到周恩來的親筆回信。當時，我們都激動得熱淚盈眶。
周恩來的信，有8頁信紙之多。內容除了讚揚海外僑胞關心祖國命運，支援祖國抗日戰爭的愛國熱忱外，著重談了抗日戰爭形勢的問題。
在我記憶中他談的主要內容是：
一、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是非正義的，它將受到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譴責和反對；中國人民奮起抗戰，反抗侵略者，是正義的，它也將得到全世界正義之士的同情和支持。
二、國民黨內有投降派，他們明的暗的，和日本帝國主義相勾結，是一夥賣國求榮的反動派。國民黨之中也有動搖派和力主抗日的開明之士，只要我們工作做得好，在全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一致要求抗日的強大壓力下，國共聯合是可能堅持下去的。我們對國民黨的政策是既聯合又鬥爭，在斗爭中求聯合，力爭和他們組成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
三、日本帝國主義，目前還是個強大的、兇殘的敵人，我們又有很多困難，不可能在短期內戰勝它。因此，中國人民這場抗日戰爭，將是一場艱苦的甚至是殘酷的、長期的持久戰。周恩來在信中詳細地分析了形勢，精闢地論述了戰爭發展趨向，指出了可以戰勝敵人的主客觀條件依據。最後結論是“抗日戰爭必將是以中國人民取得最後勝利而告終”。
信末，他囑咐我們今後把捐款寄到香港，交廖承志收轉，不要寄到武漢去。
周恩來的信，從跑馬場的工友手中很快就傳閱到跑馬場外的華籍工人中去。我想，既然這麼多僑胞爭著要看周恩來的信，乾脆拿到報社去發表，讓更多的僑胞都能看到。於是，我去找我的朋友林秋野。他是《曼谷時報》的副刊編輯，以“醬油二郎”的筆名，專寫“花邊”雜文。他看了周恩來的信很高興，答應一定說服總編，把周恩來的信發表出去。
不久，《曼谷時報》果然把周恩來的信，刪去頭尾有關捐款部分，用《周恩來論抗日形勢》為題，將信中有關抗日戰爭問題的論述，一字不改，全文照登。這一來，轟動了整個曼谷華僑社會，到處在談論這篇文章。從此，僑胞中對抗日戰爭的疑慮、擔憂、徬徨、爭論不休的局面，逐漸消失了，僑胞們的抗日信心和團結增強了，同時狠狠打擊了那些漢奸亡國論者。不久，我們成立了“曼谷洋務工人抗日後援會”，更活躍地開展抗日宣傳和捐獻活動，直到日寇侵占泰國為止。
1941年12月8日，日軍於偷襲珍珠港，同時也在泰國登陸，我不得不把周恩來的信燒了。但是他對僑胞的關心，對抗日戰爭的論述，卻深深銘刻在僑胞心中，它一直在激勵和鼓舞著僑胞們的抗日信心，直到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