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十三章訪西安·中國人·金圓券·文物展

1990年5月底，我赴西安訪問，這是我多年訪華最大的收穫，不但看到代表中國文化的古城，也看到不少珍寶。 西安就是歷史上的長安，所謂“絲綢之路”的起點。中國詩詞有關長安的傑作太多了，歷代君皇既選擇此地做都城，自然吸引了不少騷人墨客競求進身。西安是陝西中部平原被山帶河的要津，地勢優越，漢、隋、唐等王朝都以此為首都，有1200年的建都史，不但是“秦中自古帝王州”，也是古代兵家必爭之地。 如果西方是“條條大道通羅馬”，那麼東方可以說是“條條大道通長安”。這個地區除了土壤肥沃，有利於農業發展，交通方面也佔了地利，據說長安是和亞洲、歐洲甚至非洲其它城市有商業往來及文化交流的最早的城市，遠在2000年前就和外國有了交往，可說是國際交流的開端吧。

秦代長安還只是一個鄉名，直到漢高祖劉邦在位第五年（公元前202年）才採居婁敬和張良的建議，建為首都。 西漢時期，蠶桑大量生產，絲織的豐美多彩到了一個高峰，西漢皇帝常把絲織品賞賜給各國君長和臣僚。據說在湖南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大批西漢前期的絲織品，就充分顯示了當時紡織技術的高超。 所謂絲綢之路是由西安北經陝西的分縣、長武，進入甘肅的涇川、平涼、過六盤山，又下厲河，再渡黃河，經景泰、大靖、武威，再沿河西走廊西行。另外一路西經鎮縣，有些不同。張騫出使西域，霍去病擊敗匈奴國，唐玄奘赴西域取經。走的都是隴西路線。 張騫出使西域時，隴西（甘肅邊界）常有匈奴出沒，張騫帶領隨從進入甘肅，就被匈奴的騎兵搜捕，押迭到匈奴單于王庭，被囚禁多年後，才逃出匈奴國。翻山越嶺，忍凍挨餓地穿過沙漠，前後十有三年才返回長安，去時100多人，回歸漢土只剩下張騫和一名隨從。

張騫建了大功，被升為中即將。公元前119年，再度出使西域，這時離開他第一次西征已有18年。這次他帶了隨員300多人，大批金幣、布帛，主要目的在聯絡鄰邦，以斷匈奴的左右手，雖然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大功告成，西漢王朝也增加了許多與異族的交往，絲綢之路更是一片繁榮景象。 但好景不長，北匈奴在邊界陳兵數十萬，劍拔弩張，使漢朝絲綢之路大受威脅。當時的青年名將霍去病18歲從軍，24歲早故，他短暫的一生屢戰匈奴，屢敗匈奴，使西漢的河西走廊與外界保持交通。 我到西安時剛好他們在舉辦“絲綢之路”紀念之旅，西安的歷史博物館展出許多有關絲綢之路的古物、壁畫、珠寶、玉石、衣物、用具、儀器、刺繡，以及外國使節貢獻的禮品等等，真是洋洋大觀。

在西安時，省府外務主任陳祥林先生要我去看看霍去病的墓陵，因為祁連山的茂陵有16大件石刻都是2000年前的作品。他說，畫馬的藝術家都會去流連鑑賞一番，因為這些石刻充分錶現出戰場上游牧民族與馬群不可分的結合。 雖然中國習俗對掘墓有大忌諱，但人口眾多，不少墓地都被破土建築，秦始皇的陵墓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發現的。據說，在泥土之下深藏兩三千年前的東西，一旦見光可能會受損，因此文化部已決定要等科學再進一步發展，能完璧保全古物之後，再繼續出土工作，現在光是秦始皇的陵墓就夠專家去做二三十年的研究了。 不看兵馬俑，無從想像古代皇侯的窮奢極侈。那天，我去看兵馬俑古蹟，感慨與上長城等深。 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古中國、埃及、印度都有殘酷的陪葬之風。古代帝皇死後，寵妃、侍衛和其他生前喜愛的東西都要一同葬入墓穴裡。如今中國為俗要燒些金銀元寶、車馬用具給死者使用，大概是受到這個流傳習俗的影響。

已故名報人、藝術鑑賞家魏景豪先生，70年代在電視節目中有一項非常精彩的評論，名為“中國人”；1988牟倫敦電視也做了一項深度不錯的中國節目——“龍目”，分別介紹近代中國人的生活，除了衣、食、注行之外，也旁及文化和政治，使外國觀眾有機會多了解中國人。可惜大陸和台灣兩地的電視台都沒有播送，但海外的中國人看到了後而且給予很高的評價。這充分顯示外國人對中國很好奇，並不斷進行探討，中國人對於自己的過去及未來也不能不加深了解和做些該做的、能做的工作。 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國人的外來壓力是東北事變。 1931年我在北京東華門大街的孔德小學讀一年級，我們的教師叫李潔吾（已退休，現仍健在，我在北京時曾回母校看望他），他是北大的文科畢業生。雖然我們只是小學一年級，他仍盡量在文學作品中使我們初步接觸中國文學的精華。我們都是六七歲的小孩，天真、無知，但常在家裡、在校內聽成年人議論紛紜，有些同學說家裡來了些東三省的親朋，使我們幼小的心靈無形中蒙上一層陰影，因為大人講到日本人時都面有憂慼。

父親當時在北大任教，同時也是北京師範大學的教務長，晚間常有客人來訪。他們在談論什麼當時我並不清楚，但我和大姐常常偷聽，好像來客們總在講避難的事。我和姐姐不知道為什麼要避難，但我們知道這和日本人有關，使我對“日本人”三個字有了惡感，當時心中也有個大問號，我們為什麼這麼怕日本人？ 母親帶著我們姐妹數人暫時避難天津，因為當時大家都擔憂日本軍隊會入北京。我年事漸長才了解，當時的情勢是中日談判若破裂，日軍可能會攻入北京。這就是東北事變，中國東三省被日本人侵占，當年的少帥張學良大概是不到30歲的少年郎吧。第二次大戰後，西方史學家對“西安事變”有不少報導，但直到近年來才有較多的中文史料公諸於世，尤其是台灣在黨禁、報禁解除後。很可惜老年多病的張學良三緘其口，差堪告慰的是與他相廝守的趙四小姐，終於在他們兩人都步入暮年時正式結為連理，並由四川人瑞張群老先生做他們的證婚人，這真是段佳話。

我在台北住過多年，但從未有機緣見到張少帥。 1989年我在北京和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小弟溥杰見面，他們是旗人，而且在東北住過多年，據他說、他和張學良很熟悉，並要我帶話問候張帥。我把話傳給了張群先生，張群對我笑說：“我們現在成為病友，常在醫院見面，真是同病相憐噢。” 同年我訪問北京時，也在一個宴會上見到了中國文化部副部長英若誠，他在得獎影片《末代皇帝》中飾演中國戰犯的獄長，負責管理溥儀和溥杰兄弟等人，演得有聲有色。在北京王府飯店的宴會上他對我說：“我的本業是演員，現在文化部做官，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想，人生本來就是演戲，有些人是好演員，可以假戲真做，或是真戲假做，很使人動容；有些人不會演戲，有時不免吃點虧。英若誠一切都會做得很好。這使我想到不久前才辭職的文化部長王蒙。王蒙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出了很多本書，數年前還到美國訪問，他說他最喜歡的美國城市是波士頓。波士頓有濃厚的文化氣氛，是歷史名城，王蒙是一位較開明、有創意的作家，喜歡波士頓自有道理。他以名作家步入仕途，中國的文化人與作家都對他予以厚望，希望他在位時多關照文化人；而中央政府又希望藉重他與文化人的關係做些對文化人的公關工作，這就難了。我讀過他的小說，覺得他不可能是一位適於做官的人，果然後來他辭職了，有一陣子還回到他的故鄉。前一陣子北京召開人大和政協會議，他才又露面。文化部的人說他現在無官一身輕，可以專心寫作了。

中國的文化部在北京舊城的一座四合院，一切都保持北方舊時風味，我每次到那兒去，常常會回想到兒時的京華。記得初，在香港唸書，常常看到張恨水寫的長篇小說，其中有一本《京華春夢》，寫起北方的人物呼之欲出，這也是中國文化的另一特色。張恨水的小說人物代表中國新舊交替時代的軍閥、梨園角色，和潦倒的騷人墨客、煙花柳巷的可憐人。林語堂後來曾用英文寫了一本，林語堂的文筆當然一流，可是他對北京的三教九流人物沒有張恨水那麼深入體驗，因此張恨水的章回小說確有它的代表性。 話扯得遠了，現在回到我們在天津的那一段遭遇。我記得我們是坐火車去天津的，月台上和火車上到處是日本兵，他們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一副目中無人的模樣，旅客們對這些日本軍人不是視而不見，就是敬鬼神而遠之。我們到天津後住在什麼地方已記不清楚，只記得過了不久，局勢平靜後，我們又回到北京上學了。

老師在課堂裡說，東北已被日本人佔領，並為我們講讀名作，使我終身難忘。 1937年盧溝橋事變，展開了中國的全面抗日戰爭，那時我已是香港的初中生，每週三有音樂課，一位戴近視眼鏡的青年老師把許多抗戰歌曲傳授給我們，有《長城謠》、《滿江紅》、《流亡三部曲》和許多慷慨激昂的歌曲。這些歌曲代表了成長在悲憤時代年輕人的心聲。這場抗戰的洗禮，使那一代的人對國家民族有深刻的熱愛，而這種情懷是要真正體驗才能獲得的。二次大戰結束後，亞洲和歐洲都有不少描寫歐亞戰場的電影，西方編導著重描述德國納粹黨的殘酷和猶太人所遭遇的苦難，例如海明威名著改編的電影《戰地鐘聲》和另一部得獎電影《女童日記》，都使人心神震撼。中國電影如《一江春水向東流》和《桃花江》等也算不錯。

近年來我曾看過一些中國的電影和電視劇，編者和導演嘗試把抗日時代的真人真事搬到銀幕上，但很難抓到當年人種精神。有些富家子弟抗戰一開始就被父母送到美國讀書，等到他們回國時戰爭已結束，他們連半點炮火味都沒嗅到，回國後因為有碩士或博士學位，於是當上政府官員，這和受過八年抗戰苦難的公僕感受自然迥然兩樣。 我初到美國時常接觸土生土長的華裔美人和入了美籍的華人，他們好像生長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不但相處對格格不入，即使在中國人的圈子裡還分廣東人和外省人，60年代後期、70年代初又有了台灣人。在這些圈子裡又可分為兩大類：靠左和靠右。靠左的當然是支持大陸共產黨，靠右的支持台灣的國民黨。尼克松未與大陸接觸之前，在美國的中國人多半無須選擇，因為反正一般美國人不能到大陸去，也就無所選擇。但尼克松訪華之後，大家對這個神秘的古國有了更多的探求，尤其是卡特政府正式與中國建交之後，大家都紛紛去大陸旅遊、探親或做文化教育交流，好不熱鬧。這種情況下，住在美國的中國人開始有了爭論，有時無形中被迫選擇，這也是中國人的無奈與痛苦，這種心情、這個包袱不是國民黨或共產黨官員所能了解的，也不是一般與政治毫無關聯的人所能了解的，中國的政治背景實在太複雜了，有些中國人根本不去想它，免得自尋煩惱。

中國人的包袱很沉重。我成年後第一次深深對中國人的命運有了哀感是在上海。或許有人會問：難道抗戰時期流亡學生沒有哀感？可以說沒有。因為那時大眾一心，共同目的是打敗日本人，在兵荒馬亂的年月非但毫無哀感，而且有一股希望——就是苦盡甘來。抗戰勝利後我到上海擔任中央通訊社記者，採訪接收大員和上海審判戰犯的消息，忙昏了頭，沒有時間去想其他的事。我第一次深深被悲哀擊痛是1948年冬，看見上海老百姓前呼後擁地在銀行門口排長龍換金圓券。我當時想，難道我們八年抗戰，辛辛苦苦所換來的就是這個悲慘的景象！ 名作家賽珍珠的作品《大地》，描寫中國農村的疾苦，尤其是中國婦女的可憐命運，但對讀者來說這只是一本小說，或是一部電影，並不如自己親身感受來得悲切。那年我已結婚，陳納德將軍所辦的民航公司就在上海外灘，我自己雖不需要排隊去擠換金圓券，但每天上班經過銀行門口時，總看見許多老百姓在天未亮即趕來排隊。當時假如被查到家中藏有金圓券或金條等物，是可能會被判坐牢或槍斃的。我對槍斃這個字眼非常厭惡，而有些官員似乎很慣用這個字。 另一使我悲哀的是各地美國使館前等候簽證的中國人，排隊的長龍里包括了男女老幼，有些老年人走都走不動了，還讓人扶著在排隊。這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他們已走到人生的盡頭，為什麼要離開自己的家到異鄉漂泊？如今在大陸排隊等候簽證出國的多半是年輕人和學生，並不是大陸的老年人不想出國，只是經濟不許可，也很少有親人願意協助，他們只好寄望下一代有更好的機會受教育。 三四年前，台灣還在爭論在位的高級官員不該持有外國護照，也不該有綠卡，後來條例放寬了，因為持有台灣護照旅行簽證不太方便，所以台灣政府也就沒有太固執。 台灣的政策承認雙重國籍，而大陸的政策不承認雙重國籍，但雙方都有處理僑胞事務的機構：台灣的僑務委員會、海基會都是極有勢力的組織，大陸的僑務辦公室，工作也很積極，這是中國的一大特色。我想是與當年孫中山先生推動革命、反清建立民國時，得到海外中國人大力支持有關，假如當年孫中山先生流亡海外沒有僑胞襄助，革命可能不會成功，我想僑胞關心國是至今未變。 一年前，我與朱撫松先生和他的名作家夫人徐鍾佩女士談話，他們表示無意遠遊，準備在台灣終老，並婉拒了許多歐美友人邀請他們出門做客的計劃，這在台灣是很不多見的例子。 中國的希望在誰身上？這是一個常被提及的問題，我想凡是有中國血統的人都有一點責任吧，當然，我們更寄望於年輕人。但年輕人也需要較年長的人來領路，因此這些領路人的責任很重要，最要緊的是不可把年輕人領入迷途和絕路。在美國的中國知識青年，他們大都是土生土長的華僑，其次就是海峽兩岸來的留學生，主要影響這些人的當然是他們的教師。土生土長的華僑99％是純粹的美國人，除了不是黃頭髮、藍眼睛、白皮膚之外，他們和美國人無大差別，不過因為美國多少年來對種族的歧視與偏見，他們仍不能得到完全的平等待遇，因此這些人之中常過於自卑或自大，這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華僑早年除了做奴工之外，較好的是開洗衣店和餐館（早期稱為雜碎店）。現在洗衣店已式微，但開餐館的仍為數不少，而且頗有成績，有些已不在中國城開餐館，而轉移到繁榮的市區。紐約就有好幾家中國餐館開設在繁華的第五大道，這是更上層樓的挑戰，他們的子女也都入有名的大學，轉行做醫生、工程師、科學家和律師。近十年來，來自台灣的學生得天獨厚，由於家庭經濟好轉，很多學生已不需要再到餐館打工來維持生計了；大陸來的學生則較清苦，但也很能應付環境。大致來說，這一代的中國青年能到美國深造是有福的，不過他們的將來是否回歸鄉土，這就要看中國準備如何接待這些精英了。 我來美之後兩度被選為共和黨族裔黨部全國主席。我當選主席後許多亞裔黨人加入，因此我很了解他們的心情，他們雖大部分已成為美國公民，但仍有深厚的鄉情，而且不斷在海外從事爭取自由的工作，有時使共和黨和民主黨都不知道該怎樣應付。美國倡導人權，但有許多情況又不能不屈服於現實，於是有了多種標準，常常吃力不討好，兩邊做人難。 中國音樂家許斐平很能代表現代中國人的失落。 許斐平在大陸已是一位優秀的青年鋼琴家，來美國學音樂時更是胸怀大志，在紐約著名的音樂學院進修，教授認為他是20年來朱莉亞學院最有成就的學生。畢業後他準備返回家鄉，但六四風波使他有點擔憂，他不知道是否能夠有一個安靜的環境教育英才。 1980年冬，他在華盛頓肯尼迪中心的演奏，全場爆滿，一連4次“安可”聽眾仍不肯罷休。散場後我請許斐平夫婦和他的伙伴到我家消夜，他說：“我不甘心在美國教書，這兒的美國孩子不用功，無啥可取，但現時我不能回中國，只好暫時在此棲身。”這話使我感慨不已，中國人為什麼都有失落感！ 1986——1988年間，我們的機構開始籌備兩個訪問團，一個是美國工商訪問團，一個是文化交流訪問團。文化交流方面做了一次中國出土文物展覽，名為“天子文物展”，本來美方很希望台灣的故宮博物院能將收藏品選擇一部分運到美國各大城市來展覽，但台灣方面很擔心古物運到美國後會有麻煩，又怕到了美國是否能再運回台北。我數次和秦孝儀商量都無結果，只好作罷。 中美文化交流委員會與中國文物局商議，將出土文物運到美國巡迴展覽，白宮雖未正面支持，但希望我能做主席，把展覽搞得有聲有色，台灣方面知道這事後，勸我不要支持這項展覽，一時使我左右做人難。為了顧全大局，我退出了，讓其他機構去做。這項“天子文物展”，在美國前後共展出一年多，成績不錯，後來物歸原主，全部運回中國了。這次展覽共200多件文物，包括兵馬俑、金縷玉衣以及許多珍貴的出土文物，這些都是近二三十年來在中國發現的古物，我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到台灣展覽，讓台灣同胞們也見識一下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遺跡，也了解一下中國帝王的窮奢極侈。 孫中山先生鼓吹革命、創立民國，是先知先黨的豪舉，但其中所經歷的挫折很值得今日的中國權貴借鏡。當年孫中山先生以推翻暴政、建立民主為目的，一定沒有料到中國政治的複雜與紛亂。後來果然有袁世凱圖謀私利，想做皇帝；之後又是各路軍閥割據，中央政令無法下達。而追隨孫中山先生的廖仲愷也於孫氏逝世後在廣州被刺，兩人均於1925年離開人世。他們無我的精神，很值得今日的中國人省思。 廖仲愷是我的舅公（外祖父廖鳳舒先生之弟），少年時在三藩市讀書，深受異族的歧視，後來回國學中文；雖然生在富有的家庭，但對當時貪官污吏的腐敗非常氣憤與不平，同時也深感傳統教育不足以救國，於是又去香港，再習英文。在香港，他又厭惡英國殖民地的習氣，於是又東渡日本求學，在日本期間不但結識了孫中山先生，也結交了不少革命豪傑，參加同盟會，獻身中國的革命運動。 廖氏一生充滿了傳奇。他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出身名門，雖在封建時代，但關懷國是不讓鬚眉，她反對婦女纏足，並於婚後與廖氏同去日本求學深造，兩人充滿了改革中國的理想尤其是對改造社會及革新經濟很有一套。他們當年和孫中山先生談到“平均地權”的理想，可以說是後來台灣所辦的“耕者育其田”、“三七五減租”的先聲。 後來我有機會讀到廖氏所提出的換契案，並向我的舅父廖承志求證過，知道當年廖氏想先在廣東省實施。他要求廣東的地主以兩個月至四個月為期，把舊的土地印契交與政府，再另發新契，由業主自行呈報地價，政府則按地價抽稅2％。 當時廣東省的財政入不敷出，非常困難，但商會領袖和地主勢力甚大，不支持孫中山先生的改革，對廖仲愷的新方案也諸多為難，所以廖仲愷改良地租的計劃無法實現。孫氏與廖氏的失望和挫折，不但反映了中國革命的艱苦過程，也反映了中國人的複雜性和投機心態，可見共患難不易，共安樂更難。 1951年，我從香港搬到台北定居，直到1958年離開台北的工作，前後7年。那時離抗戰勝利已有6年，國共戰爭也因蔣介石領著國民黨到台灣而告結束，毛澤東於1949年10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0年，歐洲國家由北歐的瑞典、挪威、丹麥相繼與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斷交，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1931年，日本佔領東三省，1937年盧溝橋事變，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解放戰爭，到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中國人前後經歷戰爭近20年。生長在這期間的孩童、流亡學生，如今多垂垂老矣，除了少數在戰時還有特權享受的人之外，其他都是半生勞碌，人生最美好的時光都在戰火中虛度了。如今繁華的台灣車水馬龍夜夜燈紅酒綠，不知他們在高樓大廈暢飲之時，對於30多年前的台灣有沒有一點印象！ 當年從大陸來台的人多已作古，其餘不是定居海外，就是在養病之中；新起的一代有新的政見、新的作風，但飲水思源是中國的美德，我想以這句成語和現代的新貴們共勉。 台灣經濟在繼續成長的同時，文化素質是否也應同步成長？書香不能只是文人雅士的賞玩，高官與巨富最好也能多讀些聖賢書，多在科技與金融之外研究些學問。岳飛曾概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假如岳飛生於今日，不知他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