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三篇留雲借月

1980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競進入裡根大勝；12月，共和黨內幾名里根的密友開會，商以內政外交大計，議決正式聯繫中國官方外，有些人建議裡根在未上任前先搞清楚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事務。 裡根很快就要正式上任總統，對雙方都要有所交待。大家以為他是保守派，好像台灣方面有人說，可能池又要重新承認台灣啦。他和他的幕僚認為，這事該在宣誓就職前澄清一下。 裡根總統要“選一個對中國情形很清楚，對美國情形也很清楚，並且對他也是一個很忠誠的支持者”，於是，就找了我。 當時，我是他競選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之一，所以他說希望我先到中國大陸來，我說一定要有正式的邀請。 中國駐美葦一任大使是柴澤民（現任中國對外外友協會長），他帶來了鄧小平的請柬，要我到北京訪問。我向裡根報告、並建議少數黨議長貝克同行。

北京方面我的舅父廖承志（時為全國人大常委副季員長兼僑委會主任）也和我有書信往來，他說一別30年，很想見見這位被選出來的美國共和黨少數民族主席並敘敘舊。 於是，裡根總統正式聲明：他派我做代表到北京來，我是總統特使。 起程前一周，貝克夫人要入院開刀，臨時請副主席史蒂芬斯議員代他出馬。史蒂芬斯是阿拉斯加資深參議員，當年在十四航空隊做過飛行員，也是陳納德將軍的老部下，他帶了新婚才一日的夫人葛德蓮娜同行，新郎當然對於新婚夫人處處遷就，為此我們秘密之行差點曝光。 在華府替我們處理行程的，台灣方面有好友夏功權夫婦和胡旭光；中國大使館有柴澤民和他的副子冀朝鑄（冀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當過周恩來的助理和翻譯，人甚風趣）。 1980年除夕，我自美京起程到東京，在東京羽田機場與史蒂芬斯夫婦會合，我們是總統當選人裡根的代表，但雙方都沒有帶秘書與隨員，選擇這個日子，是因為美國朝野都忙著過聖誕佳節和新年，華府的政客以及里根身邊的新貴不會有太多意見。我在華府宦海一直以圈外資自居，但一個東方女子在華府是非圈稍有長才遠見總難免招人之忌。當時，我和史蒂芬斯就是怕節外生枝，也怕替未正式上任的里根找麻煩，才絕對保守秘密。

在東京，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有人接我，台灣方面有人接我，美國大使館也有人接我，三方面很秘密地分開談。 台灣方面希望我大陸訪問以後到台灣去，我答應了，說兩方面都可以。到了北京，新聞還是保密。我是低姿態的關鍵人物，來北京後，就在北京過年，大家關起門來聊了很多。後來，他們說我來了以後，新聞記者都曉得了，他們都在機場等著，可是北京還是有辦法控制的。直到第二天元旦的早晨，鄧小平和其他官員在人民大會堂與我們會談時，中外記者才齊集會堂內搶鏡頭。 鄧小平很幽默，很會講笑話，我記得當時他對史蒂芬斯參議員說：“你們那兒有100個參議民，只有一個陳香梅啊，所以陳香梅坐主位。”他讓我坐主位，並說：“你（史蒂芬斯）坐在旁邊。”因為我是代表裡根總統，史蒂芬斯是副的。這個倒無所謂，我們談得很好。

當天晚上，中美電視都有了我們訪華的新聞。 1981年1月2日《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把我和鄧小平握手的照片當作頭條新聞。我們回到華府，一位剛卸任的美國駐巴基斯坦大使Henry Byrold對我說：“早上吃早餐時打開報紙，看到你和鄧小平握手的照片，我簡直來了。後來我靜靜想一想，裡根這一招真是了不起，兩邊都關照到，這項任務，除你之外真是不作第二人想。” 我離開祖國30多年後，第一次回來，北京方面安排我住釣魚台國賓館（10號樓還是12號樓我記不清了），極盡禮待。當時章文晉、冀朝鑄都是派出來接待我的，他們跟著我一起走。在北京3天，我做完了一切以後，就到台灣去。 台灣方面也很重視我的大陸之行，問我談了什麼事情，怎麼怎麼。

我重新把裡根的外交政策講清楚，說只有一個中國，這是個大前提！可是，對兩方面的意見我們都可以採納，都可以考慮，都可以聽，我們是裡根總統的耳目。 廖承志於1983年6月10日清晨5時因心髒病發逝世於北京，年75歲。 新華社的報導如下： 廖承志同志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在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友好關係和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在黨內外和國內外都享有盛名。 廖承志同志的父母是國民黨籍著名元老廖忡愷先生和何香凝女士，因而他同包括蔣經國先生在內的現在台灣和其他地方的國民黨重要人物，都有過交往。他同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也有廣泛的交往。 廖承志同志的逝世，是我黨和我國人民的重大損失。他的逝世適值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之際，更引起了代表們的痛悼。

廖仲愷是外祖父的親兄弟，我該喊他舅公，可惜我沒見過他，1925年春，他在廣州遇刺身亡，那時我還沒出生。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是香港望族，他們因志同道合而結婚，這在當時是很不尋常的。廖仲愷為革命奔走，在廣州為了爭取民眾的福利，引起地方軍閥的不滿而慘遭毒手，但到底是誰刺殺廖仲愷至今仍是一個謎。 我的母親與廖承志為表姐弟，我們稱廖承志為表舅父，他則稱我為香梅甥女，這是我們的親戚關係。但在政治上，外祖父與父親則是瓜務國民黨，而廖承志的母親（我們的二叔婆）何香凝和廖承志本人及他的姐姐廖夢醒卻於杭戰時期效忠共產黨。抗日戰爭後，國共談判分裂，中國人民再度被戰火侵壓，逃亡的逃亡，遷徙的遷徙，國民黨人遷到台灣，共產黨政權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陸解放前廖家都位在香港，我也和姐妹們在香港唸書。廖家在香港做什麼，我因年紀太小並不了解，長大因讀書，又和廖家人相聚，才知道何香凝、廖承志母子，還有醒姨，都是在香港從事地下抗日工作。 1933年，廖承志在上海被捕，當時的上海市長是吳鐵城，何香凝去找吳鐵城要他放人，不然的話請他連她也一起關。後來由宋慶齡、柳亞子、經亨頤三人擔保，廖承志才恢復了自由。何香凝自兒子出獄後就希望他在家里呆一陣子，不要再惹麻煩，但廖承志不久又出走了。 他留下了3封信，分別給柳亞子、何香凝和女友經普椿（經亨頤的女兒）。給經普椿的信中說，假如她真的愛他，希望能等他兩年，信中並沒有說他到哪兒去，但經普椿知道他到延安去了。這一別不是兩年，而是4年，經普椿果真痴痴地等。

經普椿的哥哥並不贊成自己的妹妹和革命分子交往，廖承志給她的電訊和書函被扣壓了。直到1937年的秋天，他們才在香港相會，翌年兩人就在香港結婚，經普椿從此便和廖承志一起從事地下工作。廖承志一生多半在獄裡度過，他進過英國人的監獄、日本人的監獄、共產黨的監獄、國民黨的監獄，一共9次，只是時間長短不一樣罷了。 抗戰時期廖承志在廣東被捕，先後在廣東的韶關、樂昌坐過牢，後來又押到重慶，直到1946年初，才從重慶監獄被放出來，這是國共兩黨交換政治犯的結果。 1946年7月他們夫婦兩人去了延安，廖承誌任新華社社長。他們原定搭乘一架美軍軍機飛延安，後來因周恩來派廖承志去廣州，他們沒有乘上那班飛機，那班飛機共有乘客17人，包括葉挺、王若飛等人都在空中遇難。

廖承志是有名的孝子，大概因為父親早亡，母親年輕守寡，母慈子孝是很順理成章的事。中國“文革”期間廖承志受“四人幫”的追捕，幸好有周恩來保護，住到中南海避難，才免遭毒手。但廖承志的兒媳婦，即廖暉的妻子趙汝衡是有名的芭蕾舞蹈家，遭江青強迫上台表演，傷了腿也不准請假，之後就只能做幕後工作，無法再上台表演了。 1987年中國芭蕾舞團由北京來美表演，趙汝衡為副團長，以美京肯尼迪中心演出天鵝湖而大受歡迎，不久前這舞團又到香港、日本、英國演出過。趙汝衡對我說：“公公真好，對我很關心，也鼓勵我不斷地吸收新知識，他是一個處處替他人著想，而且又非常有愛心的人。” 在中國有不少人常受批評，但廖承志人緣甚佳，他古道熱腸，又不失赤子之心；喜歡作詩、作畫，又好書法，除此之外，他還喜歡狗；他愛朋友，愛吸煙、喝酒，愛開玩笑。這樣一個豪爽樂天派的人，不管是何黨何派，總是一個好人，一個多才多藝的中國人。我很後悔沒能早些和他接觸。但從1981年初開始到1983年夏天，我們多次見面交談，又有書信往來，使我對他有一番新的認識，對舅婆何香凝也有新的評價。

廖承志每年到南京為父母親掃墓，1983年5月清明節曾寫了一首詩：金陵無限好，來到正清明；信筆紀心事，鮮花唁老親。 這是他生平所作的最後一首詩。 廖承志去世後，北京方面打了數次長途電話給我，柴澤民和冀朝鑄也一再請我回北京奔喪，但台灣當局則勸我絕對不能去，因為我若在那種大場合出現，將使台灣當局難堪。後來我私下和美國官方商量了一個兩全的辦法——我到大使館致悼，再派我住在香港的妹妹陳香桃代表我去北京參加追悼會和其他送別儀式。一個月後我才親自到北京弔喪，廖公靈位設於家中的會客室，我親自向廖公行三鞠躬禮，我為分裂的祖國難過。 我在北京常見到廖家人，還有醒姨，她一生替宋慶齡服務，做她的助手。孫夫人和廖家很親密，孫中山本來希望廖仲愷做他的繼承人，不幸廖仲愷被謀殺。醒姨的丈夫姓李，是周恩來的助手，他和周思來於抗戰後到重慶開會，在重慶不幸亡故。廖家母女兩代都是早年喪夫。

1980年我應邀到大陸訪問，穿針引線的是中共首任駐美大使柴澤民。柴澤民因不知道我的反應如何，因此又打了一位在美國居住多年的退役將領蔡文治將軍。蔡文治和外子相熟，他們夫婦兩人於中國改朝換代後即來美定居，兩人都替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多年，而且又和大陸的官員相當接近。為此柴澤民大使請他先找我談淡，並約我到他家中吃晚飯。 蔡文治夫婦住在馬里蘭州，離華府不遠。那天晚上我到他們的住宅吃晚餐，座中只有他們夫婦兩人。蔡文冶那時大概也有60多歲了。他們夫婦兩人大概因為多年與美國人打交道，所以英語非常流利，我記得國共和談時他也是一位重要角色，他和美國國務院的官員也很熟悉。談話中他轉傳了柴澤民的信息，並希望我們兩人能在他的家中見面，親自會談，原則上我同意了，於是約定了見面的日期。在蔡家見面時，柴澤民帶來了兩瓶貴州的茅台酒做見面禮，還有兩罐雲南火腿，他說他知道我於抗戰時曾在雲南讀書。 柴大使首先祝賀共和黨裡根州長競選總統勝利，說了不少讚美的話，然後說鄧小平主任委任他邀請我回國訪問，有何人隨行由我決定，日期愈快愈好。裡根是11月初在全國竟舉大勝，擊敗了卡特爭取到連任。我和柴大使的會面是11月下旬了。我告訴柴大使我將於一周後再給他答复。我心想我得請示裡根，還得通知共和黨主席。 我首次向蔣經國先生提出讓居住在台灣的“大陸同胞”回家鄉探親的建議時，是在他身體還甚康健之時。那一年我自華盛頓到台北辦事，有關當局為我安排單獨晉見蔣經國先生。 自從1979年美國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之後，許多台灣朋友們就和我談論到要去大陸看看，但又擔心台灣當局的出入境政策和大陸對於台胞去大陸訪問有何限制等問題。我對他們說大陸方面是絕對歡迎台胞回去訪問的，問題在台灣當局的政策還未明朗，要最高當局表態，不然會有麻煩。但又有誰敢向經國先生提出這項建議呢，為此朋友們都說：“你見蔣經國先生向他提出嘛。”我想這也有道理，而且是我義不容辭的。 蔣經國先生在辦公室接見我，他和我多次見面，我總覺得他為人誠懇，對朋友有道義感，並不像報章上所呈現的那麼嚴厲，當然他做事考慮仔細，每回答一個問題時都沉思一陣，不是馬上回答。有些時候他喜歡用“可以考慮”這句話。 我得到裡根的同意後又建議共和黨參院主席貝克（Haward Baker）參議員與我同行，他當時是多數黨主席，聲勢甚壯，但不幸他的夫人因病要住院開刀，我當然也不能勉強，貝克建議我邀請參院副主席史蒂芬斯（Ted Stevens）同行。我和史蒂芬斯通電話，他說：“我12月底要結婚，我還得去度蜜月，這怎麼辦？”我說：“這樣好了，你和你的新婚夫人到中國度蜜月如何？”史蒂芬斯於1944年到1945年曾在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服務，在中國停留了一年多，對中國及中國人有感情，同時又因為是我的邀請，盛情難卻，於是答應了與我一同到中國去。 座位是鄧小平親自安排的。他用濃重的四川話對我說：“你坐第一位。”然後又對史蒂芬斯參議員說：“你坐第二位。” 我們當然從命。其他伴同人員都有預先安排的席次。坐定後他對史蒂芬斯解釋，他說：“貴國有100位參議員，可是全世界只有一個陳香梅，而且她也有一半是屬於我們中國的，你懂不懂？你同意嗎？”史蒂芬斯也很會說話，他答道：“安娜是我的老闆娘，我在第二次大戰末期，曾在飛虎將軍陳納德的十四航空隊服務。陳納德是我的頂頭上司，安娜當然是我的師母，她有事隨時都可以吩咐我的。我很有幸能和她一同來訪中國。” 鄧小平又對史蒂芬斯夫人葛德蓮娜說：“聽說你還是不到3天的新婚娘子，你們好好地在中國度個快樂的密月。”史蒂芬斯夫人有點臉紅了，在座的章文晉、冀朝鑄及禮賓司人員和翻譯人員都笑了。 史蒂芬斯答道：“我們是除夕前兩天在阿拉斯加州結婚的，安娜吩咐要我們準備來中國，我們馬上就告別家人收拾行李上路了。我們本來有計劃到美國別的地方度蜜月的，但我說服了葛德蓮娜。我們來到北京非常高興，能見到閣下，我們感到非常榮幸，而且我是第一次到北京。在第二次大戰抗日時期我們是在中國的大後方，我在中國的桂林和昆明擔任飛行員，到了大戰結束才離開中國回到美國，那時我們都只是十八九歲的小傢伙。現在一轉眼有30多年了。”鄧小平說：“你們美國飛虎隊在中國的功績我們都很清楚，中國永遠不會忘記你們協助中國所做出的貢獻，希望你今後仍一本中美友好的原則為中美關係努力啊！” 史蒂芬斯說：“我一定會為此不斷努力，因為中美兩國一定要合作，世界才有和平。” 客套話過後鄧小平轉把正話和我說了，他首先說：“陳香梅女士，你回娘家了，聽說你是北京人，你生在北京，對不對？”我說：“報告鄧主任，我出生在北京的協和醫院，小時候在東華門大街的孔德小學上學，讀到三年級因'盧溝橋事變'才和家人逃難到香港去的。” 我的舅父廖承志插話了，他說：“香梅還是小學生時，我在家母（即何香凝，廖仲愷之妻）香港的寓所見過她多次，香梅常常跟著她的母親廖香詞到我們家中串門子，過年過節，大夥兒都在一起。香梅你還記得嗎？”我說：“當然記得，而且我們對二叔婆（即何香凝）都很尊敬，她常教訓晚輩，並且要我們隨時準備再逃亡，對這一些我印像很深。” 鄧小平對廖承志說，“原來你的媽媽這麼兇。”大家都笑了。鄧小平又說：“承志，你那時在打游擊，也很少在家中吧？” 廖公說：“報告主任，你知道我後來在粵北被國民黨抓到了，在牢裡困了幾乎3年多，後來母親去和蔣介石說情才把我放出來的。” 鄧老說：“你是坐牢專家，不過苦了你的夫人經普椿。可是你的漫畫可在獄中大有進步埃”大家又是一陣歡笑。 鄧老又請大家吃點心、喝茶。這時我把裡根總統的親筆函親自呈遞給了鄧小平。他把信從信封中取出來，後面的翻譯員就替他翻。他不斷說：“很好，很好，我們很佩服裡根先生的遠見，實在了不起。”他稱裡根為先生，因為1980年裡根11月當選，正式就任是1981年正月，因此他當時只以當選的總統身分和共和黨的當然主席要我帶這封私人信。 我對鄧老說：“裡根總統希望台端和其他中國領導人知道他的宗旨，他會遵守上海公報的精神和中國合作，一切沒有什麼改變，他希望中美兩國能為和平努力。我離開華盛頓前裡根總統親自召見兩次，吩咐我要向貴國保證他會為中美兩國關係的進展努力。但他也強調他對台灣的成就也很欣賞，因此，我們離開北京後還得到台灣去一次，要和蔣經國先生見面。” 鄧老沉默了一陣子，他說：“台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是不能否認的，不過我們暫時不談這個問題，因為這是中國自己的事，我們自己日後解決，希望美國不要多插手。” 這話說得很明顯了。 史蒂芬斯插話說：“台灣的國防是要保衛台灣在亞洲的地位，因此我們美國今後還會供應台灣該有的飛機和武器，這是為了防衛。” 鄧老沒答話，他又把話題轉到中甦的關係，他說：“你們知道中甦的邊界很長，現在為了邊界的防線我們和蘇聯有很大爭議，現在我們還有50萬中國軍隊在中蘇邊界巡邏，有時還有些衝突。不過有一點要聲明，我們中國人從不侵犯別國的領土，但我們要保衛中國自己的領土，這是我們新中國的原則，我們絕不可能有殖民地。”我們當然洗耳恭聽，旁坐的書記和各有關人員人手一卷，都在細心記錄我們的講話。 鄧老又談到越南問題，他爽直地說：“我們中美兩國為了朝鮮戰爭，雙方對敵，1965年到1975年為了越戰使中美關係再落入低潮，其實我們兩國為了打越戰都有了重大犧牲，到如今我們對於中越的問題很煩惱，這該說是法國人先闖的禍，不過我們現在也盡量想辦法處理。” 他的話題不斷，我們只好讓他講，他講：“請你們兩位告訴美國政府，我們中國人是不會侵略其他國家的，這有歷史為證，你們是很清楚的。” 我問：“鄧主任何時再訪問美國，我代表裡根總統表示歡迎。” 鄧老說，“謝謝你們的邀請，你記得我在卡特總統時代去過華盛頓，但卡特總統不太了解中國的國情。今後即使我自己不去美國訪問，我們也會有領導去拜訪裡根總統的。請你告訴裡根總統我們中國歡迎他和他的夫人來中國訪問。我想他的到來會對中美關係有大幫助。” 我說：“我回國後一定會向裡根總統報告。” （這是15年前的歷史了，我只盡我自己的記憶寫出來，可能有小出入，大致是如此。）那真是一段歷史性的會晤，我是永不會忘記的。 會談結束後，例行公事：拍全體照，由禮賓司安排。我們的談話進行了兩個多小時。 臨別前，舅父廖公對我耳語說：“明天鄧老請你單獨吃飯，只有我和你舅媽作陪，我們還有些私人話要談談。你不用和別人多說，我會到釣魚台來接你。”我點頭答應，於是我們一行離開人民大會堂又到外交部會見，後來又到中國的國防部、人大、政協等機構，總而言之，沒有一分鐘休息。 史蒂芬斯夫婦受不住了，於是他們在釣魚台賓館休息。 第二天官方安排史蒂芬斯夫婦到長城遊覽，由美國大使作陪。我的舅父和舅媽來接我。我們在人民大會堂內一間較小的會客室吃飯，服務人員把飯菜送入後就走了出去，在門口待命。 這位風趣的鄧小平和我開玩笑說：“你的舅舅有氣管炎，你知道嗎？” 我看著舅舅說：“他很好嘛！什麼時候有了氣管炎？” 鄧老大笑：“他說，不是氣管炎，是妻管嚴。你看他又抽我的香煙。你舅媽每天只給他3根香煙，他常常偷我的香煙，我不怕太太，我就是喜歡抽煙。” 舅媽說：“鄧老你也過言了，我真管不著承志，他不聽話。” 廖公苦笑，他說：“我是左右做人難，自從心臟搭橋後醫生要我少抽煙，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埃”我們一邊吃飯，一邊閒聊。 鄧老忽然對我說：“陳女士，你做錯了一件事，你怎麼可以幫助台灣把中國的產業雙橡園給了台灣，我知道這是你和你的好友、那位總統參謀律師幹的事，那位律師叫什麼名字？” 我答說：“他叫葛柯倫，在華府很有影響力。” 鄧老問：“他是共和黨嗎？”我答道：“他是民主黨。” 鄧老說：“那你是共和黨，你們兩人合夥乾了這樁事，對不起自己的祖國啊！美國國務院都同意這是中國政府的財產，該歸還中國。你們偷天換日的手段可大啊，我不能不佩服。台灣是怎麼感謝你的？” 我想我該解釋一下了。 我說：“鄧老，這件事說來話長，除了雙橡園的產權我們協助處理之外，台灣關係法也是第一次在我水門大廈秘密起草的，當時還有高華德參議員等人。我受台灣之託，也覺得要為他們留個面子，因此才義不容辭地挺身而出。當時不但受到美國國務院的阻攔，連台灣的外交部也不領情，因為他們辦不到的事，我辦到了。為了這件公案我真的受了不少冤枉，假如我當時知道這個後果，我就絕對不白幫這個忙。” 廖公說：“這是舊帳了，不算了，對不對？” 鄧老說：“陳女士，你看你做好人，台灣不領情，還說是會議員高華德做的，是高華德的功勞。你以後可不要再做這些傻事，台灣人太忘恩負義了，你說對不對？” 我知道中國兩岸的統戰都做得很到家。對於雙橡園複雜的來龍去脈現在不想再提了。總而言之，一句話，當年負責參與這個大計的人心中明白，若不是我，雙橡園今天當是中國大使的公館，台灣根本不能保有雙橡園。這一件事台灣對我實在太不夠意思了。 雙橡園的後遺症也為我增添了不少麻煩，我不願多講。 後來舅父廖公說因為陳香梅對祖國的貢獻，勿再追究，這才算了事。 鄧小平對我私下的問話可見他對於台灣的情況很清楚。 我們那天的宴敘很輕鬆，也很隨和，我對我舅父廖承志的隨和、誠懇、關愛永記於心。他為了民族大義，為了一項忠貞的信念而坐牢9次，英國人的牢、日本人的牢、國民黨的牢、共產黨的牢都坐過了，嘗盡了苦頭，但始終意志堅強。他於1983年去世時也是兩袖清風。他和他的父親廖仲愷父子兩人真是中國人值得學習的好榜樣。 其後10多年的歲月中，我也有機會見到鄧老，也和他的子女熟悉，尤其是大女兒鄧林（她是畫家）和她的夫婿吳健常（中國企業家）、大兒子鄧樸方和三女兒蕭榕，即鄧椿，她曾在中國駐美大使館工作。她也是《我的父親鄧小平》的作者，該書除中文版外有日文版、法文版、西班牙文版，由美國出版商經理，銷路甚好。 鄧林是一個藝術家摸樣，穿著甚隨和，我多次在北京的國賓館釣魚台和她獨自見面。她說她的父親就是喜歡和子女們同住在一起，而且對於孫兒孫女特別寵愛。 我在10多年來，除了中國的第一人物鄧小平之外，對於胡耀邦等都有親切感。其他如江澤民、李鵬夫婦、朱熔基、鄒家華、李嵐清、姜春雲、李瑞環、丁關根、喬石、劉華清、胡錦濤、榮毅仁、錢其琚吳儀等北京領導人也有不少接觸。軍委方面如劉華請、遲浩田、徐信等人也在軍事工業轉為民用工業的研討中和我們的機構有過接觸。中國在以前蘇聯的影響下，大事整軍，大家吃慣了大鍋飯，是所謂“鐵飯碗”，現在一時之間要全部改變換新實在不容易，這一個階段使中國領導人相當頭痛。一個體制的改革都需要一段過程。 1995年海峽兩岸已有多方面的接觸，我們曾是開路的人，猛然回首，能無感慨。 第一次回中國大陸之後的3年（1983年），我和我的男朋友——美中航運董事長郝福滿先生（Irving Kaufman），又領著北歐航空公司和一些歐洲航空界專家到還未建省的廣東海南島的最南唱—三亞市協助籌備三亞機場當時中國的海南既窮又落後，我覺得光是協助沿海的開發特區如上海、天津、廣州、福州、汕頭是不夠的，海南是個寶地也是個寶島。我說服了北京的中央政府考慮把海南建省，把三亞的軍事機場搬到另一個地區。我和一些專家們7次從海口（行政區的都會）到三亞。行政區的主任是孟慶平，是礦業專家，文化大革命下放到海南就一直在那貧乏的地區工作。我們一見如故，每次我們大夥兒到海口就由他安排住在特區的政府賓館，招待甚周到，派了助理和工程師等和民航局的官員陪著我來回於海口和三亞之間。其他人都在想辦法賺錢，我只想為祖國做些有意義而且是基礎建設的工作。 1989年6月底，一切都已就緒，北歐的貸款也要正式在瑞典籤約了，然而發生了“北京風波”，北歐的三亞機場投資人全部退出，後來把一切轉讓給法國接手。我們貢獻了5年的時光，近100多萬美元的投資，還有無盡的心力就只好讓別人去接手了。如今海南已大大繁榮，三亞機場亦於1992年啟用。 前人種樹，後人收果，現在香港地區人，日本人、歐洲人、澳洲人、美國人都有不少去海南發展。我們總算做了開發海南的開路先鋒。當年和我們一同逃離香港入內地的兩位工程師也曾參加這項艱苦的工作，也是義務的貢獻，國內不少大建築物也是他們設計的，值得驕傲，人生能得如此知己總該滿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