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八章一千個春天·櫻花·華府友人·華府萬花筒

我於1979年出版了《住事知多少》，十多年來已由《中國時報》印行了22版。 1963年英文版的《一千個春天》在美國出版後，成為紐約暢銷書，後來有多種中譯本，還有韓文和日文譯本，台視在四五年前還把故事編為連續劇。 80年代我用英文寫《陳香梅的教育》（Education of Anna），由紐約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並由美國華府的《華府晚報》連載。 1983年中國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近作《陳香梅的散文與詩》。中國大陸的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說集，又重印了我的長篇小說。 六七年來，國事家事，無一是處，每有開卷問蒼天之感，該寫的不能寫、該說的不能說，能寫能說的又不盡如人意，硯墨未濃，書不成章，每每擲筆。

近讀《曾文正公家書》，這位清朝重臣做人處事正直嚴肅，從他致諸弟的家書及家訓日記中有很多值得學習的精神。他說做人不可有驕氣，也不可有暮氣；又說文章學問之事以日知為要，而文章之助力是以多讀書、多積理，才能達到敬和的境界。無驕、無暮、有和、有敬，這是今日文人比較忽略之處。 記得秋瑾烈士曾有一首遺詩： 如今亂世已無秋瑾，但是我們在關心世局之餘，安能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期待。 現在再談談我寫《一千個春天》時的情懷。 外子去世後的第二年我開始寫《一千個春天》這本書，原著是在美國用英文寫的。 1962年秋天在紐約出版，這本書是我為紀念外子而寫的。當時只是把自己心中的感念記之於文而已。書出之後，竟然成為暢銷書（1962年《紐約時報》書評中的十大暢銷書之一），這在我自己固然沒有料到，就連我的出版商也沒敢奢望，因為我曾遭一家大出版商退稿，他認為這種純情的作品在美國沒有市場，不過他介紹我給一家中級出版公司。那家的主編，看了原稿後馬上打電話給我，那時我正在東南亞，他半夜裡打長途電話把我找到了。我記得他的長途越洋電話半夜裡吵醒了我，他好緊張地說：“你的稿子我一夜讀完，好極了，好極了。我要出這本書，現在特別打電話和你商量版權，你讓我為你出版……”他一口氣說了許多話，使我連答話的餘地都沒有。等他說完了後，我說：“你再說一遍你的名字好嗎？”我真的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他說：“我叫艾諾遜，紐約出版公司。你的書稿現在我這兒，我看完了，希望替你出版，你怎麼說？” 我想人家倒好熱心，反正我也不懂這一行，就讓他去做吧。於是我說：“好吧。你是否可以和我的律師談淡，他在華盛頓。” 艾諾遜說：“沒問題，沒問題，那你是答應了。” 我說：“就算由你來出版吧。” 他說：“我很喜歡你這個書名，設計封面的人我也有數了……哦，對了，你什麼時候回美？” 我告訴他日子，於是就這樣出了一本書，沒有談價錢，沒有談條件，這是美國作家、經紀人、書商、出版家都會搖頭大不以為然的事。 在華盛頓喬治城大學做事時，替他們編了兩本簡單的中英文字典，是為外國學生習中文用的，字典由該大學出版，自己也沒有版權，只覺得字典上印著自己的名字，十分滿足。後來《一千個春天》竟在美國出到第十版。

古人說：“文窮而後工。”這個窮字該包含了許多註釋。不一定光是物質上的窮困，不一定光是生活上的潦倒，不一定光是事業的不順意或情意上的傷杯。我想這個窮字，是包括生命中的多種經驗與感受，要時間，要求進取，要大徹大悟才會有好文章。在這種種條件之下，文而求其工那就不是易事了。 《一千個春天》出版以後，我在美國漸漸有了名氣，許多美國人請我去演講。艾諾遜也因為出版了我這本書，而名聲大震。他後來又給我出了好幾本書，我們相處得很好，現在仍然是朋友。漸漸地，我覺得光寫東西還不夠，於是我重新進入航空界，到飛虎航空公司去做事。許多人認為飛虎航空公司是我的，其實不然。事實上，飛虎航空公司是陳納德將軍的飛行員在美國組織的。當時，美國航空界也很保守，女人在裡面除了做航空小姐之外，其他的工作根本無份。經過試用，我進入了飛虎航空公司。因為我在航空公司與亞洲方面的業務交往中的成功表現，我被提升為航空公司的副總裁。這也是美國航空界第一位女的副總裁。我在飛虎航空公司一直工作了十幾年，後來才慢慢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所以說，我在美國是自己單槍匹馬打出來的天下。

舊歡如夢，外子去世已34個年頭了。現將我1978年寫的一篇懷念外子的文章附錄於後，以示哀悼：1958年7月27日外子陳納德將軍國肺癌病逝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市，如今已有整整雙十年頭。 陳納德將軍生於1893年9月6日，逝世時論陽曆只有64歲，在今日醫學昌明時代不算長壽。而在他個人來說，有許多志願未了就告別人世，也很可惜。而我呢，和他相聚只不過10個寒暑，恩愛逾恆，竟遭此大變，死別生離又豈是筆墨所能形容。 古語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外子的一生也真是勞碌無已。外子祖籍法國，他的先人隨拉斐葉將軍來美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兄弟兩人在佛吉尼亞州落籍。外子的外祖母與美國南方名將李將軍是近親。李將軍當年在南北戰爭時領導南方與北方對抗，其威武使北方將領也大為折服，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風雲人物之一。外子年少時即以李將軍為其心目中的英雄。

陳約德的祖父與父親都務農，先在美國南方的德州，外子即生於德州東部的一個小鎮，離開德州的大都市達拉斯約有百里。他還未上學，他的父母即移居路易斯安那州，仍是務農為生。外子共有兄弟4人，他居長，他的生母逝世後，父親續弦，第一個繼母因難產去世；父親又再娶，這位我稱為“婆婆”的老人家如今仍在世，已90多歲了。外子的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去世，其時外子正在中國作戰，其父有子揚威海外，死亦瞑目了。 外子家境清貧，上小學時每天要徙步四五里路去上課。 過聖誕時，所得禮物也只是蘋果一個、書一本、糖果少許而已。但他喜歡讀書，又愛作戶外活動，諸如釣魚、打獵、賜足球、打網球等等都有興趣。但他沒有太多的時間，因為除了讀書之外還要幫助父親下田工作，有時還要附帶幫助繼母照顧比他年幼八九歲的兩個弟弟。

據外子告訴我，他幼年時有機會就喜歡離群獨處，週末常自己一個人帶著魚竿到河邊垂釣，或帶著父親送給他的一枝舊獵槍到野外去打獵，要不然，在晚上一個人在寂靜的戶外看星星。當他只不過八九歲時已知道天上很多星星的名字。因為他愛看書，在那小鎮上他也讀到有關航空的新書籍，同時到處找尋有關在天空飛行的報導，他心中暗暗自許，有一天他也要飛向天空。 15歲，他中學畢業了，還未到入大學的年齡，但他長得又高又大，父親不願他虛度時光，於是替他虛報年齡，15歲報了18歲，考入了大學，是師範大學。他的父親希望兒子不再作田裡的工作，拿個學位，好去做教師，也可以改善生活。 他大學肄業時實際年齡只有18歲，馬上得去找工作，他應徵去做一所三家村學校的教師，五六年級的學生在同一教室上課。那些學生們都是農家子弟，因為入學較遲，所以雖然是五六年級的小學生，但都是高頭大馬的大人，好幾個學生比外子的年歲還大。他們看見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大人來做教師，馬上聯合起來和他搗蛋。首先，他們上課時不聽講，大家高聲談笑，根本不把老師看在眼裡。

外子心想要和全班頑皮學生鬥法，一定鬥不過他們，於是他細心觀察哪個是“禍首”，他找到了一個又壯又高的男孩，看來比他還高出一個頭，但外子心想若不把此人制服，將來無法留下去。第二天一清早上課時大家又來給他過不去。外子把那個大男孩叫出來，他說：“來，我們到外面去一試身手！” 那個高頭大馬的學生不知道外子曾經學過拳擊，而且技術不差。他們兩人來到戶外一較身手，其他學生也跟著走到外面看熱鬧。兩人只不過打了一兩回合，外子就把那個淘氣學生打倒。於是大家喝彩，外子一搖身成為他們的英雄，那個為首搗亂的學生也服輸，不再淘氣了。外子一再調查，原來這群學生已攆走了好幾位老師，那些老師都因受不了這些淘氣的大孩子起哄，皆掛冠求去。外子想這些孩子們該有些運動來調劑他們的生活與時間，於是他組織了一個球隊，下課後教他們練球，並鼓勵他們和其他校隊比賽，於是這些本來愛搗蛋的學生都安心讀書，而且對於這位只有18歲的老師也非常尊重了。

我特別提到這一件事，因為外子實在是一位很好的導師。 其後他在航校做教官時，對於習飛行的學生也是訓導有方。 經過他教導的學生有好幾位後來都特別出人頭地。反過來說，他對於不該習飛行的學生也有很公正的一套，他說不具有飛行員才能的人，學習飛行只有害己、害人。不如趁早勸他們改行為是。數年前，我遇到一位大公司的老闆，他說：“陳納德將軍勸我不要習飛行，我當時很氣憤，但後來我想假如我做飛行員大概早就死了。我今日的成功該感謝你的丈夫。” 外子加入航校時美國的航空事業仍在襁褓時期，美國空軍是在陸軍部之下，而那些陸軍將領對於倡導飛行的官員都有點不滿，認為這是不足道的玩意兒。而外子對於飛行是無限嚮往，他已決定獻身航空事業，他知道，終有一天空軍會在國防與交通雙方都有很大的貢獻。

30年代，外子已是美國空軍少尉，他在陸軍部空軍組做飛行教官，而且有許多飛行論文發表，並編有飛行教材和空防戰鬥術等書，為當年飛行員手冊。 那時大家對於這位蓄有小鬍子的陳納德少尉都另眼相看。連蘇聯空軍也耳聞其名，並派人來和他商議，聘請他到莫斯科去做空軍教官訓練空軍。那是1935年的事，其時美國的少尉月薪260元，吃不飽，餓不死的，而蘇聯人的合同是月薪1000美元，還答應供應汽車與司機和其他雜費。那真是使人心動的合同，但外子婉拒了，因為他不願意把他的技術教與蘇聯人，他早知美蘇絕不能成為友人。 蘇聯的將官盯了他一年之久，常常送些伏特加酒、魚子醬和雪茄煙給他，但他不為所動。 1936年他接到蔣介石先生與蔣夫人的邀請書，請他到中國視察中國空軍。他答應了，因為他已看到中日戰事迫在眉睫，他知道美國也將被捲入漩渦。

1937年初春外子乘船自美經東京，轉上海，赴南京。這是他第一次到東京，也是第一次到中國。這一旅程，改變了他的一生。 他本來的計劃是到中國視察三個月，然後回美工作。但當他所乘的船抵橫濱時，他已目睹日本人準備作戰的種種，日本是一片戰時景象，他知道戰爭隨時可爆發。那時到東京去接他的是他多年同事與好友麥當奴。麥當奴已在中國服務，他是外子三人飛行技術小組之一員，兩人交稱莫逆。麥當奴說蔣夫人急於要和他們商談，於是他們馬上由東京去上海。 外子的美國護照上寫著他是到中國“考察農業”的！ 外子和蔣夫人的見面也是非常戲劇性的。蔣夫人給外子升了級，任命他為中國空軍上校，並囑他馬上開始考慮如何改善中國空軍的成長。於是外子和麥當奴到杭州筧橋、漢口及其他許多空軍單位視察——他們得到的結論是中國的空軍真要大大調整，他們有的是旺盛的空軍精神，但沒有飛機，缺乏支援。這是急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這些，外子都親自向蔣夫人報告，並一直與周至柔將軍會商。 來華不到一個月，外子對國人發生了密切的關心。 ——一個美國南方的飛行教官，現在決定要在亞洲對日抗戰，這也可以說是上天的安排吧。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展開了8年抗日戰爭的序幕。在南京外子親眼看到日本空軍向沒有防衛的民房與學校、醫院投彈，傷亡不計其數。他憤恨極了，他認為這是最不人道的事。蔣夫人和他談，他們談到美國志願隊來華參戰的計劃。但這只是計劃而已，因為美國其時還未向日宣戰。 蔣夫人促外子馬上回美設法取得白宮與國會同意，讓他組織美國空軍志願隊來華作戰。這不是一件易辦的差事，因為美國人仍保持中立主義，不願牽連到中日戰爭的漩渦裡去。 但外子有一位好友葛柯倫律師，是羅斯福總統的親信，他被外子的精誠所打動，願意完成這份任務。葛柯倫不但建議羅斯福總統批准組織美國空軍志願隊去華作戰，而且予以武器及飛機的協助。這真是一項壯舉。 使命完成，外子即返華報告。幾經挫折，“飛虎隊”終於在1940年初成立，在緬甸受訓，1941年初正式參加作戰，與中國空軍名作，在天空上擊落無數敵機，建立了輝煌的戰績。陳納德本來準備在中國停留三個月，但他的居留竟延長到8年之久！ 日本投降之後，日軍方面承認，他們在華作戰，在空中他們是大大地失敗了——這是中美空軍合作的結果。 外子常對我說，他在中國最寶貴的體驗是和中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更可珍貴的是中美合作那一段永留史冊的經驗。 他去世後，中國友人在台北市新公園為他立銅像留念，這是台灣唯一的外國人銅像。外子曾說，“我雖然是美國人，但我和中國發生瞭如此密切的關係，大家共患難、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個中國人。” 用什麼來紀念這位我敬愛的人呢？在這風雨飄搖的世局，我用以下的詩句來追悼陳納德：“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華盛頓4月的櫻花不管誰來誰去，每到風傳花訊，雨濯春塵的時候就會迎風怒放。日本人甚麼年月送來櫻花，我不大清楚，但住在華府的人常開玩笑說，華府主人的面孔數年一換，華府堤岸的櫻花卻年年照舊，開了又謝，謝了又開。 政治是殘酷而又現實的，當然住在華盛頓更有身受之感。 卡特總統上任之後說是要推行節約，首先是減少了白宮的私人座車與司機，後來又出賣了總統私用的遊艇，但白宮的職員數目大增，而且薪金也大漲；那麼減少兩三部座車豈不是騙騙孩子，後來國會又提議要把遊艇買回來，因為有歷史價值云云。 這艘總統遊艇“席瓜亞”使我想起了幾段頗有歷史價值的往事，如今事過境遷，我想道來也無傷大雅了。且讓我慢慢道來。 1977年讀到一則新聞： 從報上知道，總統遊艇“席瓜亞”號業已賣給了佛羅里達房地產商人馬洛埃，售價28.6萬美元。這艘五二船齡的總統遊艇，曾是許多美國總統和他們的知友遊樂的場所。 我曾多次在總統遊艇上作客，卡特政府拍賣這艘104英尺、桃花心木門窗遊艇的決定，可說是結束了華府上流社會一個光燦的時代。 肯尼迪總統、約翰遜總統及其內閣閣員都曾經充分利用這艘遊艇。尼克鬆上台後，我更多機會應邀參加在艇上舉行的宴會，許多內閣閣員也在那兒宴客，大家一同欣賞波多馬克河上迷人的夜景，據我所知，胡佛總統（1929——1933）就曾在上面大宴賓客。 參院領袖也在上面舉行宴會，我最後一次到“席瓜亞”上赴宴是1976年高華德參議員夫婦慶祝結婚40週年紀念。他們請了大約30位好友，我非常榮幸，亦為其中之一。那是初秋時節，總統大選前不久，大家都為這對結婚40載、恩愛逾常的夫婦感到高興。 “席瓜亞”帶給人們的回憶總是甜蜜又溫馨。 對那些沒有上過這艘遊艇的讀者，讓我來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這艘船是在60多年前建造完成的。 我聽說尼克松總統辭職前，最後的那些日子裡，他在“席瓜亞”上度過許多個孤寂的夜晚。 福特總統夫婦也常用它，她們的掌上明珠蘇珊有次用它在波多馬克河上舉行了一次月光晚會，少年男女在船上亦歌亦舞。 這艘美麗的遊艇有12張床位，最多可容納230人，150人在上面，毫無擁擠之感。 據報導，“席瓜亞”每年管理費用就將近百萬美元，這當然包括維護、工作人員、船員、海岸防衛隊、安全等費用在內。有次我問艇長一共要用多少人，他告訴我約50人。 美國總統有他們遠離市囂、清幽寧靜的消閒去處，他們有夏季別墅，他們有大衛營，多一艘遊艇，又算什麼？ 我想當時卡特總統是要表現給美國民眾和納稅人看，他是如何努力在節省公帑。可笑的是，我曾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急，說馬洛埃先生非常懊惱，他付了遊艇和家具的錢，但是當“席瓜亞”拿到他手時，所有具有歷史意義的物件全不翼而飛，馬洛埃先生覺得自己受騙了。他告訴記者，他已要求政府“把所有該我的東西都放回原來地方。”他又說：“我不知道艇上居然會有扒手。” 馬洛埃將這艘遊艇開出海軍船塢，航向羅德島的普羅維登斯。他原計劃把這艘總統遊艇改裝成一座巡迴博物館，好好賺一筆錢，結果政府卻把上面大部分家具搬走了，害得他只好根據照片，複製一套，他說人們喜歡在家裡擺些紀念品，但是把紀念品從一艘具有歷史性的遊艇上搬走是太缺德的事。 據報載，當時有9人出標，馬洛埃以最高價得標，他後來後悔得標時沒有講明政府可以拿走多少家具，如他告訴記者，政府是說一些家具要搬走，“你如何標明什麼叫'一些'，什麼叫'大量'？”報紙引述馬洛埃的話說。 “他們把餐桌還給我，卻拿了其他桌子，把總統艙房的床搬回來，又拿走了兩張小椅子和靠牆小幾，杜魯門那架鋼琴說不定現在正擺在某某要人家裡呢！”我想這世界上無論走到哪裡，都有偷雞摸狗的小人，可憐的馬洛埃！ 好幾個夏日晚上，我們在“席瓜亞”上共慶美好時光，波多馬克河靜靜地流著，月色朦朧，耳邊傳來輕柔的音樂，一切是那樣美好，叫人永難忘懷。 你支持的黨執政，你也與有榮焉，覺得自己與大家英雄所見略同，此外又可享受某些特權，如果有人說他不喜歡特權，那一定是違心之論，機會平等固然不錯，但特惠更勝一籌，這是人之常情。 如果你有朋友在白宮，到白宮餐廳吃頓飯，或是安排友人參觀白宮，只要一個電話，事情就圓滿解決了。 偶爾，你會受到邀請，坐進肯尼迪中心的總統包廂。當然，更美妙的是，在總統和家人不用包廂的時候，你可以拿起電話，問問某天總統包廂有沒有人用，假如沒有，那就是你的了。你可以帶著朋友到肯尼迪中心，坐進艾森豪威爾戲劇廳、歌劇廳、或音樂廳的總統包廂，舒舒服服地坐著觀賞。 1972年我曾用總統包廂招待過華航的空姐。在每個總統包廂裡，都有8——12張紅絲絨的座椅，旁邊有一間小客廳，可以在休息時招待朋友，冰箱裡有香檳、冷飲，只要前一天派你的秘書去白宮取來鑰匙，第二天，你和你的朋友就可以享用這些東西，用完之後，鎖上冰箱，差人將鑰匙送回白宮，附上一張謝條。 卡特政府當政後，這方面已與前大不相同，他們甚至規定進總統包廂該穿什麼衣服。有些人連怎樣才算是適當的穿著都不知道，把總統包廂弄得一團糟，啤酒罐和空瓶隨處亂扔，以往這種情形從來不會發生，但時代變了。 當我初到華盛頓時，人們眼中的華府是個政府機關城，至少50％的人，不是在政府中擔任公職，就是在業務上間接與政府機關發生關係。 華府的政府機構首推總統和內閣閣員辦公的白宮，其次是坐落在所謂“霧底”的國務院及五角大廈的國防部。 各部之中，以健康教育福利部預算最龐大，超出國防部、商務部、財政部、運輸部、勞工部、房屋都市發展部之上。後者的用度也大得驚人。 此外還有司法部、最高法院、參眾兩院，參院辦公室在狄克遜大樓、羅素大樓，眾院辦公室在雷朋大樓和朗涯斯、坎農大樓。訪問華府的人想都到過這些地方。 除了公務員外，華府尚有為數眾多的律師、遊說者、會計師及新聞記者，各國駐美大使館也座落於此。真是壯哉，盛哉。 華府是一個美麗的城市，住在那兒的人把周遭的美景不當一回事，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它和紐約大不相同，市中心有許多噴泉和小型公園，雕像比比皆是，很多我連名字都叫不出來。華盛頓紀念碑、林肯紀念堂、傑佛遜紀念堂是眾人皆知的名勝，反光池之出名，是因為傳聞一個女孩與一議員爭吵而跳進池中。但我最欣賞的還是史密松尼安這類的博物館、柯克蘭畫廊、佛瑞安畫廊，以及肯尼迪藝術中心。 60年代我初到華盛頓時，與其說它是城市，倒不如說像鄉下地方。午夜過後，全市寂然無聲，一直到現在，華盛頓城內的國家機場夜間10時後，即不許飛機起降。 那些曾任職政府機構的人，很少遷離華盛頓，即使白宮易主，他們仍然做他們的公務員。每隔4年，我們就會收到許多原在白宮及內閣的朋友和相識的人寄來的通知，說他們現在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公共關係事務所任新職，或是替各種企業作遊說工作，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信然，信然。 對那些才氣橫溢的青年男女，只要肯苦幹，華府有的是絕佳的機會。在這裡，人人玩弄政治，追求權力，樂此不疲。 華盛頓和紐約、芝加哥、舊金山這些燈紅酒綠的大都市不同，因為大多數的宴會都是在家裡、大使館舉行，有時也在政府機構舉行，不過，近些年，喬治城區和附近地區已開了許多家相當不錯的館子。白宮對街的Sans Souci餐館是共和黨、民主黨權貴之士經常光顧之處，有些人午餐時間在那里長期訂有桌子，經理保羅對那些老顧客都直呼其名，一派相熟的樣子。但陌生人則無法訂到位子，有時要預早兩周先訂好，不然休想問津。 華盛頓還有許多私人俱樂部，諸如F街俱樂部、宇宙俱樂部、大學俱樂部、大都會俱樂部、喬治城俱樂部、碧茜俱樂部等。 我到華盛頓時，卡維特街與康涅狄克大道轉角的笑涵旅館藍色舞廳還開放，樂團奏出動人的舞曲，紳士淑女翩翩起舞，氣氛高雅，指揮鮑伯柯羅斯和誰都熟。夏天，笑涵屋頂花園為我們這些愛跳舞的人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去處，但這一切現在都已成為過去。 十幾年前“協和式”飛機已從巴黎與倫敦，飛杜勒斯國際機場，他們也獲准在紐約肯尼迪機場降落。 華盛頓還有其他引人入勝之處，現在遊客到華府，航空與太空博物館也成了必遊之地，這是華盛頓最美麗的一幢建築，裡面展示了航空史上最傑出的科技成就，每天排隊參觀的遊客比參觀白宮的還多。夏季里海軍陸戰隊大遊行是值得一看的節目，當我的朋友華特將軍任海軍陸戰隊司令時，我常去捧場，也做過座上客。 改朝換代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肯尼迪之死，他的未亡人對於葬禮的安排有條有理，所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元首一律步行到阿靈頓墓地。在那墓地特別裝置了永恆不滅的火焰。 讀者們可曾在電視上看到卡特總統上任時，夫婦兩人攜手同行的那一段，本來總統就任是坐著車子去遊街的，安步當車還是創舉，這也是迎合大眾的心理，所謂民主，這也是一招。 對一個年輕的單身婦女，在華府謀生住家，和異性朋友建立友誼並不困難，但是要與同性保持良好關係，則非易事，這或許因為女人天性善妒使然，她們視其他具有吸引力的年輕婦女為勁敵，有時甚至覺得那是對自己的威脅，不過，我卻很幸運地在這裡贏得許多異性以及同性朋友的友誼。 我這一生有幸認識兩位胡佛，兩位都值得敬佩，一是已故美國總統胡佛、一是創辦聯邦調查局的胡佛，當我初到華盛頓認識他們時，兩位都已進入生命的暮年。 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是外子陳納德的摯友，他喜歡和我談亞洲方面的問題，他的秘書海倫·戈蒂追隨他逾40年，由她為我們安排見面時間。 我常到胡佛辦公室去看他，和他談亞洲問題，他好奇心極大，總有問不完的問題，我知道他晚年面臨許多棘手的問題，但他自己也知道來日無多，他常把使他煩惱憂心的事情講給我聽。 當1968年總統大選，我有理由相信我的電話遭人竊聽時，我跑去見他，當面問是不是真有其事。他好像很苦惱地對我說：“沒人竊聽你的電話，如果有的話，也不是我下的命令。”這答複分明話中有話，難道他是在暗示命令來自他的上級？他一定知道其中原委，可是不能告訴我，如果他真是不加分辨地聽命於上級，竊聽我的電話，這無疑是他判斷能力上的一個污點，但是我總相信胡佛不會採取這樣的行動，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尊重我的人格。 選舉結束後，我還是常去看他，可是誰也沒有再提起這件事。 1976年調查聯邦調查局部分活動期間，報上提到此一竊聽疑案，說法不一，有的說是約翰遜總統直接下令，有的說是司法部長藍姆西·克拉克的意思，我也曾想查個水落石出，可是共和黨也好，民主黨也好，似乎大家都極力規避這個問題。 一言以蔽之，他們心中有鬼。 我再與胡佛見面是1969年。那時大選已經結束，胡佛和尼克鬆的手下鬧得很不愉快，米契爾下面有些人想要請他下台，可是胡佛並不傻，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沒有哪個敢碰他。 1973年，胡佛在家裡於睡夢中去世，從那時起，聯邦調查局再也不是從前的樣子了。 另一位是胡佛總統。 外子去世不久，我接到胡佛總統自紐約打來的電話，要我去看他，後來我從他朋友口中得知，他因為重聽，平常很少打電話給別人。我們約好12月我去看他，一天下午，我從華府飛到紐約，在他華爾道夫大酒店寓所共進下午茶。華爾道夫三十一樓，三十一A號是胡佛總統的辦公室兼寓所。 當我抵達時，首先迎向我的是他的私人秘書米勒小姐，米勒小姐是個很誠懇的人，我們後來成為朋友。在客廳，我見到了胡佛總統，他第一句話就是對外子的去世表示悼念，說陳納德是他的好朋友，但最令我感動的是他問我過得好不好，需不需要他幫忙，要不要幫我找份工作等等。我聽了真有說不出的感激，彼時我雖然已在喬治城有一份工作，他還是說：“如果你需要任何幫助，一定要來找我。” 胡佛總統與中國淵源頗深，早在1899年，他就到中國，以工程師的身份在大陸前後待了3年，他告訴我他親身經歷過義和團運動，他們夫婦在中國這段期間非常愉快，並且愛上著名的青花瓷，日後擁有不少這方面的珍藏。他去世後這份珍寶轉贈與加州斯坦福大學。 那次拜訪後，我們時有住返，只要我去紐約，一定去看他，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64年10月20日他逝世為止。 他的喪禮是在家鄉愛荷華州西灣舉行，應邀參加的只有至親好友，他家人知道我們的交情，特電報邀我參加，不數年，當地的胡佛圖書館竣工，我再度應邀參加落成典禮。 1969年1月20日，美國第三十七任總統就職，身為就職委員會高級委員之一，我應邀參加在不同的飯店舉行的7個盛大慶祝舞會。我的舞伴是威斯康辛州州長華倫·諾爾斯，諾爾斯州長與妻子離異將近一年，我們有時聚一聚，就謠言滿天飛，我們只好盡量躲開記者的耳目，但那並非易事。 七個就職舞會分別在“五月花”、“喜來登公園”、“希爾頓”、“柯克蘭藝術館”、“史密生博物館”、“史戴特勒酒店”和“美利堅酒店”七處舉行。當尼克松總統一家前來向觀眾致謝時，米契爾和妻子瑪莎分任男女主人，就站在舞池中央的台子上。米契爾看見我和諾爾斯州長，招呼我們上台，他對諾爾斯說：“我能否和安娜單獨談一會兒，有點私事。”然後他對我說：“尼克松總統對你非常之感激。” 就職典禮之後不久，倫敦《泰晤士報》出版了一本關於1968年大選的書，其中有一章描述共和黨如何利用陳香梅，影響越南政府遲遲不參加巴黎和談，因為這個緣故，共和黨始克獲勝，這不失為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事實上，共和黨也曾加以否認，可是新聞界始終沒有採用共和黨的否認聲明。 《芝加哥論壇報》羅伯特·麥考米克的遺孀瑪莉蓮是我的好朋友。丈夫死後，她移居華盛頓，起初在R街買了幢房子，經常賓客盈門，熱鬧非常，那是60年代初期。後來她買下麻薩諸塞大道2501號舊日本大使館，我們相處甚歡，自1960——1972年她遷回芝加哥這段期間，常有往還。 瑪莉蓮很喜歡狗，她有一條名叫“小情人”的拳師狗，還有兩三條非常討人喜歡的北京狗。她女兒有年聖誕節送她一隻長尾鸚鵡，她替它取了個“山姆”的名字。司機、廚子、女僕、秘書、狗、鳥，加在一起，瑪莉蓮家人口還真不少，她為人爽朗大方，很得人緣，參加她宴會的多半是華府權貴之士。 她心直口快。不論遠近，人人都知道她和已故的麥考米克上校——大家都這樣稱他——是死硬派的共和黨員。 1952年，麥考米克上校支持塔夫脫競選總統，因為他覺得艾森豪威爾太過傾向“自由派”。不過，瑪莉蓮對尼克松始終缺乏好感，1968年，她支持共和黨，可是不贊成推選尼克松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她常對我說：“你不能信任那傢伙！” 麥考米克太太也是已故華府著名女主人柏兒·梅絲塔的好朋友，我第一次認識梅絲塔，就是在瑪莉蓮的晚宴上，梅絲塔很想知道一個年輕的中國女人打算在華府做什麼。當我告訴她我在喬治城大學工作時，她說：“像你這般年輕貌美，若是有意再婚，就該到別的地方去闖，可是如果你想做點事，應該留下來。”我一直沒有忘記她的忠告，後來幾年，我用同樣的活勸告過許多年輕朋友。 初到華府時，如果沒有許多朋友的友誼和支持，我大概不會有今天，特別是空軍裡的朋友給我的幫助。 另一對朋友是卡杜里夫婦（Dr.Mrs.Majid Khadduri），兩人都是見重於士林的中東問題專家，卡杜里太太和我對跳舞有同好，常在一起玩。 1973年她不幸去世，死時年紀尚輕，令人惋惜。卡杜里博士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執教，已經出版了20多本關於中東問題的書籍。 大衛·李後來和楚蒂·鮑爾（Mts.Trudie Ball）合開餐館，“帝后飯店”（Empress Restaurant ）由是誕生。現在我們有大衛·李的“帝后飯店”，又有楚蒂·鮑爾的“帝后飯店”，兩家菜餚不分軒輊。 傑克和我也擁有“帝后飯店”一小部分股份。 1963年我開始公開演講有關亞洲問題，柯斯頓·列是我的經紀人。 1968、1969年間，美國各大報幾乎不約而同地抨擊越南問題，指我是越戰中的鷹派。安德森在寫關於越南的專欄，或涉及有關越南的傳言時，偶爾會先來問問我的意見，查證一下，我記得當戰俘問題成為大家激烈爭辯的問題時，傑克·安德森寫了一篇關於戰俘家屬的專欄，文章刊出之後，本地戰俘家屬團體的會長噙著淚水來找我，說那篇文章報導不實。我打電話給安德森，告訴他這種情形，他立刻請我陪那位戰俘的妻子去他那裡，好坐下來，大家談一談。幾天后，他的另一篇專欄出現在報端，對自己先前的論點做了一番修正，戰俘及其家屬因此獲得一點公正的報導。這件事情顯示，在這個民主社會中，我們可有不同意見的權利，可是大家都應該平心靜氣地有容納別人意見的雅量。 另一個對我不錯的記者是瑪克芯·齊歇爾，她雖然希望採訪到我的社交新聞，可是從不和其他記者一樣，亂打高空，憑想像力寫文章，她能在《華盛頓郵報》有一番作為，我為她高興。 當莎莉·奎恩初次為《華盛頓郵報》寫文章時，我立刻注意到她在文學方面的天份，她是少數幾位我認為具有十足潛力的女記者，她寫作的風格能使讀者感到趣味盎然，不管你對她的看法是否伺意，總是讀得津津有味。莎莉·奎恩決定留在報社，不願去電視上做個明星，這點我覺得是對的。 雅曼達·狄克森最初在《華盛頓明星報》開始寫專欄時，很吃了一番苦頭，她有次對我說，在這個人吃人的世界裡，也許她不像其他人那樣會張牙舞爪。或許是出於人類的天性，人們似乎能從閱讀別人的不幸當中，而獲得樂趣。雅曼達·狄克森的丈夫喬治也是一位很有風格的專欄作家，生前有很多朋友。 我自己喜歡小型聚會，晚宴人數在8～12之間，至多不超過14人，週末看完戲後的宴會多半很有趣。每次參加雞尾酒會，看來看去也就是那幾張熟面孔，大家嘴裡動著，可是沒有人真正在聽別人講些什麼話，實在無聊。然而話又說回來，這也許就是華府生活的一部分。有件事例值得一提，那就是政界人士很少舉行宴會，有些人甚至從來沒有做過主人，他們只出席別人的宴會，吃別人的，喝別人的，最氣人的是，其中一些人還覺得他們來你宴會中露露臉，是給你面子。這些人我少惹，他們是不該被請的。 多年來，我的宴會一直遵守一個原則，即酒會最久不過一個小時，太遲來的客人也不候。我通常在晚餐後放點音樂，增加氣氛，我始終覺得讓那些準時到會的客人等上個一二小時，是不公平的、至於有些參眾議員為公務耽擱，我通常建議他們的夫人先來，我們先坐下來吃著等，絕不久等。 晚餐後來點音樂可以便氣氛更加輕鬆，如果客人之中有人想在飯後高歌一曲，或是跳跳舞，盡可以留下來，有事想先走一步，也毫不受拘束。這是一道經驗之談。 一次一位記者訪問我使晚宴成功的秘訣在哪裡，我回答：“當女主人和客人玩得一樣盡興，這晚宴就是成功的。”倘若客人談來談去，就是風濕、背痛，再不就是兒女問題，那宴會也就該結束了。 參議員約翰·陶爾夫婦是我在華盛頓的好友。露·陶爾在我辦公室工作過一年，約翰是南北戰後德克薩斯州選出的第一位共和黨參議員，當他初抵華盛頓時，是屬於年輕一代的參議員。陶爾夫婦離異後，約翰再娶康明斯太太，康明斯太太也是我的朋友，是位能力高強的律師。現在政治場中的離合已不足為怪了。 參議員史卓姆·塞蒙（stronm Thurmond）和他太太南茜也一直與我維持良好的友誼，他們的小女兒茱莉是我的教女。當史卓姆決定讓他那禿頭上長點頭髮時，他問我該怎麼辦，是買頂假髮來戴，還是費點功夫植髮呢？最後他選擇了費事的方法，後來他頭上長出了密密麻麻的頭髮，好不高興。 阿拉斯加參議員泰德·史蒂芬斯（Ted Stevens）夫婦是我在華盛頓另一對時常往來的朋友，泰德·史蒂芬斯曾在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將軍下面做過事，當他出來競選參議員的時候，我遠赴阿拉斯加州為他助眩泰德·史蒂芬斯曾學過柔道，段數相當高，走夜路不用害怕。 我一直很欽佩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高華德，1964年，他的一群朋友聚在我家，擬出競選總統的戰略。我的看法是，像他這樣的人永遠當不了總統——他太誠實，太率直，而且不願輕易妥協，我希望他能繼續做共和黨的發言人，在碰到重大問題時，出來仗義執言。 我的朋友當中，也有許多民主黨人士，如前眾院議長卡·艾拔（CarI Albert ），他對我十分友好，每次尼克松總統和福特總統發表國情咨文，他總是邀請我坐在特別席上。 當然，我也懷念我的朋友曼穗爾，瑞佛斯（Mendel Rirers）和他的遺孀派琪。十幾年前派琪住在南卡羅萊納州哥倫布市，我們常有書信住還。當我應邀到哥倫布市主持曼德爾·瑞佛斯公園破土典禮時，派琪在她自己的花園裡摘了些花，放在我旅館房間裡，美國南方那種好客的美德，令人溫溫的，我將長記這份情誼。 古語說：“大丈夫流血不流淚”。我不是大丈夫，也做不到大丈夫，所以我有時難免流淚，有時不但流淚，甚至會痛哭，不過總是避免公開流淚，或公開地哭，不敢說“珠淚偷彈”，最低限度不願對人落淚。 一個人在世上活了幾十年假如沒有點情感上的波浪，沒有愛而被愛，那麼不管他封候封官，總是白活了。因為即使享盡了富貴榮華，假使沒有人和你分享，那又算什麼。中國人說升官受祿，為的是光耀門楣，但當你獨處之時，能得幾個知心？ 男女之間的情與愛有的可圈可點，有的無一是處，但同性之間的友情則是另一回事，而真摯的友情頗不易得。我30歲以後的歲月大部分在美國，時間流轉，我在華盛頓的歲月中，從東方的生活氣氛轉到西方的生活習慣，這個過程真是一種教育，而在這項教育過程中，我很幸運沒有失去我自己固有的東方文化傳統，在異邦真是可以立足。 苦悶的成果是自己算有了自己的事業，有了自己的辦公室，不須寄人籬下。在交通與航空方面是走出了一條路，但這路還很長很遠，一步一步地來吧。 如今雖然世界不安定，讀報紙的人除了關心中美關係，中東又出什麼亂子，誰又在競選，黃金、獎金價格等等之外，最使人感到興趣的該是有關男女之間的新聞了。比方說十幾年前，摩洛哥公主的婚禮這段新聞就連載了好幾天，她穿的什麼禮服，如何打扮，到哪兒去度蜜月等等都是大家有興趣的新聞。 電影明顯伊莉莎白·泰勒新婚之後和她的夫婿約翰·華倫到我家作客多次。於是大家問長問短，對於她的一切比對總統的新聞還要關心。英皇愛德華八世不愛江山愛美人，這雖是多年前的事，但至今還使人迫懷不已。 今日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在近代史的演變中我們扮演不同的角色。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真有說不盡的感懷。 我在美京華盛頓住了30多年，1992年為止我的半輩子就消磨在華盛頓的萬花筒中。 很多朋友問我：“你住華府多年，華府的特色是什麼？”我肯定的回答：“是人。” 為什麼？因為華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半世紀以來，不只是美國的京都，也是國際性的都市。華盛頓的人種類繁多，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國家的首都都複雜，他們所做的事小則是地方消息，大則是世界新聞。瑞典有貨真價實的金發女郎，巴黎有特別的時裝，好萊塢有伊莉莎白·泰勒，倫敦有披頭歌星，雅典有使人玩味的皇旅新聞，東京有女人，印尼有蘇卡諾，古巴有不刮鬍子的男人，紐約有摩天樓，阿拉伯有油田，香港有水的問題，許多地方有學生遊行請願……以上所述，華盛頓無一不備，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有時以另一種形式出現而已。 每一年在華府召開的國際會議數不勝數，諸如世銀會議、美蘇高峰會議、中東會議、泛美會議……不一而足。此外，每年世界許多國家的元首也都要求來華府作客。當然，做總統的客人，一切細節都由白宮的禮賓司配合國務院的札賓司來安排的。但富如美國，用在招待貴賓的預算仍有其限度，白宮如此，國務院和國防部亦復如此，其他如商務部、交通部等，光是靠有限的預算要招待外賓是捉襟見肘的，為此許多宴會就靠一些較有名望而且肯花錢的社會人士出面做東。這個不成文的慣例從羅斯福總統開始，其後有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尼克松、卡特、裡根等都有幾位可以隨時派上用場的女主人。布什總統上任之後，因為經濟不景氣，大宴小宴都不如往昔，而新聞媒體對社交新聞亦不多報導，同時社會治安日敗，大擺排場可能招惹是非之外，亦不甚安全。於是布什上任後，可說沒有正式委任哪一私交做非官方的女主人。兩黨為了募捐籌款而舉行的宴會不在此例，因為政治籌款的宴會外國人是不能參與的，除非做不付款的客人，但這也很不方便，一經對方查詢，可能會有麻煩。為此，華府說客雖多，但其效能的運用是非常謹慎的。 華府每年出版一本“綠皮書”，名曰Green Book，裡面除了總統府的重要人物清單，外交使節和參眾兩院議員的人名地名外，就以英文字母先後順序把華府有地位有資格的人選入冊中。挑選標準相當嚴格，鬧離婚或出了醜聞的一定除名，這和世界名人大辭典不同。冊子頁數不多，物以稀為貴，因此這本綠皮書是華府社交秘書的聖經，人手一冊，很多大宴會、籌款會等都以此為參考書。 華盛頓到處是單身男女，有人說，華府男人比女人少得多，其實這只是男人編造的鬼話，不過事實上，大多數單身男女到華盛頓來，都是抱著投機心理，或是想追求更好的事業發展機會，其中大多數希望找到一個比自己強的伴侶，提高名望，增加財富。可是有錢有勢的人哪裡有那許多，於是乎，許多男女的終身大事就這樣磋跎下去。以前說兩人過活和單身一般者，現在已經不適用了，何況單獨奮鬥要比兩個人互相拖累來得容易呢！想到華府找個權大位高對象的女孩，通常都會失望，因為這樣的人多半家有妻室。不過話又說回來，這種人大多生活得不愉快，只好把精力放在事業上，追逐權勢，不然就是讓酒精來麻痺自己，以酒消愁。 來到華府的年輕男子耳濡目染，自然不免受到權力的誘惑與影響，結果他們一個個變得野心勃勃。他們想盡辦法參加社交宴會，特別是由一些大名鼎鼎的女主人開的宴會，只為了和白宮官員、國會議員、大使、將軍摩肩接踵，握個手，打個招呼，想在其中找到進身之階。 聰明的女人會選擇去愛一個沒有太大野心的男人，因為野心家沒有時間談情說愛。 杜魯門總統時代，名女人大出風頭，尤其是一位叫柏兒·梅絲塔的，她後來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駐盧森堡大使。人人都以參加她家的宴會，為無上光榮。百老匯還以她的生平寫了劇本，名曰《稱我夫人》（Call Me Madame）。這位名女人嫁的是俄亥俄州的油田大王，夫婿去世後就到華盛頓定居。 杜魯門總統喜歡彈琴，女兒喜歡唱歌（當年名報人杜爾·皮爾遜寫了一篇文章說馬格利達的歌喉太差，不該公開演唱。杜魯門為此大為憤怒，指名道姓地在記者會上把皮爾遜臭罵一頓，當時是一條大新聞），杜魯門偶爾到梅絲塔家作客，這位夫人的身價就此水漲船高，她不但替民主黨籌募基金，也常常大宴賓客，她的房子後來賣給美國政府，做為副總統官邸，約翰遜當副總統時住的就是梅絲塔的房子。 60年代副總統是沒有房子可住的，到了卡特時代才把美國海軍總司令住的房子要了過來，改為副總統官郟房子位於麻州大道與英國大使館隔鄰，基地甚廣、草木扶疏，確是華府黃金地點，中央政府要取用，海軍當局只好退讓，這就是現在美國副總統的官邸，布什任副總統時也住在那兒。 我記得我初次見她，她問：“你的大名是不是登記在綠皮書中？”當時我根本不知綠皮書為何物。自然，1960年，我名不見經傳，梅絲塔夫人再問我一遍：“我要打電話給你，你的大名是否收錄在綠皮書中？”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因為如果我告訴她，我連綠皮書是什麼都不知道的話，我們的友誼也就到此為止了。於是我說：“我相信你可以找到我的電話號碼。”她的確打來了，我不知道是誰推薦我的。兩年後，綠皮書上，我算榜上有名了。 柏兒·梅絲塔是個風雲女人，不過比起其他名女人，她還算是溫和派。 華府過去另一位著名的女主人波斯特太太（Mrs.Merriweather Post），她承繼了父親的財產，華盛頓的房子其氣派可與白宮相媲美。丈夫曾出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家中收藏蘇聯帝俄時代的古董與名畫甚多。她前後四度結婚，每年在家中舉行的大小宴會無不車水馬龍，有時連總統和副總統都大駕光臨，當然各首長也恭逢其盛。她有的是錢，而且儀態萬千，每一位國務卿和知名人士都稍作拜倒石榴裙下之勢。波斯特夫人去世時已年近80，只有一女。她在華府的私宅和在南方的別墅都送給美國政府保管，華府的大宅是博物館，南方的別墅做開國際會議之用。但聽說光是維修費已讓政府有點吃不消，將來如何處理是一個謎。 葛薇·卡弗瑞茲亦為其中之一，她的大夫凱是華府首屈一指的地產商，許多華府的高樓大廈、辦公樓寓都是凱家的產業。葛薇喜歡跳舞，她的丈夫就是和她在私寓的舞池上舞興正濃時，一命嗚乎的。 凱老闆去世後，葛薇仍住華府大宅，也照常請客。她梳的是比較舊式的頭型，頭髮向後梳，後面一個大髻。據說她的母親是匈牙利人，本來凱老闆要娶的是葛薇的媽媽，後來移情女兒。葛薇在世時和柏爾·梅絲塔不睦，兩人各爭雄長而不交談。當年華府上流社會都能見機行事，凡有宴會總是盡量不讓她們有面對面的機會。 1969——1976年間我因替共和黨效勞不少，升為“共和黨的女主人”，我把這兩位結怨20年的仇人請來家裡吃晚飯，並請她們兩人與我站在一排迎接貴賓，我對她們而人笑說：“我們三人行，沒先沒後，我還得向你們兩位多多學習。”於是這兩人化干戈為玉帛，當時華府記者都目瞪口呆，拍案稱奇。其實世間事何必太認真，如今這兩個人都過世了。葛薇的兒子為爭家產已打了3年官司，被控的是前任國務卿羅傑斯的律師事務所，他被委任管理凱氏的遺產。葛薇的3個兒子意見不同，官司可能會拖得很久，這是古今中外常有之事，到後來誰都沒好處，最後的贏家還是律師。 60年代在華府，哪個要人的宴會邀請了你，或哪個要人參加了你的宴會，彷彿是非常重要的事。不過，我也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真正的要人任何人的宴會他都不必要參加，問題在於華府想要攀龍附鳳趨炎附勢的人委實不少，這些宴會提供了他們大好機會。 當時，大使館的宴會頗愛人歡迎，不少人會打電話到某些使館，說：“我沒有接到請帖，請你再寄一張給我，好嗎？”使館的社交秘書對這些人，必須應付很得體。有個在華府住了很久的老太太，父親非常有錢，她本人除了嫁給一位外交官外，一無所成。每次大使館舉行酒會，她是不請必到的客人，女主人明知沒有請她，但只好假裝不知道，為的是可憐她。她來喝杯酒，吃兩塊三明治而已。此乃華府一景。 通常，只要你的照片或有關你的報導上了報紙與電視，每個人都成了你的朋友，但是一旦你病了或是聲望下跌，人們很快就忘記了你。柏兒·梅絲塔夫人就碰到了這種情形，她一病才發現自己的朋友如此的少。這時有些報紙就說我已取代她之位置，成為華府社交圈最成功的女主人，這自然有點挑撥離間作用，其實我對女主人的頭銜無興趣。梅絲塔夫人在《時代雜誌》、《新聞周刊》，甚至《紐約時報》上都看到了這則報導，她打電話給我，她說：“我不喜歡記者們關於我的報導，我要和你談淡。”我到她家，要她“別為報上的消息煩心，無論共和黨或民主黨當政，你都是大家公認的華府女主人”。這之後，她對我親切極了，我發現只要你以誠待人，別人也會以誠待你。 梅絲塔夫人生病的時候，我打電話給她，去看她。不過，後來幾年，她閉門不見容，並且遷回老家俄克拉荷馬，和弟弟相依為命，然後，她寂寂地離開了人世。名與利，所值幾何？ 1965年，約翰遜總統在位時，我寫了一篇短文，名曰《華府萬花筒》，載於1965年7月27日及28日的《新生報》，現在重讀，仍有不勝今昔之感。 在華盛頓這些年，我注意了第一家庭與民眾接觸的情形，得到一個結論：總統夫婦和各階層民眾保持接觸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華盛頓。當然這並不是說第一夫人主要的工作就是交際，今天的第一夫人身負更重要的責任。當年卡特夫人對心理衛生有很大興趣，我認為這是好現象，她應該繼續從事這方面的努力。當時我在電視上曾作此表示，同時我還說：“我希望她繼續在心理衛生方面有所貢獻，把外交事務留給國務院去處理。” 尼克松夫人對志願工作興趣頗濃，當然在華盛頓與全美各地，這問題已與往常大不相同。今天，有些人認為志願工作已經過時了，既然做了事，理所當然應當獲取報酬，他們所持的態度是，志願工作者之所以志願，是因為缺乏工作能力，當然也並不一定如此。只是我們也要知道，今天，我們負擔失業與社會福利經費，為什麼對那些真正在工作的人，反而不給予報酬呢？ 我從未見尼克松當眾跳過舞，但約翰遜總統，大家都知道，常和美麗的女士翩然起舞，福特總統夫婦更喜歡和他們的賓客共舞。我相信尼克松夫人一定喜歡跳舞，但那些年，為了幫助丈夫一步步爬升，她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喜好，她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 在多位第一夫人中，我較喜歡平易近人的福特總統的夫人芭蒂，我初認識她時她只是密西根州眾議員的夫人。有一次我在家中請客，她問我有什麼事可以幫忙，我請她在門口請來客簽名，我開玩笑地對她說：“你今天就暫做我的秘書吧。” 福特做了20多年眾議員，芭蒂身兼父職教養4個孩子，真是難為她了。後來她很有勇氣地承認自己借酒消愁，上了癮而不能自拔，退出白宮後在加州得到不少私人和團體的捐助，而成立了“芭蒂治療所”，專為酒鬼服務，不少名人、藝人、政客和默默無名的人都曾在那兒歇過腳戒了酒，這是芭蒂的社會貢獻。約翰遜夫人愛好園藝，她的“綠化美國計劃”大受歡迎，如今華府許多地方春花怒放、綠樹成蔭，實該感謝她的推動。 布什夫人是個道地的家庭主婦，對兒童教育、國民健康等問題最表關切，也鼓勵身旁的人多做點務實有益的事。她和里根夫人不同，南茜想降低全國吸毒人數，名曰Say No To Doug（“對毒品說'不'”），錢花了不少，但毫無成效。布什夫人比較樸素，因此在衣著方面並未被那些時裝專家利用來做廣告；南茜夫人則愛試新裝，許多名貴服裝店都以南茜穿著他們的新裝為號召，後來因為接受時裝專家的衣物贈送，牽涉到稅務糾紛，又因為僱用星相家而遭非議。這些事件多少都使裡根蒙受陰影，但裡根夫婦兩人確實是恩愛夫妻。 南茜的女友多半是來自加州的女明星，沒有一個是被華府上波社會認為配做華府女主人的，因此圍繞南茜身邊的男人與女人除了利用她之外，並沒有在華府成氣候。加以時代改交，社會需求有別，婦女們要為環保遊行、為人權抗議，社交感會朝花夕落，接棒無人，怎不令人感慨萬千呢？ 華府地區總共有167個使館，雖然雞尾酒會通常是6時半到8時半，或6時開始，8時結束，可是許鄉不是挺受歡迎的客人會早到遲退——有的時候比預定時間多一小時。大規模的酒會，通常主人根本沒法分辨誰是應邀而來，誰是不速之客。因此，無可避免地、總有一些白吃白喝的人，把煙蒂掉在你的地毯上，碰壞家具，打破杯碟等等。也許因為我受的是東方式的教育，我總覺得在大庭廣眾間，喝醉酒，露出各種醜態，是最不雅觀，也最丟人的。但幾乎每次雞尾酒會，都會發生這種事，有些人酒喝得太多，有些人話講得太多，有些人兩樣毛病都犯全了。 華盛頓的使館各有千秋，肯尼迪總統時代，法國大使館經常冠蓋雲集，是大家喜歡去的社交場所，肯尼迪夫人甚至還有位法國廚子。 60年代初期，法國大使是赫伯·阿爾方，阿爾方大使本人似乎謙和有禮，可是他的夫人我實在不敢恭維，十幾年前他們就勞燕分飛了。記得我在一個月內三度經人引薦給她，可是到了第三次，她仍然裝出似曾相識的樣子，因此後來在一次社交場合中，我也還以顏色，視而不見。 約翰遜入主白宮，西班牙大使館取代了法國大使館的地位，西班牙大使瓦勒侯爵（Marquis de Merry des Val）夫婦在華府人緣甚佳，他們經常將大使館開放，作慈善用途。後來他們奉調日本，我還在東京碰見他們，那是在他們退休之前。 尼克松芻選總統，菲律賓浪了一對最迷人的夫婦駐節華府，那就是恩奈斯托·拉達米奧大使夫婦（Ernesto Lag-dameo）。早在他出使華府之前，我們就是朋友，拉達米奧是菲律賓數一數二的商界名人，和馬可斯總統私交甚篤。他們一來，風靡了整個華府社交界，也給菲律賓使館帶來新的生命，他們的宴會樂聲不斷，而且充滿趣味。 1973年，5年任期屆滿，他們束裝這回馬尼拉，給朋友留下無盡的懷念。大概華府每一位大使都會告訴你，他們預算有限，的確，如果自己沒有經濟來源，在華盛頓當大使是一件苦差事，拉達米奧曾經告訴我，在華府5年，他貼了不少錢，除宴客外，裝脩大使官邸也用了不少錢。 華盛頓有好幾個上流社會“公用”的人，一個是經常被各使館僱用的聽差，他是個又白又胖的高個子，使館請客總由他來做“唱名”。他當這份差事已多年，因此對於華府的熟面孔，他都能稱名道姓。有時私人舉行較大的酒會，他也“出差”。他總是站在客廳的大門口，把客人的姓名弄清楚後，再大聲地往裡面報告。這對請客的主人的確是很大的幫助；不然的話有時生張熟魏，識與不識，一時見到了人忘記莫名，實在是件非常尷尬的事。因此，這種職業性的“司儀”，在華盛頓是絕不可少的。 這個胖子“司儀”是個猶太人，還有一個黑人“門僮”也是華盛頓的寶貝之一。我想凡是在華盛頓有點聲望，或是常常參加盛典的人一定不會不認識亨利。亨利也是上流社會公用的僕人，專管替客人開汽車門，攙扶女客人上下汽車。亨利除了笑臉常開外，還有過人的記憶力，他對人名可說是過目不忘，比許多外交人員還有辦法。假如當他為你開汽車後你塞到他手裡的小帳是個大花邊數目，那他對你的名字更記得清楚。你若要採訪新聞，那麼亨利的資料一定比任何人都豐富。 許多要人對於亨利也特別客氣，不把他當僕人看待。他為你開汽車門；會說：“某某先生，某某夫人您好！”認識亨利的人當然也回答說：“亨利你好！” 無論是100或1000人的宴會，只要有了亨利來管制交通，那就萬事停妥。亨利連什麼人坐什麼汽車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美國，除了特殊階級的人有司機之外，其餘的人大都自己開車，因此替客人停車放汽車，又把交通處理得有條有理不是件易事，由此可見亨利的確是個天才。 華盛頓共有167個外國使館，光是每個使館每年大宴客一次來計算，亨利就夠忙的了，何況還有許多私人的宴會也要找他，因此亨利真是能者多勞，席不暇暖。 說到門房與聽差，美人統稱之為Footman，我想中文可譯為跑腿。華府的大酒店跑腿與紐約的大酒店跑腿兩樣。紐約太大了，跑腿們是只認衣冠不認人的；在華盛頓的跑腿，有些一做二三十年，不但認人，而且連汽車號碼都清清楚楚。 比方說華府的五月花酒店，有一名跑腿，他做了40年開關汽車的工作，不但見過了數任總統，而且和許多大亨開玩笑，道家常。他每日的收入也顏可觀，兒女都進頂好的大學讀書，他退休時，許多客人還依依不捨。 華府最名貴的旅店薩恆（Sharhan Hotel）的兩名跑腿，一個是小個子，一個是大個子，他們對於常來的客人都熟記不忘，客人的汽車牌子也瞭如指掌。薩恆的夜總會“藍廳”不錯，樂隊算是華府頂夠氣派的，我想許多中國朋友們也到那兒去過。有一天晚上，我和幾個外來的朋友到那兒去，那天我開的不是自己的汽車，剛好又下雨，到了門口，我的朋友先下來，請跑腿代我們把汽車放到停車處（這是跑腿們對特別客人的優待），那個高個子說：“請先生自己停車，我們今天很忙。” 這時我也下了車，我說：“查利，你今晚怎麼不認得我了？你是不是只認汽車不認人？” 查利這時才看到我，他非常難為情地說：“陳納德夫人，這不是你的汽車嘛，你開的是白色的林肯。對不祝”查利還是替我停了汽車，而他的袋子裡也多了幾塊錢。 傭人是華府的大問題，不但在小宴會上你可以聽到主客之間討論傭人之難找，有時在辦公廳裡，男人們也談到傭人問題。於是老練的公用男女僕人是大家爭取的對象，這些人有一個節目表，今天到張家幫忙，明天替李家做菜；凡是要藉重他們的人，必須預先和他們約好，不能臨時拉去，因為他們差不多天天有事，男的出差一個晚上15至20元，女的也是10元以上。按3個鐘頭計算，時間多的，再以鐘點計算。他們對於哪位部長喝的是白酒或黃酒，哪位將軍的威士忌放蘇打或是放冰，哪位夫人只喝蕃茄汁等等不用吩咐，都會一一替你安排，實在方便。 這是冠蓋京華中的一個特色：公用的男女傭人，不單知道你喝什麼酒，連你哪天生日，交什麼女朋友他們都清清楚楚，再加上那多如過江之鯽的所聞記者天天製造新聞，因此想在華盛頓有何秘密是很難的。肯尼迪總統葬禮完結後，肯夫人就搬到紐約去卜居，華盛頓是個是非之地，也是她決意離去的原因之一。紐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