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五章尼克松·基辛格·水門事件·副總統悲劇
1960年在華盛頓對我而言是相當興奮的一年，也算是新旅程的開拓。肯尼迪總統擊敗了尼克松走馬上任。一年前，我加入了共和黨。陳納德將軍生前一直是南方的保守派民主黨員，父母均為浸信會教友。他代表美國南方的獨立與保守精神，我對於南方政治態度與思想的了解，主要即是得自於他。
不過陳納德將軍從未踏入政治界，雖然有許多人一再要他出來競選議員。
初搬到華盛頓時，我對共和黨和民主黨的認識僅止於過去與外子同來華府時，碰到的一些國會領袖。準備入籍美國公民考試時，我讀了些美國憲法方面的書，記得從前在學校裡，歷史是我最喜歡的課程之一，而歷史又和政治脫離不了關係。 1960年美國總統大選，我替共和黨的尼克鬆與洛克菲勒助選，算是首次在美國參加了政治活動。
我為什麼加入了共和黨？因為共和黨裡有人一再鼓勵我入黨。 1959年，我在宴會上碰到幾位共和黨人士，他們問我在哪兒工作，我告訴他們喬治城大學，這時有一位名叫施薇亞·赫曼的女政客，她是馬里蘭州共和黨婦女會主席，問我對政治有無興趣，我回答頗有興趣，我希望盡可能地了解美國的一切，政治似乎是其中重要的一個因素。施蔽亞接著對我表示，她正在組織少數民族團體，為尼克松助選，請我參加這個團體，我欣然答應下來。回顧1954年到1955，尼克松以美國副總統身份赴台訪問時，我曾和他有數面之緣，外子和我在台灣還參加過歡迎他的宴會。
這以後，我和他即無進一步往來，但外子去世時，尼克松寄給我一封辭意懇摯的唁信。從那時起，他不時與我聯繫，而且似乎比其他候選人，更關心亞洲事務。為了這個緣故，當赫曼太太問我是否願意入黨時，我當即同意了，記得她說：“你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初見尼克松是50年代初期。他奉艾森豪威爾總統之命訪台時，那是與艾尼初次搭檔。尼克松偕夫人碧特抵台進謁蔣介石及夫人，外子與我應邀出席蔣為他們所設的宴會。前面說過，外子是生長在南方的民主黨員，眼見尼克鬆在政壇上一步步起來，他對此人並不很欣賞。記得歡迎會結束，返家途中，他對我說：“這人有點不對勁，但是哪裡不對勁，我又說不上來，我對他不十分信任就是了——事實上，我覺得和他在一起挺不自在。”我問：“為什麼？”他說：“我也無以自解。”
在黨裡，起初我也只是做些競選時的簡單工作——打電話，請人們去登記、投票，對少數民族團體發表演說。我開始了解初選的重要性，如果選區內某人年紀太大，沒法出來投票，你就自告奮勇去接他，諸如此類的事，使我在那二年裡，知道一般人民在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實在是很好的教育。同時，也使我在侯選人之外，認識了許多美國人。當時，支持尼克鬆的人不少，他以些微之差，敗給肯尼迪，大家不免都感覺失望，我自然也不例外。有關伊利諾州庫克郡偷票的傳說，傳遍了全美國，尼克松拒絕追究此事，這是為顧全大局，否則鬧起來，只有對國家不利，我認為尼克松此舉，令人欽佩。
電視權威大衛·佛斯特1977年採訪尼克松之前，曾數度打電話給我，我都沒有回他，因為尼克松辭職後，我即未與他聯絡。
人們經常問我：“尼克松是怎樣的一個人？”我的回答是：“我真的不清楚。”1968年，尼克松再度出馬時，許多和他共事的人對他的交情，遠比我深，但出人意料之外，其時我入黨歷史只八九年，即被他選為全國婦女支持尼克松競選委員會主席，這個組織的會員包括所有共和黨籍參議員的妻子，以及婦女領袖，魯斯夫人亦在其中，秀蘭鄧波兒也是由我推薦入會的。當時我還很天真地向競選幹事建議：“尼克鬆在公眾場合為什麼不和夫人親密一點，適當時，也可吻她一下呢？”他們對我說：“你別跟他提這事，他不願在公共場合做這些事，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尼克松夫妻倆都是在交際場上較保守的，使人有點陌生之感，因為他們總是過於一本正經。
尼克松那些來自加州的友人中，有一對傅勒夫婦，也覺察到了這點，他們也是我的好朋友，傅勒先生喬治和尼克松是多年知交，1962年，尼克鬆有意競選加州州長，遭到幾位好友堅決反對，傅勒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個，他勸尼克松：“等1964年捲土重來，不要這樣早就競選州長，你也許應該從現在起就打下一點經濟基礎——找些人來，為下一次的總統大選進行準備。”但尼克松不顧朋友力阻，終致競選加州州長失敗。
在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尼克松已窮途末路，不可能東山再起。不過他們錯了。
對於尼克松出任總統的功臣，首推他的競選委員會主席約翰·米契爾。尼克松從加州遷移到紐約做律師就是和米契爾共事，他策動東山再起也非一朝一夕之事，那是經過許多長遠的計劃，他可以說是深謀遠慮，無日不以此為目的。尼克松夫人當初是苦勸夫婿退出政壇的，但尼克鬆對於政治一向熱中，急流勇退實非易事。再加上許多支持人也認為他大有可為，連我在內，於是1966年至1967年我們就開始為共和黨鋪路，替尼克松做開路先鋒。
1965年，我因業務到台北時，再度與尼克松相遇，當時他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到世界各地，推銷百事可樂，且已完全不涉足政治。亞洲人們都還記得他在加州競選失敗後，那場著名的記者會，會中他向記者們宣布，從今以後，他們再也不能把尼克松踢來踢去。很不幸，這句話不但成了全世界報紙的頭條新聞，日後且變成他政治生命中一個無法擺脫的污點。
尼克松私人訪問台北時沒有被邀請到美國大使寓所居留，而是下榻俯瞰淡水河的圓山飯店。
我得知尼克松來訪的消息後，就在他離開台北的當天早晨，打了個電話給他。我說要到飯店接他赴機場，他答應了。
我記得當時和他一道的還有二三位百事可樂的高級職員，名字我已記不得了。不知為什麼，尼克松那天早上很緊張，我到達圓山飯店，注意到並無重要官員在場給他送行。當他俯身進我汽車時，一個不小心，頭撞到車頂，他大概很容易流血，因為突然之間，我發現血點從他的額前滴下來，我以最快的速度從皮包中掏出一塊手絹兒，壓在他的額頭，把血止祝他露出尷尬的表情，口中一個勁兒地說：“不要緊，不要緊。”事情發生得太快，大概沒有人注意到這小小的意外。我卻記得非常清楚，因為在那個炎熱的夏日，我穿了一襲白色衣裳，他的血滴在上面，分外刺眼，我擔心待會兒下汽車時，如何使別人不致注意到我身上的血跡。尼克松拿著我的手絹兒，壓在額頭上，過了幾分鐘，血總算止住了，車子也到了機場，他似乎很感激我在百忙中抽出時間給他送行。
我們一直到1966年底才取得聯絡，尼克松本人自紐約打電話給我，要我到他辦公室，討論他下一次競選總統事宜。
1967年初當共和黨的圈內人正議論紛壇地籌劃該讓誰出來做1968年的總統候選人時，支持洛克菲勒（當時為紐約州長）的和支持尼克松（當時在紐約當律師）的兩派聲勢最浩大。洛克菲勒代表自由派，有錢也有勢，但有些共和黨人認為他走的是比較靠左的中間路線，不可能得到南部與西北部較為保守的選民的支持。尼克松論錢論勢都不能與洛克菲勒分庭抗禮。但自從他自加州遷居到紐約之後，他也結識了不少有錢有勢的人，這些人認為他大有可為，願意做他的後台，幫忙他招兵買馬。另外還有一人來頭也不小，他就是當年的密西根州州長喬治·藍尼。藍尼於1959年被選為密州州長。在此之前他是美國汽車公司的老闆。他們夫婦兩人都是非常真誠的摩門教會（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lnts）教徒，不喝酒，不吸煙，嚴守星期日為安息日。他的夫人蘿蓮與我交情頗深，他們倆夫婦都曾多次到我家來。我很喜歡蘿蓮藍尼，她是一位有智慧、有人格的傑出女性。她也曾競選過參議員，1966-1968年間，她全心全力支持藍尼競選總統。
在民主黨方面，一般推測都認為約翰遜會再競選連任，所以在1968年初，民主黨人大都支持約翰遜，但有兩個民主黨的參議員出來與約翰遜挑戰，一個是明尼蘇達州的麥卡錫（Eugene Mccarthy），一個是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麥卡錫是反戰最力的，他自名為和平使者；羅伯特·肯尼迪與約翰遜兩人間的磨擦。是美國報界經常討論的新聞，所以羅伯特·肯尼迪宣布他也要問鼎總統寶座時，大家並不驚奇。
但這場政治戰的前前後後都與越戰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是美國人甚至越南人始料不及的。
約翰遜在1968年3月底那戲劇性的宣言中，宣布退出競選連任，並在黨人大致同意之下，把棒子交給了副總統韓福瑞，這就是因為受了越戰的影響，這份壓力實在太大，左派分子所造成的反戰怒潮已有星火燎原之勢，約翰遜是個聰明人，與其競選失敗，倒不如急流勇退。後來許多他的親信又說他的引退是因為健康關係，這只是面子問題而已。不過約翰遜對美國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
政治的鬥爭繼續進行，藍尼州長自越南方問歸來後不久，宣布退出總統競選，洛克菲勒在千呼萬喚始出來後，不久又在當年早秋宣布無意問鼎。羅伯特·肯尼迪是在為翰遜未宣布棄權時就宣布競選的，這對約翰遜固然是挑戰，即在黨內而言也有點越俎，很不幸羅伯特·肯尼迪的政治生涯比他哥哥的更短，真是曇花一現。他3月出山，聲華四射，但同年6月1日，他在加州洛杉磯大使酒店演講完畢，和他的侍從繞道從酒店的後門（廚房的過道）準備離去，就在那一剎那間，一個名叫沙哈的青年舉槍襲擊了他。那時群眾還未散去，在一場混亂中救護車把傷者抬出去，但已太遲了，又一個肯尼迪死於槍彈。死時還未到50歲，遺有一奏和9個子女。
現在再看1968年的後半期。
在這後半期美國總統競選已到了白熱化。
8月民主黨在芝加哥開大會，推出韓福瑞為總統競選人。
7月共和黨在邁阿密開大會，選出了正副總統競選人，他們是尼克松和安格紐。
要了解這一時期的歷史，該看看那些台上的主角。
尼克松做了美國總統，許多人對他成功的議論各有千秋。
但有兩個重要關鍵，可以說直接或間接成全了他做白宮主人的願望。一個是越戰的打打談談；一個是越南領袖阮文紹和阮高祺和我的私人交情。
說來話長，現在只好先從尼克松說起。
1967年12月7日，星期四，我在日記上記著以下數點：
（一）尼克松約我去紐約會談。在辦公室內只我和他兩人私談。
（二）辦公室會晤一小時餘，討論下列事項：
⑴他告知我他已決定爭取共和黨總統提名。
⑵請我在其競選活動中幫忙，並負擔一項任務。
⑶要求我以演說家及亞洲報紙的專欄作家身份，提供他有關越戰的一切消息。
⑷請我代表他與亞洲各國領袖聯絡，尤其是韓國總統朴正熙及越南總統阮文紹。
（三）當天下午自紐約返回華盛頓，參加約翰遜總統夫婦為韓國總統朴正熙夫婦所設的晚宴。從白宮回到家之後，又接到朴正熙總統自其下榻的布萊爾賓館打來的電話，他要我赴他處一晤，我請好友湯姆士·葛柯倫伴我一道前往。我們談得很愉快，直到凌晨1時30分才告辭出來。
現在，再回到我與尼克鬆的會晤，在他辦公室，我提出幾個問題和他討論。他認為越南問題將是兩黨候選人辯論的主題之一，因此急於要聽取我對越南的意見。
我記得當時問他：“尼克松先生，你若當選，對結束越戰有何計劃？”
他說：“如果我如願以償獲得提名，我希望以勝利來結束這場戰爭。”
我接著問：“你覺得如何才能達到此一目標？”
他回答：“我需要對越南的實際情況有更深入的了解，你也知道，我不能從約翰遜政府或國務院處獲得完整的情報。至於你，經常演講亞洲事務問題，又得亞洲首領的信任，在這方面，一定能給我很大的幫助。我希望有更多正確情報，以便研判目前的情勢，然後才可以討論怎樣對付越局。”
我問他：“你願不願意到越南去會晤阮文紹？”
他答道：“願意，我實在需要和他面對面地談一談，我從未見過他。”
我對他說：“也許你應該先派一組精選的國會領袖到越南去，然後再計劃與阮文紹會晤，這樣你可以有時間研究全盤局勢，越南戰事實在比我們在電視或報紙上看到、聽到的，要復雜多了。”他覺得這個意見很好，問我：“你認為這個代表團該由誰來率領？”
我推薦德克薩斯州參議員陶爾（Tower）及前任大使希爾（Hill），兩位都是共和黨資深黨員。尼克松認為這兩個人選都甚恰當，並囑我繼續進行此事。
我接著告訴他，我將有一趟亞洲之行，他建議我回來之後，我們再談。分手時，他說：“我很高興你答應幫我忙。”在當時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幫他這個忙把我害得好慘，而且惹來不少是非。
翌年初，尼克松打電話給我，與我談他的競選活動。電話是他親自打到我家裡來的，後來我在亞洲時，他要我儘速把事情處理完畢，返回美國，因他要再見我，商量要事。我知道他是真的想請我幫忙，我呢，則以很嚴肅的心情研究尼克松這個人。
為了多了解尼克松這個人，我到路易斯安那州夢洛拜訪我的好友州長詹姆斯·諾爾（James A Noel）。我有許多問題要問他，諾爾宦海浮沉多年，先是路州參議員，著名的州長休·龍恩（Long）去世後（也是被刺），由他出任州長。他在路易斯安那州擁有電視及廣播電台，他的兒子詹姆斯早已在新奧爾良組織了民主黨支持尼克松委員會，我知道諾爾州長會對我坦誠相告的。
一天晚上，用過晚餐之後，我們坐在火爐邊談天，我請諾爾州長告訴我“Checker Speech ”——“棋子演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現在尼克松決定再度出馬：所到之處，人們都在談論尼克鬆在艾森豪威爾政府擔任副總統的那些年。關於這段插曲。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單只在我的朋友中間，對尼克鬆的看法就不一而足。諾爾說：“'棋子演說'是尼克松政治生涯中的一大里程碑，在那次演說中，他使自己由艾森豪威爾的政治累贅一交而為其政治資產，那次的表演太精彩了。”
“請再講得詳細點。”我說。
“唔，尼克松認為那次事件是最嚴重的政治危機，他受到很大的傷害，一點不假，成敗就在此一舉。”諾爾繼續說。
“1952年，東部共和黨人士推舉尼克鬆與艾森豪威爾搭檔競選，你還記得紐約州長湯姆·壯威（Dewey）嗎？尼克鬆就是他推薦的，但後來發生所謂的尼克松經費醜聞案，擺脫尼克松不遺餘力的也是他，那時，大家都視杜威為'擁王者'。”
“整個事情是怎麼發生的？”我問。
“你記得加州華倫州長吧？後來被艾森豪威爾任命為大法官的那個華倫？他是屬於共和黨內的自由派。”
“我見過他和他的女兒，他們夫婦和我在一些社交場合碰過面。”
諾爾州長繼續說下去：“1952年總統大選有趣得很，事情是這樣的，俄亥俄州參議員塔夫特（Taft）向艾森豪威爾挑戰，加州的華倫亦插上一腳。當時，華倫是加州赴芝加哥參加共和黨代表大會的首席代表，他希望贏得加州代表的支持，因為這緣故，他的立場就像是在賭博，如果艾森豪威爾和塔夫特競爭過分激烈，或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則華倫就可在相互折衷之下，取得候選人的資格，有點漁人得利的野心。1948年，華倫曾以副總統候選人身份，與杜威搭檔，那年，出人意料之外，他們敗給了杜魯門。因此，後來當東部人士推舉尼克松出來與艾森豪威爾將軍搭檔時，他挺身而出，支持艾將軍，此舉使杜威和華倫的支持者大為憤怒。競選期間，尼克鬆一些政敵悄悄地建議報社記者去調查尼克鬆一部分加州友人們為他募集的一筆特別經費，消息當然在競選期間傳了開來，尼克鬆身陷危境，百口難辯。”
“當時募集特別歉項是非法的嗎？”我問道。
“不然，事實上，民主黨候選人史蒂文生也有一筆特別經費，我還是讚助人呢，這其間的差別只是民主黨全力支持史蒂文生，艾將軍卻沒有給予尼克松全部支持。你們共和黨的毛病在於自己人出了事，大家都不挺身而出為他講話。”
諾爾州長又向我作進一步的透露：“安娜，美國的副總統向來沒有什麼分量，這你也知道，當記者問艾森豪威爾將軍副總統尼克松負責作哪些決定時，艾克回答，'如果你給我一個禮拜時間，我或許能想出一項任務來，我一時記不得了。'這兩人一直不大親近，因為個性不同，趣味不同。”
1968年，我被任全國婦女支持尼克松顧問委員會主席時，我曾邀請瑪咪·艾森豪威爾出任榮譽主席，她對我說：“我喜歡尼克松，外子將他訓練得很好。”
艾克在軍中曾任高級將領，總是給人一種權威的感覺，他也很注意自己在別人心目中的印象。尼克松則不然，在海軍只做過中尉，但他是一個經驗豐富、深謀遠慮的政客。他當選總統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華爾特里德陸軍醫院去朝聖，去探望病中垂危的艾森豪威爾將軍。
諾爾州長給我看一本書，其中包括一部分所謂的“棋子演說”，現將尼克松演講的一部分原文譯介如後：“另外有件事，我也許應該告訴各位，因為如果我不說，有些人很可能以此詬病於我。競選時，我們全家的確收到了一樣東西，這是一件禮物，在德克薩斯州有一個人在收音機上聽到內子碧特說，我們家裡兩個小孩想要養一隻狗，信不信由你，就在我們出發從事競選旅行之前，巴爾的摩的聯合車站通知我們去取一個包裹，取來之後一看，你們猜是什麼？紙盒裡面是只遠從德州運來的小獵犬，身上黑白點子交雜著，我們的大女兒翠茜亞那時才6歲，給它取了個名字叫'棋子'，孩子們非常喜歡那條狗，我現在只說一句話，那就是不管他們怎麼說，我們要把這條小狗留下來。”
全場聽眾鼓掌，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尼克鬆脫身了。
這就是尼克松著名的“棋子演說”。
你癒了解他們，愈難對他們有所尊敬。這或許不完會是他們的錯，他們經常得在二三項選擇中折衷而行，而其折衷的決定不一定就是最佳或公正選擇。
我也得承認，當時我在政界的資歷尚淺，只想幫助共和黨，並無任何野心。因為我過去和越南人一直是好朋友，他們都信賴我，願意和我談，而作為一位演講人和專欄作家，我又可以獲得某些旁人著不到的資料，當時我不知道，由於我向米契爾報告有共和黨競選工作人員騷擾越南大使館，這些人受到米契爾嚴厲的申斥，後來他又告訴他們，以後只有我才能和裴艷大使及館員聯絡，別的共和黨員不得接近使館一步。
樹大招風，我在當時一點都沒有想到這一點。
當然這件事招致了許多人不滿。有一天，米契爾、希爾大使和我三人作一個電話會議，說了不久米契爾叫希爾掛上電話，並告訴他，電話會議現在結束了。他要和我單獨談幾句話。還好，希爾大使和我是老朋友，不然又因此得罪人。他後來對我說，已經有人抱怨米契爾和我談話的時間太多。別人想找他談事情，卻非常困難，希爾大使說：“安娜，現在競選總部有些人已在嫉妒你了，你要當心。”
1968年的春天，我們奉命組織了全國婦女支持尼克松顧問委員會，仍由我擔任主席，委員會中不少是在社會上有名望、有地位的婦女，艾森豪威爾夫人瑪咪是我們的榮譽主席，會員包括魯斯夫人、秀蘭鄧波兒等婦女領袖，還有共和黨國會領袖的夫人，如福特夫人、狄克遜夫人、陶爾夫人等等。
1968年8月9日，尼克鬆在邁阿密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一天后，他選擇安格紐為其競選夥伴。現在競選活動進入白熱化階段，共和黨方面是尼克松、安格紐；民主黨是韓福瑞、穆斯基。尼克松接受提名的演說十分感人，他講到自己出身寒微，努力奮鬥，一心要為這偉大的國家貢獻已力，他講到這些機會唯有在美國這國家才能實現，代表大會上許多婦女感動得熱淚盈眶。我坐在記者席旁邊的一個特別席區內，當全體起立為尼克松鼓掌時，我注意到記者們坐在椅子上，絲毫不為所動。我高聲請他們起立。
會議大廳裡氣球四處飄揚、人們互相擁抱、高聲歡呼，尼克鬆多年來的夢想終告實現。下一步是要贏得總統寶座。稍早在代表大會上向尼克松挑戰的除洛克菲勒之外，還有其他人，但都失敗了。尼克松以一個請貧的律師，成為加州國會議員、參議員，當副總統8年，然後1960年競選總統敗給肯尼迪，1962年競選加州州長，又告失利。經過一連串的挫敗，現在終於揚眉吐氣了。我們也替他高興。
他從加州搬到紐約，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點，我常想，當他加入穆基、羅斯、顧斯理、亞歷山大與米契爾的律師事務所時，有沒有想到再度從政，或者一心只想賺點錢。 1969年1月20日他就正式上任做總統了。所以在1969年1月1日，他的名牌將從第二十街五樓事務所的辦公桌和大門上移去。
那幢大樓坐落於世界最重要的金融區中心，旁邊就是紐約股票交易所。據我所知，尼克松是由他的好友華納·朗伯特藥品公司董事長鮑伯斯特推薦進入這家律師事務所的，鮑伯斯特是那裡的重要客戶。
尼克松加入律師事務所時，帶來兩位女祕書，一是跟了他許多年的路斯瑪莉伍茲小姐，另外是位動人的小姐莎莉·史卡妮，史卡妮小姐後來嫁給了白宮講稿撰寫人保守派共和黨員布肯南競選活動展開後，我和尼克鬆又見了幾次面，一次在堪薩斯城，他偕夫人同來，對高級婦女助選人員發表演說，派特·希提和我兩人把他們二人介紹給所有志願工作婦女。尼克松演說完畢，他要我接著講越南問題。
早先米契爾告訴過我，爭取提名的其他共和黨人士會在越南問題上大作文章，尼克松則不預備這樣做，尼克鬆與米契爾要我繼續提供他們有關越南的新資料，並希望與越南保持更密切的聯絡。這是交代給我的任務之一。
為了爭取有利地位，使越局有轉機，約翰遜總統想要保護越南的米倉——湄公河三角洲，但擺在他眼前的卻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局面。越戰已經拖得太久了，美國民眾愈來愈不耐煩，左派、右派均對約翰遜展開攻擊。重整軍備，向前推進，美國報紙也多不支持越戰。
我還記得美駐越空軍司令約翰·羅衛爾將軍為此事遇到麻煩，而且因此去職。國務院以其不遵守命令，將之召返，他們稱羅衛爾將軍在停火令下達之後，仍未停止轟炸。
3月底，約翰遜宣布他不打算競選連任，但是他對越戰局勢甚為擔憂，在這同時，他當然希望民主黨能夠贏得總統選舉。於是又有新的政治花樣——到巴黎去和談。
競選期間，各項問題辯論日趨激烈。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結束後，我們在華府維拉飯店設置了全國公民支持尼克松——安格紐委員會總部，不過，大部分命令仍由紐約方面下達，競選總幹事米契爾、財務委員會主席史丹士的辦公室均在紐約。我每周自華盛頓去紐約一次。
當時，我擁有三個頭銜：共和黨政務問題委員會顧問，全婦支持尼克松——安格紐顧問委員會主席，全國婦女財務委員會主席。記者們寫了許多篇有關我的訪問報導。很多競選工作人員都奇怪米契爾為何經常打電話給我，他們自然不知道，米契爾和尼克松是要從我這兒得到關於越南局勢最新發展的消息。同時我們的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到家，或許是因為我和尼克松之間，還有我和米契爾之間的保密工作實在做得太到家了，因此許多尼克松左右的人也不清楚我們在什麼時間談話，什麼時候見面。即使見面與談話，也無第三者在旁。
其實，越南的阮文紹早就說過他不准備參加巴黎和談。
而民主黨則認為越葡若參加這項“巴黎和會”可能增加韓福瑞獲選的可能性，因為選民可能會因為越戰有一線和平曙光而投民主黨的票。
共和黨的看法剛好相反，他們認為巴黎和談該在大選後進行（其時離開大選只有10天），不然的話無論誰做總統都會有更多麻煩。因為在大選前的那10多天內，美國朝野，說實話，哪兒有空去處理越戰，更哪兒有時間去安排巴黎和談。
大選前10日，約翰遜總統在電視上表示巴黎和談已經在望，他說他有理由相信越南南北雙方已同意到巴黎去。美國民眾不了解越南整個局勢，聽了這番話，以為如果巴黎和談能在總統大選前展開，或許就表示越戰即將結束。這是一項對民主黨有利的聲明。可惜阮文紹不願低頭，使約翰遜和黨內人甚為氣憤。
約翰遜的國情咨文演說方結束，我就接到米契爾的電話。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記得相當清楚，當時我正在史利頓公園飯店參加柏兒·梅絲塔夫人的晚宴。米契爾通過我的私人秘書，把我給找到了。由於在梅絲塔家中不方便講話（梅絲塔是民主黨人），他問我能否回個電話給他，我匆匆記下一個私人電話號碼——914——W07——0909。又是米契爾的一個新電話號碼，他常換電話號碼，怕人偷聽。
我和男友葛柯倫一同參加宴會，他建議我到他哥哥大衛的公寓打這個電話，大衛也住在史利頓公園飯店，當時正好他不在家，等其他賓客都去觀賞電影時，葛柯倫陪我到了大衛家打電話。電話一下接通，講話的是米契爾本人，他說：“安娜，我現在是代表尼克松打這個電話，我們的越南朋友必須了解共和黨的立場，這點非常重要，我希望你能讓他們知道這一點。”我回答說：“我只負責傳遞消息，現在我們要想影響他們，無論怎麼說，都非常不智。我們必須記住一點，他們的行動也必須符合國家本身的利益，我相信阮文紹總統會為他的國家著想，我的看法是，共和黨或民主黨都沒有辦法左右他，畢竟，越南有越南的政治立常”但米契爾只關心他們會不會到巴黎去，我說：“這我不知道，不過，我不認為他們會這樣做，因為許久以前，阮文紹總統告訴過我，如果他們覺得這是一項政治行動，那麼他們去巴黎是有害無益的，我想他們暫時不會參加和談。”米契爾隨後對我說：“如果明天你有什麼消息，一定要打電話給我，切記！切記！”我說：“我會盡力去打聽。”
我們談話時，我的朋友葛柯倫在一旁用分機，聽到了我們之間整個的談話內容，因為在華盛頓這麼多年，我也學會了一些智慧——當你和別人作這類重要交談時，最好是有位證人在場，當然如果是律師，那就更好，為的是以防萬一。
選舉前幾日，阮文紹公開宣稱，越南政府不會派一位代表到巴黎去出席所謂“和平談判”。民主黨對於阮文紹這項宣布。大感憤怒，繼續對越南政府施加壓力，要他們派代表前往巴黎，並聲言若民主黨獲勝，阮文紹不得美援，但阮氏仍不低頭。共和黨這方面，從尼克松到米契爾，自然是大受鼓舞，認為是我之功，因為彼時民意測驗顯示，尼克鬆與韓福瑞的聲望，相去不遠，勝負只一發之間。阮文紹總統拒絕派代表團赴巴黎，他的這項行動直接間接造成了尼克鬆的獲勝與韓福瑞的失敗，是無可諱言的。
當年的競選佈局大致如下：當時美國各州中有32州的州長是共和黨人，每一州都設有分部。分部之外，各大小城市又設有支部。但總指揮部是在紐約，第一因為尼克松住在紐約；第二因為米契爾的律師事務所也在紐約，人家向他們看齊。
1968年11月5日是美國總統大選日，因我住美京，必須在美京投票，於是一大早我先在華盛頓投了票，然後飛到紐約，和米契爾、莫理斯·史丹士及其他共和黨領袖會會在華爾道夫大飯店，一同等待選舉結果揭曉。那是一個凜冽的冬日，大家都緊張而興奮。
在辦好旅館登記之後，我應米契爾之請，到競迭總部去看他，那時許多人正等著見他，但他走出來，先譴我進入他的私人辦公室。他對尼克鬆在這次大選中旗開得勝，十分有把握，然後他以嚴肅的口吻對我說：“這次整個總統競選活動的焦點放在越南，在這方面，你為尼克松做了許多事，幫他不少忙，我認為你已經為美國完成了一項偉大的任務，相信選舉結束後，尼克松會召見你，讓我們保持聯繫！”然後他和我一同離開辦公室，許多人仍在那兒等著。他告訴我他要去理髮，我倆一塊走出來，經過那些訪客身邊時，他告訴他們，他很忙，晚一點再和他們談。他說：“走吧，今天的事是忙不完的了。”
下午我見到許多這一年里為尼克松競選的工作人員，其中包括尼克松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湯姆·伊文斯，伊文斯擔任米契爾的助理；我也見到了宣傳部的赫伯·柯萊恩，他跟尼克松做事多年，是一個很正派的人，掌管新聞方面的事務很有功。另外，莫理斯·史丹士是財務委員會主席，也來找我傾談。墨雷·邱提納是尼克鬆的政治顧問（已於1974年去世）；伊蓮娜·威廉姆斯負責照料捐巨款給財務委員會的人士。她正忙得團團傳。
選舉揭曉是日晚上，共和黨要員畢集於紐約華爾道夫大飯店，飯店各部分設立了臨時酒吧與電視接收機，依各人資歷的深淺，分派至各層樓，因為我與米契爾、伊文斯等人比較接近，所以拿到一個金藍色的緞帶，憑此帶即可自由出入各區。
從午夜到翌日清晨，米契爾與伊文斯忙著注意各地的選舉結果，且不時與工作人員交換意見。下午，米契爾又來找我，告訴我說，尼克鬆在金室發表獲勝宣言之後，即要接見我。但是西海岸的選舉結果報告到得很遲。等到所有票開出來，尼克鬆在華爾道夫飯店大廳宣布他獲勝的消息之後，時間已晚，他得立刻趕往佛羅里達州。當時，大廳中擠滿了新闖記者和競選總部工作人員，根本無法動彈，秩序也很亂。
我懷著歡愉和滿足的心情回到華盛頓，深慶我們支持的候選人獲勝。
選舉之後，大家又忙著準備總統就職大典，我又被派擔任特別顧問及就職委員會主席成拉·馬里奧特的助理，此外，還要協助州長歡迎會副主席喬治·歐姆斯泰將軍進行籌備事宜，我從華盛頓競選總部搬到西南區潘興大廈的就職委員會總鄰工作。
1968年12月，發生了許多事情，有些是我竭力想忘卻的，但總是纏繞在我的記憶中。當時謠言四起，眾口紛紜，競選活動告一段落，但民主與共和兩黨的政治權力鬥爭正方興未艾，像我這樣無助的人物就被夾在中間。我常想，如果我是個男子漢，如果我不是華裔，情形是否會不一樣，我得不到任何答案。
一天，我接到《聖路易快郵報》記者的電話，要來訪問我，最初我以為他要談就職典禮的程序等事情，因此我要他去找潘興大廈就職委員會主管公共關係的人員洽談。但是這位記者堅持要見我本人，他到投資大樓我的辦公室，給我看一篇他才完稿的新聞報導。
這位記者告訴我，他自民主黨處獲悉，韓福瑞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在大選前10日，越南政府拒絕參加巴黎和談，他並進一步指出，越南政府受到共和黨候選人的鼓勵與影響，才不參加巴黎和會。
民主黨人並且告訴他，我的任務即是影響越南阮文紹，他並且說，尼克松大選前一個月，要我去越南一趟。這些指控不但無稽而且荒誕，我不禁懷疑，除了兩大政黨之間的權力鬥爭，是否共和黨內部也有人惡意中傷我，為了怕我要就高位？
因為我有理由相信，其時我的名字曾被考慮做白宮某個職位，但我自己並沒有去爭取記者問我有沒有話要說，我答稱沒有，因為他的報導與事實相去甚遠。我又問他，這些不負責任的話他是從哪裡聽來的——民主黨抑或共和黨？他笑笑，說：“啊！兩邊都有。”
12月初，總統當選人尼克松任命資深外交家羅勃·墨斐負責新舊政府交接事宜，總部就設在白宮對面的新行政大樓。
尼克松、米契爾、狄克遜都擔心我在壓力下會向新聞界透露實情，發表對新政府不利的言論，他們想使我緘口不語，承擔他們的錯誤的責任。那時，我仍舊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
葫蘆裡賣些啥藥，我一概不知。
墨斐接任後，他代表尼克松來見我，問我是否有興趣加入新政府。我說：“罷了，何必再惹是非。我謝了。”
墨斐於是表示，以我對亞洲的認識與了解，希望以後在這方面多多效力。我告訴他，我會的，因為我愛我的國家。
尼克鬆在宣布訪問中國大陸前一周曾召見我。和我在他白宮的辦公室談了差不多一小時，但他對於大陸之行一字未提。
我在他的橢圓形的辦公室也很隨便地發表了一些意見。
本來在白宮通知我總統要召見前一天，我心想尼克鬆或許要和我談越南問題，但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問了一些有關台灣及大陸的問題，說是有些新的構想。我問他有何新的構想？
尼克松說：“我和基辛格談過，也想听聽你的意見。”
我沒說話。
平時他召見總有其他助理與顧問在旁，這次很特別，只有他和我兩人單獨會談。會談快結束時他說：“我讓基辛格也來談談。”
尼克松按了一下桌下的鈴，基辛格推門進來。客套一番，基辛格說：“陳納德夫人，你是亞洲專家。”
哦，不喊安娜，稱夫人了。我笑笑：“這年頭大家都是專家，反而沒有專家了，不知道基辛格博士以為然否？”
他說：“你喊我亨利，我們已見過好幾次面了。”
我還在等他說話，但他一直沒有進入主題，東扯西扯，談到了蔣介石，又談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問我見過毛澤東和周恩來沒有。我說國共和談時，我替中央社做採訪，當然見過。
那時基辛格只任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並未兼任國務卿，辦公室就在白宮裡，原來是在最低一層，後來才搬上二樓。
尼克鬆又批評國務院的一些措施，認為有許多要改革，基辛格也點頭贊同。他們兩人都在搞鬼主意，召見我只是個姿態。
有人扣門。
“我非常感激你的支持。”這是尼克松第一次私下對我表示謝意，但太遲了，一切都太遲了。尼克松忽然說：“我請基辛格過兩天再來看你。”
我們握手。
尼克鬆又按鈴。白宮的攝影師進來。
一周後尼克松宣布訪問大陸，基辛格爽約，他沒有來看我，到北京去了。
現在讓我簡單地談談基辛格，他是一個謀士，也是洛克菲勒手下的智囊，當年肯尼迪上任時曾一度用過他，但他並未受青睞。他在尼克松春風得意之時一步登天做了謀士。他在紐約，經過洛克菲勒推薦，近水樓台，於是外交大權就落在他的手裡。我一直到新政府遷入白宮後才見到基辛格。新舊政府交接期間，他約定一個時間來看我，說是尼克松如此交代云雲。後來因有事不得分身，所以我們直到1969年初才初次會面。第一次他親自到我的寓所來看我，這倒不是因為我們不喜歡在辦公室談公事，而是他要在周末才有空，有關越南的問題現在落在他的肩膀上，尼克松要他和我談一談。那時他正奉命到西貢去見阮文紹。
此外我的日曆上又記著與基辛格會面的其他日期：1969年4月8日，星期二——下午5時與基辛格在白宮辦公室晤談。
1969年5月16日，星期五——會晤基辛格。
1969年5月17日，星期六——在寓所宴請共和黨領袖福特，客人有基辛格、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克萊恩夫婦。
1969年6月2日，星期一——早上9時與基辛格在我住處晤談。
1969年10月30日，星期四——早上與尼克松總統單獨在白宮會談。後來，尼克松要基辛格進來，加入會談。
尼克鬆上任後，基辛格“奉總統之命”到我的水門住宅來看我。他說：“總統要我來請教你，我們該如何處理阮文紹的事？”
我說：“我已和總統談過了，他該去一次西貢，或是請阮文紹來華盛頓訪問。”
他說：“總統沒有對你說嗎？他讓我先去西貢安排一下，特別要我來看你，因為我們不信任國務院的人。”
他又問我許多有關越南的事，如到西貢去該送阮文紹什麼禮品等。 “送他一根魚竿好了。”我說。
基辛格有點驚訝：“你是說魚竿？”
我說：“是呀，釣魚的魚竿。”
又說：“他喜歡釣魚，可惜魚竿不靈，魚都溜了。真可憐。”
他沒聽懂，也沒再問，只自說自話：“噢，一根魚竿。沒問題，沒問題。”
基辛格到華府來工作，還領了洛奇州長5萬美元，在聽證會上被詢問到這筆錢，但不了了之。那時候，他還不懂如何穿著，短短的襪子、褲腳不夠長，坐下來就有點寒酸相。但他很有辦法，很會逢迎尼克鬆的圈內人，把每一位新貴都巴結得飄飄然。對於新聞媒體也頗有一套，今天給紐約時報一道特訊，明天又給華府郵報一個專欄。他最喜歡說的笑話，也就是他演講時的開場白：“我的父親假如還活著，一定不相信我這個從德國來的猶太孩子如今竟然是白宮的要人……”於是大家為這位來自德國的猶太移民鼓掌。
我記得一天晚上，我請幾位總統顧問吃晚飯。吃飯時，尼克松打了兩個電話到我家裡找人，但是卻沒有一個是找基辛格的。飯後，基辛格開玩笑地對我說：“下次我到你這兒吃飯前，要預先與白宮總統講好打個電話給我，免得別人都接到總統電話，而我落空。”縱使這是開玩笑，但也可顯示當時他多麼沒有安全感。後來他開始與電影明星及來自巴黎與世界各地的女人頻頻約會，報紙就把他稱為尼克松政府裡的花花公子。有一天在宴會中一些單身朋友問我對他觀感如何，我答道：“我喜歡紳士們穿的襪子能夠遮住他們毛茸茸的腿。”說完這話，我注意到身旁的先生們，個個都開始注意自己的褲腳與襪子，看看毛腿有沒有露出來。我哈哈大笑。
1968年尼克松未進白宮之前，亨利·基辛格這個名字是名不見經傳的，等到白宮發表了讓他來做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的任命後，新聞記者才忙著找有關這位博士的資料。有些人還問：“亨利·基辛格是誰呀？”但一登龍門，身價百倍，不到一年，不要說美國，全世界都在談亨利·基辛格了。他被譽為“歐洲專家”，“亞洲專家”，“中東專家”，“東南亞專家”，“專家的專家”。當然，這位外交博士並不是沒有料子，他為人聰明，做過哈偉大學教授，也有著作問世，而且又有洛奇州長做後台。入了白宮之後，受到新聞界的捧場，真是炙手可熱。
尼克松用威廉·羅傑斯做國務卿。羅傑斯與尼克松相識多年，論交情當然要比基辛格深，但基辛格後來居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後來羅傑斯掛冠，於是基辛格還兼任國務卿，一身兼兩職，到後來有許多人對此表示不滿，於是基辛格才放棄了安全委員會顧問之職而專做國務卿。這是尼克松第二任內的事。
尼克松宣布訪問北京是1972年初，他有一個新口號，那是和平共存，還有以談判代替對峙。他的外交路線有點近乎賭博性，一個素以反共知名的人來求親共，實在使許多支持他的人大為驚奇，尤其是許多保守派的共和黨人。但黨內人都為了顧全大局，而且馬上就要準備競選，所以大家只好一致支持總統的外交政策，雖然對於他去北京朝聖暗中表示不滿，但對外則是沒有任何異議。
我也是和其他人一樣在電視上看到了基辛格去了北京回來，為尼克松北京之行鋪路。其時巴基斯坦的駐美大使夫婦與我相熟稔。他們兩人在我家吃晚飯時，把在巴基斯坦做拉線的工作詳詳細細地告訴了我。
美京最有名的地方包括白宮、航天博物館，五角大廈是全世界最大的辦公室，可容納5萬以上的工作人員，但並不開放給遊客參觀。其次較為現代化的建築物，要算是肯尼迪文化中心和與肯尼迪毗鄰的水門大廈了。
水門大廈包括六幢，其中住宅區共有東樓、西樓、南樓三個單元，只能做住宅，不可以做辦公室、做生意，即使出租也不可以超過1年，限制很嚴。住宅區之外另有一幢水門大廈酒店和兩幢辦公室。
水門大廈住宅區底層有游泳池、菜嘗藥房、美容院、健身房、點心店、花店，無論下雨、落雪、刮風，都不用開車到別的地方購物，下樓即可買到一切日用品，非常方便。這個辦法後來成為許多建築商的藍本，例如今日台北新蓋的大廈。
華府的華貴住宅多在喬治亞城區（George Town Area）即喬治亞城大學區，100年前，此處是黑奴的集中地，後來自人把黑人趕了出去，自己在那兒建築豪華的住宅。水門大廈位於國務院與喬治亞城區之間，離開兩地只有一箭之隔，許多官員與有影響力的權貴多住在這兩個地區。
我在國外旅行，外國友人常問我關於水門的事：這是幢什麼樣的建築？裡面住了些什麼人？ 1974～1975年，部分水門商店擠滿了觀光客）一車車遊客來到我們這幢大廈，照幾張相，買幾瓶酒，好拿回家向親戚朋友炫耀，表示他們已到了著名的水門了。
我有些朋友甚至問我要有水門標籤的空酒瓶，留作紀念。
《大陰謀》一片拍攝期間，許多男女演員都暫時下榻水門飯店，到處都是攝影人員、電影明星。這些遊客把冷飲瓶罐、包裝紙、煙蒂扔得到處都是，可憐的水門居民，只好乖乖地交付清潔費用，對這種侵犯私人的行為，大家都拿不出什麼辦法。
下面談談水門大廈的來歷及建築情況：
1966年，一家意大利企業公司買下石溪公園與弗吉尼亞大道轉角處、面向波多馬克河的一塊土地，部分係向水門餐館購得，計劃在此建築一套由多幢大廈組成的多元性建築，包括住宅和辦公的大樓，還有酒店。他們首先積極展開推廣房屋出售運動，宣傳極廣泛。
建築師莫瑞蒂來自意大利的羅馬，另一位意大利的米蘭人，塞奇則是開發部經理。兩人都極端精明。
霧底計劃公司接下了舊華盛頓瓦斯電氣公司的原址，建造水門大廈。數年間這幢建築已成為美國政治史的一部分，而且有一陣子天天在電視和報紙上亮相。
多元性大廈建築在當時的華盛頓來說，還是一個相當新的觀念，頗引人注意。但是房屋竣工之後，不盡完善之處很多，諸如屋頂漏水、水管堵塞、空氣調節系統設計錯誤等等。
住戶紛紛對房屋開發公司提出控訴，許多是花了大筆訴訟費之後，才在法庭和解，住戶關心的是房屋將來轉手的價值，開發公司則是擔心訟案拖下去，免不了影響水門其他房子及新建築物的銷售。
1967年，我搬進華盛頓西北區弗吉尼亞大道上的水門大廈，我本希望在新環境中找到一點城市煩擾中的安靜，結果是事與願違。水門竟因政治禍端而世界知名。
搬進水門之前，我住在大教室街4201號。這是幢名為“塔樓”的高聳公寓建築，雖然我對那裡的管理很滿意，但是左右鄰居吵嚷不休，我夾在中間，那滋味委實不好受，偏偏冷氣發動機又裝在我住宅屋頂上，且就在我臥房上面。每晚我聽著機器的隆隆聲，不能入睡，等那聲音停止了，隔壁電話鈴半夜又響了，而且響個不停，沒人接，那家的主人不是懶得接，就是從不在家。我打定主意，下回如果再住公寓，一定選頂樓，而且是這間，庶幾能免受鄰居干擾之苦。當我看到水門建築平面圖時，心想這下可以如願以償了，邊間和頂樓使我不必擔心受鄰居騷擾。那時工程尚未開始，我付了訂金。自己設計一層住宅，鬧中取靜，樓頂有白色的花園。以後幾年，水門聲名大嗓，是我最初沒想到的。
塞奇是個很厲害的意大利人，我記得他給我那間長40尺的客廳裝了個3個小壁爐，我要求更換，他硬是不答應，反复說了好多次，一點用沒有。末了，我要他和他的助理在工地與我的律師湯姆·葛柯倫談判。葛柯倫告訴塞奇，如果他們不把壁爐換個大一點的，就要控告他，塞奇終於低頭承認他們弄錯了。走出尚未竣工的公寓時，我無意中聽到塞奇的助理對他說：“你為什麼要向他們讓步？也許她的律師只是唬唬人，不會真的去控告我們。”塞奇回答：“這你就錯了，為什麼今天你在這裡做小工，而葛柯倫卻能夠有他的很高的成就，差別就在此。沒有把握，不能隨便嚇人的埃”塞奇畢竟有他的一套，他絕不打沒把握的仗。
東水門1967年最早完工，運輸部長伏爾普是我的隔壁鄰居。伏爾普入閣前是麻州州長，他與白宮助理艾立克曼與哈德門相處得不甚愉快，大家都稱這兩人是“官廷侍衛”。 1972年，尼克松二度連任，伏爾普被奉派出使意大利做大使，離開了美國。
1971年，伏爾普與我在華府推出1972年運輸大展，非常成功，我也因此認識了伏爾普的助理巴瑞·洛克，洛克辦事能力特強。
助理國務卿歐文（Erwin）二世也住在同一層樓，後來他被任命為美國駐法大使。白天我們都上班去了。他的韓國女傭和我的佣人也就聚在一起聊天，我想他們對頂樓發生了些什麼事，知道得比主人還清楚。法蘭夫婦是頂樓另一對住戶，法蘭後來出使伊朗和土耳其，另外還有伍德博士夫婦，伍德是奇異公司副總裁。頂樓很大就只我們五家住戶。
約翰·米契爾和他的妻子瑪莎住在七樓，同一層樓的鄰居包括聯邦儲備局局長勃恩茲，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龍恩夫婦，密蘇里參議員史邁頓夫婦。此外，參議員布魯克、克拉斯頓、杜爾、漢森、賈維茨、瑞比可夫及其他國會議員、政府官員也多住在同一大樓。
米契爾與勃恩茲兩人是抽煙斗的同好，有時你走進電梯，煙味撲鼻，那準是他們其中一人才用過電梯。
從1969年初到1973年初，水門是權力的象徵，人們甚至戲稱東水門是“西白宮”。一大早，亮晶晶的黑色轎車已在外面等著，送男主人去上班和女主人去開會，參加社交活動。其他住戶用羨妒的眼光望著他們離去，水門的民主黨人其實比共和黨人多，但那時候，共和黨人要風光得多了。
米契爾當時擔任司法部長（當時被視為是最接近尼克鬆的親信）。自然受到相當的矚目，他的太太瑪莎走到哪裡，新聞記者就跟到哪裡，都製造不少新聞。女兒瑪蒂也成為記者採訪的對象，有關米契爾一家的新聞幾乎天天出現在電視、報章雜誌上。
同一幢大樓住了這許多政府要人，整天只見安全人員進進出出。米契爾和瑪莎有他們自己的安全人員，隨時保護，他們的電話號碼也是每隔數週就換一次，頻頻更換的結果，有時連瑪莎自己也記不起家裡的電話號碼。
圍繞在尼克松周遭的權貴之士，如米契爾、艾立克曼、哈德門，過去從未在政府中做過事，這是他們第一次嚐到華府權力的滋味。把大權交給缺乏政府行政經驗的人手上，不但有欠公平，且易生弊端。我常想，如果米契爾對華府的一切，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或許可以有效運用他的權威，哈德門與艾立克曼亦不例外。哈德門一家人已另謀新生，艾立克曼已與太太離婚，他在美國的新墨西哥州做社會工作。這一場戲，每一個人的下場都好慘。
尼克松任內發生的“水門事件”就發生在一幢辦公室的五樓，那是當年美國民主黨總部的辦公室。
水門事件說穿了是“偷聽事件”。事發於1972年6月17日總統競選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位於水門辦公大樓的民主黨部辦公室半夜裡被人撬開了大門，企圖裝設竊聽器。那幾個傢伙因為第一次沒有成功，同夜又第二次再冒險入室，被守夜者發現報警，把那幾個次流的密探一網成擒。水門案發後牽涉到白宮，而且引出來的枝節真是罄竹難書，美國、甚至世界的傳播界對水門事件吵了將近10年。美國民眾不怪尼克松是否直接或間接牽連，而怪尼克松事後的各項掩飾，因此有尼克松被迫辭職的悲劇下常這件事實在太可笑、太幼稚，而且使人費解。權力與財力的濫用，後患無窮。水門事件使尼克松失去白宮，幾乎被審，還好福特總統是個好人，把他赦免了，使他不至於和其他官員一樣遭官司纏身或牢獄之災。然而10多年後的今天，尼克松捲土重來，到處演講，儼然是國際事務的專家。
米契爾是我介紹他住到水門來的，他當年做夢也沒有想到水門事件竟會使他身敗名裂，遺恨終身。水門事件後他被判刑坐牢，出獄後搬到喬治亞城區和他的女友同居，並供職於一所律師事務所。 1989年有一天在下班回家時心髒病發，送醫院後就去世了。
尼克松從紐約來參加米契爾的葬禮。當年尼克松兩次競選失敗時，米契爾把他從沮喪中振作起來，勸他從加州搬到紐約去，另起爐灶。如今繁華事散，新一代的權貴又有不少人住到水門大廈來，但這些人已沒有當年的氣派，撫今追昔，真有“屋廊人去苔空綠”之感。
米契爾的夫人瑪莎個性爽直，她當然對大選的秘密有所聞，曾當著她丈夫大罵。水門事件發生後瑪莎更為光火，地宣稱要向新聞界透露尼克鬆的白宮醜聞，於是共和黨的核心人士就大放空氣說瑪莎是酒鬼。瑪莎和我是水門大廈的鄰居，絕對不是酒鬼。
有些記者還訪問水門門房，整整兩年時間，每天晚上打開電視，熒光幕就出現水門大廈的照片。作為水門調查案新聞報導的背景，許多人不知道水門原來是由這麼多幢建築組成的，計有住宅大樓、飯店，及辦公大樓。水門居民和水門案現唱—辦公大樓毫無關聯。
現在水門住戶的生活已逐漸恢復正常，我真不懂當年民主黨為什麼選擇水門辦公大樓做他們的總部，因為水門的租金比其他辦公大樓貴得多。我前面提過，住在水門裡面的民主黨員比共和黨員要多，但他們都盡量避免出風頭，許多共和黨人士在看到報上新聞之前，甚至不知道民主黨總部是在水門辦公大樓內，我就是其中之一。讀到水門案後才知道隔壁大樓就是民主黨總部。
我想在這兒以共和黨財務委員和共和黨競選委員會董事（Republican Senatorial Trust ）的身份來談一下水門事件。在我個人看來水門事件是莫須有也不該有的事，攪這些無聊事件的人，不但是黨的罪人也是大糊塗蟲。我想當年假如尼克鬆在1972年競選成功、1973年1月走馬上任後，來個向國人謝罪，並把白宮人事整頓一番，他也不會下台，可惜包圍他的人個個自危，無一人敢忠言直諫。到後來正應了“樹倒猢猻散”的老話，這是非常使人痛心的。
我還記得“水門事件”發生後不到一周，共和黨要員被召到白宮開會，討論1972年8月在邁阿密海灘召開總統選舉大會事宜。那天我也在場，參加該會議的有尼克鬆的全部左右手。當大家討論了大題目之後，散會之前，尼克鬆的助理亞歷門問：“大家還有什麼問題？”我站起來說：“約翰，我有一個小問題，因為我和好幾位白宮要員都住在水門，上週我讀到水門發生的案件，心中有點莫明其妙。你是否可以替我們解釋一下？”
約翰·亞歷門說：“安娜，這事你不需要擔心，在我們到邁阿密開會之前，這件案子想就會被解決。”走出白宮，大家一齊去吃中飯，有一位來自南方的代表對我說：“你問了大家都不敢問的問題，可惜你並沒有得到答案。”另一位要員說：“我希望約翰的答案不是騙我們的。”
當然，事後大家知道，水門事件在我們到邁阿密開大會前並沒有得到解決，只是那顆炸彈並沒有爆炸。尼克松也算幸運，因為他的民主黨對手是麥高文參議員。麥高文的路線太左而且他在選擇副手時出爾反爾，給選民一個很壞的印象。
尼克松獲得了49州的選票，只有麻州和華盛頓區投了麥高文的票，可見選民對於尼克松仍是信任的。向全國人民認錯，我相信選民會原諒他。可惜他選擇了掩飾這一招，這真是大錯特錯。害了自己，也害了多少支持他、為他鞠躬盡瘁的人。
許多人說，“共和黨錯了得不到原諒，為什麼民主黨所做的各種勾當卻得到原諒？”這話很難口答，只好說民主黨對於政策的運用比較經驗豐富吧。
1974年8月初尼克松為了水門事件告別白宮，於是副總統福特接任。
水門事件的案外案是那些錄音帶，而管理那錄音帶的人是亞歷·巴特菲。亞歷是一位年輕的空軍上校，曾在台中及關島服役。為人沉默寡言，性情非常爽直。尼克鬆上任後他為羅拔·哈德門所羅致，視為忠心耿耿的助手，並指派他兼管錄音帶的處理。
尼克松也是一位有條不紊的人，對於白宮內的管理也很嚴，錄音帶之由來也是因為想對於各項談話有個記錄。大家知道基辛格在接電話時也有秘書在做筆記，有人說這是小題大做，難道他和女朋友在電話裡聊天也算是製作歷史不成。
這話只好讓基辛格自己去回答。
回頭再講我那位空軍朋友亞歷。他入了白宮之年輕的新貴，因為若要找哈德門，常常要通過亞歷，於是巴結亞歷上校的人就多於過江之鯽了。
亞歷並不是一位愛弄權術之人，他做事有板有限，有條不紊，是個非常規矩的人，因此甚得老闆的信任。因為他是空軍，又是一位飛行員，所以他和他的太太和我也頗有往來，我對他無所求，因此他們夫婦常來我家小敘。水門事件發生後他被調職，新職是民航局長。我因為是民航局的顧問，於是大家見面的機會更多了。他調任民航局長，外界以為他高升了，其實不然，他是被放逐了——因為錄音帶之謎是他無意中說出來的。真是所謂說者無心，聽者有意。亞歷老實，被幾名審問的律師尋到了白宮的秘密。
據說當初審問團並不知道白宮有這麼完備的錄音制度，只以為總統與人談話時偶爾錄音而已。當亞歷被盤問那一天，他心想自己光明磊落，又沒有做什麼錯事，一切據實以答好了。所以在應付之時連律師都沒有帶，只是單槍匹馬去受審訊。他被審訊了三四小時，問的都是些白宮內行政方面的細節，等到他以為問答完畢，可以走了的時候，其中一個人忽然問他：“你是怎樣處理錄音帶的？”
這只是一個試探，他們根本不能確定，只是聽傳聞似有些錄音帶而已。亞歷被他們這一問，以為他們已知道白宮這項安排，於是從頭至尾把他處理白宮錄音帶這件工作報告了一番。當時他一點也沒有想到後來錄音帶竟成為尼克鬆的致命傷。
亞歷被盤問完畢當然就回去報告，這才知道自己闖了個大禍！錄音帶可說是尼克鬆的私人記錄，因為在以前的盡位總統也有些錄音帶，但並未歸政府所有，他們都有自由處理之權。但審判團說這是公家的東西，政府有沒收及用來做為尼克松“欺眾”的證據的權力。這一來事件可大了。
人們為了錄音帶所屬權之事爭論了許久，後來當然尼克松失敗了——要把全部錄音帶交出來。
當時有些人曾問：“尼克松為何不把全部錄音帶燒掉？”
是的，他為何不把它燒掉？
這個疑問只有尼克鬆自己才可以回答了。
亞歷失職之後我曾推薦他到一家銀行去工作，因為我是那家銀行的董事，他非常感激，但後來他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移居到加州去了。
為了錄音帶之事，尼克鬆的私人秘書露絲瑪莉也吃了不少苦頭，那就是所謂“18分鐘的空白”。審查團硬追問為何在一卷重要的錄音帶中有了18分鐘的空白，這一定是有人存心消滅證據云雲。
露絲瑪莉為尼克松服務有近20年的歷史，她對她的上司真是忠心耿耿，但有不少人後來居上，使她受了不少冤枉與苦頭。
我相信有一天是是非非會真相大白，我這個攔外人也不願再多置評了。
我想在此略談1968年的競選大會，並藉此講述一點美國政壇的悲劇人物。
1970年我到菲律賓參加馬可斯總統第二任就職大典。該年美國的代表團由美國副總統安格紐夫婦做領隊，非常熱鬧。我同時也收到馬可斯的特別請帖，美國人因私人關係而被邀參加的除了我之外就是前任國務院禮賓司司長萊德夫婦和一位作家（他寫過《馬可斯傳》）。我們受到隆重的招待，那個時期也可以說是安格紐一生中最光芒燦爛的高峰。
安格紐是馬里蘭州人，原任律師，後來參與地方政治活動，做了兩任馬里蘭州州長。 1968年共和黨內競選總統的人除了尼克松之外還有洛克菲勒州長等人。安格紐是支持洛克菲勒的，但當洛克菲勒忽然宣布退出競選時，在召開新聞記者招待會時根本連他那些台柱都沒有通知。這一招使那些替他招兵買馬的人既汗顏又惱怒，安格紐馬上也宣布他改變路線，支持尼克松。
安格紐那天臨時招待記者，以馬里蘭州長身份，宣布他將全力支持尼克松競選他這一著棋下得很準，也因此奠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