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三章情義夫妻·台灣·蔣介石與陳納德·不測

陳納德為了建立中國民航公司，促進中國的民航事業，來往中美之間，我也跟著他大洋兩岸不斷飛來飛去。外子對於國共之間的恩怨矛盾非常擔心。他當初希望國共能暫時收兵，互相妥協，先把國內的經濟搞好，社會安定，讓老百姓先安飽再論其他。他當時提出長江以北讓中國共產黨管理，長江以南讓國民黨統治，但雙方都無法接受。馬歇爾三次來華，三上廬山，希望作調人，也都失敗了。 民航公司在大陸的工作很快、中國大陸一方面在復員，一方面又展開了內戰，有些地區又已開始做疏散工作。陳納德要親視47個地區的業務，我追隨著他在大陸東南西北各地奔波，有機會見到許多大小人物，有機會親睹中國的河山。在那個時候從中西的東北到西北，中國的東南到西南。北至包頭，南至海南島，我相信很少中國人有這機會。我和西北的馬步芳、馬鴻逵，中原的閻錫山、掛系的自崇禧、南方的張發奎等大軍閥都見過面，做過他們的客人。此外在越南在泰國也做過上賓。韓國的李承晚也和外子有私交，這些人俱往矣，但當時我20剛出頭，見到不少大場面，也深感中國分裂的傷痛。

中國的軍閥實在權大勢大，但第二次大戰後他們也都擔心中國的前途。我還記得1948年初我隨外子去寧夏和青海作客。寧夏是馬鴻逵的天下，當時他是省長，我們被安排住在他的公館，由他的四太太接待我（據說他有六位太太，四太太得寵當家）。 馬鴻逵那時還沒有感到局勢的嚴重，不過我想他也知道國共的和談大概沒有多大希望，在那個時候，大家就想——走！之後馬鴻逵帶著一家大小逃到香港，後來由外子幫忙他們去美國。 國共和談決裂後，國民黨政府一度再回重慶，其後又到廣州。蔣介石為了使國共和談有空間還曾一度引退，由李宗仁任代總統，蔣介石退隱到自己的家鄉溪口，但為時甚短。 1949年蔣介石和全部大員陸續退到台灣。我和外子先把民航公司的支部移到香港，在廣州和上海仍繼續堅守，協助國民黨官員撤退。兵敗如山倒，場面相當狼狽。蔣介石的軍隊從東北與解放軍對抗，但為了很複雜的因素，杜聿明被捕，東北失守；北京是和平解放，為了要保護北京的完整。湯恩伯在上海到處佈置了沙包，說要保衛大上海，但我們離開上海時上海已是危城。民航公司的飛機每天不停地運載官員离滬。但民航公司沒有權，一切由政府控制。不到3年光景，國民黨會部棄守大陸。毛澤東和他的部隊所到之處勢如破竹。在上海凡是有黃金和美金的人還會被定罪，大家排長龍到銀行去兌換金圓券，所謂金圓券，後來等於廢紙。上海人大大囤積食物，柴米油鹽都在搶購，每天上班，看到那景象真是觸目驚心。

我正杯著第一個孩子，外子要我先走。我沒有走得很遠，我到廣州等地，不想離他太遠；每天和他通電話，消息一天比一天驚人。我想我們在大陸的時日不會太久了，美國政府也通令美國僑民和商業界疏散離華，這是命令不是勸告，並且說明了一旦有事美國政府不負責任，可見事態之嚴重。 1949年2月8日我們第一個女孩子在廣州誕生了，因為上海已不安定，外子把我送到廣州待產，同年5月底我再回上海整理簡單行李。民航公司開始撤離上海總部了。 不久國營的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都已定義，只剩下我們獨家民航公司替國民黨服務，忙著空運官員到台灣。 此外我們還免費空運了不少文化人和教士離開大陸。 初生的嬰兒還不足一個月，我又跟著外子到處救災救難，把女兒交託那時尚未結婚的大姐和三妹替我照顧。我們兩人雖然工作辛勞，但有了愛，似乎可以征服一切困難。在他教導下，我學習了不少知識，也成熟多了。他常常對我表示歉意，他說：“你嫁給我，我帶給你的盡是些國際問題，我真的對不起你，總希望有一天對你有所補償。”其實和他一同工作，我有一種成就感和滿足感，我們之間不僅是夫妻的關係，我視他如師如友，他對我如妻如女。他對我的教益，使我後來在他逝世後，在做人做事時都有能力，不依不求，即使在最艱鉅的時刻也不會倒了下去，站不起來。

我的第二個女兒是在1950年3月10日在香港出生的。 第二個孩子出世的日子漸漸臨近時，我很高興，因為這次將軍可以陪伴我。直到臨蓐前日我仍照常工作，有天卻突然有電話打來，催迫將軍立刻到台灣。 “等一等，”他說，轉身向著我，“你什麼時候生，小東西？” “我想是明天。” “上午或下午？” “我沒有辦法極度準確地指定轟炸目標。” 將軍向著聽筒說話。他終於決定飛台灣，但午夜時需趕返九龍。 “不會比那時更早吧，會嗎？” “我想不會。” 午夜，他沒有回來，我分娩的陣痛已開始。我急切地註視時鐘，1點剛過，他走進來。 早上5點鐘，我喊醒他。 “親愛的，我想最好趕到醫院去。”

他陡然一下完全清醒過來，驚慌到了神情極度緊張的樣子。他一跳，跳下床，扭亮電燈。 “好吧，現在，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先吃早飯嗎？我給醫院打電話。” 他穿著睡衣，就住門外走。 “等一下！”我喊道。我很疼，可是看見他神經過敏的樣子，又忍不住大笑。這是一位曾經轟炸掃射日本人的老將，一個在戰火中如此冷靜的人，曾經享有“從不緊張：從不恐懼”的美名，如今竟為一個送上門的嬰兒，而極度慌亂困擾！ 他一轉身：“什麼事？” “我最好馬上走。”我說道，下了床。在睡衣外面罩上一件薄外衣。 “好罷，來罷。”他急促地說。 “我好啦。你穿上外套吧。” 他隨便披了一件衣服，我們向著房子前面走去。剛走到起居間的一半，他停下來。

“我最好不要開車，小東西，我簡直緊張得要命。你先坐一下。” “車夫7點鐘以前不會來。你要做什麼？” “找別人開車送你去。” “快些！” 他一沖而出，現在輪到我緊張了。我想像孩子要生在起居間，只有一個沒有訓練的阿媽，和一個心神分散的丈夫照應我。看來差不多好幾小時過去了，實際上只不過四五分鐘，外子回來了，帶著一個睡眼惺忪的守衛。 “老范會開。我去穿衣服，馬上跟你來。” 我不知道守衛會開車，就用中國話問他。 “是的，夫人。”他鄭重向我說，“我開得很好。” 他的確開得好，快速並且平穩，把我送到九龍聖·德利撒醫院，又回來接外子，剛剛使他及時趕到。 我們這次原希望有個兒子，但6點鐘不到，在1950年的3月10日，我生下我們第二個小女孩雪狄雅·露青絲。

第一批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人員大概是在1948年。當然台灣光復後一部分政府官員是直接自重慶到台灣的。 抗戰勝利初期，台灣對一般人來說真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地方。在地理教科書中，英文稱之曰FORMOSA，據說是葡萄牙人起的名字，意即美麗的島嶼；在歷史教科書中，我們也讀過鄭成功這位明末遺巨英勇抗清的事蹟，但只此而已。其次就是有關山地姑娘的記載。民航公司以台灣做大本營後，上下同仁都努力研究台灣的地理與歷史，有些更上進的就開始學習台灣話，我無語言天才，好幾位同事已能用台灣語與本地人交際，我唱起：“高山青，澗水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還常會走了調，真是慚愧之至！ 我們的房子，武昌新村12號是一幢高大的兩層磚造樓房，有四間臥室，一間寬敞的起坐間，餐廳、書房，及客房，另有分開的僕人臥室。正像在中國許多同類型的房子，一堵高大的磚牆環繞著廣闊的前院，以及後面的花園。這幢房子成了我們居住最久的地方，至今我返回台灣時，仍舊住在那裡。我的姐姐靜宜偕同她的丈夫，一位華盛頓首府的醫生，也住在裡面。

它距離位居台北市商業區的民航總公司有10分鐘的汽車路程。包括裝備好的航線的保養廠庫，則設在台灣南部的外子雖希望有一個男孩子，他好像也對我們第二個小女兒很滿意，並且戲稱終必要和我父親有一樣多的女孩。可是事實上不致如此。懷雪狄雅·露青絲使我體力極度衰弱，而不能再有小孩，所以接連以後的兩次妊娠都是流產的。 雪狄雅·露青絲幾乎立刻成為家人及友輩的寵兒，在她誕生後不久，外子與我從九龍搬到台灣的台北，在此地，在武昌新村12號，我們定居下來，過著我曾希望的婚後愉快的家庭及社交生活。 外子在此地終於被捆縛位，所以他不再做通常需要的赴美旅行，或往太平洋及遠東地區不同地點視察，我亦得以參與他的工作及閒趣，而他也得與家人共度時日。

台北有我們許多好友，還有我的姐姐靜宜，她已嫁給李醫師，及我的妹妹香蓮，她與馮先生結婚。蔣夫人是我們兩個孩子的教母。依據中國的傳統習俗，孩子們在本質上等於獲得一種慈祥的愛護，她曾送她們生日禮物，對她們各方面的福祉予以仁慈的關注。中國教母很重視她的責任，遇到孩子的生母故世，常以乾媽的身份，料理孩子們的撫養事宜與教育問題。 蔣介石對於我們的孩子也頗感興趣。我們卜居台北後不久，他問到我孩子的中國名字。我承認她們還沒有取時，他當即為她們取了兩個名字，中國名字都深具意義，聽來悅耳，並且含有讚頌的意思。蔣先生代克奈爾·安娜取名美華，他為雪狄雅·露青絲命名美麗。兩個名字含義頗為接近，表示美麗與嫻雅的意義。

雖然外子的工作繁忙，旅途勞頓，我們在台北消受的是風趣和快樂的社交生活。將軍尤其喜愛與蔣夫人共玩橋牌，認為她是技藝卓越的牌手。 外子好玩橋牌並非全無意義，它進而引申至別種牌戲與運動，譬如軟式棒球、網球，及羽毛球，都是他所擅長的。他遊戲運動以獲捷為目的，少說閒話多聚精會神，結果常是勝利在握。有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是在上海發生的，就為了這種好勝的習慣，他放棄撲克牌戲，再不沾手。 是一個特殊的晚餐後，4位太太們玩起橋牌，而在坐的5位先生在外子的書房打撲克。那晚的聚會結束時，外子如往常一般贏得勝利。 “這場牌戲你玩得很痛快吧？”我問道。 他搖著頭答道：“不。” “你不高興？為什麼不？你一向高興玩，並且你幾乎總是贏的。”

“原因就在於此。我要停止不玩啦。我不要從朋友手至贏什麼錢，同時我也不要跟我的敵人玩。” 他再也沒有玩過撲克牌，可是逢到好手，他仍繼續他的橋牌遊戲。他是一名天生的競爭者，極為賞識真正的競爭，不論是牌戲、棒球，或打擊敵人。 橋牌桌上，他經常採取守勢，而很少作攻勢。一如在真實的戰場上，在補給與物資嚴重的缺乏下，與敵眾我寡懸殊的局面裡，他製造輝煌的成果。終其一生，他從未有充分的“資本”——不論是飛機、戰士、汽油、彈藥或金錢。盡一己之所能，達成至上的收穫，已經變做他的第二天性。 玩橋牌時，他細心地玩，善為利用他手中的牌。 “玩的時候不要放過你手裡的牌，”他不止一遍地忠告我，“拿穩你自己，認識並重視你的敵手。假如你手中的牌不好，不宜叫牌，不要打算自己贏，得想法擊敗你的敵手。” 對於愚蠢的牌手，外子沒有什麼耐心，可總是盡量保持客氣。然而，也不常是這樣。一天晚上，一位有勢力的太太，她是位地位非常高的將領太太，帶有幾分羞澀地堅持外子與她搭伴。我知道她的牌藝不高明，我感到意氣沮喪。整晚坐在另一張桌上，知道外子與他的伙伴三局牌已經吃了兩局敗仗，我簡直無法全神貫注於我自己的牌上，不斷地揣摩，他能忍受多久，而不發作。 不知何故，他一言不發——反常的沉默——整晚如是。辭別時，這位太太說道：“將軍我知道今天晚上我的牌打得不大好，可是下次我會打好些。” “你有把握嗎？”外子答复她。 除了台北的潮濕天氣，對於外子縫綿不斷的支氣管炎，招致不良影響外，我發現我們的生活情調，非常吻合我的興趣。 在這裡，恰似滬上，我和他在民航公司共同密切合作。假使他在星期假日一定要去辦公，我陪他同祝假使在晚上，他需要單獨研討解決一項問題，我就代替他款待來訪的友好。他想外出打獵時，我清晨4時起床，料理早餐。假使他想談談，我在一旁靜聽，逢到他沒有閒話的興致，我們會相對而坐，靜靜地翻閱手中的書，或是默默地領略夜花園的清新與美麗。 60歲以上的人會記得台灣三四十年前的情況吧？ 我印象最清楚的是早年台北的安靜與簡樸。那時台北人口少，治安很好，真是可以做到夜不閉戶而無憂，若在今日小偷不來給你搬個精光才怪。再說交通，那時台北仍是三輪車的全盛時代，也有黃包車，不過已在逐漸淘汰中，汽車很少，自行車也不太多，摩托車好像還是新鮮玩意兒，既無交通擁擠之苦，行人過馬路時隨時昂然大步過去可也，毫無馬路如虎口的威脅。 外國人到台北來多住“中國之友社”，那旅館兼俱樂部就在新公園附近（那時還沒有新公園），圓山飯店初成形時規模很小，也有一個圓山俱樂部和游泳池。金龍廳、麟麟廳都是後來才加添的，外子的女祕書還負責協助內外的陳設及美觀等等。圓山一帶真幽靜，在圓山左右還有一條“情人路”，早晚上圓山都可以看見情侶雙雙，在幽靜的圓山公園中散步談心。 現在你若敢那樣做，準會被計程車撞個死去活來，不該說死去活來，很簡單，一定乾脆會做車下鬼！ 在外面請客，吃西餐就是“中國之友社”，還有“美而廉”，中餐大家上“狀元樓”。 “狀元樓”的生意真好，常常客滿。此外三條通、四條通及其他住宅區有私人住宅改做的餐室，但要早先預定，每日只做一樁生意，由名廚親自下廚，這種口福當然要靠識途老馬才可享受，外來人是無法問津的。當年《自由談》的老闆，也是《新生報》的社長趙君豪先生還健在，他組織了一個午飯糰，我也是團員之一，其他有《新生報）採訪主任張明，名記者徐鍾佩，徐柏園先生和他的夫人陸寒波，陳長桐夫人費寶琪，名伶顧正秋，《新生報》的趙景，《大華晚報》耿修業，名作家陳紀瀅、雷震，後來加入的還有孟瑤教授，劇人金素琴，以及報人曹聖芬、余夢燕、王民、律鴻起（已故）、潘煥昆，藝術先進、我們的老師黃君璧教授，魏景蒙、林海音、鍾梅音，已故畫家孫多慈，名作家姚朋也曾一度參加我們每週舉行的午餐敘會。大家吃飯前後，很輕鬆地談論世界大局，國事前途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及好書和好文章，既熱鬧又多風趣，真可以說是“淡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午飯糰的全盛時代是由趙君豪先生主持，我門大家喊他豪老，其實他一點也不老，拉文章也有一套，可惜他壯年早逝，我們好不懷念這位風趣的報人。我們有幾次還到效外玩耍兒，例如到陽明山（時稱草們）去賞杜鵑，到北投觀光一番等等。上陽明山就算是去郊外了，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可惜好景不常，也無不散的筵席。如今午飯糰的團員，也難得一聚：有的老了，有的去了，有的出國了，有的是大忙人了，有的退隱了。正如王勃《滕王閣序》的末四句：“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能不感慨系之？ 我們初到台北時就住在林森北路附近，那時統一飯店還未興建，原址只一廟宇而已。我們的鄰居包括閻錫山、蔣緯國、徐柏園、沈恰等人。後來台北都市繁榮，那一帶漸成鬧區，大家也就遷地為良了。 陳誠先生推行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運動”使耕者有其田，這是台灣經濟穩定的先聲。 在經濟方面，人才濟濟，尹仲容、徐柏園、楊繼曾、李國鼎、李乾、俞國華、孫義宜、蔣夢麟，等等。 台北市長高玉樹也做得有聲有色。不過因為台北的迅速繁榮，繼之而來的是許多都市的麻煩，記得高玉樹曾對外賓發表過一篇妙論，他說孔夫子當年周遊列國，為那些諸侯作顧問，不過孔夫子當年沒有交通管制問題，沒有污染問題，也沒有人口問題，不然的話，那老夫子一定會說：“我不干了。” 石門水庫在北部大勸告成後，解決了台灣北部的用水問題。在南部黃杰做台灣省主席時，實實在在地為南部做了一件未雨綢繆的事，那就是建築曾文水庫，這工程是由榮民工程處負責的。 現在讓我再來點明一下十幾年前的台灣十大建築： （一）高速公路。 （二）鐵路電氣化。 （三）北迴鐵路。 （四）桃園機場 （五）核能發電廠。 （六）石油化學工業。 （七）大鋼鐵廠。 （八）高雄造船廠。 （九）蘇澳港。 （十）台中港。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家中的家具，那真是非常簡陋的。我們的客廳裡有台灣做的（那是41年前的木工）藤木梳妝椅一套，香港買的椅子二三，台灣山地人做的茶几三四，地上舖的是當年台灣流行的草蓆，燈光不夠亮，有時還常常停電。飯廳是台灣做的木台木凳。窗簾布也是本地料子做的。有一天徐柏園夫人來訪，她是心直口快的人，有話就說，他說：“你們府上的佈置可太簡陋了，何必這麼做人家！” 我對外子好說歹說，最後得他同意才添了些新家具。 當年駐在台灣的美軍，包括海陸空。美第七艦隊經常在太平洋海峽巡邏。駐台美軍全盛時代大概有1萬人以上。來台初年，還有美援，經台分署就在聯合大樓辦公。當年的聯合大樓是很了不起的建築。後來成了幾位藝人的辦公處。 四周圍都已蓋了大樓。這一帶漸漸繁榮起來了。 記得我曾和新成立的經建會副主任委員王章清先生談起這聯合大樓的歷史，他說：“我們這地方連小巫見大巫也說不上呢！” 中華民族數千年來飽經內憂外患，雖分而復合，合而又分，但中華民族的歷史仍照舊演變下去。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這兩句詩來形容中國今日的局勢是最恰當不過了。 外子打獵的朋友有白崇禧和楊森，如今這兩人都不在了。打高爾夫球的朋友可多了。好像在台灣的人都會打高爾夫球，只有我一人是笨蛋。 他戰時的朋友如彭孟緝、王叔銘、薛岳、黃仁霖、何應欽、周至柔、晏玉琮、毛瀛初、徐煥升、賴名湯、羅英德、黃杰、衣复恩等經常也串串門子，其餘如葉公超、黎玉璽、黃少谷和于斌樞機主教等也是談話的對象。陳誠夫婦也經常見面，陳辭公在戰時因患胃潰瘍，還是由外子派了專機把他接到美軍醫院由外子的醫師協助開刀動手術的。外子對於俞大維、葉公超等人的智慧與口才都非常佩服。 士林和陽明山的蔣介石官邸我們去過好多次。蔣介石和夫人對外子真是親如子弟。當分子患癌的消息傳到蔣介石那裡時，他和夫人特別召見了我們兩人，蔣介石還勸外子試用中藥，並關照我說：“你好好地照顧他。” 此外有一位好朋友是張岳軍，我和他可以說是忘年交。 記得十幾年前我到醫院看望岳公時他說自己耳朵太差，聽不到多少話。我對他說：“你還記得嗎，陳將軍因為飛行的緣故，很早就有點聾，不過他常說，他要聽的都聽到了，少聽一點也好，省得自尋煩惱。你還記得嗎？” 他說：“你這一提起來我也記得了，他的話很對。我就這樣做吧。” 岳公是個和藹的長者，也是個幽默風趣的人，記得有一次我筆記了他一篇談喝酒的文章，在雜誌上發表，獲得很多讀者的好評，茲將這篇文章摘錄於後：有人說喝酒是一種享受，也有人說喝酒有損健康，我認為喝酒必須具備以下八個條件。 第一、身體好。喝酒確實與個人的健康有關係，假如身體有問題，當然你就不能也不該隨便喝酒。所以談到喝酒，必須身體好，沒有障礙，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人要好。好朋友在一起喝酒最能引起酒興，大家一道吃酒，很隨便，沒有什麼客氣，可以暢所欲言，無所不談。 第三、菜要好。不管什麼地方的菜，要合乎口味。 第四、酒要好。無論是中國或外國，都有各式各樣的美酒，你可以挑選你所喜歡的酒來喝，如果喝酒的人不擇酒，那便是酒徒了！ 第五、時間要從容。假如一口一杯，兩口一杯，喝得太急，不但容易醉，而且喝酒的情趣也沒有了。時間從容也是喝酒的條件，邊喝邊談，沒有什麼重要的事等稱去辦。 第六、光線要柔和。我們中國人向來很少在中午喝酒，因為光線太強了，不適宜喝酒。外國人晚上吃飯，把電燈關了點蠟燭，光線很暗，很柔和，一點刺激都沒有，心情舒暢，酒也可以多喝一點。 第七、喝醉了要沒有事。不嘔吐、不頭痛、不吵鬧、不耍酒瘋，回家休息。一覺醒來什麼事也沒有。 此外還有一個條件，也是最後一個條件，喝酒要沒有人反對，夫婦兩個人，如果一個喝酒，一個不喝酒，甚至反對喝酒，你也不能不有所顧忌，否則你喝了酒回去，太太和你吵架，那怎麼辦呢？如果兩個人都喜歡喝酒，那問題就沒有了。假使一個喝酒，一個不反對，也可以平安無事。這是我喝酒喝了大半輩子的一點經驗。 此外，在喝酒吃菜的時候，講講笑話也是很重要的。這要看情形而定，這是一種藝術。為什麼要講笑話呢？假使大家都是喜歡喝酒的，也沒有機會給你講笑話。假使大家不喝酒，則面對這桌菜，不講講笑話，你怎麼過呢？不過，假使你看大家喝酒喝得太多了，想緩和一下喝酒的情勢，說說笑話，便可以把喝酒的目標移開了，免得鬧得不可收拾，這也是喝酒的一個秘訣。 我還為岳公寫了一些有關他的日交涉回憶，純是拋磚引玉的性質。 如今每到台灣，總不免懷念許多去了的人。 “花徑塵香鳥自啼，屋廊人去苔空綠。”這就是人生的另一面吧。 1893年9月6日，陳納德生於美國南方德克薩斯州東北部的一個小城鎮Commerce ，他老家的房子現由該市保管，算是歷史遺跡。假如他仍健在的話，已99歲了。蔣介石生於中國浙江省，已過了百歲冥壽。這兩個人，一個在亞洲，一個在美洲，卻於1937年5月，也就是抗日戰爭的前兩個月（盧溝橋“七·七”事變算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正式開始）在中國會面了。從那時候開始一直到1958年，他們共同合作了21年。陳納德一直到病危，仍深信中國人有一天會團結起來，他也相信蔣介石和毛澤東去世之後，中國會再淡統一。陳納德和毛澤東只在重慶會過面，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他選擇了支持國民黨與蔣介石，終其一生為這個信念而奉獻。他比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早走，去世時只有64歲。美國國防部以最隆重的軍禮把他葬在華盛頓的威靈頓軍人公墓，與他同葬在一條大道上的有肯尼迪總統和名將小麥克阿瑟元帥的父親麥克阿瑟將軍。 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在陳納德病重時，遠從台北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奧爾良市醫院探望他，在新奧爾良停留了一天一夜。 10天之後，陳納德去世，宋美齡和許多美國軍政要人一同參加了他的葬禮，素車白馬，極盡哀榮。 宋美齡不但親自探望陳納德，同時也帶來了蔣介石致陳納德的手書，要他安心靜養，若西醫無法醫治，可以到台北試試中醫。陳納德對老友的熱情非常感動，但當時他的癌細胞己蔓延到了喉部，不能說話，只能筆談。宋美齡倒很風趣，她說：“你平時話說得太多了，今天你不要說，讓我來說。”陪著宋美齡來的有董顯光夫婦、路易斯安那州的眾議員和前任州長等，他們對宋美齡萬里前來向老友話別都極為感動。陳納德雖然後來升為三星中將，但宋美齡二十年如一日稱他“上校”，因為陳氏領導飛虎隊時，官階是上校。 陳納德於30年代初期即考入美國陸軍所屬的空軍部學習飛行，成績斐然，成為教官，而且親自出了一本空軍空戰手冊，被空軍採用，許多空軍飛行員都由他訓練。他又和兩名空軍好友成立了三人空中演習小組，聲名大噪，連蘇聯都想以高酬爭取他去莫斯科訓練空軍，但為陳氏婉拒。 30年代中國駐美大使是胡適，後來由顧維鈞接替。軍事採購團團長是毛邦初（也是空軍），他和宋子文代表蔣介石夫婦邀請陳納德到中國協助訓練空軍飛行，那是1937年春天的事，陳氏就在當年5月乘美國總統郵船經東京到上海，然後由上海乘火車到南京謁見蔣介石夫婦。宋美齡那時是中國空軍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全權指揮的是周至柔將軍，後來組織了飛虎隊，飛虎隊員的衣食住行統由勵誌社主任黃仁霖主理，和陳氏共同合作作戰任務的中方代表是王叔銘將軍。 陳納德到中國時，德國的希特勒已攻占了東歐好幾個國家，英國首相張伯倫對納粹採取退讓政策，大家稱之為“雨傘外交”，因為這位老先生手中不離雨傘，正像徵著英國陰沉的天氣。既然英美對侵略者採取觀望態度，而德、意、日又結了互不侵犯同盟，為此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對軍人的行動特別注意，陳納德是辭了軍職才去中國的，他在護照上的職業欄填的是“農業”。 根據陳納德的日記，他第一次見到宋美齡的印像是：一口南方口音的英語，美麗大方，與他一見如故。對蔣介石的印像是“嚴肅”，問到中國空軍的情況時蔣介石非常震怒。陳氏回憶錄說：“蔣介石知道中國需要組織和訓練，而且也短缺戰機。中國花了不少錢把英、法、德、俄、意所謂的空軍專家找來，但他們大都是投機者，希望把舊飛機轉賣給中國賺錢……”陳氏參觀中國的空軍裝備後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即下令積極整頓空軍，同時請那些投機者走路，其中包括一些美國的投機商人，這樣一來，陳納德便間接地和一些想混水摸魚的人結了怨。 抗戰8年，蔣介石建陪都於重慶，陳納德的總部在昆明，以便就近的印度軍用配給，因為當時美軍供應都得經過印度，飛越駝峰才能運抵中國，而美、中空軍自杭州失陷後，空軍的訓練只好藉角印度的基地，當然後來有不少人直接被送到美國受訓，這批空軍老將現今有不少人仍在服役，算來已是四五十個寒暑了。 蔣介石不會說英語，陳納德不會說中文，陳納德有一名隨從翻譯舒伯炎上校，是由中國空軍專派的，他還健在，居住於加州舊金山附近的老人公寓，據說最近有人籌拍飛虎隊紀錄片，記者還特地去訪問這位老人。舒伯灸經常追隨陳納德往返於重慶、昆明之間，也到各基地視察。可笑的是舒伯炎最怕坐飛機，但又不能不跟著上司飛來飛去，後來舒伯炎就訓練了幾位副手，不但為他分勞，同時也可以讓他少坐飛機，陳氏常常以此為笑談。 陳納德與蔣介石夫婦總是以誠相待。但他也和我提到一些宋、孔兩家的事，尤其是那位孔二小姐，他簡直不敢恭維。 有一次蔣介石對陳納德說：“不要理她！”因為孔二小姐要陳納德教她飛行，陳氏認為大家忙著抗日，哪有閒情去陪小姐玩耍。 抗戰勝利，國共和談。陳納德和蔣介石意見有些分歧，當時美國派了馬歇爾元帥到中國做調人，馬歇爾三上廬山，要國共休兵合作，當然這事說來容易做來難。陳納德勸蔣介石同意和談，只要解放軍保證不渡長江，這樣中國雖然可能造成南北分峙，但最低限度可讓國民黨及其部隊有個歇息的機會。 可是蔣介石不願接受馬歇爾的和談建議。後來魏德邁將軍也曾建議由聯合國的軍隊來協調國共之爭，當然這是空中樓閣，不切實際。蔣介石對陳納德說，“我和共產黨已多次和談，但都無結果。我們只好做最壞的準備，退守台灣。” 陳納德認為這是下下策，但他知道蔣介石凡事做了最後決定，任何人都無法改變，包括宋美齡。 1988年我在中國，大陸電影公司要我看他們寫的宋家三姊妹劇本，當然他們對宋慶齡有所偏愛，劇本寫未家三姊妹道：孔夫人靄齡愛錢，孫夫人慶齡愛國，蔣夫人美齡愛權。孔夫人和孫夫人我都只在和陳納德婚後見過幾次面，但沒有深談，蔣夫人認了我們的兩個女兒陳美華、陳美麗做義女，她們兩個人的名字就是蔣介石親自取的，是承襲美齡的“美”字而來的。另外，還送了兩枚圖章給美華和美麗。 1947年聖誕我和陳納德在上海準備結婚，陳納德曾先到南京向蔣介石夫婦報告，得到他們的祝福，他們送了象牙雕刻和一對江西瓷製燈檯做賀禮，還派了葉公超先生從南京到上海來致賀。 陳納德在第二次大戰後，聲名響徹美國，他有很多機會回美國發展，例如：美國有人要他出來競選州長或參議員，也有大公司請他做董事，還有許多正在籌組的航空公司……這一切對他都很有吸引力，但他卻選擇了再回中國服務這一途徑。從1948年到1958年，我們結婚10年，日子之所以過得相當困苦，就是因為他選擇了留在中國。 1951年美國兩家大航空公司都找他，一家是東方航空公司，一家是Delta南方航空公司，兩家老闆都是他的好友，他們一再以電話、電報、航空信勸他回美國航空界服務，但他覺得中國更需要他。台北的氣候對一個患有嚴重氣管病的人來說是很不適宜的，他常常咳嗽，心情不好，對美國的政局與台灣的情況也難免失望，對中、美的前景更是非常悲觀。 1957年在美國華盛頓陸軍醫院做體格檢查時，醫生髮現他肺部有一個小黑點，於是馬上開刀，切片後，證明是肺癌。 他一生正直，於私於公都是坦誠一片；他為中國付出了許多，甚至他的健康與生命。 1965年立於台北新公園的陳納德銅像，就是中國人對他的一點追思。 大陸已有不少學者和歷史研究員要把陳納德在抗戰時的貢獻重新定位；雖然他支持的是蔣介石和國民黨，但他更支持中國人和中國人所追求的民主與自由。 按照有經驗者的說法，男女之間的婚姻以相同的種族、宗教、年齡，以及一般的背景，比之於任何其他的結合，常是易於成功。既然我們的婚姻缺少這些“相容因素”的每一種，我確知，若是事先我們求教於專家，他們善意的忠告必是“不可一試”。 幸運地，我們所諮詢的只是我們的心靈與意志。 宗教信仰迥異所呈現的問題，我早已預見。克奈爾·安娜誕生後，犯罪的情緒開始蠢動，自雪狄雅·露青絲出世後，它漸為熾烈。 為我丈夫擁有的愛心不斷地彌補，在教堂門外教養兩個孩子，令我感受痛楚與罪行。雖然如此，我越過下去越為這事煩心，以至幾月來，我總想自己和將軍商討。但是不知怎的，我做不到。 挨到克奈爾·安娜5歲，雪狄雅·露青絲4歲時，我只有求神父的忠告。他極富同情心，但也很堅定。我只有一條途徑，可以去掉我意志與心靈的煩惱與罪行的重壓，我一定要使兩個孩子受羅馬天主教徒的洗禮。 我久久猶豫不決。我從未在將軍背後做任何事。我依舊畏縮，不願坦率和他討論這件事。假定他拒絕，那麼事情就明朗化，我們中間可能有嚴重的不諧，以致造成永不痊癒的心靈創傷，那是我所不能忍受的。 我不復記起，與神父談話後的幾周里，我的片斷思想過程。我知我受盡困擾、驚惶，以及折磨。我不能安眠。我彷佛絆在混亂中的一頭動物，我感受一種孤苦伶訂的絕望之情，以致祈禱也不能減免。 我記不起怎樣達成了明智決定。我想容或是在知覺殘存的一種精神麻痺狀態裡，我只有發自本能地做出來，不管怎樣，有一天我又去路易斯安那城的小教堂，拜訪神父，並且做了必要的事先安排。 我將永不忘記，孩子們受洗禮的禮拜日上午，是晴朗可人的春天，孩子們穿著白衣服顯得極為漂亮。事後，他們明白剛經歷過不尋常並且重要的事情，熱切渴望告訴她們的父親。 我們一到家，她們就向他奔去。將軍正坐在書房裡看他的晨報。 “現在不要吵爹爹。”我說話時毫無決心。 兩個孩子順從地想往她們的遊戲室走，可是將軍對著她們笑。 “來吧。”他說。她們興高采烈地迴轉身。 “哎呀！多麼漂亮的白衣裳！新的，是不是？你們都很興奮。告訴爹爹你們今天干什麼去的？” 於是她們就對他講。我轉過身，茫然地望向花園裡將軍為我栽種的花卉。我默然地祈求他的寬耍不久，孩子們跑向她們自己的房間，書房裡一切寂靜。我聽見將軍的打火機在寧謐中“啪”地作響，可是我沒有轉身。 我竟然風馬牛不相及地想起那些各種花式的打火機，有我送給他的金製品，後來我才知道，他只偏愛那種價格便宜但是不怕風吹的打火機。 “小東西。”他說道，他語調中透出來的慈祥令我淚如泉湧。 我慢慢地掉轉身，透過模糊不清的淚水看著他。然後，我快步地走向他，他握起我的手，吻著。 “好啦。好啦，親愛的，為什麼流眼淚？” 我搖著頭：“我應該告訴你。” “告訴我你要孩子們受天主教的洗禮——看著我。” 不知怎樣，我竟與他的目光相接。它們是深棕色而且和藹的，粗糙深皺的臉孔是溫和的。 “小東西，你以為我不知道，家裡有不尋常的事——我是經常注意到整個十四航空大隊所發生的事的。” 我向他注目而視：“你知道？” “我猜出來的。幾天前我看到衣裳，我留心到孩子們是多麼地激動。我看出你是多麼地煩惱——我把它們都連在一起。” “你不會看不起我？” “看不起你？為什麼，我愛你，記得不？我只希望你早告訴我。” “我應該的。可是我怕。怕你會說不，那麼就太可怕了。” “我會說好的。” “為什麼？” “因為若是對你如此重要，那麼對我也是好的。” 我說不出話來，淚水汩汩地流下來，那些都是對於我的丈夫以及他的寬恕，以及他深愛的安慰與驕傲的眼淚。但，也混淆著歉悔的眼淚，為了沒有事先告訴他而做的事，為了低估他對於我的愛。 在接踵而來的日子裡，將軍全然接受我的決定的態度，令我輕易地就把這些事完成，我們心里安置遺棄事物的地方，那里通常是深藏著我們不需要和不歡迎的東西。他永沒有再提這件事，他對於孩子們宗教訓練所表示的讚許態度，尤使我喜悅並再度獲得保證。我再感到驕傲，為了他曾以多種方式向我表現的不減的愛念。 1956年陰雨連綿不停的春季期間，將軍的慢性支氣管炎日趨惡化。他劇烈咳嗽，可是他似乎推動自己趕上每天自擬的沉重工作表。春天以來我不斷地催迫他，過了台北這一段令人衰弱的冬天氣候後，趕緊動身到夢洛，休養一陣。 結果我們在6月中旬帶著孩子們動身，將軍整個放途中咳嗽不止。在夢洛度過幾週後，他似乎好得多，但並不像我願望的那樣強壯。 他的精神，還有他對生活的熱心卻沒有稍減，所以他堅持我們完成去加拿大的汽車旅行計劃。 我竭力主張再多休息，可是被他批駁。 “孩子們會欣賞的，”他說，“而且那邊的空氣可能對我有益。” 我們從路易斯安那州一路開車，直到加拿大風光綺麗的路伊司湖。這種漫長的旅程足令將軍疲倦，所以在過了一周悠遊安閒的日子，在我們回程對，我顯明地看出，將軍已是極度疲憊。 通常都是將軍自任全部駕駛工作，如果我對他每小時時速66英里有所抱怨時，他會戲言我“老起來了”。可是這次回程中，我們輪流駕駛，而將軍溫順地聽任我操縱駕駛盤，不時在我腦中響起可怕的鐘聲。 每晚他都比過去咳得厲害，同時他開始訴苦，頭痛劇烈。 俟我們抵達夢洛時，我太為他的支氣管炎擔心了。 我們離開加拿大，他吹毛求疵地批評一些道路：“將來他們把路修好些，我要和你再來一趟。” 但是我們永未再來一趟。 我們差不多剛抵家門，將軍即搭機飛赴華盛頓，在華德里陸軍總醫院，做每年例行的體格總檢查。 他動身時，我向他說：“我很為你的咳嗽與頭痛擔心，記住給我來電話，立即告訴我醫生的診斷。” 他微笑：“不要替我擔心，小東西。你知道，我是一匹多麼強壯的老戰馬！” “給我來電話！” 幾天后，晚上9點已過，電話鈴聲作響。很可能是我們任何一個朋友給我打來的電話，但是不知怎的，當我拿起聽筒時，我覺得那不會是個普通電話。 “陳納德夫人嗎？”是女人的聲音，一個電話小姐的自然音調。 “是的。” “華盛頓給你打來的電話。請等一下。” 我緊張地握著聽筒。接著有一個男人說話的聲音：“陳納德夫人，我是海頓將軍，華德里陸軍醫院院長。” “陳納德將軍是——是……？” “他很好，他等一下就同你講話……” 慰藉，劇痛夾雜著一種無形的纏綿的驚慌流遍我的全身。將軍很好。可是海頓將軍不停地往下講時，我的心臟彷彿收縮起來。他們已在將軍左肺的上半截發現一個小腫瘤。他們要盡可能地趕快把它切除，以備檢查用。他們希望我在常問我什麼時候能趕到華盛頓。 “我明天可以到，”我說，“明天上午。”我的胃感到冰冷，我的腦子都僵麻了。癌症——當然，有生癌的可能。沒有人提到這個字，但是在隱諱不言中，它存在這裡，然後將軍的聲音傳過來。 “安娜？” “親愛的，你好嗎？” 他大笑出聲：“當然，我很好。我覺得很舒服，好得多。” “我明天就能陪你啦。” “你能到這裡來？真是太好啦，小東西。” “好好注意你自己。” “我會的。兩個孩子好嗎？” “她們都很好。一定要好好的啊？” 他咯咯地笑起來。 “安娜，親愛的，我會注意自己。你想我在醫院裡，是做什麼來的？” “我懂，親愛的。我只是不安。我明天就看見你了。” “不要著急。現在讓我向我的兩個女孩說聲晚安。” 克奈爾·安娜及雪狄雅·露青絲都守在我身旁。 “向爸爸說晚安。” 一個孩子說“晚安”，同時另一個喊著“餵，爸爸。”然後她們兩人一齊搶著講話。我想像出他在電話的另一端，一定莞爾而笑。 “爸爸，我們愛你。我們想你。你什麼時候回家來？” 最後，她們掛上聽筒時，我聽見，從多少英里外的電話線裡，他咳嗽的聲音傳來。這天的日期是1956年8月25日。 次日，動手術時，我守在醫院。他們用輪椅把他推向手術室時，我俯身吻他，他的笑容令人增強信心。 “不要著急，”他說，“我會好起來。” “你當然會，親愛的。” 白色的門在他身後閉上時，我縮回臉上的笑容。我感到一種深邃、漸漸擴大的懼怕。我走回他的房間，我想找點事做，就伸手鋪平他的床單和枕頭。於是，我不期然地看見，他親筆寫著“安娜”的一個信封。 這封信內簽署的日期是1956年8月26日。 在朦朧的淚水里，我無法讀完下面的話。從這次後，我曾讀過多少遍，可是最後的話總是變得模糊不清。 醫生切除他的大部分左肺時，整整3小時的冗長時間他躺在手術台上，對我，它是3小時的煉獄辰光。最終，主治外科醫生蒙克利夫上校走出手術室。我站立守侯著，盯望著他的臉色，緊張驚嚇得無法開口。 “他會好起來的。” 我因此放下心來，心臟猛然地搖晃一下，醫生把手搭上我肩頭。 “現在——我好了。”我向他說道。 兩位護士用輪床推出將軍，向著房間走去，我跟著往前移動。他安靜的面貌與遮及他下顎的床單同樣慘白。 “我親愛的，”我在極度痛苦中心想，“他們在你身上做了什麼事啊！” 3天過完，他們才允許我與他說話，我握住他的雙手，熱淚濕遍兩頰。 “親愛的，你為什麼要哭？我會好起來的。”他說道。 “我知道，親愛的，我知道。” 我們又在等待檢定化驗結果，9月1日，我們終於知道了。 惡性癌！這個詞的本身發出醜陋可怖的聲音。生長在我丈夫胸臟裡的，那個壞不堪言的東西是“惡性癌”。但是，醫生已將它以及它周圍的肺臟組織全部切除，現在它已死滅，它的兇邪實體被宣告終結。 感謝神，醫生們找出它，割掉它，使它不能進而蔓延它致命的觸鬚。 醫生說新的肺臟組織還會長出來。假如十二個月內沒有惡性癌的複現，我丈夫可能是沒有問題的。 “可能”，其所含有的不吉意味未免太清楚了。將軍住在華德里醫院三週。日漸康復之中。我只有斷斷續續地睡眠，日夜為夢魘所苦。 兩個月以後我們返回台北，一直留到度過聖誕佳節。這年我們歡慶民航公司10週年紀念，將軍為許多航程的老將，佩掛服務10年獎章，然後他感到疲累，無力分切慶祝蛋糕。 “你代我切蛋糕，”他輕聲低語，“沒有你，根本就沒有民航公司。” 我懂得他的意思所在。他曾屢次告訴我，我是他戰後重返中國的理由之一。他為中國戰後惡劣的情況深感驚惶，因此留在中國籌組民航空中航線。 我含著淚水，分切那個大蛋糕。留心這事的客人們必感驚奇，他們沒有聽見他向我說的話。 他們無從知道突然襲上我心頭的恐怖預感，有一天病魔要從我身邊把他帶走。他們也無從感受那份思潮的戮心之痛。失去他，即是失去我的一部分。沒有他的日子將不復如往昔。摯愛的神，我心中默禱，不要讓它發生吧。 1957年過年後不久，我們即歸返夢洛，將軍栽種他的園地。他偶事垂釣，多做休養，他從前的一些精力似又恢復。他秉有一貫的決心，戒絕香煙，只是間或吸兩口那隻用舊了的石南根煙斗。他每月赴醫院做定期檢查，一月又一月，結論都是沒有疾病的徵候。我每月急切地等待結果，深深地懼怕回答是死刑的判決。 4月的一個明朗的早晨，無意間偷聽到的幾句話，帶給我無限的憂慮與無眠的長夜。 ——那是將軍絕不知道的。 我正在廚房裡，安靜地站在靠窗的工作台前，仔細地閱看一份新食譜，我想試做一道海味秋葵羹。安娜與露青絲都在學校，房裡房外都是靜悄悄的。桃樹林間有一隻紅胖的知更鳥吱喳鳴叫，和風吹來紫丁花夾雜著新刈青草的香味。 我聽見一輛車子停下，剎時，將軍和另外一個男人的聲浪傳來。他們進入花園，走近窗口時，我辨出那是諾伊州長：“當然可以信賴我。我定會做我能力所及的每件事，照顧安娜和女孩子，和我自己家裡的人一樣。”州長熱誠地說道。 他們近窗口時，停下來，於是我聽見將軍打火機的咔嚓聲。一會兒，我聞到板煙的味道。 “安娜有你想像不到的力量，”將軍說，“她會知道如何料理她自己。但是我仍要有人照顧她，一個在她需要幫助時，可以讓她依靠的人。” 男人們緩緩地向屋裡走去，聲調隨著逐漸低沉下來。我茫然地凝望著花園裡一片燦爛繽紛的色彩，想不出他們話裡的意味。難道是將軍計劃一趟旅行，一趟遠途旅行，因而約請州長，在他外出對照拂我嗎？那又像是不可能的。自從他動手術後，他似乎盡可能地要我陪伴他，不會的，長途旅行他會帶我同去。而且，一次過長的分離，看起來最近似乎也不會發生，他目前至少每月需赴醫院檢查一次。 那就剩下一件事：他已獲知病情的惡化，而在我面前嚴守秘密。他快要死了。我用力撐在台子邊，掙扎著想拼命壓服自己。我聽見他們走入前門。剎那間，他們就要來到的，我一定不可透露知曉的神態，那會令他受窘。我還必須等著。 他們穿過起居間，忽然爆發的歡快氣氛萬分逼真。他們充滿熱情地向我招呼。 “什麼時候吃午飯，小東西？”將軍問道，勿匆吻我的面頰。 “大約一小時以內，好嗎？” “好極啦。州長，你知道現在差不多是中午？嘗點'野火雞'你認為太早嗎？”他這是指他們兩人都喜歡的特殊威士忌酒，一種從玉蜀黍及裸麥蒸餾而成的酒。 “將軍，嘗野火雞不算太早。他們是提前出生的鳥！”州長也附和著，“安娜，你把那些高腳杯擺在哪裡？” “州長，你應當知道的——就在那個櫥子裡。來，我給你們拿點冰去。” 不知怎的，我也落入他們歡歡喜喜的情緒中。可是，他們剛才的話仍然縈繞著我。將軍向我說過，他4月份的檢查是沒有病菌的跡象。難道為了不要讓我著急，他在矇騙我？不過假如他們又發現癌症的複現，他必然又要進行治療，或者——我感到全身的顫栗——又動一次手術。 白天以及漫漫長夜在消逝中，將軍不說什麼。從八個月前動手術後，有關他的病情，我們談得非常的少。他是不喜歡老想拂人心意的事，從來沒有病態的心理，一向樂觀。一月再一月，他動身赴醫院向我吻別時，我倆之間有著不言而喻的理解。 “給我來電話，親愛的。” “我會的。” 然後，他走了，我一直緊張地等著他的電話，通知我一切沒有問題。 那麼他和諾伊州長的談話又是什麼意思？ “安娜有你想像不到的力量。”他說過這話。然而，他未必不明白，給我力量與信心的就是他自己。只是因為他在我身邊，支持我，保護我，我才會不畏懼。我的力量原出於他，失去了他，我的勇氣會動搖單是失去他的思想便令我茫然若夫，而且驚懼萬分。摯愛還要活一陣。 當我冷靜下來時，我說道：“他們不能再施手術，再切除嗎？” 他點著頭：“可以的，但是他們認為弊多益少。” 他說話時的鎮靜好似在說：“他們認為今天有下雨的可能。”令我敬慕與愛意油然而生。面臨這樣一蹶不振的消息，他還像往常一樣地平靜與堅定。他的勇氣與剛毅誠是至高無上的。他像是不會不光榮地杯有恐懼的情緒、並讓它陪襯於他偉大力量之側。我感覺脆弱，太女人氣，我向來愛他至深，但，在他生命歷程中悲傷的黃昏黯弱時期，我的愛意幾近崇拜。 兩月後，我們赴波士頓城著名的拉希醫院，做精密的檢查。將軍對華德里軍醫朋友們有充分信任，而對新奧爾良醫生，名震遐邇的癌症專家，網爾敦·奧其勒，尤倚重為特殊私人朋友；但是拉希醫院是另一救人們，過去與他並不熟識，可能更接近於提供他一個爽直而確切的回答——還能活多久？ 他並未向我說明這點，但我是知道的。他的典型風格會使他要求整個實情。 至於我，我則是畏縮地藉以躲避實情，因為在我們知道以前，我仍能佯裝，我丈夫的病不致惡化尚且會轉好，他餘下的短促人生猶在不定之中，他將不為可測知的癌菌蔓延進展所限制。 然而我非常明白，佯作不知也是沒有用的。為了他的緣故，為他經常這樣表現出自己的這種人，我們知道最壞的，才是最好的辦法。 “認識你的敵人。”將軍一向有此信念。 他無畏懼地面對當前奸詐的敵人，一如往昔他曾面對其他全體的。他必須得知它的力量，它的潛在力，以及戰爭可能的時限。 不錯，他必須得知。而現在我們兩人都寧願早獲答案：現在人間生命的道路上還給他剩多少年，或是多少月，或是多少星期？ 甚至在如此重要的時候，將軍尚勻出時間在紐約及華盛頓，為公務暫作勾留。我預擬數天后赴波士頓與他相晤。於是，我給他寫信，其中的片斷是： 在1957年11月19日，他在威拉德旅館寫給我一封信，令人歎賞的信： 一個白雪紛飛的下午，我們到達波士頓。翌晨，在拉希醫院開始詳細的檢驗與復查。一切告終後，醫生宣布答案。 他們告訴陳納德將軍，就大多數的人而言，他們獲知的結果必須要附上一點還有希望的諾言。可是，他不需要，他們供給的乃是不加偽飾的真情，因為他們知道他亟須曉得真實情況，同時他能承受聽到這個消息的震驚。他們擅長於判斷病人。他們知道病人的勇氣有多大。 醫生們說，就他這種情形，他只有三個月可以活。 “我們的祈禱有任何力量嗎？”我實在並不想問將軍這個問題。 “永遠不要懷疑全能的神，小東西。” “對不起。我等一下會好些的。” “我曉得你會的。” 時間緩慢地過去，我貼近他，不停地發抖，於是他緊緊摟著我。 “安娜，親愛的，”他終於說道，“聽我說，我們向來都在台北過聖誕節，這個聖誕也不要有所不同。” 他已決定如此，我們帶著孩子跨上越太平洋的長途飛機。 1957年聖誕節早上，他到辦公室，處理幾小時的公務，好像生命仍有好多年而不是幾個月一樣地工作著。中午前，他回到武昌新村家中，於是我們吃混合雞蛋拌乳砂糖及火酒的冷飲，與孩子們打開我們每人的禮物。我一直到事後才知道：民航公司的李醫師告訴我，聖誕日的上午將軍第一次咳嗽咯血。 “不要告訴安娜。”他曾經請醫生答應他。接著有更多的早晨他咳嗽咯血，可是我也常是不知道的。 我們最後一次動身返美前，將軍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我問他原因，他正坐在寫字台前，處理一堆民航公司的公文，於是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為什麼？因為這是最後一次。” “天啊！”我像骨鯁在喉，淚水刺痛我的眼睛，我在一片朦朧中轉過身去。他從未像這次一樣的明白說他的死亡，這次的失言令我一諒。不知怎的，醫生們雖已失望，可是，只要他，克奈爾·陳納德還沒有失望，我仍然是一直在希望裡的。我對他的信心是如此之大，對他的力量是如此堅信，以致我始終沒有面對最終的結局。此刻，他無意中承認，他是順從死亡的，似乎將我一向依附的不合理的希望，剝奪得一絲不存。 我感到他的手臂向我圍攏來。他立即意識到，他剛才已把我嚇住“小東西，即使我們戰鬥必獲勝利，我們在戰略上也一定要準備最惡劣的。我並沒有放棄，靠神的佑助，我仍要征服這該死的東西！” 我這時已能控制自己。 “我懂得，親愛的，假如有人能做得到，那就是你。我們必須努力祈禱。我可以參加你的記者招待會嗎？” “當然可以，如果你能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不要流淚！” “我答應了。” 我極為困難地遵守這個承諾。我坐在他身邊時，我的思潮跌回在昆明，1944年的另一次記者招待會，那時我第一次與他相逢，並且，我想，我愛上了他。那時，他是一名飛虎將軍，強壯、健康，所向無敵。而此刻呢？ ……我望著他，微感驚訝地意識到，他的改變很少。同樣凝神的深色眸子，同樣堅定的下顎，同樣有著對於自己及命運的信心。他的健康已經喪失，但是這位真實的人，這人的靈魂，毫未改變。他的精神仍在燃燒中。我為他感到無限驕傲。他挺直地站在桌前，結束會議時，對著記者們說道：“我計劃還要活許多年。” 我內心在想：“他不能死去。他太強壯也太驕傲，並且太勇敢。” 我開始默禱奇蹟的出現。 1958年1月10日，記者群們在舊金山機場迎接我們，探詢陳納德將軍“最近一場戰事”的消息。 “陳納德將軍，報導說你得了癌症。是嗎？” 我們站在寒冷的1月的濛濛細雨中，我聽見將軍的聲音：“恐怕是，醫生這樣告訴我。” “將軍，你計劃做什麼？” 將軍微微一笑：“做什麼？我打算活久了將它忘掉。假如上帝給我充分的時間，我要把這個敵人也打敗。現在，我們談點重要的事——”記者們都笑了，那天的鬱悶氣氛一掃而光。他說話的方式，不知怎的，會令他們相信！ 他當天的日記有如下的記載： 幾天后，我們飛赴華盛頓，在華德里醫院開始100萬伏特的X光治療。高電壓的治療使將軍發燒。 1月與2月許多夜間的咳嗽似乎要撕裂他瘦弱的身體一以及拆開我的心房。 但是他拒絕屈服。他仍對於每件事，過去，現在，以及未來具有急切的興趣。在華德里醫院臥床的兩個半月期間，包括10萬句話以上的錄音記錄，有關他與我，以及他與朋友們的談話，這些人都是對於他自己所持的多方面觀點發生興趣的。 按照醫生們的看法，將軍在他為生命戰鬥的末期，近乎神蹟一般地，鼓起充分的肉體力量與他不能征服的精神相頡須。一天黃昏，他從床上起來，走向醫院病室的窗前。他已骨瘦如柴，兩個頰骨滿佈紅熱的斑點，他的聲帶由於正在殺戮他的東西作祟，好像刺人耳膜的留聲機廢唱片。 “醫生會不高興的，”他說道，“但是我要去參加民航公司在紐約舉行的董事會。他們要商討購買一架噴射運輸機，要把訂貨單發出是很重要的事。我們不能拖延。” 1958年1月20日，他以民航公司董事長的身份投下了他絕不能活著看到的購買新機的一票。 5月裡，離開華德里醫院，返回我們夢洛的家中，過幾天幸福的日子。但是將軍的精力日見衰退，所以10天后哈佛脫將軍派來他的私人座機，將我們又送到新奧爾良的奧斯勒基地醫院。 和在華德里醫院一樣，我每日陪伴將軍，夜晚很遲才返回靠近醫院的招待所裡的臥室。 有許多可以緬懷思想的時光，悲苦的以及甜蜜的。我常思及人類幸福的短促，與悲痛的傷感。 我屢次想到，像克奈爾·陳納德，一個飛鷹樣的人，生來就真實地和象徵性地站立於眾人以上，翱翔於空際，竟然一寸又一寸地死於可怕的疾玻也許當年他在飛行中一下子墜地結束生命還要好得多。但這是神的意旨，假如將軍也產生過同樣的思想，他是絕不會提起的。他的天性就是勇敢地，絲毫不抱怨地面對生命。他用同樣的方式面對死亡。 一夜，不斷轉劇的胸部疼痛使他不能入睡，我握著他的手，坐在他的床前。 “我找醫生給你點幫助眶眠的藥，親愛的。”我說道。 “現在還不要。” 惡性毒物現在延及他的呼吸器官，他的聲音變成嘶啞的低語：“小東西，我離去後，你計劃做些什麼？” 這不像是他，“親愛的，不要這樣講話，你會好的。”我說。 他搖搖頭：“不會的，”他低聲說道，“我的確很喜歡再和你同過許多年，並且照料你和我們的兩個小女孩，但是現在我認為已經不可能了。” 他略停片刻，接著說道： “無論有什麼事發生，我要你記住，我是十分愛你的，遠勝我曾愛過的任何人。” 我吻他：“我親愛的，我從未像愛你一樣地愛過任何人。你必須好起來，親愛的。” 他沒有回答，緊緊地握著我的手，他的眼神很動人。稍後，醫生給他服食止痛鎮定劑，於是他睡著了，發出粗啞的呼吸聲。那天夜裡，我沒有離開他的房間，我睡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