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大智大勇·周恩來在1946年

第67章 四、堅持政協路線的鬥爭

新年伊始,國共和談向何處去是人們都關心的事。 毛澤東發表《新年祝詞》指出:1947年將是光明與黑暗繼續鬥爭並取得比1946年更重要勝利的一年。解放區人民為粉碎反動派進攻,正進行艱苦卓絕的奮鬥。國統區各階層人民為爭取民主自由的群眾運動日見高漲。著重揭露國民黨蔣介石的虛偽性,指出國民黨當局現在還沒有表示任何起碼的和平意圖,他們在美國政府的指使下,正在忙於分裂的“國大”和獨裁的“憲法”來粉飾自己,以便使戰爭和美國的援助“合法”化,只要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堅持奮鬥,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一定會在今後數年內奠定穩固的基礎。 元旦,蔣介石也發表廣播詞,聲稱對中共問題不關閉和平之門,願以政治方式解決,並且期待中共參加政府。

1月2日下午,邵力子來到梅園新村,興高采烈地對董必武說:“蔣介石打了電報給西北行轅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張治中,張治中今日奉蔣介石令已回到南京,看來和談又有柳暗花明之可能啊”。 董必武聽說張治中回到南京很是高興,他說:“我一定抽空去看望他,不過,”董必武望著邵力子充滿希望的眼神又說:“和談之事能否柳暗花明還要看蔣介石是否有誠意呵!” 6日上午,董必武專門安排時間和王炳南一起到張治中家中,親自登門看望了張治中。 張治中非常熱情地把董必武、王炳南請進客廳,雙方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 董必武首先對張治中如期踐約,釋放了我黨在新疆的政治犯表示感謝,並徵詢了蔣介石對重開國共和談的打算。 回南京前,張治中對重開國共談判還是有信心的,他的理由是在抗戰和重慶談判期間,曾作為國民黨首席代表與周恩來簽訂過一系列的協議。回來後,他發現一切事過境遷,國共合作的蜜月已經成為過去。

張治中耐心聽取董必武關於中共對重開國共和談的立場,他誠懇地說:“戰爭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戰爭的結果,只會使民族受害,兩敗俱傷。” 董必武列舉了停戰談判進程中,中共的一次次讓步,以實現停火協議,而蔣介石得寸進尺的一再逼迫,重申了中共的主張:蔣介石要徹底消滅人民力量,人民惟一的道路不是去向蔣介石投降,而是堅決將愛國自衛戰爭進行到底,直到取得祖國的獨立和平民主的實現為止。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切虛偽的和平空談,都是卑鄙的無恥的勾當,而只有愛國自衛戰爭才是神聖的。他又說:政協決議是國共合作的基礎,從滄白堂扔石子、較場口血案、李公樸、聞一多被害,再到一黨“國大”的召開,哪一點實施了政協決議,蔣委員長並非真的想停火,而是另有所圖。

經過這一席長談,張治中也感慨良多。他在給蔣介石一封長信中說:“詳細分析政府威信的低落,黨政軍種種弱點的暴露,請主席務必改革領導作風,檢討各項政策,特別著重改善外交政策——對蘇聯政策與對中共政策,對外聯蘇,對內和共”,覓取各種有效途徑,把握時機,爭取主動,一心追求和平統一之目的。 自12月初馬歇爾、司徒雷登與蔣介石會談後,由於軍事上的失利和繼續爭取美國援助的需要,蔣介石發動了使人頭昏目眩一連串的“和平”攻勢。 王世傑在訪問司徒雷登時,轉告蔣介石的意見說,國民黨政府的當務之急是立即改組政府和恢復交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彭學沛也對記者發表談話,大講所謂對停止衝突及改組政府的具體辦法,並稱甚願與中共竭誠商談,以期和平統一早日實現。隨后孫科也發表書面談話,提出各黨派負責人再來一次圓桌會議。

針對國民政府大員的一系列講話,王炳南就此事發表談話:政府一方面大規模進攻解放區,一方面侈談和平,如對和平真有誠意,則應接受中共所提兩項要求。 為抵制和揭露美蔣和談鬧劇,根據周恩來和中央指示,董必武1月8日去了上海。直到回延安前,他沒有再回南京。雙十政協會議週年紀念日,政協代表董必武、張瀾、郭沫若、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張東蓀等在上海歡聚一堂,並就時局發表談話:惟有政府徹底覺悟,根據政協原則及精神,始能解決中國問題。董必武有針對性地指出:“政協路線乃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正確路線,也是中國人民從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桎梏下求得解放的路線。今後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仍非遵照這條有歷史意義的路線不可。”他還說明,有人企圖違反“政協”路線是行不通的,並“希望美國政府能變更其過去對華錯誤政策,促成政協精神之恢復。”

這時,民盟正在上海召開二中全會,張瀾先生專門來信,重申了民盟的基本目標與使命是堅守政協立場。雖然,民盟中多數人對國民黨的“和平”攻勢不予理睬,但是,也有人發生思想動搖,只求停戰和平,不顧及當時國民黨在軍事處於有利地位的事實。一部分人對馬歇爾的各種謬論認識不清,說什麼“在現在的內戰之中,雙方都是錯的,”幻想“重開和談”。這期間,為揭露蔣介石獨裁內戰政策,董必武在應邀和民主人士的座談時,緊緊圍繞“促成政協路線實行”這個中心問題發表意見。他說:“政協路線是有第三方面人士廣泛參與的國共重慶談判的重要成果,是國共談判成功和破裂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路線,這將是我們為之奮鬥的長期目標。為什麼我們現在的口號不叫'政協決議'而叫'政協路線'呢?因為政協決議已被他們破壞,但路線不能變,黨派協商、共同綱領、聯合政府是不能變的。”

在黃浦江畔,董必武總是那樣堅定、剛毅、沉著、從容。他對內,要部署中共辦事處和地下黨的工作;對外,要廣泛聯繫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宣傳我黨的方針政策。他還化名為張敬三經常冒著風險,不顧及個人安危,出入龍潭虎穴,同黨的地下工作者進行聯繫。有時為了會見進步民主人士,不讓特務發現,常常在晚上十二點鐘後開車出去。有幾次到宋慶齡那裡去,就是如此,去之前打電話和廖夢醒聯繫好,車在離宋慶齡住所幾里遠的地方就關燈行駛。有時會見地下黨的同志,也是深夜閉燈開車出去。為了保證黨的機關和同志們的安全,董必武總是要司機在離目的地很遠的地方停車,一人摸黑步行前往。工作人員都為他的安全捏一把汗,董必武就安慰說:“這樣雖然自己不太安全,但黨的機關和同志們更安全了。”

1月15日,國民黨和談騙局越演越逼真,蔣介石竟交給司徒雷登一份重開談判的4點方案,要求司徒雷登和共產黨在南京的代表接觸,但不要提出這4點建議,如果共產黨提出具體方案,就說明政府已初步確定派張治中組成代表團,代表政府和中共討論一切重大問題。 第二天,司徒雷登即把國民黨派張治中赴延安的決定通知中共駐京辦事處。 董必武把這情況迅速報告了中共中央。 周恩來接電後,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電示董必武:根據目前形勢,蔣提出恢復和談,只有利於蔣方重整軍隊再度進攻和美方在3月莫斯科會議上粉飾太平。我們的方針,應使這種有利於美、蔣完全欺騙性的和談恢復不成,讓美、蔣只能靠原班人馬開其圓桌會議,改組政府,將其一切王牌打出去,徹底暴露其原形,以使我們在這半年內取得轉變局勢的勝利,而更有力地推動蔣管區的鬥爭。

20日,周恩來又致電有關中央局和上海、重慶、香港等地黨組織的領導人:目前正是揭穿美蔣和談欺騙、將群眾對蔣美鬥爭提高一步的關頭,望各地加緊進行統一宣傳與活動步驟。 根據中央的指示,王炳南把中央“關於堅持過去所提的兩項條件”的答复,通知了司徒雷登,並指出如果國民黨同意,和談可以在南京繼續舉行,否則即使派人到延安也無補於事。 20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了所謂《政府對和平商談之願望及其經過之說明》,拋出了就地停戰、改組政府的等4點所謂“和平方案”。 25日,中共中央以我黨中宣部長陸定一的名義,對國民黨中宣部的聲明加以駁斥,指出聲明的全部內容是拒絕中共提出的兩項條件,這四條是蔣介石經美方轉交中共辦事處的所謂蔣介石的提案,就蔣介石這一行動本身看,就可以知道,所謂和談,完全是欺騙,既然不要真正可以保障和平、實現民主的先決條件,又有什麼誠意可言?又有什麼和談可言?

民盟總部也在上海發表民盟二中全會《政治報告》,提出努力促成和談、重開政協、實行政協決議、成立聯合政府等4項主張。在招待各界人士座談會上,民盟發言人堅稱:民盟決不作假和平工具,決不參加政府。 董必武也應邀參加會議並發言:中共對民盟從來就很尊重。政協決議已被蔣介石破壞,惟有民盟在堅持。有人說民盟是共產黨的尾巴,這是惡意誣衊。民盟領袖中有很多人在中共成立前便致力於民主運動。 1月29日下午,美國駐華大使館發表聲明說:“美國政府決定終止其對三人小組之關係和終止其對軍事調處執行部之關係,軍調部的美方人員要盡快撤退。”中共駐京辦事處發言人梅益就這個問題發表談話:美國退出三人會議及軍調部的悲劇性下場,是美國反動政策與國民黨破壞政協決議的必然結果。並聲明,美方雖然退出軍調部,但也不能逃卸助長中國內戰的責任。

2月1日,中共中央致電董必武、葉劍英,指出:美方退出軍調,是中美人民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個勝利,並提出取消軍調部後的有關工作處置意見。 2月6日,司徒雷登通知我駐京辦事處,聲稱美國政府將協助我方人員回到“共產黨區域”,直至3月5日為止。這就是說要中共代表團最遲於3月5日撤退完畢,否則他們不負任何責任。國民黨也不斷放出風來,要把南京、上海、重慶三個辦事處的人員攆走。 這時,辦事處事情不多,工作人員都加緊學習。董老經常去書店蒐集圖書、雜誌,陳家康每天學習俄文,潘梓年、華崗、韋明從事寫作。為搶在國民黨迫使中共辦事處離開國統區的之前盡可能地為解放區爭取一些救濟物資,延遲黃河堵口合龍,董必武和伍云甫、林仲等人與聯總、行總、水委會代表,又開始新一輪的談判。由於國民黨盡快合龍方針已定,會談只達成向解放區撥付部分搶修河堤工款等部分決議。聯總藉口國民黨飛機轟炸解放區及沿海,行船不安全,拒絕向解放區運送物資,一面加緊堵口,一面破壞解放區復堤工程。值得說明的是,3月15日,花園口堵口工程終於合龍,黃河水全部向黃河故道流去,淹沒解放區村莊237個,良田27萬畝。至此,國民黨當局借黃河歸故之名,行分割解放區的陰謀,也被這場慘劇徹底揭穿。 《中美商約》簽定以後,大量廉價商品通過“合法”、非法渠道湧人中國。從小麥、奶粉、水果、罐頭、香煙、紡織品,乃至牙刷、火柴、香水、香皂,充斥中國市場。上海各大商店貨架上80%以上都是美國貨。半年中,上海有1600多家工廠倒閉,300多家製藥廠倒閉200多家。許多有識之士都在大聲疾呼“廢除《中美商約》”。經上海地下黨批准,百貨業地下黨書記周燦紳決定以2月9日上海國貨公司開業14週年紀念日之際借新都劇場召開大會,成立“上海愛用國貨,抵制美貨委員會”,請各業工會代表、工廠、商店業主代表參加,並邀請郭沫若、馬敘倫、馬寅初赴會演講。由於混進工會的密探告密,會議尚未開始,預先埋伏的數百名流氓、打手便湧入會場大打出手。混亂中,永安公司一名職工被國民黨特務打死,受傷者有10人,發生了國民黨當局製造的又一起血案——勸工大樓血案。 消息傳來,董必武氣憤難平,憂心如焚,在周公館他寫下了一首七律詩文: 並加序說明:去年2月10日,在重慶較場口發生特務毆人慘案。今年2月9日滬上勸工樓又有特務兇毆愛國人民慘案。 針對國統區民怨沸騰、民變蜂起的狀況,周恩來在給國統區地下組織的電報中提出:今後國統區鬥爭方式要從為生存而鬥爭,聯結到政治口號來發展。這期間,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數份指示,就如何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學生運動成果,應付複雜多變的鬥爭環境,以及城市鬥爭之外的農民武裝鬥爭等問題,給予切合實際而又十分具體的指導。並預見:“隨著國民黨軍隊在前線繼續遭受失敗,人民在活不下去、忍受不了的條件下……新的鬥爭會在為生存而奮鬥的基礎上增長起來。”周恩來還再三告誡國統區的中共黨組織,在領導、組織群眾鬥爭時應從參加這一斗爭的群眾本身的生存問題上著想,有計劃地轉移到帶地方性的經濟鬥爭中去,以深入和鞏固群眾鬥爭的基礎,把握由經濟鬥爭到政治鬥爭的原則,並希望各地黨組織要依照具體情況,善於運用鬥爭策略。 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上,通過了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黨內指示。會上,周恩來分析了蔣管區的人民民主運動,指出在這個“第二戰場”,反美鬥爭發展很快,和平民主口號正一步步被人民所接受。第一次把蔣管區人民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鬥爭,提高到同“第一戰場”——人民解放戰爭的主戰場相配合的戰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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