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五、折衷方案的出台

21日中午，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等人乘美軍專機飛抵南京。 為了不誤談判時機，第三方面人士的大隊人馬也興沖沖地乘坐中國航空的民航飛機同日抵達南京，同機到達的有沈鈞儒、章伯鈞、黃炎培、羅隆基、張君勱、蔣勻田、曾琦、李璜、左舜生、陳啟天、郭沫若、胡霖、餘家菊、楊永浚等。中等身材，戴著眼鏡胖胖的孫科院長親自和王世傑、梁漱溟等人到飛機場迎接。 孫科與大家一見面後就說：“歡迎各路英雄光臨首都，委員長已恭候多時，今天要在總統府與大家見面”。 於是，一溜汽車就從飛機場直接開進了國府路總統府，接受蔣介石會見。 在汽車上，王世傑對羅隆基說蔣介石今天就要去台灣。見羅隆基默不作聲，他問道：“是否坐飛機累了？”

羅隆基隨口哼起了北宋柳永的一首詞作：“此去經年，應是良辰美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王世傑立即體會到羅隆基的譏諷之意，他說：“不，不，他很快就回來。” 蔣介石與第三方面的代表一一握手後說：“很好，很好，大家都來了。餘等你們很久了，你們從今天起就趕快商談吧，政府方面由孫科作代表，餘原定於前兩天去台灣，為了等你們，今天才走。”不等代表們表示意見，他就通知侍衛官備車。前後接見時間只有8分鐘。大家知道，在國民黨方面沒有任何人可以代替蔣介石作主，沒有他的同意，什麼重要問題也談不成。蔣介石在這個關鍵時刻離開南京，許多第三方面人士的心就涼了大半截。 黃炎培和沈鈞儒相視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嘲笑，沒有講話。他們在心裡都在想，關鍵時刻走開，這是蔣介石避開談判多次採用的伎倆。談判雖然重開了，但前景看來不會出在上海時周恩來的所料。

孫科忙著招呼大家說：“今天，政府在國際聯歡社準備了午餐。好容易大家都聚在了一起，我們邊吃邊聊吧。” 國際聯歡社俱樂部座落於中山路671號（現中山北路259號），現為三星級南京飯店。國際聯歡社是隸屬於外交部的一個以各國駐華外交使團成員為主，並有中國外交界人士參加的旨在聯絡國際人士感情的團體。國際聯歡俱樂部原建於1929年，最初活動場所在三牌樓將軍廟，後來由於參加人數增多，原處不敷使用，擇現址重建。 國際聯歡社俱樂部建築面積11054平方米，主樓為混凝土結構，高三層，大樓的造型設計採用西方現代派手法，立面人口設計成半圓形雨棚，中間突出部份以框架柱與弧形鋼窗有機結合，以加強門面效果。房屋立面的柱套、門套選用磨光黑色青島石貼面，典雅大方。房間內部裝飾豪華，外部別具一格，為當年南京著名的建築之一。

在國際聯歡社舉行的聚餐會上，孫科頻頻舉杯，預祝三方會談圓滿成功。 張君勱倚老賣老地拉過孫科悄悄說：“會商不能把委員長的8條作為談判的前提，中共是不可能接受的。吳鐵城、邵力子在上海並未說過會談的要有先決條件，如果這樣，我們只好回上海了。” 受大家推選，梁漱溟在宴會上作了致詞。他說：“大家不要因周恩來返京而樂觀，據我看，周先生此來，具有決心，毋寧是撤回延安之步驟。中共代表此次是抱著不妥協方針來的，回南京可能是回延安的第一步，現在是死馬當作活馬醫。”他回顧過去10多月第三方面參加國共和談的教訓又說：“為保證今後的努力免於失敗，必須在國共兩黨的矛盾之外，奠立一個新的和平力量——第三方面。” 孫科坐在主席桌上帶頭鼓掌，梁漱溟受掌聲激勵又說：“從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須自覺認識其責任之重大，而團結一致，負起責任。第三方面，除貢獻其心思與辦法外，於必要時應秉持公正態度，對於任何一方之不愛惜和平者，斷然聲明其責任，以輿論制裁之！”

黃炎培聽了頗為樂觀的講話後，接著說：“不用諱言，由於政協決議及停戰協定未能實施，反被破壞，情形已非常嚴重和惡化。現在，政協同人又聚首一堂，只有按政協決議辦，才有希望。” 自此，第三方面代表就每天在南京白下路交通銀行一個會議室裡碰頭座談。有時，還請國民黨方面或共產黨方面的代表來說明問題，參加座談。這樣奔跑了五六天，並沒有什麼頭緒。 令第三方面頭痛的是，總找不到蔣介石提出的8條前提和周恩來提出的2條要價的結合點，更要命的是，蔣介石的軍隊還在關內外各地採取攻勢，內戰戰事不斷。向共產黨方面無多話可說，蔣介石和宋美齡又在台灣優游不歸，國民黨方面無人當家。大家很著急，決定致函孫科，催請蔣介石早日回南京。

正式的會談還沒有開始，國民黨軍隊在25日又攻占了東北解放區的安東。 雖然，馬歇爾負氣退出了國共調停，但周恩來知道，馬歇爾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對國民黨明的暗的支持。而且，作為美國總統特使的他，其一言一行，都代表著美國對華政策，極大的影響著國共關係。回到南京後，周恩來不計前嫌，又與馬歇爾在寧海路5號見面。周恩來決定再“將他一軍”。 馬歇爾喜出望外地歡迎周恩來的到訪。他以為周恩來是來請他繼續參加國共調停事宜的。離開上海時，他曾對吉倫中將說：“周恩來是我遇到的最厲害的談判者之一，週很有耐性，他還會來找我的。” 坐定下來，周恩來說：“我是來向將軍閣下道別的，因為中共中央來電要我立即回延安。” 馬歇爾殊未料到周恩來是來向他道別的，他非常著急的說：“週將軍萬萬不可在這個時候離開南京，否則你會鑄定歷史性的大錯！”

周恩來說：張家口被佔，政府宣布召開“國大”，說明全面破裂的局面已定。因第三方面的努力，故我這次回來談判。但蔣去台灣，避而不談。蔣的8條是哀的美敦書，等於迫使中共投降，但中共從未投降過，而且要取得最後勝利。中共主張停戰，已盡了最大努力。 “第三方面正在起商討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蔣介石回來後可進一步商談。我願意為停戰談判的重開繼續作出努力。”“在當前情況下，我留在南京也是徒勞的。”周恩來說。馬歇爾忙說：“委員長會很快回來的，週將軍再耐心的等兩天。” 當天，馬歇爾起草了致蔣介石備忘錄，催其速回南京。 晚上，黃炎培、梁漱溟、章伯鈞、羅隆基到梅園新村，同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李維漢等商談。

對重開和談的前景，在第三方面中黃炎培是看得較準的一位。他說：“蔣介石是非打不可的，這是看清楚了。但中共的實力究竟怎樣？有準備沒有？” 周恩來以形象化的語言介紹了毛澤東不計較一城一地得失，消滅對手有生力量的戰略，他又說：對蔣的看法，我們是相同的。我們是有準備的。但多緩和一天總是好的。 章伯鈞是位老將軍，聽周恩來一說就明白了，他連著點頭說：“毛澤東、林彪、彭德懷、陳毅都是很會打仗的。” 黃炎培想把剛得到的國民黨佔領安東的東北戰事情況告訴大家，但又怕刺傷在座的周恩來和鄧穎超，他吞吞吐吐地說：“東北戰局發展對談判不利呵，陳誠催促快些談好停戰問題。”周恩來立即敏感地問：“東北戰局的發展？安東如何？”章伯鈞答：“陳誠說，安東昨天已被國民黨軍隊拿到了手。”大家一聽，都表示極大憤慨。周恩來盛怒之下，一把將手中的茶杯摔在地上，憤怒地說：我們要回延安，從此以後不再談了。共產黨是不怕壓的。並立即要人去把梅益和記者找來，告訴他們安東被佔的消息。

周恩來氣憤地說：從1924年算起，蔣介石和我們打了幾十年交道了，但他並不了解共產黨。共產黨從無到有，從最底層翻了上來，哪怕國民黨的壓力？怕壓力，當初就不會有共產黨！ 黃炎培、梁漱溟力勸周恩來暫時不要回延安，也不要發表聲明，以免不明真相的人誤解。黃炎培當場表示：“今後，第三方面有什麼重要主張和行動，一定先同共產黨協商，並徵得同意。請轉告延安加以考慮。” 梁漱溟也極力勸周恩來息怒，並表示民盟今後將加強同共產黨的合作，防止蔣介石利用第三方面名義，孤立共方，以盡到對共產黨表示誠意和道義上的支持。 國民黨軍隊在奪取長春、安東後，戰爭仍無停止的跡象，而且還在擴大。同時，在關內集中大軍進攻煙台等城市。

鄧初民等38名重慶文化界人士致電南京商談的各方代表，呼籲立即停戰，不可邊談邊打。 27日，香港、九龍各界3000多人集會，舉行反內戰大同盟成立大會，一致要求美軍撤出中國，實行政協決議，反對一黨國大和反對國民黨政府徵兵、徵糧。 這兩天，作為民盟秘書長的梁漱溟尤為焦躁不安。一則，時間一天天的過去，距蔣介石宣布的國大召開時期越來越近；二則，第三方面大多數人的家業都在上海，不能在南京久留。梁漱溟急於求得一個折衷方案，以爭取調解早日成功。在交通銀行聚會點，他問大家有沒有什麼好辦法？大家都搖頭嘆息，因為誰也沒有醫好和談這匹“死馬”的靈丹妙藥。 苦思冥想，梁漱溟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的初稿。主要內容有3條，一是，雙方即日下令全國軍隊就現地一律停戰，關於停戰的執行調處及恢復交通辦法，由軍調處及執行小組依據軍事三人小組已有之協議處理。二是，全國地方政權問題，一律由改組的國民政府委員會，依據政協決議和平建國綱領的規定解決，其有爭議的地方，依軍民分治之原則，盡先解決。三是，依據政協決議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綜合小組，商決政府改組問題，並商決關於國大代表的名額問題，一致參加國大，同時儘速召開憲草審議委員會，完成憲法修正案。

梁幻想把第一條第二條加上一些具體規定，就可以解決東北問題，於是就請參加座談會的幾個人幫助他進行修改。大家又推舉對東北的情況比較熟悉的黃炎培、莫德惠幫助梁完成關於第一條和第二條的詳細規定。經過三人商定，第一條規定共產黨在東北的駐軍地點為齊齊哈爾、北安、佳木斯3地；第二條增加了國民黨政府可派縣長和警察接收共產黨所在的鐵路沿線的各縣地方行政工作。 這樣，折衷方案總算敲定了，立馬複寫三份，分別送馬歇爾、孫科和周恩來。 下午5時左右，梁漱溟、李璜、莫德惠坐車到了梅園新村。董必武、李維漢等聽說梁漱溟一行來後，忙放下手頭的工作趕到周恩來的辦公室。 梁漱溟興沖沖地取出方案對周恩來說：“這是第三方面提出的折衷方案。因為時間太緊，我們只好分送給政府和馬歇爾。”周恩來眉頭微微一皺，沒有講話，示意梁繼續講下去。梁漱溟清了清喉嚨，開始逐條宣讀和解釋這個方案。讀完序言，第一條剛讀到“就現地一律停戰”，周恩來臉色驟然變了，他用手製止說：不用再往下講了，我的心都碎了。怎麼國民黨壓迫我們不算，你們第三方面亦一同壓迫我們？ 仔細推敲，這個所謂“折衷方案”於蔣介石太有利了。國民黨軍隊剛從一連串的攻勢中搶占了張家口、長春、安東和蘇北、山東等大片土地，就地停戰等於承認這些既成事實，只能對國民黨有利。 周恩來激憤地站起來說：今天和平破裂，即先與你們破裂。十年交情從此算完。想到自抗戰前中共就與民主人士建立的友誼，他聲淚俱下地又說：共產黨是打出來的，我們可以去打游擊，你們怎麼辦？我們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多一塊地方，少一塊地方的問題，蔣介石要把我們打倒在地下，你們還要踩上一隻腳！ 董必武說：“這個建議，是政府憑以摧殘人民的根據，你們如何向國人交待！” 李維漢也說：“這個方案是關係到千百萬人生命的大事呵。”所謂的“折衷方案”一旦落入蔣介石的手中，蔣介石必定利用這個方案大事宣傳，藉以欺騙人民，說他已經接受了第三方面的建議，履行了政協協議，反誣共產黨不尊重政協第三方面公平合理的建議，強加共產黨以違反公意、破壞政協決議的責任。 大家都很少見到周恩來動怒，莫德惠急得坐立不安，直搓手：“趕快想想辦法，看看如何補救！” 周恩來坐下又站起身，他走到會客廳對面的辦公室取來一份電報稿對梁漱溟等人說：這是我向中共中央電報的文稿，“民盟相約，今後新的行動將互相通氣”，他又說：我是信任你們的，你們為什麼不事先關照？ ！梁漱溟自知理虧，忙通知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李璜來梅園新村商量對策。羅隆基剛走進客廳，李璜立即把他拉到客廳外的小花園，小聲告訴他事件的詳細經過，並認為必須立即設法把文件從孫科和馬歇爾處收回不可。黃炎培、莫德惠、章伯鈞都認為立即收回文件是上策。但是，如何收回呢？大家站在那裡商量。 “硬去要回文件，恐怕要不回來，我們就說因為抄寫時遺漏了重要一條，要拿回來改抄。” “好，需要立即行動，越快越好！”4個人立即分乘四輛汽車，首先奔往孫科公館。 孫公館門前車水馬龍，只見國民黨軍政要員正紛紛離去，顯然已就第三方面的方案開過會了。 國民黨宣傳部長彭學沛與羅隆基是小同鄉老同學，與羅隆基很熟悉，見到羅隆基來了特地下車與羅打招呼。彭學沛虛張聲勢地說“我們已在電話中報告了蔣主席，主席亦同意了。”原來，蔣介石這時已從台灣回到了南京。 羅隆基沉住氣，似乎是高興地樣子問：“孫院長還在家嗎？”彭學沛說：“還在，他就要到蔣主席那裡去了。” 進了孫科的會客廳，孫科、陳誠、王世傑等正在坐在客廳沙發上說著閒話。 孫科對第三方面的建議表示讚賞，但是，陳誠卻言不由衷地說：“你們幫了一個共產黨的大忙！這個方案我們不能接受。”黃炎培忙說：“這個方案漏抄了一條，應該補上。” 孫科把文件包拉開，取出文件遞給黃炎培說：“漏抄了什麼？”黃炎培答不上來，把文件拿到手後就交給羅隆基，連聲說著“得罪，得罪”退了出來。然後，又馬不停蹄地趕到馬歇爾處，因馬歇爾外出未回，文件還沒有啟封，比較容易地拿回來了。 到了晚上9時左右，國民黨宣傳部長彭學沛打電話到藍家莊找羅隆基，向他要文件。彭學沛在電話裡說：“孫科說，蔣主席已同意了這個方案，今晚發稿給各報館。” 羅隆基說：“第三方面對提案要重新考慮，暫時不能給。”彭學沛在電話裡說：“我知道了，你們演得好，'月宮盜寶'呀”。 羅隆基說：“我們是收回自己的文件，不算盜寶，我演的是'完璧歸趙”'。說著，兩人都在電話裡笑了。直到此時，這場風波才告平息。 這時，國民黨軍隊加緊包圍延安，政府駐延安聯絡官已準備撤退，決裂的架勢已明顯地擺開了。 連貫與楊琳一同搭船回到香港後，立即將周恩來佈置的幾件重要工作向方方、尹林平作了匯報。港粵工作委員會遵照周恩來的指示，開始積極做好配合上海、南京、重慶等城市的地下黨組織民主人士轉移到香港的工作。 為了進一步做好談判破裂中共代表團撤退國統區後的工作，防止國民黨的破壞，10月29日，周恩來致延安轉中共港粵工作委員會方方、林平電：（香）港目前只能成京、滬第二線，而南洋方為第三線，在港之本身亦需建立三線工作，同時，兩廣、內地的農村據點職業化，作兩面工作。並指出：英文雜誌可先登記出版，即以黃作梅為發行人出面……《群眾》雜誌如被迫移港，可標明滬版在港翻印，新華分社望漢夫、喬木協辦。 由於撤退香港的干部逐步的增多，後來在香港又成立了“香港工委”，由章漢夫任書記，連貫任副書記兼管華僑統戰工作，馮乃超、夏衍管文化，許滌新負責經濟界人士的工作，龔澎負責外交事務方面的工作，喬冠華擔任香港新華分社社長。根據周恩來的佈置，為了安置大批民主人士，又不致引起香港當局的懷疑，中共港粵工委和香港工委在接到周恩來的電報後，精心策劃，相互配合，籌建了香港達德學院，並在10月份正式開學。邀請了著名教育家陳其瑗（前廣州國民大學校長、國民黨左派）和在港的各民主黨派共同籌辦。達德學院的建立既培養了民主進步人士，又安頓了部分從國統區轉移來港的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愛國人士。年齡大的任教職員工，年齡輕的當學員，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先後接待和安置了100多名在國統區暴露的地下黨員和受迫害的民主人士。 在向香港轉移的同時，為了保證一旦中共代表團被迫撤回延安後，能繼續保持南京局與所屬地區地下黨的聯繫，除已預先安排一些同志轉入地下外，11月初，錢瑛從南京梅園新村秘密來到上海，迅速轉入“地下”。 正如周恩來离滬赴寧的當天，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所說的那樣：留滬一月，對於堅持、疏散、隱蔽工作已佈置就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