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三、國民黨政府舉起了屠刀

蔣介石和國民黨方面的代表曾對7月初的談判寄予厚望，他們以為，在國民黨可能發動全面進攻的壓力下，共產黨一定會在地方政權、整軍等問題上進一步讓步。 一次，王世傑、邵力子很樂觀地同梁漱溟談論過與中共代表達成協議的前景。 王世傑說：“'七七'可以簽字了。” 邵力子頗有把握地加了一句：“假如'七七'簽不了，7月12日總可以簽字了。” 然而，共產黨並不是武力所能嚇倒的。 在五人小組會上，由於國方堅持原定方案，中共堅持不再讓步，所以未獲任何結果。蔣介石原以為可以在五人會議解決的問題又回到了他的面前。 7月12日，蔣介石在總統府專門聽取了陳誠、王世傑、邵力子等人的匯報。

蔣介石終於忍耐不住內心的寂寞，他說：“在南京，餘一天都待不住了，明天就上廬山。”他放出凶光的眼睛盯住陳誠說：“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按原定計劃行動！前方將領就是因為和談、和談，喪失鬥志！”陳誠當即站起來狂妄地吹噓：“可以保證，在兩個月內消滅蘇北中共軍，5個月內在軍事上解決整個中共”。 “要徹底消滅共匪，必須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各方面，對共匪發動全面的鬥爭！”受陳誠豪言壯語的影響，蔣介石斬釘截鐵地佈置說：“不達此目的，餘就不回南京。” 第二天，蔣介石飛往了他的廬山行營，在那裡他要靜心思考和方便地指揮戰爭。這樣，就可避免了馬歇爾無休止的停戰調處。 當天，報紙上評論說：“蔣介石此行表明政府決心以武力消滅中共的強硬態度，和平談判陷入停頓狀態！”

7月的南京，微風吹不散蒸騰的暑氣。 梅園新村30號，更是分外悶熱，厚厚的窗簾，拉得嚴嚴實實，密不透風。 12日深夜，周恩來辦公室的燈光還亮著，他剛剛審定了給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總部的函電。在這封電報裡，他重申：解放區受災人數佔全國受災人口60%，而所得救濟物資只佔聯總運往中國的0.6%。並提出，出席聯總遠東大會應有中共代表。 按日程安排，第二天，他還要和馬歇爾會談。廚恩來又開始作會談的準備，雖然，情況和問題都在他的腦子裡，但還要思考每一個細節以至每一句話。在非常時候必須以非常的細緻來對待。 秘書輕輕推門走進來說：“剛接到消息，李公樸昨天在昆明被暗殺。” 周恩來抬頭，異常吃驚地站起身問：“消息可靠嗎？”“可靠。”秘書說：“民盟已經在為他安排後事了。”“這是軍統的特務幹的。太卑鄙了！”周恩來擱下筆，在房間裡不安地踱著步，講話語氣裡透著壓抑不住的憤怒。秘書站著沒動，等著周恩來的吩咐。

周恩來沒有馬上再說什麼，他心裡很沉痛。 李公樸是一位在國內外有一定影響的著名學者，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員、救國會的七君子之一。 1936年，宋慶齡在創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時，他被選為執行委員。救國會成立後，他不顧個人安危，在上海大聲奔走呼號，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與紅軍議和、建立統一的抗日政權。他還親自主持了魯迅先生的喪事，又參與和組織了紀念孫中山誕辰70週年的活動。因此，受蔣介石的指使，上海國民黨警察會同租界巡捕非法拘捕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等七人，成為震驚全國的“七君子事件”。 “西安事變”時，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八項建議中有一項就是“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七君子……”抗日戰爭暴發後，在中共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才釋放了他們。抗戰期間及勝利後，他經常參加爭取民主、反對獨裁的群眾運動，更積極地投入民主運動。 6月下旬，隨著國民黨大打內戰，昆明各界人士組織了爭取和平聯合會，發起爭取和平簽名運動。昆明國民黨當局散佈謠言，說李公樸等人“要搞暴動”。李公樸家門口經常有可疑人出現，但李公樸毫不退縮，仍然為和平天天奔走。終於，李公樸於7月11日晚於昆明街頭遭槍擊，於次日清晨去世。

周恩來還記得，在1946年2月10日的校場口事件中，他受傷住院後，對前來看望的周恩來說：“我受點傷算不了什麼，我要更加堅強起來，力爭人權、民主和自由。” “一個為民主革命而獻身的戰士啊！”周恩來緩緩抬頭，痛惜地說。 周恩來放下手頭的工作，悲憤地起草了給李夫人的唁電： “張曼筠女士禮鑑：驚聞公樸先生被特務暴徒暗殺，不勝悲憤！公樸的犧牲必然激起全國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爭取和平民主運動的高漲，敝代表團誓為後援。茲先電唁，並希節哀。周恩來、董必武、李維漢、廖承志叩。” 唁函發出後，周恩來心想，內戰開始了，國民黨舉起了屠刀，暗殺了李公樸，還會指向其他人的。 7月14日，周恩來冒著滂沱大雨來到上海。

上海思南路107號，大門上已釘上一塊銅牌，鐫刻著三個大字“周公館”。銅牌下端還有一行英文字，直譯就是“周恩來將軍官邸”。 這是周恩來在南京談判期間第一次來上海。昨天，他根據得到的情報，知道國民黨軍將於本月15日進攻我蘇北解放區後，立即與馬歇爾會談，要求馬歇爾敦促國民黨全面停戰，同時，指出黃河問題情勢緊急，建議派執行小組去監督，或親自前去解決。他同時也知道，在蔣介石決心以武力解決問題的情況下，與馬歇爾的談話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 周恩來這次來上海，除參加聯總、行總及黃河委員會的聯席會議，緊急會商黃河問題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談判鬥爭的需要。蔣介石以避暑為名離開了南京，只留下作不了主的幾個代表應付談判，掩護內戰的煙幕。要在中國實現真正的和平，就得向中外人士和廣大人民群眾徹底揭露國民黨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

在周公館，周恩來對鄧穎超、華崗等同志說：“我不能繼續呆在南京，去客觀上幫助蔣介石製造一種談判還在繼續，談判還有希望的假象。” 鄧穎超早些天也到了上海，她在為開展群眾工作而忙碌。在與酈穎超談到五人會議的爭論時，周恩來說：“國民黨以為我們怕他們，逼我們割地求和訂立城下之盟。可我們偏不吃他那一套。所以，我乾脆離開南京了。我來上海，就是要讓全國全世界都知道，和談受到了挫折，正處在僵局、停頓狀態。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談判還沒有恢復。” 晚上，周公館的工作人員在時事政策學習時，爭論起蔣介石最終會選擇“戰”還是“和”的問題。討論熱烈，發言踴躍。周恩來也參加了討論。有的同志認為：“對蔣介石來說，不打，還可以拖它若干年，打，則明擺著迅速導致徹底毀滅。蔣介石是個聰明人，他總不至於愚蠢到自找死路吧？”

周恩來說：不要替蔣介石設想他是聰明些還是不大聰明些，他是不大可能按我們共產黨人的邏輯辦事的。他站在反動立場上，只能妄想消滅我們，只能打。他別的事情可能是聰明的，但在這樣一個歷史性選擇的大問題上，他不可能聰明，只能是愚蠢的。 針對國民黨特務對民主運動的壓制和對民主人士的迫害，周恩來說：“國民黨特務開了殺戒，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不出周恩來所料，7月15日，從昆明又傳來了一起令人髮指的消息。 就在李公樸治喪委員會召開大會的當天下午，民盟中央常委聞一多返家途中，突遭國民黨特務襲擊，身中10餘髮美制衝鋒槍子彈，當即死亡。 聞一多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清末秀才。他於1922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隨即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回國後，一直在大學任教。抗戰後期，目睹國民黨官僚的貪污腐敗，人民水深火熱，聞一多拍案而起，走出書齋，投身於民主運動。 1944年參加民盟，1945年9月成為民盟中央常委委員。

抗戰勝利不久，聞一多就說：“今天，我們第一要停止內戰，第二要停止內戰，第三還是要停止內戰！”國民黨當局對聞一多恨之入骨，不斷對聞一多進行造謠、威脅和恐嚇。李公樸被暗殺後，聞一多沒有退卻。 7月15日上午的李公樸追悼會上，聞一多拍著桌子厲聲說：“反動派！你們看見一個人倒下去，可也看得見千萬個站起來的！正義是殺不光的，因為真理永遠存在！”下午5時半，聞一多在離宿舍大門10來步的地方，突然遭到預先埋伏的特務衝鋒槍射擊，中彈倒地，他的兒子聞立鶴為保護父親也身中數彈。 “李、聞血案”立即在中外人士中引起強烈反映。中共、民盟及其他民主黨派都對李、聞家屬致電悼唁，並強烈譴責國民黨當局的罪惡行徑。加拿大、美國等國愛好和平人士，也紛紛致電或舉行集會，聲討國民黨的暴行。

7月17日，周恩來和董必武、李維漢、鄧穎超、廖承志聯名電唁聞一多的夫人高真女士：“中國法西斯統治的猙獰面目，至今已暴露無遺。一切政治欺騙，已為昆明有計劃的大規模的政治暗殺槍聲所洞穿。中華民國已被法西斯暴徒寫下一個永遠不能洗掉之污點。中國法西斯暴徒如此橫行，雖極猖獗瘋狂，實法西斯統治的最後掙扎，自掘墳墓。中國人民將踏著李公樸、聞一多諸烈士的血跡前進，為李聞諸烈士復仇，消滅法西斯統治，實現中國之獨立、和平與民主，以慰李、聞諸烈士在天之靈。” 午後，周恩來在上海周公館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了《反對擴大內戰與政治暗殺的嚴正聲明》。聲明說：“中國目前最嚴重的最急迫的有兩個問題，一是內戰，二是政治暗殺。”

在記者招待會上，周恩來憤怒地說：“從滄白堂扔石子，校場口打人，到搗毀《新華日報》，到處進行暗殺，現在竟發展到暗殺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這一連串事件都是有計劃的其嚴重性不亞於內戰，因為這是大後方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工業家、新聞記者和文學家，這真是無恥之極！國民黨特務黑名單上列有許多民主人士，準備逮捕、毆打，綁架和暗殺他們。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陳立夫手上，更不要說我們共產黨人了！” 周恩來大聲疾呼：“現在已經不是抗戰以前的時候了，我們要伸雪！我們要控訴！希望記者先生們用筆和口來控訴，以製止這種卑鄙無恥的暴行！” 國民黨當局暗殺李、聞，目的是想恐嚇第三方面壓制民主。果然，有一部分人感到害怕，有的逃到昆明的美國領事館避難，有的干脆離開了昆明。但更多的人通過這一系列的事件，激起了革命志氣，他們毫不退縮地說：“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就在這裡等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