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一、五人會議的召開

7月2日晚，國共兩黨的代表在國民黨政府國防部舉行了第一次“五人會議”。 國防部設在黃埔路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內，由原軍事委員會和軍政部等改組而來，成立於當年6月。國防部在組織系統上隸屬於行政院，現任國防部長白崇禧承行政院長之命掌管軍政事宜，參謀總長陳誠承國民政府主席之令掌管軍令事宜。 作為參謀總長兼海軍總司令的陳誠，在他上任後的第一個重大事項，就是組織了50多萬的兵力向中原、蘇皖解放區進攻。 在國共兩黨的交往史上，陳誠作為中共將領的一名宿敵，深深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但是，他與中共的領導人之間，也曾有過許多和平禮貌的交往。 抗戰前期，他以軍委會政治部部長的身份，同周恩來合作共事兩年半時間。

抗戰勝利後，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他曾與毛澤東同桌共宴，攝影留念，並以蔣介石代表的身份，到機場為毛澤東送行。出席今天會議的除陳誠、周恩來和董必武外，還有王世傑、邵力子。 陳誠一身戎裝，主持了今天的會議。 會談首先圍繞蔣介石要中共退出蘇北、安東、膠濟線和承德以南地區等幾個地方政權的政治問題展開。王世傑說得比較多，除談到蘇北、安東、承德問題以外，又提到鐵路、接收和熱河南部的問題，但說得含糊其詞不清不楚。 王世傑1891年生，湖北崇陽人，字雪艇。幼讀私塾，曾參加辛亥革命，1938年1月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兼政治指導委員06月，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深得蔣介石的信任。抗戰勝利後，任國民政府委員兼外交部長等職，堅持執行親英美、反蘇反共政策。王世傑是國民政府的首位立法委員，又是一個醉心政黨政治的學術權威，主張政黨政治，他一直認為中共問題應該政治解決。雖然他堅持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場，但他發表的文告中，從未使用過“共匪”字樣，在私人談話中對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都稱“先生”。同樣，他不主張消滅“異黨”，強調以“選票”而不是武力解決問題，鼓吹“軍隊國家化”。

短胖身材，圓圓的面孔，學者氣息濃厚，架著一幅黑邊眼鏡的王世傑解釋最多的還是要中共讓出蘇北及其他幾地，他說：“政府在東北對接收主權問題已經讓步了，承認了中共在黑龍江、興安嶺、嫩江的地位，所以中共理應把蘇北和其他幾地移交政府。” 周恩來說：接收問題已經過去，東北問題發展的經過，也是按政協的原則解決的。蘇北問題也應該，或者說只能按政協的辦法求一解決，不能簡單地讓中共把2000多萬人口及解放區政權交給國民黨。 與王世傑差不多身材，浙江口音很重的邵力子說：“我們承認，如照政協決議，當時即應改組政府，一氣呵成，情形要好得多。不幸，當時未改組政府，以致局勢變壞彼此更不信任了。現在只有你們在這方面讓步，才能解決目前的蘇北問題。”

邵力子1882年出生，浙江紹興人，清末舉人，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 1921年曾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任黃埔軍校秘書長。中共原本讓他去做蔣介石的工作，但他卻被蔣介石拉去，於1925年退出共產黨。 1927年後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甘肅省、陝西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駐蘇聯大使等職，現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 王世傑說：“我想，既然坐下來談判就要互相理解，我承認現在要中共退出這些地區是有些困難，但是，政府的困難更多，中共要體諒政府的困難。” 陳誠言不由衷地說：“作為參謀總長，我特別表示不主戰而主和。但要照顧全國軍隊，為他們的困難著想。二月整軍方案簽定時，政府軍的困難比中共多，現在則中共軍的困難比政府軍多。整軍問題，政府並非不替中共著想，但問題最好弄得簡單些。先弄好了蘇北的事，其他就好談了。”又以不無威脅的口氣對周恩來說：“你和蔣見面後，蔣叫我們去吃飯，他要我們在與你談話時一定要講清政府方面的困難。他覺得能經過政治外交手段解決問題，不打仗最好。”

周恩來當即表示：“我十分懷疑政府一面談，一面又要用武力奪取這些地方。如在李先念將軍的中原地區，行動的目的很清楚，既要消滅我部隊，又要佔領我地方。”週又說：湯恩伯佔了蘇北的東台黃橋鎮，而且這一消息是昨天國民黨報登的。據我所知這些是準備更大進攻的佈置。在隴海線上，來了戰車隊，由徐州向東海前進。更大的戰事是在膠濟線。前天政府第八軍從濰縣向西攻，佔了青州、昌樂兩個城，濟南政府軍又從西向東攻，佔領了很大的明水車站和東邊章丘和另一個地方。 陳誠說：“據我所知，在湖北你們只有3萬人，要消滅很容易，但我並未下這樣的命令，反而聽到你們到了鐵路車站附近佔了一個火車站的消息。” 董必武插說：“過去談判中政府說要長春，以後又要哈爾濱，現在又把關內牽連在內，又扯到行政問題。”他又問道，你們在休戰問題上一次又一次提出許多問題，解決了一個問題同時又提出一個新的問題來，是否政府有意把問題弄複雜？王世傑未回答。

陳誠則說：“我們要求很簡單，僅提到蘇北。” 邵力子說：“我們希望能在'七七'前把所有的事情都解決，給公眾一個好印象。” 三位的發言均未提及全面停戰的時間表，周恩來明顯地感覺到國民黨政府對談判根本沒有誠意。 時間不知不覺的過去，已近深夜。 周恩來說：“我看今天是談不完的，明天可以繼續談。不過請你們把一切要求都提出。”他希望知道政府到底要些什麼，不能一個個地提。他說，一我要知道你們全部的要求。二是要集中時間把已知發生問題的地點和事情解決好，否則，事情鬧大了，軍事解決，就不必談了。我提議，如果真要解決問題，最好請你們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在商談期間使衝突不致再擴大。 第二天，五人會議休會，周恩來又來到馬歇爾公館。

馬歇爾最近為調解國共和談，傷透腦筋，身疲心懶，他對來訪的梁漱溟說：“周恩來是我碰到的最利害的談判家。” 坐下來後，周恩來坦率地把昨天五人會議的情況向馬歇爾作了詳細的介紹。 周恩來知道，馬歇爾已有退出調停的意思，但同時，他又知道，就馬歇爾的個性和履歷來看，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會主動退出的。從現在來說，還有可能通過他對蔣介石施加壓力。 在介紹了昨日五人會議的會談情況後，周恩來重點講了政府代表對這次會議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且政府軍在各地擴大了軍事行動。他說：關於東北問題，自白魯德上校等努力後，情況要好一些，但關內更嚴重起來了。我認為，在召開五人會議的同時，三人會議也要積極準備，爭取使東北停戰、恢復交通和關內停止衝突的命令早些發出，好讓大家放心。周恩來同時指出，政府雖然發表了聲明，但聲明的話可有各種的解釋。可說停，也可說不停，休戰可說是長期的，也可說是有限期的，也可作為政府發動進攻的藉口，如“自衛”、“維持社會秩序”、'恢復交通'等，特別是用“抵抗”、“驅除”等字眼，就可以以此把中共“驅除”到無限的程度。

見馬歇爾在沉思，周恩來又說：可以預料，五人會議的商談不會得出結果。我想，政府軍已作好擴大內戰的準備，以至發生了政府軍在隴海和津浦線的行動。我們的行動絕對不超過報復，而政府的行動實際已超過了報復。但不管如何，我將盡我的力量和他們談，希望有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據我所知，山東的衝突似乎是中共首先挑起的。”馬歇爾半天搭一句腔說。 “我認為現在的問題不是討論衝突起自何方，也不是討論一地二地，而是整個的局面。政府照預定的計劃在打通膠濟線，這是大的動作。因為原來很多地方也並不在政府手中，本在我們手裡。政府新的計劃，還在發展中，不僅在膠濟線，而且在湖北、同蒲、蘇北、隴海等處。” 爭論沒有再繼續下去。最後，周恩來對在馬歇爾的干預並提供3艘艦艇的情況下，使2500多名東江縱隊含珠江縱隊、韓江縱隊中共抗日武裝在6月30日於廣東大鵬灣分乘美軍登陸艦起程，順利抵達山東煙台一事表示感謝。

按照國共“雙十協定”，我黨在華南的抗日武裝應在國共和談期間，分期分批從華南撤退至華北、東北解放區，而國民黨政府妄圖就地消滅我遍布在華南地區的抗日游擊部隊，在安排撤退中拒不承認韓江縱隊及華南的游擊部隊。 5月11日，周恩來電示香港中共廣東區黨委副書記梁廣，要韓江縱隊迅速南下，與東江縱隊會合。指示香港要疏散的干部，一部分可到南洋，一部分可到上海、蘇北等地。 5月20日，又派出中共代表廖承志、方方、曾生、尹林平，在廣州與國民黨當局進行了50天的談判，最後終於達成廣東中共武裝人員北撤山東的具體協議。東江縱隊抵達煙台後，編人華東軍區，後編入第四野戰軍序列，從而，粉碎了國民黨軍的聚殲陰謀。 五人會議的談判尚沒有結果，又傳出國民黨決定召開“國民大會”的消息。 7月3日，國民黨方面未與中共及其他民主黨派商量，即由國防最高委員會單方面宣布11月12日召開國大。

召開國民大會制定和通過國家憲法是1946年1月31日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的五項決議之一。當時通過的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的協議中明確記載：“第一次國民大會之召集方法由政治協商會議協議之”，“第一屆國民大會之職權為製定憲法”。由國民黨政府單方面宣布召開國民大會顯然不符合政協決議。因而，當然遭到包括中共代表團在內的各民主黨派的堅決反對。 在7月6日召開的五人小組第三次會議上，周恩來對此表示了堅決反對，並提議立即召開政協綜合小組會議，商討補救事宜。 但是，周恩來的良好願望遭到政府代表拒絕。 自7月2日至7月6日，五人小組會議結束了它的短暫的使命，自此以後沒有再續會。 國共談判又陷入僵局。

周恩來在會見馬歇爾時指出：國民黨方面未經商量，即定於11月12日召開國大，違反了政協協議，完全是分裂態度。同時，建議他督促國民黨政府立即召開政協綜合小組會議，商討補救事宜。然而，堅持獨裁、內戰立場的國民黨政府對此建議，根本不予理睬。 中共中央根據周恩來所及時提供的大量準確情報和建議，於7月2日致電各解放區：照原定計劃，加緊準備粉碎國民黨的進攻。同時，對執行部及小組工作，仍取積極態度，適應邊打邊談之情況。 6日，中共中央又向各解放區發出了“對國民黨的態度是，彼打我打，彼停我停”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