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二、最後決定權的鬥爭

東北休戰的第二天，蔣介石在召開軍事會議後，留下軍令部長徐永昌和交通部長俞大維，親自交待國共雙方的談判事宜。 蔣介石還陶醉在軍事會議慷慨激昂的訓誡氣氛之中，他坐在碩大的辦公桌前對徐永昌、俞大維說：“休戰是不得已而為之，現在部隊精神疲憊，思想空虛，戰鬥力量和紀律皆不甚健全。平漢路與津浦路及全國各戰場的剿匪過程，就是明證。要利用此次休戰，休養整訓，充實軍隊的力量，方能立於不敗之地。” 見徐永昌和俞大維都挺直腰桿，畢恭畢敬地聽他訓話，他接著說：“休戰談判繼續由你們負責到底，餘及黨國對你們是信任的，呵！談判，就要做好準備，對周恩來口氣要硬一點，東北共軍限兩個月完成整編。” “共軍的駐地，是否還是按原先的安排？”徐永昌問。

“軍令部先研究一個方案，可以給中共在東北增加3個師，但關內須減少2個師，最好由華中抽出，3個師之駐地限於黑龍江，松花江以北的地區。” 徐永昌心領神會：“委員長是請君入甕，戰略分割共軍，使他們不能相互支持。” 蔣介石沒有多說，擺擺手說：“要盡快安排起草實施整軍基本方案的辦法，”停了一會，又對俞大維說：“恢復交通的談判由俞部長負責，周恩來不是不同意由軍統來組織護路警衛隊嗎，就由你來辦吧！” 俞大維說：“是，我這就去落實。” “方案出來後，先邀請美方代表議決，然後，再開三人會議。” “三人會議，總是爭來爭去沒有結果。” 蔣介石斬釘截鐵地說：“關於三人會議，你們要同周恩來講，三人會議的主席就是主席，要有職有權，最低限度也要有仲裁的權力。”

“是。”俞大維、徐永昌心領神會地回答。 三人會議辦公室設在中山路國民黨勵誌社總社所在地（現為中山東路307號）。 勵誌社就是當年國民黨政府的內廷供奉機構，創建於1929年1月，主要為國民政府首腦及官員提供後勤、日常生活及娛樂服務。由於國民黨軍政、軍令、軍訓三部正在重組，軍令部和三人小組辦公室都設在這裡。南京解放後，曾為解放南京的35軍軍部所在地，現為鍾山賓館。 勵誌社整個院落由3幢仿清代宮殿式混凝土建築構成，3幢大屋頂宮殿式建築呈“品”字形分佈，由西向東，分別是大禮堂、1號樓、3號樓，均坐北朝南。建於1929年至1931年間，由上海銀行界在閻錫山、馮玉祥進行中原大戰時，捐獻給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犒賞金餘款所建造。勵誌社內設施齊全，不僅建有多功能禮堂、劇院、辦公室、餐廳、浴室、賓館式客房，還有網球場、手球場、排球場、田徑運動場、跑馬場等。勵誌社建成後，成為蔣介石、宋美齡夫婦以及國民政府要員的休閒、娛樂場所。蔣介石夫婦常到勵誌社觀看梅蘭芳、厲慧良、周信芳、紀玉良和王艷霞等京劇藝術家的演出。張學良來南京也多住在勵誌社的特別客房，即便不住勵誌社，他也常到這裡打網球或騎馬。

抗戰期間，汪偽國民政府在這裡成立了“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汪精衛曾身著戎裝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在這裡舉行過偽軍軍官閱兵式。同樣，戰後國民政府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也在這裡設立了軍事法庭，審判了製造南京大屠殺的元兇、乙級戰犯谷壽夫，屠殺300餘名中國人的劊子手田中軍吉和在南京紫金山下進行殺人比賽的向井敏明、野田岩等。 6月11日，徐永昌、餘大維邀請馬歇爾在勵誌社1號樓二樓會客廳商談東北休戰談判協定的草案。在場還有軍令部軍務署副署長郭汝瑰，國民黨軍令部二處處長許朗軒和李樹正等。 許朗軒、李樹正夾著有關方案及圖表站在一邊。 徐永昌謙恭地向馬歇爾報告“關於恢復華北交通和停止東北軍事衝突的協議草案”、“解決執行小組交通小組北平軍調部及長春軍調分部中某些爭執之條款”及“訂正及執行1946年2月25日整軍方案之初步協議草案”起草的過程。對馬歇爾不大熟悉的地區，還對照地圖一一講解。在談到擬議中的政府軍和中共駐軍數和駐地時，徐永昌還特別指出：“這是委員長的意思。”

徐永昌說：“中共2個師駐黑龍江，1個師駐興安省西部，分隸於2個混合軍；在興安省，政府亦打算為2個師。” 作為曾經指揮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陸軍參謀長的馬歇爾，心裡想，蔣介石的胃口太大了，因噎廢食帶來慘敗的戰例在他來看太多了，但又不便明說。他皺著眉頭對著地圖說：“興安省不宜駐國軍2個師，因為這只能刺激蘇聯，不如在北滿減少駐軍，尚能增強南滿防務。” “委員長的意思，”徐永昌答道，“談判中先看看周恩來的意見再說吧。” 徐永昌知道蔣介石對駐地是十分重視的，在蔣介石審查這幾份草案中，處處都對照地圖查閱。他還清楚地記得，蔣介石見軍令部的第一份駐地草案將吉林省東部的汪清劃歸共軍作為駐地，勃然大怒：“嗯，汪清是交通樞紐，軍事重鎮，你們軍令部還搞不清楚？這樣重要的位置能劃歸共軍？！不行，立即給我重劃，要記住：汪清、琿春兩地決不能劃歸共軍。”

今天討論的這份駐軍方案，就把劃歸共軍的汪清從共軍的駐防地區圈了過來。軍令部的軍官在私下也議論：“從地圖看，汪清完全在共軍駐地三麵包圍地帶，在那裡駐軍還能不被消滅嗎？” 徐永昌又報告了整個休戰整軍的時間表，提出東北共軍的整軍要兩個月中完成，並撤離鐵路沿線30公里以外。 馬歇爾有些生氣地說：“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東北共軍的整軍，兩個月內不可能完成，更何況撤離鐵路線。不要以為周恩來會遵照你們的計劃行事。” 俞大維也認為此案條件過於苛求，很難獲得馬歇爾的同情，假如政府固執己見，馬歇爾一旦停止援助，且命令在華美軍退出，則東北政府軍所需之槍械船舶均成問題。徐永昌也設想過，把中東路以北讓給中共，可能更有利於政府軍在東北的鞏固和發展。軍令部的多數參謀人員也認為，戰後中國需要安定，如真能獲得和平，中共在東北駐地不妨擴大，不如明確規定駐地，各自退入境內，不但衝突可以停止，交通也易於恢復。但是，戰略家的意見往往得不到好戰分子的重視。

徐永昌想了一下說：“根據委員長的訓示，我們準備在下次商談中再次提出，三人會議有爭議和軍調部各執行組執行過程中有爭議時，請馬帥——您及美軍代表，給予仲裁。” 馬歇爾聽後，未置可否，沒有表示其他意見。 圍繞蔣介石6月4日提出的三方面的問題，周恩來與徐永昌、俞大維、馬歇爾在勵誌社1號樓，進行了會上會下，連續幾日的談判。圍繞“美方決定權”、路警建設、軍隊駐地等問題，唇槍舌劍，爭論不休。 在周恩來的一再讓步後，三人會議才於6月15日批准了軍調部長春前進指揮所和派遣東北執行小組的工作計劃。 當晚，周恩來電告中共中央：國民黨在最後決定權、路警、軍隊駐地、兵力、省主席名額等5個問題上逼我讓步。今後一周將是鬥爭最緊張的一周。鑑於目前形勢，南京局決定疏散一批幹部去劉伯承、鄧小平處。同時，周恩來要求南京、上海的同志“堅守崗位，準備困鬥”。

幾天后的一個下午，周恩來在與馬歇爾個別會商時，收到了蔣介石《關於東北整軍及中共軍隊在關內外劃地駐留之方案》。在這個所謂整軍方案的補充方案中，節外生枝地規定：中共部隊退出察哈爾、熱河、煙台、威海衛、蘇北和東北的大部分地區；華北地區減少2個師，分駐陝北、上黨、大名、臨沂等地；在東北只許駐3個師，並限定為齊齊哈爾、海蘭泡、延吉等3地。 整個方案，充滿殺氣。 周恩來當場憤慨地說：蔣介石的要求是毫無道理的，中共對此無考慮的可能。蔣真是逼人太甚，簡直要使談判不能進行下去。這個方案，我們不能接受。 可能是馬歇爾這兩天也為國共調停傷透腦筋，他面色冷冷地說：“中共對整軍方案有什麼好的建議？” “如果蔣要我方減少東北、華北的駐軍，我方理所當然地要求國民黨在東北、華北的駐軍和我軍比例相等。華中、華南國民黨軍可以增加。至於，蔣介石要求我們退出大同、石家莊、新鄉、濟南等地，我要請示中央再定。”周恩來針對蔣介石的補充方案，提出了一個針鋒相對的反方案。

不用隨同周恩來同去的章文晉翻譯，馬歇爾就已經知道周恩來講的意思了。同時，他在參與討論這個文稿時，就料到周恩來會反對的，他狡黠地說：“我只是三人小組會議的召集人。”言外之意是，方案的確定還要靠你們和國民黨政府去商談。 馬歇爾說著又從寫字台前取過一份文件，遞給周恩來：“這是徐永昌讓我轉交給你們的備忘錄。” 周恩來接過來，當著馬歇爾的面打開來，草草瀏覽一遍，轉交給章文晉。 真的應了南京的一句口頭禪：哪壺（水）不開，提哪壺。原來，徐永昌的這份備忘錄的中心意思恰好是“提議以最後決定權賦予馬歇爾”。 “我提議，今晚召開三人小組會討論這個問題！”周恩來斬釘截鐵地說。 事情還要從頭說起。 馬歇爾剛到中國時，擺出的是中間調解人的公正姿態，同意了周恩來提出“國、共、美三方一致”的原則，即在處理停戰及各項有關重大事宜時，每方都擁有否定權。它使中共在馬歇爾的調處活動中與國民黨處於平等地位，也為防止國、美聯合壓共提供保障。提出給美方以“最後決定權”，不僅違反了當初由馬歇爾同意並寫入停戰令中“三方一致協議”的原則，將造成美蔣聯合壓共的態勢，而且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自尊心。

馬歇爾在調處中的矛盾性，使他的調處是不可能公正的。這一點，周恩來早在4月28日給馬歇爾的備忘錄中就指出：“請制止執行小組中美方人員的不公正行為”。 5月12日，周恩來接到軍調部關於“報告小組在調查問題不統一時，由美方代表或由小組多數最後決定”的美方提案時，周恩來又強調指出：“三方一致協議的原則不能改變”。 5月14日，在周恩來、徐永昌、馬歇爾參加的三人小組會議上，通過了《三人會議致軍事調處執行部三委員》文件，重申了執行小組三方協商一致的原則，但為了保證調查工作能迅速進行，執行小組美方代表在國共雙方意見不一致時，有權向軍調部三委員和三人會議呈報。馬歇爾又試圖請民盟代表去勸中共接受蔣介石的條件，並解釋說，我們美國人只求中國能夠停止內戰，並不要求有最後決定權，希望民盟理解。

6月3日，周恩來在與馬歇爾會談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美方最後決定權”是蔣介石轉移目標，把美國推到與中共對立的地位。 民盟和第三方面人士也加入了“最後決定權”的問題的爭論。他們多次在藍家莊民盟辦事處集會，研討局勢的發展，希望周恩來對國民黨方面提出的“美方代表最後決定權”作讓步。在16日下午，梁漱溟、章伯鈞、沈鈞儒、左舜生、羅隆基等民盟代表約好同時來到梅園新村與周恩來商談。 梁漱溟首先就第三方面在京滬數次會商關於東北休戰的意見，以及近日與政府參政會接觸的情況作了介紹和說明，梁漱溟說：“第三方面希望一是國共雙方達成的15天停戰，變為永久停戰；二、雙方不要再備戰；三、徹底實行宣傳休戰。雙方都要有所克制，有所讓步，以利實現國內和平。”並建議中共在“美方最後決定權”作些讓步。 左舜生輕描淡寫地說：“前兩日孫科宴請第三方面代表時，曾介紹了這方面的情況，所謂'最後決定'只是名譽上不大好聽。” 周恩來耐心地對他們說：我們中國內部的事情，為什麼美方有最後決定權呢，難道美方是太上皇嗎？更何況美方一面進行調解，一面又大量援助國民黨，堅持美方決定權就會使美蔣聯手壓制中共的行動合法化，國民黨便會乘整軍之機將中共部隊排除出大城市和鐵路沿線，最後消滅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怎麼能給美方最後決定權呢！ “當務之急，是需要找到解決問題的萬全之策呵！”沈鈞儒說。 周恩來說：中共方面正在考慮打開僵局的辦法，準備在執行部及執行小組的報告權、決定權、執行權問題，在合理的範圍內給予一定的方便。如執行小組中的美方代表不必經國共雙方同意，可以直接向上級作報告；美方代表可在該小組管轄區內，決定何時何地調查衝突情形；在雙方軍隊沖突地區，可以命令雙方軍隊立即停止衝突；對京、平的指令解釋時，美方代表有解釋權；對京、平指令不執行時，美方有權決定執行。但在重大問題上，“三方一致協議”的原則不能改變。 周恩來的言辭十分懇切，愛國之情溢於言表，以及豐富的談判策略使我黨的這一立場得到在場第三方面朋友多數的諒解。 6月18日晚上，三人小組在勵誌社復會。 國民黨方面列席的有交通部長俞大維、國民政府參軍翻譯官皮中闕、軍政部軍務署副署長郭汝瑰、軍令部第二處處長許朗軒等，中共方面列席的有臨時來寧的北平軍調執行部的滕代遠和童陸生，以及美方若干人。 出席會議的各方代表魚貫般地進入偌大的會議室，各自找到座位坐下來。 由於臨時停電，10多盞汽油燈掛在會議室中央的屋頂，滋滋地響著。 周恩來沒有主動與國民黨方面的代表握手，表情嚴肅地坐在馬歇爾旁邊。 照例是馬歇爾主持會議。他於咳了兩聲，並在會議開始前又說了幾句國共雙方有長期合作的歷史，本人致力於中國的和平昌盛等閒話。 會談很快轉入“美方最後決定權”的爭論。 周恩來說：“中共方面仍然堅持在三人小組會議或各級軍調部要協商14致的原則。況且，中共已就這個問題已有所讓步，在5月14日的三人小組會議上，通過了《三人會議致軍事調處執行部三委員》文件，賦予了執行小組美方代表在國共雙方意見不一致時，有權向軍調部三委員和三人會議呈報。”軍令部長徐永昌馬上進行了反駁，並列舉了從重慶談判到前幾天三人小組會，多次商談沒有結果的例子，說到激動處，他站了起來大聲地說：“戰鬥無法制止，談判爭來爭去，都是因為三人小組任何提議都需三方同意才能執行之故。如果國共雙方爭論不休，戰鬥就永難制止，和平永遠無望。所以，今後在國共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時，只有請盟國朋友美方代表仲裁！”周恩來聽到這種強詞奪理的謬論，指著掛在牆壁上的孫中山肖像，氣憤地說：“徐部長，當著孫中山先生的像，我問你，我們中國人的事為什麼要讓外國人來仲裁？”周恩來愈說愈激動也站起來，憤怒地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也是愛國主義者。如果中共方面提出來請蘇聯人仲裁，你覺著如何？如果那樣做，則我周恩來便不是周恩來！” 周恩來聲色俱厲，竟然使徐永昌、俞大維目瞪口呆，一時無言以對。 徐永昌顯得極為尷尬，坐在椅子上講不出話來。 其實，私下里周恩來與徐永昌的關係還算是過得去的。但在原則問題上，周恩來是寸步不讓，不怕給人難堪。 馬歇爾也很少看到周恩來在談判桌上發火，他這才真正看到了周恩來的原則性。他也多次夢想獲得這個權利，以使他的調停順利進行，中共的領導人順順噹噹地進入政府當官。 會議不歡而散。 周恩來知道內戰已不可避免了，必須盡快使全黨都要知道。他在給中共中央轉東北局、葉劍英、羅瑞卿的電報中指出：今日蔣介石提出三個文件（交通、東北整軍、關內），“戰意已大明”，蔣有可能將東北問題再拖數日。而先在蘇北、山東開刀並及熱河。蔣介石也有可能不下討伐令，而仍以和平立憲為口號，企圖逼我就範。建議延安表示強烈反對，並令各地，尤其是蘇北、山東、熱河，速做各種準備，迎接蔣方的進攻。同時，他告訴延安，“京、滬、渝、港，除能疏散隱蔽者外，全部告之堅守崗位，準備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