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一、婚禮上的“戶主”

梅園新村30號院牆內的石榴花初露紅嘴開得蓬蓬勃勃，嫣紅的紅花如火如茶。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艷麗傲然的一樹繁花使梅園新村增添了幾許溫馨。 5月11日，傍晚。 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的院內忽然熱鬧起來，處處洋溢著溫馨。陝樂的氣氛。幾個年輕人跑進跑出地忙碌著，有的打掃庭院，有的紮著紅花，還有拿著紅紅綠綠的彩紙在17號院進進出出，把餐廳佈置的喜氣洋洋。 原來，中共代表團青年組的李晨和外事組的陳浩今天要在這裡舉行婚禮。 錢瑛擔任婚禮的主持。 錢瑛1903年出生於湖北咸寧，是一位老資格黨的領導人。她1927年加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組織上安排她與陸定一、王稼祥、張聞天、楊尚昆等同志一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參加湘鄂西根據地創建，並擔任洪湖根據地和潛江縣委的領導工作。 1932年任中共江蘇省委婦委秘書長，因叛徒出賣被捕，關押在國民黨“南京模範監獄”。在獄中，她曾與帥孟奇等同志機智勇敢地領導了女監的共產黨員與國民黨獄警的獄中鬥爭。抗日戰爭爆發後，經周恩來、葉劍英等同志的營救出獄，先後擔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代理省委書記、西南工作委員會書記。後又調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八辦”是對外的稱法，對內稱中共中央南方局（後改稱重慶局）任組織部長。

錢瑛同志工作作風沉穩，善於做年青人思想工作。她還有一種過人記憶力，在當時檔案管理困難的情況下，憑著堅強的黨性和超人毅力，對她分管的平、津、滬、寧及兩湖（湖南、湖北省）、兩廣（廣東、廣西省）雲、貴、川、黔等地的黨的地下組織和黨員情況牢記無遺。不僅對他們的姓名、性別、職業熟記無誤，而且對他們的履歷、家庭、社會關係等細節都如數家珍。許多年之後，她一旦見面就直呼其名。因而，代表團的同志們像稱呼鄧穎超一樣尊稱她為“錢大姐”。 辦事處的同志們在飯廳到齊後，錢瑛大聲宣布：“結婚大典開始！” 當一對新人步人“禮堂”時，大家紛紛熱烈地鼓起掌來。爭先恐後地向他們表示祝賀。 “男女雙方向主持人、介紹人、證婚人鞠躬。”錢瑛又高聲說：“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

“男女雙方相互鞠躬！”幾個調皮的年輕人用力一推，一對新人抱成了一團。 “行了，行了，快報告戀愛經過！”雙方報告戀愛經過是年輕人最樂意聽的故事，聽了故事，還要看他們互贈什麼禮品。大家吃著瓜子，糖果，喝著香茶，憧憬著和平美好的未來，談論著全國解放後各人的理想。外事組有位姓鄧的小伙子是個文藝愛好者，當場唱了一段京戲助興。新聞組的小郭唱了一曲剛採集來的江蘇名歌。一對新人神采飛揚，他們雖然遠離家鄉和自己的親人，但在這革命的大家庭裡，一切是那麼的美滿。 忽然，周恩來和鄧穎超趕到了。 “戶主”的到來，將婚禮推向了高潮。 “我這個'戶主'可是蔣介石封的大官呦！新娘新郎不拜'戶主'不作數的呵！”周恩來的風趣幽默，引起了陣陣歡笑。原來，國民黨政府在中共代表團剛遷到南京，就來了一幫憲警要代表團報戶口，要求每一個代表團成員和工作人員都要辦理戶籍卡，否則不保證人身安全。既然有“戶籍”，就要有戶主，於是，周恩來成了梅園新村近300人的“大戶主”。昨天下午，周恩來還在漢口楊森花園與國民黨、美方代表談判中原停止衝突的協定，趕回梅園新村後又接待了《中央日報》記者，詳細介紹了中原之行及《漢口協定》。今天下午，他與邵力子就國共雙方繼續談判的問題進行磋商。剛一回到梅園，便不顧疲勞，又趕來參加兩位普通工作人員的婚禮。

在大伙的大聲笑語中，新郎新娘並排向周恩來和鄧穎超恭恭敬敬地行了個標準的軍禮。 “好，祝你們白頭偕老，互相幫助，共同進步。”周恩來笑著又說：“今天，你們鄧大姐請客，邀請兩位新人到小餐廳共進晚餐，以示祝賀”。 “歡迎週副主席給我們講一講，戀愛經驗！”一位小年輕嚷著說。 在中共代表團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員，大多數人是抗戰後期參加革命工作的未婚男女青年，女青年約佔1/3。在重慶時，這些青年男女在工作中由友情而愛情，到了結婚年齡後，不少同志就一對一對地陸續結婚了。如許滌新／方卓芬、童小鵬／紫非、喬冠華／龔澎、范長江／沈譜（沈鈞儒女兒）、錢之光／劉昂（劉昂的母親蔡慶熙是蔡暢和蔡和森的姐姐，劉昂在大革命時曾在上海、香港為黨的機關作掩護，後調來南方局工作）等。應大家邀請，每逢代表團的青年舉行婚禮，周恩來和鄧穎超都要上演一個重要的保留節目，便是介紹他們夫妻恩愛的寶貴經驗，送給新婚夫婦。有時是鄧穎超講，周恩來補充。有時是周恩來講，鄧穎超補充。說話的年輕人剛從延安調來，大概聽過代表團老同志的介紹，而他只是耳聞，尚未親歷。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出生於江蘇淮安，年長鄧穎超6歲，在梅園新村周恩來夫婦不僅是大家敬重的長者和領導，而且是中共代表團內外公認的一對婚姻、愛情的楷模。作為黨的高級領導，他們始終相敬如賓，相互恩愛，感情專一。他們是如何處理好革命同志和夫妻關係的，在年輕人的心目中，始終是一個最大的謎團。周恩來和鄧穎超在辦事處與年輕人在共事關係十分融洽，沒有一點架子。辦事處的年輕人都尊稱鄧穎超為“鄧大姐”，孩子們親熱地叫“鄧媽媽”。對他們一直沒有自己的孩子，大家開始以為鄧穎超為了革命工作，不願意要孩子，後來才知道是另有隱情。 鄧穎超1904年2月4日生於廣西南寧。幼年喪父，1910年隨母遷居天津。先後在北京一所免費的平民學校、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 1919年五四運動時，她與周恩來、馬駿等共同領導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組織覺悟社，是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開展革命活動的同時，她與周恩來建立了友誼。周恩來與鄧小平等去法國勤工儉學後，她在北京師大附小任教員，在工作閒暇之際與周恩來鴻雁傳書，友誼上升為愛情。以後，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入中國共產黨，並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部長，同年在廣州與周恩來結婚，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部長。 1926年國共合作期間，她和周恩來一起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1927年4月，在那個非常的日子裡她小產，為躲避國民黨的拘捕，因治療不及時，再加上過度緊張和疲勞，導致終身不能生育。但，這對始終相愛如初的夫婦，從青春韶光到生命晚霞，繾綣纏綿，溢於言表，把全部的愛，都獻給了中國的革命和解放事業。

在大家的催促下，鄧穎超說：“我和恩來的戀愛經過已講過多次了，還是再說說保持夫妻感情的體會吧。要做到愛情的常愛常新，還是那句老話，就是在朝夕相處的日子裡，做到互愛、互敬、互勉、互慰、互讓、互諒、互助、互學。” 夫妻之間的“八互”原則是周恩來與鄧穎超多年總結和堅持的準則。在講話中，鄧穎超又逐句解釋說：“互愛，作為革命夫妻，互愛是基礎。結婚不是愛情的墳墓，而是新的愛情階段的開始。對愛情要專一，婚後，雙方不僅要珍視相互的愛，還要不斷創造愛情，使它日新月異。互敬，古人說要相敬如賓，我看不必如賓，但要互相敬重。這在新婚時，一般可以做到。越到後來越要注意，萬不可越到後來越看對方的缺點。當著眾人面前，尤其要注意互相敬重。互勉，就是在工作、學習、生活中要互相勉勵，共同進步。互慰，生活中常有不愉快的事，人的情緒也難免有喜怒哀樂的變化。遇到不愉快的事，雙方要互相體貼、溫存、安慰，萬不可互相指責、埋怨、傷了感情。家庭生活中，難免有不同意見和爭執。這時，要懂得讓步。特別是非原則問題，應互相謙讓，有些爭吵，就當做飯菜時加了點辣子。爭完了，迅速了結，切不可無休止地糾纏下去，那樣勢必影響感情。”

鄧穎超又從生活細節介紹了人無完人，要寬容大度的人生哲理。她循循善誘地說：“生活上、工作上、學習上要互相愛護，彼此關心，要盡心盡力，互幫互助。每個人都有缺點，也都有長處。要多看對方優點和長處，並潛心去學習，彼此互補長短，感情也會愈加鞏固。” 這是他們模範夫妻美滿生活的總結，也是他們和諧生活的寫照。鄧穎超體會：“'八互'中，'互諒'、'互讓'最難。”周恩來插話說：“我和你們鄧大姐這麼多年共同生活和戰鬥，我們處理夫妻關係的原則就是這'八互'。” 圖為周恩來在南京談判期間在辦公室工作的情景。 鄧大姐說：“夫妻在一起要互相尊重、互相尊敬，作為夫妻，這在革命隊伍中非常重要，該堅持的原則要堅持。生活上要互相愛護，互相信任，遇到困難時要互相幫助，互相勉勵，有矛盾時要互相謙讓，互相體諒，共同進步。”

吃飯時，周恩來特地請這對新人先入座。鄧穎超語重心長地說：“一定要處理好夫妻關係，要共同努力，做一對革命夫妻。” 周恩來平時很少在小餐廳吃飯，都和大家一樣到大食堂打飯吃。其實，小食堂與大食堂區別不大。由於國民黨統治區的物價不斷飛漲，代表團以實物為伙食標準，一天二兩肉、二錢油一斤蔬菜，為保證領導健康，周恩來、董必武可在小食堂打飯吃，並加一個炒雞蛋之類的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