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參與直皖戰爭的人說，這場戰爭其實打得非常簡單，就像舉行一場秋操一樣，只有西路最初一戰和高碑店一戰比較激烈一些。可就這樣，戰爭也暴露出了其殘酷的一面。除了王興文等官兵陣亡外，西路皖軍在潰退時又發生過慘劇——因為山洪暴發，第十五師及琉璃河車站的潰兵聚集橋上，擁擠難行，正好段芝貴的專車倒行過橋，橋上的很多士兵不是被專車軋死，就是掉進河裡淹死。
可想而知，當段祺瑞知道這些情況後，不可能無動於衷。就在他猶豫不決之際，傅良佐奉徐世昌之命前來對他進行勸說，讓他主動通電下野，並下令皖軍停止作戰。
傅良佐雖然還在段祺瑞左右，但和張志潭一樣，早已經成了靳雲鵬的人。段派嫡系軍人多對靳雲鵬不屑，傅良佐原本也站在徐樹錚一邊，他到湖南做督軍，就是出自徐樹錚的推薦。及至傅良佐擅離職守，從湖南逃回，徐樹錚每次與他見面，都要數落他：“不中用，太丟人。”傅良佐因羞轉恨，便也轉附了靳雲鵬。
徐世昌、靳雲鵬一體，傅良佐實際上就是他們的說客。只是讓段下野的話，如果直接出自徐、靳之口，段祺瑞未必會聽，出自傅良佐這個“賢侄”之口，效果就不一樣了。
通過傅良佐，徐世昌給段祺瑞傳達了一個信息：你的定國軍總司令系各軍擁戴，和你本人無關，只要你肯通電下野，我作為總統，可以保證你本人和部下的安全。
有了徐世昌的這一保證，段祺瑞決定以自己下野的方式，為直皖戰爭畫上句號。 1920年7月19日，他發表通電，聲明辭去本兼各職，同時解除定國軍名義，命令前方各將領即刻停止進攻，並立即退歸原防。
因為這一個通電，事前大張旗鼓的直皖大戰，不出五天就以直系的勝利結束了。可是段祺瑞想的又實在太理想化了，他的對手不是西方紳士，即便老段已經放下了槍，他們也沒有半點要罷手的意思。
在直軍佔領琉璃河車站之後，王士珍等北洋元老前去求見吳佩孚，打算替雙方和解。吳佩孚表面上對這些元老極盡恭維謙和之態，說：“讓元老們屈尊前來，怎麼辦，怎麼好？我一定尊重元老們的意見。”
他的部下們則在一旁氣勢洶洶地大罵段祺瑞，說段祺瑞“扣押直軍兵餉，借債賣國擴軍”。這些人還說：“我們是回防，並沒有侵犯別人，他（指段祺瑞）卻派隊伍來打我們。現在打敗了，派幾位來了，早幹什麼去了！那不行。邊防軍一個也不能留，都得繳械，非把老段抓著，講講理不行。”
其實這就是吳佩孚事前佈置好的一齣戲，意在表示不是他吳佩孚得勢不饒人，而是段祺瑞已犯了直軍將士的眾怒，不打不行。王士珍等人見狀只好辭去，臨上火車時，他們還懇求吳佩孚：“等兩天吧，不要前進了。我們一定有辦法，讓你們消得下氣去。”
王士珍等人所乘的火車剛剛開走，吳佩孚立即下令所有部隊繼續追擊，只以暫時不入北京為限。
在段祺瑞發出下野通電後，皖軍各部都已受命停止作戰，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等將領幕僚也已先後逃回北京。他們在京唯一能躲的地方也就是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區了。公使團曾經公開表示不干涉中國內政，不收留亡命徒，但日本使館顧念段祺瑞執政期間與日本政府的關係一直較好，所以還是破例為他們提供了藏身之處。
段祺瑞也可以去東交民巷，但他不願在這個時候乞求日本人庇護，從而進一步坐實曹、吳等人對他“賣國”的指控，於是便堅持不肯離開府學胡同的住宅一步。
見直軍仍不肯罷手，段祺瑞只得又引咎自劾，寫了一篇呈文，然後拿著呈文去見徐世昌，表示願一人承當戰爭責任。
雖然直奉大戰也不在徐世昌的期望範圍之內，可是看到曾經不可一世的老段居然落到如此地步，徐世昌還是從裡到外地覺得暢快。看完段祺瑞的呈文後，他付之一笑，末了不忘奚落對方一句：“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徐世昌隨後派靳雲鵬、張懷芝赴津與曹、吳商議如何了局。雙方見面後，曹、吳對於段祺瑞、徐樹錚尚有餘憤，說一定要將二人處死，以絕後患。靳雲鵬自然巴不得徐樹錚人頭落地，但對自己的老師畢竟還是有感情的，因此竭力替段祺瑞說情。
曹、吳也知道段祺瑞在北洋的威望，若真的對段下手，難免引起非議，對直系本身也不利。吳佩孚於是笑一笑說：“老段不肯逃走，還像是一個人，就饒他一條命吧！”
曹錕、張作霖和吳佩孚商量下來，向徐世昌提了一大堆條件，除戰前的那些以外，又加上了懲辦以段祺瑞、徐樹錚為首的安福系成員、取消邊防軍和西北邊防軍以及直奉軍永駐京畿等更為苛刻的條款。
對這些條件，徐世昌都表示基本同意，只有對於嚴辦段祺瑞一項，他密電曹、張、吳，要求加以通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