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馮國璋並未直接指使馮玉祥阻撓“討伐”，但他在發出“討伐令”後仍與西南方面保持著秘密聯繫，卻是不爭的事實。當時惲寶惠已出任國務院秘書長，有一次他到總統府去蓋印，恰巧看到內務總長錢能訓正一手拿著一支毛筆，另一隻手捧著個水煙袋，在那裡搖頭晃腦地低聲吟誦，就好像舊時私塾裡的學生在寫文章一樣。總統府秘書長張一麐則站在錢能訓身旁，嘴裡不停地和他一起推敲著幾個字。
惲寶惠走近一看，原來這兩個人看的是一篇由張一麐擬寫、馮國璋具名的發給西南方面的密電稿。
惲、張、錢都屬馮派，但錢是總統府外的人，一般情況下，馮國璋不會也不敢請府外的人來斟酌這樣的密電稿，錢亦不例外。現在出現這種情況，據惲寶惠估計，一定是馮國璋認為密電關係重要，乃至於對秘書長的水平都有些信不過，所以才把長於文筆的錢能訓找來幫忙。
馮國璋與直系明里暗裡的小動作，使得段祺瑞的“武力統一”計劃在重啟後再次陷入步履維艱的狀態：在兩湖，馮玉祥的武穴通電直接導致張懷芝的兩萬人馬被迫滯留九江，其餘各部官兵的情緒也大受影響；在四川，川督劉存厚在滇軍的壓力下，已經表示要與西南一致。
馮國璋既然已經下達了“討伐令”，段祺瑞要想從根本上扭轉眼前的不利局勢，就只好依靠他自身的軍事實力了。
段祺瑞雖然已實際掌握軍權，可以調遣國內部隊，但由於北洋系內部派系分化嚴重，使得軍權也成了被稀釋的軍權。具體來說，對於皖系或親皖力量，段祺瑞是調得動的。問題是像張懷芝、倪嗣衝這樣的部隊，不是戰鬥力不強，就是湊數的雜牌，這也使得皖系儘管看上去人多勢眾，其實真正能打仗、敢打仗，可以派用場的卻不多。段祺瑞對此有很清醒的認識。 “討伐令”下達之前，他在與徐世昌、徐樹錚討論時，就認為要製止直系與南方和談，單靠皖係是不行的。
皖係不行，“兩棲督軍”曹錕等人倒是很能打，並且已殺上兩湖前線。可人家畢竟屬於直系，上陣時都懷著自己的小九九，不可能完全聽你調遣。
這時徐樹錚提出，應該加速實現“借奉打直”和打擊南方各派的計劃。
分化後的北洋系除出現直皖兩大系統外，還形成了游離於兩大勢力之間的若干小集團，奉天巡按使張作霖的奉系即為其中之一。
奉系雖為北洋旁系，但這個集團的發展勢頭不錯，隱隱然已有趕追直皖的勢頭。徐樹錚和張作霖的參謀長楊宇霆在士官學校期間即為好友。徐是七期，楊是八期，二人給外界的印像都是“大言不慚，狂妄過人”，彼此也特別氣味相投。徐樹錚通過楊宇霆了解到張作霖久有向關內擴張之志，便想對這部分力量加以利用。
徐樹錚主張引奉軍入關，並分別將其駐紮於京漢、津浦兩線以助戰，這也是奉軍入關和在北京發生政變傳言的原始出處。不過他的這一主張起初並沒有得到段祺瑞的同意，因為段祺瑞深知請神容易送神難，一旦奉軍入關，再要讓奉軍退回關外絕非易事。
現在眼看形勢惡化，段祺瑞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也只能飲鴆止渴，放手一搏。徐樹錚隨即前往東北，親自實施“借奉打直”方案。
張作霖乃鬍子出身，生就的也是鬍子脾氣，上他的山頭如果不帶點禮物、給點甜頭，人家憑什麼要白白給你賣力？
這筆禮物從何送起呢？段祺瑞在辭去總理前，曾訂有中日軍械借款協定。馮國璋便利用該協定向日本借款購買了一批軍械，其中光是步槍就有兩萬七千餘支。
段祺瑞事先對此一無所知，馮國璋也未與其商量。依照馮國璋的安排，這批軍械準備用來擴張自己的個人勢力，即將直系的兩個旅擴編為兩個師。不料此事不僅為徐樹錚所偵悉，而且他還探聽到了軍械運抵秦皇島的日期。
徐樹錚於是決定劫械。他知道段祺瑞不會同意，所以在沒有進行請示的情況下，就與楊宇霆商量好了行動步驟，並交給對方一張他在任陸軍次長時所留下的蓋有陸軍部關防印的空白公文。
楊宇霆拿著公文，以要用於南征為由，率部在秦皇島截留了軍械。軍械一到手，徐、楊就進行了瓜分，其中奉軍獲得的槍支就有一萬七千餘支。有“大禮”在手，徐樹錚這才大大方方地到瀋陽會晤張作霖。
奉軍當時只有三個師，而且所有武器裝備都很陳舊，張作霖久欲擴軍，只是苦無軍械。徐樹錚送給他的這批軍械槍砲齊全，已足夠編成六七個混成旅。興奮之餘，他一口答應派奉軍入關南征，並按照徐樹錚提出的條件，授其以統帥權——在隨後成立的關內奉軍總司令部名單上，張作霖本人自任總司令，徐樹錚為副司令，但可代行總司令的一切職權，入關的奉軍也由徐樹錚直接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