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到京的是安徽督軍倪嗣衝。由於徐樹錚在遊說時曾從自己的觀點出發，囑咐倪嗣沖在參戰問題上維持中立，所以倪嗣沖不僅發電維持中立，而且動身時又發表了反戰講話，說對德宣戰一定會引起亡國後果云云。
倪嗣衝也不是北洋嫡系，對府院之爭的內幕不太了解。到了京城後他還拎不清行情，以為總統比總理大，於是就先去拜見了黎元洪，同時還保舉其侄兒和兒子分別晉升中將、少將。
黎元洪明知段祺瑞召集軍事會議是要對他進行施壓，心裡已經很不痛快，又見倪嗣衝態度恭順謙卑，當即便決定拿這個“軟柿子”開刀立威。只見他沉下臉來，大聲呵斥道：“怎麼，你到北京來是為你的侄兒、兒子謀功名富貴的嗎？他們配當中將、少將嗎？授官是總統的大權，你身為省長，有什麼資格求官？”
倪嗣衝被罵得面紅耳赤，無地自容，慌忙退出了總統府。
接著倪嗣衝去謁見段祺瑞。段祺瑞對倪嗣衝的反戰言論很是反感，一問才知道是他受了徐樹錚的影響，本人其實笨笨的、傻傻的，除了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盤和實力外，並無甚麼確定的政治主張。
針對倪嗣衝的心理，段祺瑞給他吃了一顆定心丸，說明宣戰不僅不需要派兵出國，而且還可以獲得日本的借款、軍械以及其他優待條件。
如倪嗣衝這等粗魯少文的武人，你給他講高大上的政治理論，他根本無法領會，但做某事只有大把好處而沒有什麼壞處，他立刻就能聽懂。再加上黎元洪不給面子，相比之下，段祺瑞卻和藹可親，於是倪嗣衝馬上由反戰派變成了最積極的主戰派，他向外界大聲疾呼：“應當無條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湖北督軍王占元與倪嗣衝遭遇相仿，他當即表示：“前此有電請維持中立者，系徐樹錚示意，今日來京，方知參戰之必要。”其他陸續來京的督軍在被段祺瑞逐一開導後，也都對宣戰投了贊成票。
1917年4月25日，段祺瑞親自主持召開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督軍、督軍代表共二十餘人，這就是所謂的督軍團。
段祺瑞事先準備好了一張簽名單，上有“贊成總理外交政策”八個字，與會者一致在上面籤上自己的大名，而後這張簽名單便被送往了總統府。
段祺瑞業餘愛打牌，每天晚飯後都要準時過上一把牌癮。督軍團進京，令段公館的牌桌進入了史上最熱鬧的時代——督軍們常聚在段公館開會，開完會就來上幾桌麻將。
倪嗣衝等人在北洋軍中號稱勇將，他們在戰場上究竟勇不勇，段府家人也不知道，但親眼所見，這些人在賭博場上倒真的都是以一當十，頗有英雄氣概。那時候每天的輸贏都有千八百塊，光段公館抽的“頭錢”（即抽頭）積累下來就是一個頗為可觀的數字了。
督軍們把賭博場上的英雄氣概順延到了“參政議政”上，連國務院的內閣會議他們也要參加。當時內閣成員因為辭職、請假、免職等各種原因，一共只剩下三人，可列席的督軍和督軍代表倒有二十多個，討論議題時，三個閣員連插嘴的機會都沒有。
有督軍團助力，參戰案很快就在內閣會議上得以通過。會後，段祺瑞拿著這個方案請總統核准。因為在絕交案風波中，黎元洪已經答應不會反對內閣已經確定的方針，於是只得同意將參戰案提交國會討論。
國會才是真正難辦的。梁啟超、湯化龍的研究系議員是全體贊成參戰的，但他們在國會中並不佔多數，佔多數的是國民黨議員。
說起來，民初的議員老爺們與官僚相比較並沒有什麼兩樣，甚至在食利方面還有過之。就國民黨議員而言，他們對孫中山的崇拜，也僅止於崇拜孫的地位，其實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人打算。也因此，當時的國民黨議員中有所謂“南孫北張”和“大孫小孫”一類的名詞。
“北張”指的是張繼一派，該派直接就擺出要與孫中山分庭抗禮的架勢。 “小孫”指的是孫洪伊的“小孫派”，從在字面上看，這一派還謙虛一點，自稱“小孫”，起碼是要與孫中山分出大小，以示不敢並駕齊驅之意。
不管出自於“北張”還是“小孫”，這些所謂的國民黨議員都只有一個“政見”，那就是擁黎反段。國會會議還沒召開，他們已在其黨派內做出決定，要“先倒段再議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