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民國總理段祺瑞

第37章 只能用口而不能用兵

民國總理段祺瑞 关河五十州 2059 2018-03-16
究竟是什麼人買通了羅鳳閣,因為段祺瑞沒有讓他接著說下去,所以誰也不知道。有人猜測是袁世凱,不過從後來發展的情況來看,更有可能是袁克定或者負責策劃帝制活動的其他人所為。 暗殺不遂後,段公館又陸續發生了廚師被收買,在食物內放置毒藥,最後被家人發覺,以及衛隊士兵有謀變跡像等事件。有人建議段祺瑞趕緊秘密搬到天津居住,以策安全,遭到了段祺瑞的拒絕。他告訴親近自己的幕僚:“我反對帝制,只能用口而不能用兵。我想袁不至於對我有所不利,萬一有,那我就坐以待之。” 夫人張佩蘅則聽到風聲,說一切針對段府的事件其實都是袁克定所為,因為他對段祺瑞反對帝制極為不快,打算對段府採用恐嚇手段,這可把張佩蘅等家人嚇壞了。

張佩蘅是袁世凱大太太於氏的義女。從前關係沒鬧到這一步的時候,張佩蘅經常做客袁府,儘管袁府門前警衛森嚴,但她只要一個電話,就可以坐著馬車進去,通行無阻。進去後,袁府的老媽子們就會迎出來,說:“大姑奶奶來了!”那情景,真好像是姑奶奶回娘家一般。 在袁、段不睦後,張佩蘅和於氏之間起先還不斷通電話,隨著二人丈夫的關係越鬧越僵,後來她們連電話也不通了,兩方面的聯繫幾乎斷絕。現在考慮到此事關乎全家安危,張佩蘅還是硬著頭皮,費盡周折地把傳聞告訴了於氏。 於氏又立即轉告袁世凱。袁世凱當即把袁克定叫來,對他說:“你姐夫是對帝制有意見,但不是用兵而是用口。我聽說你在外邊對他有不利行動,應盡快停止。他是我們家的至親,現在事還沒有定,我們內部就這樣,將來更不堪設想。”

袁克定連忙點頭稱是,至此,段祺瑞的人身安全才算真正有了保障。 不過外面的各種謠傳還是依舊,而且越來越離奇和玄乎,甚至於外國媒體也跟進來湊趣。日本報紙就有鼻子有眼地報導說,袁世凱已派袁克定指使專人暗殺段祺瑞。為此,段祺瑞不得不發表通電闢謠,表示他與袁世凱“分雖部下,情逾骨肉”,外界謠傳是要“行挑撥離間之詭計”。 1915年8月14日,以擁戴袁世凱做皇帝為宗旨的籌安會登場。隨後,四川總督陳宧在四川發電勸進,要求實行君主制,擁戴袁世凱迅即帝位。其他文武官員也紛紛請願、勸進,唯恐落於人後。 袁世凱利令智昏,錯誤判斷了形勢,他認為這就是真實的民意,於是就裝出半推半就的樣子,公開宣布說如果大家強迎他做皇帝,他也只好從命。

避居西山的段祺瑞深感事態嚴重,他將徐樹錚、曾毓雋召來公館,秘密商議應對之策。 密談中,段祺瑞表示,袁世凱稱帝的跡像已經漸漸顯露:“我們首先通電請清帝遜位,主張共和,而今天我幫助他,他來稱帝,我成了什麼人?將來果然有這事,我決定反對到底。” 段祺瑞個性堅強,且素重名節,絕不願意因此導致個人歷史蒙上污點。徐樹錚對此非常贊同,他也認為不管直接間接、積極消極,都應堅決反對帝制。 可是段祺瑞仍想面見袁世凱力陳反對意見的想法,卻遭到了徐樹錚的質疑。徐樹錚的意見是,想讓袁世凱中途取消帝制野心已根本不可能了,段祺瑞還是繼續稱病不見袁世凱為好。 與徐樹錚同來的曾毓雋系舉人出身,段祺瑞任江北提督時入幕。因為他入幕較早,對北洋軍各將領比較熟悉,所以經常被段祺瑞派到各處負責聯絡,這也使得他整天南來北往,行踪不定。段幕其餘同事為此還送給曾毓雋一個“官銜”,稱之為“行秘書”。

徐樹錚回國重歸段幕後,與“行秘書”惺惺相惜,以後便一文一武,一個外部合縱,一個內部運籌,儼然成為段祺瑞的左輔右弼。聽段祺瑞說還要再次進諫,曾毓雋也勸段祺瑞不要去,認為袁世凱已經鐵了心要稱帝,段祺瑞又處於如此境遇之下,去了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見自己看重的兩名幕僚都這麼說,段祺瑞頗為激動:“項城(袁世凱)對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去勸,於情於義都說不過去!” 徐、曾二人聽罷,也只得由他去了。 不出所料,段祺瑞先後兩次求見,袁世凱竟然連個說話的機會都不肯給他,兩次均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接見。 發現已無法挽救,段祺瑞心冷如冰。他苦思了幾天幾夜,考慮是否要像當年發共和通電那樣,扯起大旗,站出來公開反對袁世凱和帝制。

此時段祺瑞在北洋的聲望僅次於袁世凱,又執掌陸軍部多年,門生舊部遍及軍隊和地方,要真鬧起來,是足夠袁世凱喝一壺的。可是一想到受袁世凱幾十年知遇之恩,段祺瑞就感到“我不能這樣做”,所能做的,只有“(對帝制)論公,我寧死亦不參與。論私,我從此只有退休,不發一言”。 段祺瑞預料到,帝制一開,袁世凱和北洋政府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必有人群起而殲滅之”,自己很可能會因此受到連累,但處於兩難之間,也只有將生死置之度外,順其自然。 有人勸段祺瑞“離開危城以避之”,到天津等地去躲一下。段祺瑞說我既不能打破道義觀念去公開反袁,一旦避往他處,反而更會遭袁氏父子猜忌,處境也將更為危險。 提到袁氏父子,段祺瑞痛恨的不是袁世凱,而是袁克定。他認為袁世凱做出如此“危國喪身”的荒唐決策,完全是袁克定一人所造成的,並憤憤地下了斷論:“將來史家秉董狐之筆,可大書曰:袁克定弒其父!”

相比於袁氏父子的生死禍福,讓段祺瑞感到特別憂慮的還是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他知道經過這麼一折騰,民初以來尚算不錯的開局注定將受到嚴重挫折——“袁氏喪亡不足論,只是國家大傷元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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