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再版後記

此書是我的第一部學術專著，1989年2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1991年獲上海市文學藝術獎。出版社曾給我30本樣書，早已贈送喜歡讀書的朋友們。近年來仍有文學專業的研究生，為了準備寫作學位論文，來函索書。因此我請上海譯文出版社再版此書，滿足這些讀者的需求。譯文社囑我寫一篇再版後記，我想藉此機會表達對於兩位先輩的深切懷念。 我懷念我的母親。我出身於醫學世家，自幼立志學醫。母親認為優秀的醫師決非技術型偏才。優秀的醫師應該是全面發展的人才，必須具備道德底線、崇高目標、精湛醫術、豐富知識、健全體魄、平衡心態、審美情操。她認為學校的應試教育是片面的，需要高質量的家庭教育來加以補救。小學二年級暑假，父母親恭請石貢豪老夫子給我講授、《孟子》。我從石老夫子那裡得到的，不僅僅是古漢語閱讀、寫作能力，而是一種人格的熏陶和愛國的情懷，令我終身受益。在中學階段，母親又請外國語大學陸佩弦教授擔任我的英語導師。我從陸老那裡獲得的，並非基礎語法訓練，而是對英國文學內在之美的欣賞和領悟。在繪畫、音樂方面，她也為我聘請最優秀的家庭教師。我原來立志學醫，後來大病一場，不得不棄醫從文。如果母親沒有從小就著意培養我文理平衡、全面發展，我絕不可能輕而易舉完成專業轉換，走上文學研究道路。

在人生道路的轉折關頭，母親提出的建議總是非常明智。我在復旦大學攻讀英國語言文學專業。畢業時恰逢文化大革命，大學停止招生，學術園地一片荒蕪。我被分配到中學當英語老師。 1979年，我在報刊上讀到一則消息，上海社會科學院連續兩年招考研究人員。我毫無準備，打算先花一年時間複習專業知識，到1980年報考，或許可以更有把握。母親卻囑我立即報考。她說：“你沒有準備，別人也沒有準備。這是公平競爭。我堅信你的基本功是最紮實的。機會難得，不可錯過！”母親的判斷是正確的！由於1979年只招到很少人才，1980年社會科學院不再招考研究人員。我收到錄取通知書後，父親建議我繼續留在中學當教師。他認為，我的青春歲月已在席捲全國的政治運動中消耗殆盡，人到中年再轉換軌道，重新起步，難度太高，成敗難料。母親卻認為我具備跨學科複合型知識結構，適合於搞學術研究而不是當語言教師。知子莫若母！我認同母親的分析判斷。

我自幼求知若渴，考試成績名列前茅，父親贈我心愛的書籍作為獎品。然而，我更在意來自母親的獎賞。母親唯恐我驕傲自滿，從不輕易表揚，也不給我任何獎品。她總是細心檢查我的功課，閱讀我的作文。如有謬誤，她決不放過。若有寸進，她臉上浮現一絲微笑，眼中閃爍著喜悅的光芒。母親的默默讚許，就是對兒子的最高嘉獎。我在復旦大學一年級時，每一篇英語作文，在交給老師之前，都請母親首先評閱。到了二年級，母親對我說：“兒啊，你的英語作文，母親不能再批改了。今後你自己用功吧。”母親不但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參謀，也是我學術成果的第一讀者。我進社科院之後，每一篇學術論文和翻譯作品，都請母親首先閱讀，認真聽取她的意見，然後才公開發表。

父親提醒我中年轉軌成敗難料，亦非虛言。我對學術研究極為投入，焚膏繼晷，兀兀窮年。我逐漸有一種精力不濟的疲勞感。 1983年去醫院檢查，發覺我已患癌症。手術之後到腫瘤醫院治療，不幸發生了醫療事故，技術員操作失誤，把放射劑量加倍，使我上吐下瀉，白細胞劇降。主治醫師發覺事態嚴重，建議我立即打報告申請提前退休。母親每天煲甲魚湯助我恢復體力，並且在精神上給我鼓勵和支持。她說：“兒啊，我相信你一定能挺住。我已讀過你寫的論文。我還等著讀你的譯著、編著、專著呢。”母親是我心中期盼的第一讀者，豈能讓她失望？因此在治療過程中，我的研究工作繼續不斷往前推進。 1986年春天，母親不慎摔倒，腦溢血形成腦疝，壓迫腦幹。母親成了目不能視、口不能言、身不能動的植物人，只有一隻耳朵還保持著聽力。這是她與外界維持聯繫的唯一通道。 1986年5月，譯著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我走進病室，拿起母親癱瘓的手掌，把它輕輕地放到新書封面上。我在她尚有聽力的一側耳邊訴說：“媽，我的第一部譯著出版了。”她的眼中溢出兩顆大大的淚珠，沿著麻木的臉頰往下流淌。 1986年12月5日，我的第一部專著完稿，母親大人駕鶴西歸。 1989年2月，此書出版。我把一本新書代替鮮花，供奉在母親遺像之前。

我懷念王道乾先生。 1980年我到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報到，王先生是主持研究工作的常務副所長。他並不立即佈置研究任務，每天陪我飲茶閒聊，詳細詢問我的求學經歷與家庭背景。他問我是否愛聽西方古典音樂。我說十分喜歡。我學過小提琴，老師是中央樂團首席小提琴家韋賢彰先生。他問我是否欣賞中西繪畫藝術。我告訴他曾經受過正規的西洋畫素描訓練。我祖父是著名外科手術家，又是業餘國畫鑑賞者，家中藏畫甚多。我曾拜楊澄甫宗師入室弟子黃景華大夫為師學太極拳。黃老畢業於上海美專國畫系，經常與我一起鑑賞國畫。對於中西繪畫理論，我也略知一二。他問我是否讀過精神分析學著作。我說弗洛伊德、榮格、阿德勒的著作，我在念高中時都讀過。他又詳細詢問每本書的譯者和版本，我都如實回答。王先生語調輕柔平穩，然而他目光犀利、專注而又警覺。經過多次閒聊。他的目光柔和了，臉上露出心滿意足的表情。他說：“終於找到合適的人選了！”他選中我去承擔伍爾夫意識流小說研究課題。

我立即表示異議。我說，蘇聯日丹諾夫早有結論，西方現代派是頹廢沒落資產階級文藝。選這樣的課題，下一輪政治運動必然會挨批。王先生非常嚴肅地告訴我，日丹諾夫是教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他的結論不足為訓。如今改革開放，文化領域也不可能再閉關鎖國。我們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對現代西方文藝作鑑別分析：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需要批判的，哪些是應當堅決拒之門外的。這是中國學者無可迴避的責任。你若不願擔此重任，就別留在社科院，另請高就！我原本學醫，覺得這種分析性研究課題類似醫學中的鑑別診斷，也就欣然受命，絲毫也未曾想到這個任務何等艱鉅。隨著研究工作步步深入，我發覺王先生的“閒聊”決非無的放矢。我必須調動我早年在各方面積累起來的全部知識儲備，才能應對這個研究課題。以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來考察，伍爾夫的小說理論和創作技巧決非孤立個案，它是西方繪畫、音樂、文學整體文藝思潮由近代向現代轉變過程中，在某個時間節點上的一個綜合性標本。我的研究並不局限於文學而涉及比較文藝學。

伍爾夫研究作為本所重點課題正式立項之時，王道乾先生特批400元課題經費。這400元用了八年之久，每年平均僅50元而已。當時我走遍了全市各大圖書館，也找不到幾本有關伍爾夫的英文原著。我沒有一分錢外匯，伍爾夫的全部作品、日記、書信和其他英文參考書，都靠國外親友捐贈。當時在我20平米斗室中，只有一張書桌。我將書桌讓給女兒寫作業，把稿紙鋪在床板上，坐在小板凳上寫我的論文。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王道乾先生依然堅持他的科研標準。我至今難以忘懷他的諄諄告誡：“板凳一坐十年冷！不要急於求成。收集資料，通讀原著，翻譯作品，一步一個腳印往前走。最後寫專著，是表述自己獨到的學術見解，為文學藝術領域的改革開放作出必要的分析判斷，決不是為了個人評學術職稱！”

我身患癌症，放療過量，極度衰弱。王道乾先生並不因此而對我網開一面，放低要求。在我的第一部譯著中，有一篇我撰寫的闡述伍爾夫小說理論的論文。原稿是6萬字。王先生審閱後，囑我把例證大量刪節，壓縮成3萬字。我的第一部專著原來打算寫40萬字，王先生囑我壓縮到20萬字。我的第二部專著原訂規劃是20萬字，王先生認為10萬字就足夠了。我盡量削減引文例證，終於將書稿壓縮到14萬字之內。王先生嚴格把關，使我養成了字斟句酌、惜墨如金的習慣。我患病之後，王先生仍然依據原定規劃，嚴格審核我的科研進度，令我大惑不解。伍爾夫研究系列全部完成之後，王先生輕輕地對我說：“我很抱歉，當初把你逼得這麼緊。我並非鐵石心腸。打仗要一鼓作氣。氣可鼓而不可洩。科研也同樣如此。在生死關頭，如果你心中的弦一鬆，精神崩潰，那就全完了。我逼著你把思想集中到科研項目上去，一鼓作氣往前衝，或許尚有一線生機。幸虧你挺過來了。”原來如此！家中有慈母，社科院有嚴師，助我僥倖闖過了難關！

我在本書序言中鄭重申明，我的書稿是初步研究成果，不過是拋磚引玉的粗糙磚塊而已。出版之後，出現了不少伍爾夫論文與隨筆中文譯本，中國社科院出版了四卷本《伍爾夫隨筆全集》。全譯本出版之後，伍爾夫小說譯本陸續問世，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了《伍爾夫文集》。我獲得了向譯界同行們學習的寶貴機會。近年來拜讀楊莉馨教授關於伍爾夫的兩部專著，不勝欣喜。個人是渺小的，人生是短暫的。我所能做的，不過是給學術大廈的基層墊放一塊小磚。但願此磚比較結實，不至於給整幢大廈帶來安全隱患。如今人人都在言說中國夢。 13億人的中國夢各不相同。作為一名學者，我的中國夢是讓年輕學者踩著我的肩膀向上攀登，在我放下的磚塊上添磚加瓦，建造學術大廈。母親大人對我精心培育，道乾先生對我苦心引導，無非也就是期盼我能為這幢學術大廈砌一塊小小的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