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譯後記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一九四四年在紐約出版。這本書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並非人們通常理解的傳記。它是一個作家對另一個作家的評論，而且寫作者走到了台前。因此，想深入了解果戈理生平而讀這一本書，不見得十分合適；但是要想多了解一點納博科夫，是很有價值的，因為納博科夫始終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自己的觀點研究問題。模仿納博科夫觀察世界的態度對他作一簡短評論，他蔑視一切，對一切持批判態度。 從本書第六章讀者可以了解，作者本來沒有編寫果戈理“年譜”的意思，“年譜”是在出版社的要求下附加的。作者沒有在正文裡寫《死魂靈》的情節，他認為果戈理的小說和劇本的情節都是不重要的，所以在“年譜”裡他加上了《死魂靈》的情節概述。本書寫的是作者讀果戈理作品的議論，涉及果戈理的主要作品《欽差大臣》、《死魂靈》、《與友人書簡選》和《外套》，討論了文學的許多重要問題，其中一個即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作者議論的風格與他其他幾部“講稿”相似，蔑視理論權威，注重作品細節和次要人物，注重作家的語言和風格；似乎他關於文學的議論像一個昆蟲學家在放大鏡下觀察蟲子，又彷佛他打開文學這個絢爛多姿的視窗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色彩斑斕的蝴蝶。納博科夫在書中寫道，“是果戈理（以及在他之後的萊蒙托夫和托爾斯泰）第一次看到了黃色和紫色。日出的時候天空可以是淡淡的綠色，或者說在萬里無雲的天氣裡雪可以是深綠的顏色。”（本書第九十一頁）果戈理有觀察事物的獨特視角。 “在果戈理那個時代的俄國，行賄受賄像當時、像現在的歐洲大陸任何一個地方一樣盛行。”（本書第四十四頁）讀者會覺得這正說明果戈理作品具有現實主義的背景；但是，納博科夫反對把果戈理看作是俄國文學的偉大現實主義作家的說法；他反對在果戈理小說中尋找俄國社會的真實生活中的反映。要想在果戈理的作品裡尋找俄國生活的“事實”是徒勞的。他寫道，果戈理有什麼外省俄國的經歷？ “在波多爾斯克的一家客棧待了八個小時，在庫爾斯克待了一個星期，其餘的日子他是從旅行馬車車窗裡看到的，在這些經歷之外再加上在米爾戈羅德、涅仁、波爾塔瓦——這些城鎮全部都在乞乞科夫的旅行線路之外——度過的他本質上是烏克蘭人的青年時代的回憶。”（本書第七十六頁）納博科夫這一個觀點似乎來自謝·亞·文格洛夫（一八五五至一九二）。俄國文學史家文格洛夫在以“果戈理完全不了解俄國現實生活”為題的文章中寫道，“果戈理只熟悉小俄羅斯和彼得堡。”不熟悉生活如何寫作？維里薩耶夫說，“果戈理從朋友們的談話中汲取大量的情節、用語、形象和題材。”在續寫《死魂靈》第二部期間，納博科夫認為，果戈理“已經喪失了憑空創作生活的神秘能力”（本書第一三八頁）。納博科夫還認為《欽差大臣》的上演被人“誤解”了，從而“引發了大批轟轟烈烈的譴責腐敗和其他社會弊端的文學，引出了大量的文學批評”。 （本書第三十九頁）；而且，他也不相信小說可以寫得有教育意義、能振奮人的精神（第三十九頁）。他寫道，“文學關心的不是對失敗者的同情和對勝利者的詛咒。文學要打動人類靈魂的最深處。”（本書第一五四頁）其實，納博科夫主張明確，把“poshlust”（關於這個俄語詞彙的含義，書中有詳盡論述）的不同方面聯繫起來，使其形成“一個藝術現象（其果戈理風格的主旋律即poshlust的豐滿）”，這樣一來，《死魂靈》就不會是在描摹“一個幽默故事或者一種社會譴責”了（本書第七十九頁）。

“果戈理的一生充滿矛盾和探求。”作為一個偉大作家的果戈理和作為一個人的果戈理都令人驚嘆。他是一個怪人，而凡是天才都是古怪的；納博科夫認為，“普希金的散文是三維的；果戈理的散文，至少，是四維的。”（本書第一五頁）他眼中的俄國文學史上最值得讚美的人似乎只有普希金（但是他用英文散文翻譯普希金的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卻引起了他與文學批評家的爭論），而普希金對果戈理的早期作品的稱讚是被誤導了。納博科夫蔑視一切，他不迷信任何權威理論，更不喜歡弗洛伊德的“胡言亂語”，一有機會就加以抨擊（本書第四頁、第三十六頁、第九十六頁）。不過，他這樣讀書才能讀出味兒來，從作品出發，從細節入手，他曾說過，要評論一部書就必須先讀懂這部書。要讀懂果戈理就不能按照通常的理解去讀，例如，契訶夫的“裝了火藥的槍”的理論在果戈理的作品中就不適用（本書第四十七頁），“偉大的文學則接近於荒誕”（本書第一四頁）。納博科夫寫道，“果戈理的世界與'可折疊的宇宙'或者'爆炸的宇宙'這樣的現代物理學概念有一些相關”；（本書第一五頁）沒有想像力的讀者別去讀果戈理。用不同的方法讀不同的作家，也許這就是我們讀納博科夫這本書獲得的重要啟示。納博科夫關於果戈理作品藝術的議論是他個人見解，但是關於果戈理這個人，他並沒有虛構。 （本書第一五六頁）

關於果戈理作品的英譯本的議論倒是很有價值。他指出某英譯本的譯者“完全缺乏文字才能”。這是說一個文學譯者必須具備的條件即運用語言的能力。這是第一條，說的是譯者的基本功。其次，譯者還必須有“謹慎”的態度，這是說譯者的心理。因為文字不是孤立的，翻譯時不能只注意字面意義，因此“謹慎”非常重要。第三，關於原著的風格，他寫道，“譯本里沒有一點果戈理的風格。譯本的英語枯燥乏味，而且總是故作莊重，讓人受不了。”他把不好的譯著形容為原著遭受“凌遲”酷刑（本書第四十一頁）。可見，譯文語言“枯燥乏味”，原著風格也就無從體現。在本書第九十三頁納博科夫又說道，他自己的譯文“至少在意義上是準確的”。言外之意“準確”是翻譯的第一要義。納博科夫喜歡玩弄文字遊戲，也愛好大字眼、生僻字，因此翻譯他的文字，一本《羅熱類語詞典》有時能撥開“雲霧”，讓譯者筆下“豁然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