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第三節

一九一〇年八月，弟弟和我跟父母及家庭教師（蘭斯基）一起在巴特基辛根；以後我父母到慕尼黑和巴黎去旅行，回到聖彼得堡，然後到柏林，我們兩個男孩和蘭斯基一起在那裡治牙，度過了秋天和初冬。一個美國牙醫——名字叫洛厄爾還是洛溫，我記不確切了——在用矯正架把我們的容貌毀掉之前，猛地拔掉了我們的幾顆牙齒，並把別的牙齒用細線紮緊。比起用梨形橡皮球往齲齒洞裡註入灼熱的疼痛這個行為還要窮凶極惡的是棉墊——我無法忍受它們幹幹的接觸和發出的吱吱聲——是為了操作者的方便，用來塞在牙齦和舌頭之間的；在你無助的眼睛前面的窗玻璃上會有一幅透明畫，某種陰沉沉的海景或灰色的葡萄，隨著遠處單調的天空下電車的單調迴聲而顏動。 “In den Zelten achtzehn A”——這個地址以抑揚格的節奏蹦跳著回到了我的記憶中，緊跟著的是那輛把我們載到那兒去的米黃色的電動出租車的沙沙移動。我們期待著對那些可怕的上午的一切可能的補償。弟弟酷愛位於下椴樹街遊樂中心的蠟像館——腓特烈一世的擲彈兵，和一具木乃伊交談的拿破崙，在睡夢中寫成了一首狂想曲的青年李斯特，還有死於非命的馬拉；對我來說（那時還不知道馬拉曾是個熱情的鱗翅昆蟲收集者），在那個遊樂中心的一角有著名的格魯伯蝴蝶商店，那是在一道狹窄陡直的樓梯頂端的充滿樟腦氣味的樂園，我每隔一天就要爬上樓去詢問，是否終於給我買來了查普曼的新小灰蝶，或曼的新近重新被發現的白粉蝶。我們試著在公共網球場打網球；但是冬季的大風不斷把枯葉吹過球場，此外，蘭斯基並不真正會打網球，儘管他堅持參加，連大衣也不脫，和我們打一場不對稱的三人賽。後來，我們大多數下午都在選帝侯大街的旱冰場度過。我記得蘭斯基總是不可阻擋地滑向一根他企圖抱住的柱子，卻隨著巨大的哐啷聲跌倒在地；在堅持了一陣以後，他會滿足於坐在襯墊著長毛絨的低矮擋牆一側的一家攤店裡，吃一塊塊微鹹的塗了摜奶油的楔形德國咖啡蛋糕，而我則不斷充滿自信地超過正在勇敢地跌跌絆絆地滑著的可憐的謝爾蓋。這是那種在你的腦海裡反復出現的惱人的小圖景之一。一支軍樂隊（德國那時還是音樂之鄉），由一位罕見的動作一抽一抽的人擔任指揮，每隔十分鐘左右活躍一番，但是幾乎無法淹沒滑輪那永不休止的、勢不可擋的轆轆聲。

在俄國曾存在過，而且無疑仍舊存在著，一類特別的學齡男孩，他們不一定在外表上很強壯，或在思想見識上很突出，事實上，他們在課堂上經常是無精打采的，體態相當瘦小，也許甚至肺部還有點毛病，卻在足球和象棋上驚人地出眾，學習任何種類的技巧型運動和遊戲都極其輕鬆自如（鮑利亞·希克，柯斯佳·布凱托夫，著名的沙拉巴諾夫兄弟——現在他們在哪裡，我的隊友和對手？）。我滑冰滑得很好，轉到滑旱冰對我來說並不比一個人用安全剃刀代替普通剃刀更困難。很快我就在旱冰場的木地板上學會了兩三種難滑的舞步，我還沒有在哪個舞廳裡跳得這樣興致勃勃或這樣好過（一般說來，我們，希克們和布凱托夫們，交際舞跳得不怎麼樣）。幾位指導穿著大紅的製服，半像輕騎兵半像旅館聽差。他們全都說某種類型的英語。在經常來的人中，我很快就注意到了一群年輕的美國女子。起初她們都在共同的旋轉中融合成燦爛的異國風情的美。區別的過程是在我一次獨舞時開始的（在我摔了在冰場上從來沒有摔過的最重的一跤前幾秒鐘），我在旋轉著經過的時候，有人正在說到我，一個美妙的、帶鼻音的女性的聲音回答道：“確實，他靈巧極了，不是嗎？”

我至今仍能看到她穿著定做的海軍藍套裝的高高的身材。她巨大的絲絨帽子用一枚光彩奪目的發叉別住。出於明顯的原因，我認定她的名字是露易絲。夜裡我會醒著躺在那裡，想像出各種浪漫的情景，想到她苗條的腰肢和雪白的脖子，為一種奇怪的、過去只和短褲的磨擦相聯繫的不舒服而擔憂。一天下午，我看見她站在旱冰場的大廳裡，而指導中最愛賣弄的那位，一個卡爾霍恩式的油嘴滑舌的流氓，正拉著她的手腕，帶著一絲坏笑質問她，而她則眼看別處，孩子氣地來回扭動著被他抓住的手腕，那天夜裡，他被槍殺、被套索套住、被活埋、再次被槍殺、被掐死、被尖刻地辱罵、被冷靜地瞄準、被赦免，讓他痛苦地熬過可恥的一生。 有原則但是相當單純的蘭斯基是第一次出國，在把觀光的愉悅和他的教師職責保持一致方面存在一些困難。我們利用了這一點，把他引向父母可能不會允許我們去的地方。例如，他無法抗拒冬園劇場，因此，一個晚上，我們就發現自己到了那裡，在一個包廂裡喝著冰巧克力。演出按通常的路數發展一個穿晚禮服的魔術師；然後是一個女子，胸口的萊茵石閃閃發光，在流光溢彩的紅綠交替的燈光下用顫音唱音樂會上演出的詠嘆調；然後是個穿著旱冰鞋表演的滑稽演員。在他和一項自行車技（後面還要詳述）之間，在節目單上有一個叫做“歡樂姑娘”的表演，當我從那些挽在一起、發出尖聲的、不知羞恥的戴著花環的“姑娘”中認出了我的那些美國女士們的時候，我感到了和在旱冰場上摔那一大跤時類似的那種猛烈、可恥的肉體震動，她們全都從左到右、從右到左地扭動著，有節奏地從十條裙子荷葉邊的花冠中猛地伸出十條一模一樣的、高高抬起的腿。我找到了我的露易絲的臉——並且立刻知道一切都結束了，我失去了她，我永遠也不會原諒她唱得這麼響，笑得臉這麼紅，用如此荒唐的方式把自己裝扮成既和“驕傲的克里奧爾人”也和“令人懷疑的小姐們”的魅力全然不同的樣子。當然，我無法完全不去想到她，但是這次震驚似乎解放了我身上的某種歸納過程，因為我很快就注意到，任何女性形象的再現都會伴有我已經熟悉了的那種令人困惑的不適感。我向父母問起了這情況（他們到柏林來看看我們過得如何），父親沙沙地翻動著剛剛打開的德文報紙，用英語回答說（模仿著可能是引文的話——他常常使用這種說話方式來開展談話）：“這，我的兒子，只不過是又一種自然的荒唐結合，像羞恥和臉紅，或悲傷和眼睛發紅。”“Tolstoy vient de mourir，”他突然用另外一種震驚的聲音加了一句，轉向了我母親。

“Da chto ti〔意思有點像'天哪'〕！”她悲痛地驚呼道，雙手十指交錯，在膝頭緊握著。 “Pora domoy〔是回家的時候了〕，”她結束道，好像托爾斯泰的去世是預示大災難來臨的徵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