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一節

我常常發現，當我將昔日自己的某個珍愛事物賦予我小說中的人物後，它就會在我把它如此唐突地放置其中的人造世界中日益憔悴。儘管它仍在我腦際逗留，但它特具的溫暖、懷舊時產生的感染力都已經消失了，用不了多久，它就和我的小說而不是我過去的自己有了更密切的認同，在過去的我身上，它似乎曾是這樣安全，不會受到藝術家的侵擾。在我的記憶中，房屋像在昔日的無聲電影裡那樣悄無聲息地坍塌。我曾把我的法國女家庭教師借給了我的一部作品中的一個男孩，她的肖像現在既然已經淹沒在了對一個和我自己的童年完全沒有關係的童年的描述之中，便迅速褪去顏色。內心中的我反抗著小說家的我，下面是我為挽救對這位可憐的女士僅剩的記憶所做的拼死努力。

女士是一個大個子女人，非常肥胖，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我六歲、弟弟五歲的時候，她大搖大擺地進入了我們的生活。那就是她。我是這樣清楚地看到她濃密的黑髮，高高梳起，開始隱隱發白；她嚴厲的前額上的三條皺紋；她突出的眉毛；黑鏡框夾鼻眼鏡後面冷冰冰的眼睛；那隱約可見的髭鬚；那滿是斑點的皮膚，在她發怒的時候，一陣紅暈會莊嚴地擴展到堆在綴滿飾邊的如山般的上衣外的第三個、也是最肥大的下巴的區域。現在她坐了下來，或者不如說她開始應付坐下來這個任務，下領的一團軟肉哆嗦著，邊上有三個釦子的肥大的臀部小心翼翼地往下放低；然後在最後一刻，把巨大的軀體交給了柳條扶手椅，椅子純粹出於恐懼，發出了一陣如槍砲齊鳴般的劈啪聲。

那時我們在國外已經待了大約一年了。在博略和阿巴集亞度過了一九〇四年的夏季，又在威斯巴登住了幾個月以後，我們在一九〇五年初動身回俄國。我記不得是哪個月了。一條線索是，在威斯巴登的時候，我被帶到了那兒的俄國教堂——我第一次進教堂——那可能是在大齋節期間（在禮拜進行的時候我問母親，牧師和執事在說些什麼；她用英語輕聲回答說，他們在說我們大家應該彼此相愛，但是我理解為，她的意思是那兩個穿著閃亮的錐形禮炮的絢麗人物互相在說，他們永遠是好朋友）。從法蘭克福出發，我們在一場暴風雪中到達柏林，第二天早晨乘上了從巴黎隆隆開來的北歐快車。十二個小時後列車到達了俄國邊境。在冬天的環境下，調換車廂和火車頭的儀式帶上了奇特的新的意義。激動的rodina即“祖國”感，第一次有機地和令人感到慰藉的腳下嘎吱作響的雪、穿過雪地的深深的腳印、火車頭煙囪的紅色光澤以及紅色煤水車上在一層隨車而行的雪的覆蓋下高高堆起的白樺圓木交織在了一起。我還沒有滿六歲，但是在國外的那一年，那充滿了困難的決定和大量希望的一年，使一個俄國小男孩接觸到了成年人的談話。他自己也難免受到一個母親的思鄉和一個父親的愛國情愫的影響。其結果是，就是那次回俄國，我第一次意識到的回國，現在，六十年以後的今天，我感到對我來說似乎是一場預演——不是永遠不會實現的衣錦還鄉的預演，面是在我漫長的流亡生涯中的不斷出現的還鄉夢的預演。

一九〇五年夏天在維拉，我對鱗翅目昆蟲的興趣還沒有形成。村里小學的校長帶我們到外面進行教學遠足（“你們聽見的是磨長柄大鐮刀的聲音”；“那邊那塊地下一季要休耕”；“啊，只不過是一隻小鳥——沒有特別的名字”；“如果那個農夫喝醉了，那是因為他很窮”）。秋天以各種顏色的落葉鋪滿了庭園，羅賓遜小姐給我們展示了那出色的技巧——前一年秋天，那個大使的兒子，她小小的世界裡的一個熟悉人物，非常喜歡它——如何在地上挑選後在一張大紙上擺放能夠構成幾乎是完整的光譜的楓葉（缺少藍色——太遺憾了），綠色逐漸變成檸檬黃，檸檬黃變成橘黃，如此等等，到紅色到紫色，紫褐色，再帶點紅色，回到檸檬黃到綠色（已經很難找到綠色了，只有葉子的一個部分，最後一道勇敢的葉邊）。初霜襲擊了紫菀，但我們仍沒有搬到城裡去。

女士從瑞士來到我們家的那個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六年的冬天，是我童年唯一在鄉間度過的冬季。那是罷工、騷亂和警察煽動的大屠殺的一年，想來父親希望他的家人遠離城市，待在我們安靜的鄉間宅第，他猜測，那兒農民對他的好感可能使動亂的危險緩和下來，而他的猜測是對的。那也是一個特別寒冷的冬天，下的雪和女士預料的、可能在遙遠昏暗的古俄羅斯帝國看到的一樣多。她在小小的錫韋爾斯基站下車，從那兒再乘雪橇旅行六英里才能到維拉，我沒有到車站去迎接她；但是現在我這樣做了，我試圖想像她在那難以置信的、不合時宜的旅行的最後一程中的所見和感受。我知道，她的俄語詞彙由一個短詞構成，和多年後她帶回瑞士去的是同一個單詞。她這個意思是“在哪兒”的字發音可以按語音標成“giddy-eh”（其實是gde， e的發音和“yet”裡的e一樣），而這已經不簡單了。由她發出來的這個字像是某隻離群的孤鳥的嘶啞叫聲，它聚集瞭如此巨大的疑問的力量，能夠滿足她所有的需要。 “Giddy-eh？Giddy-eh？”她會這樣哀叫，不僅是為了弄明白自己在什麼地方，也是為了表示最大的痛苦：她是個陌生人這樣一個事實。她擱淺在此，身無分文，衰弱多病，正在尋找一個她最終能夠得到理解的福地。

我可以通過另一個人想像她剛剛下火車站在月台中間，我的精神使者徒勞地向她伸出了一隻她看不見的胳膊。 （“我在那兒，所有的人都拋棄了我，comme la Comtesse Karenine。”她後來這樣抱怨道，即使說得不十分正確，但是也很生動。）候車室的門隨著一陣嚴寒的夜晚特有的顫栗的嗚咽聲打開了；一團熱空氣沖出室外，濃得幾乎和機車噴出的蒸汽一樣；這時，我們的馬車夫扎哈接手了——這是一個穿著毛朝外的羊皮襖的高大結實的漢子，他塞在大紅色腰帶裡的大手套伸到外面。我聽見雪在他的氈靴下被踩得嘎吱響，此時他正圍著雪橇費勁地走來走去，忙著對付行李、叮噹響的挽具，最後是他自己的鼻子，他用拇指和食指熟練地一擰一晃就使鼻子鬆快了。 “Madmazelya”，她的幫手是這樣稱呼她的，懷著極度的疑慮小心翼翼地爬進雪橇，怕得要命地緊抓著他，生怕雪橇在她龐大的軀體坐穩之前就開動了。最後她終於嘟噥著安頓了下來，並把拳頭塞進了不夠大的長毛絨手筒裡。在車夫濕嘰嘰的嘴唇發出咂的一聲後，那兩匹黑馬佐伊卡和津卡繃緊後腿，倒動蹄子，再一繃腿，於是女士的軀體往後一仰，隨著沉重的雪橇被猛地拉出了自己鋼鐵、毛皮和肉體的世界，進入一個沒有摩擦力的介質，它輕輕掠過一條幽靈般的道路，看上去和路面幾乎沒有什麼接觸。

有一刻兒時間，由於車站廣場盡頭一盞孤燈的突然照射，一個嚴重誇大了的影子，同樣攏著一個手筒，在雪橇旁全速行進，爬上了一道雪崗子後消失了，只剩下女士被她後來懷著敬畏和熱情提到的“le steppe”所吞沒。在那裡，在無盡的昏暗之中，遠處村莊閃爍不定的燈光在她的眼裡似乎是狼群的黃眼睛。她冷，她凍僵了，一直凍僵到“腦子的中心”——因為她如果不緊跟最乏味的格言，就會和最狂熱的誇張一起翱翔。她不時回頭，看看裝著她的箱子和帽子盒的第二輛雪橇是不是跟在後面——總是保持著同樣的距離，就像探險者描述過的極地海域中友好的船隻的幻景一樣。還有，不要讓我漏掉了月亮——因為肯定會有一個月亮，一輪明淨得難以想像的滿月，和俄國酷烈的嚴冬十分般配。它出來了，駛離了一片斑駁的小雲塊，將它們染上了一層朦朧的光輝；而隨著它逐漸升高，它給雪橇滑板留在路上的印痕塗上了光澤，路面上每一個閃光的雪團都因增大了的陰影而顯得更為突出。

非常美，非常荒涼。但是我怎麼會在這個立體夢境中？我是怎樣到那兒的？不知怎的，那兩輛雪橇已經悄悄離去，留下了一個沒有護照的間諜，穿著他的新英格蘭雪靴和風雪大衣站在那條發藍的白色道路上。我耳朵中的振動已經不再是雪橇遠去的鈴聲，而只是我年邁的血流發出的嗡嗡聲。萬籟倶寂，一切都被月亮這面幻想的後視鏡迷醉、征服。然而雪是真實的，當我彎身捧起一把雪的時候，六十年的歲月在我的手指間碎成了閃光的霜塵。